贡布里希秩序感知能力的差异性的探究
——兼谈对绘画创作风格的影响

秩序感对人的审美情感和审美体验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贡布里希认为秩序感存在于每个人的机体中，［1］1而人是否能感知到“美”，感知到何种“美”，产生哪种感受，则离不开秩序感知能力的差异性。

一、秩序感是人的内在感知能力

美学家贡布里希认为，秩序感是人的一种内在能力。人类由于具备感知秩序的能力才能发现美，感受美，创造美。从东西方经典的绘画作品来看，不同人对秩序感知能力存在不同层次的差异，这是形成图案设计和绘画风格的根源。

（一）图案设计秩序与绘画秩序

有规律的重复组合成对称、均等的形象，通常会产生良好的秩序感，贡布里希将这种稳定的秩序与图案设计紧密联系，从新的角度探索了图案设计的研究方法。然而对称、平均的稳定秩序形式却不能直接应用于绘画创作，因为这种“过分均等图像”的表现形式只能给人以平静的装饰美感，不能激发人的审美振奋的情趣，会给观者带来一种僵化、刻板的印象。“绘画”往往都是通过不均等、非对称的形式来体现视觉力量的冲击。所以“绘画秩序与图案设计秩序”存在很大的差别。

（二）天然秩序与人为秩序

贡布里希在《秩序感》一书中不仅揭示了大自然中存在秩序的现象，还阐述了秩序在艺术中的应用效果。设计和绘画都属于人为秩序的创造，非等于自然界的秩序。自然界中存在的秩序形式千变万化。如岩石的嶙峋起伏，动物身上的条纹斑点，昆虫鸟雀身上的纹理，植物生长形成的一簇簇、一丛丛、一棵棵的组合，都自然生成不同形式的秩序感。而人为创造的秩序感正是基于自然秩序的提炼和强化而形成。自然秩序是人为秩序的源泉，这就是自然秩序与人为秩序的关系。

（三）秩序感与秩序符号

自然界中各种物象与表皮的肌理，被艺术家用点、线、面来概括并进行有机组合，从而形成设计或绘画作品。这些纹理图形就转化为符号的元素，进而形成了具有内涵意义的作品。中国画家创作前的观察记忆，均是用大脑提取秩序感符号进行思维。当达到心有灵犀激情迸发时，便奋笔挥毫，运用自然而有节奏的笔法，使画面有意无意地形成了带有秩序性的符号感，这就是客观形象转化为意象图形符号的过程。在作画中一气贯通形成的整体感，就是整个画面置陈布势的整体符号。清代郑板桥画竹有三论（眼中之竹—心中之竹—手中之竹），是画竹的演化过程。这三种变化确切地描述了绘画创作的“物象感知—概括认知—符号转化”的完整过程。画家依靠视觉感知察觉到自然界的秩序存在，再用心揣摩其表现方法，然后落笔成像不容修改，笔墨自然晕化形成的图像非人为完全能够掌控，所以最后形成的图像效果，既区别于自然界的真实物质，也区别于大脑想象的图像，笔墨自然生成特殊的秩序肌理超出人的想象，这就是绘画秩序与符号形成的过程（图1）。

图1 秩序现象认知示意图

二、秩序感知能力的差异性

贡布里希认为，作者“再现技术”的高低并不是艺术作品优劣的决定因素，这个观点同样适合中国画的鉴赏。中国画家的创作，并不是将眼中所见之物简单地以固定形式转化为作品的形象，在绘制作品过程中取材的选择与调整，并不是简单的“修改与矫正”，而是一种发挥与拓展，如写意画就常常出现“笔才一二，象已应焉”“落墨成形”的表现效果。但这种艺术效果并不是人人都可随意达到，是依据画家自身的素质和修为因人而异。因此不同作者绘制的作品产生秩序感的质量会出现很大差距。这就是秩序感知能力的差异。不同欣赏者对秩序感的体察水平亦有高下之分，所以研究秩序感知的规律，便能启发作者发现与表现秩序感，亦能引导观者对作品进行合理的评价和鉴赏，从而使创作者与观者形成心灵信息沟通的津梁。

导致秩序感知能力的差异因素很多，诸如时代背景、环境影响、年龄性格差异、情绪稳定与波动、知识范围的广泛与匮乏等等。现将影响秩序感知能力的各种因素进行选择性分析。

（一）时代与环境的因素

人的秩序感知与所生存的时代和所处的环境有直接关系。人的感知觉会受到外部环境影响而倾向于“欣赏”不同秩序，现代人能够轻而易举地分辨出这种秩序是属于当下或是过去的节奏；画家们即使创作与古人相似的题材，创作时也在不自觉间融入现代人的秩序感知和审美特征。时代变迁所带来的感知觉的变化是极为显著的，并且艺术界限的打破让现代人对于各种“节奏”的接受度更高。

公元前6世纪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与数、数与形、形与形之间有着彼此包含的关系，并把这种关系应用到绘画当中，在该学派思想的影响下，画家们纷纷致力于从数量比例去探求和谐美。［2］这是最初人们模仿自然的和谐秩序，到了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提出性格刻画需要遵守必然律或可然律，也就是说，文学艺术中的性格刻画应该与性别、职业、年龄等因素相适应。艺术家主观赋予人物的性格特征，突出人物的个性化秩序，便意味着绘画创作逐渐从自然秩序的模仿转为人为秩序。在光学原理和色彩学普及的时代，早期印象派画家在对自然秩序的观察中，提炼出色块和点彩的笔触，形成人为的秩序感，这是对绘画人为秩序感的发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诞生以及各种艺术理论的出现，使20世纪艺术家的视野得以拓展，绘画便呈现了丰富多变的秩序感。佛罗伦萨画派是多以“线条构建秩序”的艺术表现风格，威尼斯的艺术则偏重于“色彩秩序”的表现风格，不同地域环境的画家所表现的秩序感知效果亦不同。佛罗伦萨四面环山，这与以“水城”闻名于世的威尼斯地理环境有着显著的差异。因此，时代背景与地域环境，是绘画作品秩序感差异的重要因素。

绘画是一门重要的视觉艺术形式，观察是绘画创作的第一步，也是作者视角高低的定位。画家观察的位置和能力，决定绘画作品视觉的感染力的强弱，因此观察不是简单的眼球运动。眼睛作为信息接收的重要器官，在感知到外界“刺激”后便立即将其传输到人脑神经网络进行信息处理。这种秩序表现的差异性也正说明了大脑的“可塑性”。约翰·奥奈恩斯在探讨神经元艺术史的时候就提出应该将作者的素质和背景纳入重要的研究范畴，正是时代、环境对秩序感影响的重要体现。

（二）不同年龄的因素

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显示，儿童、青年、老年的大脑神经都在不断发生变化，因此不同年龄段的人的认知能力存在显著差异，秩序的感知能力自然也各有不同。人类的前额叶在所有高等动物中是最发达的，它是大脑皮层最后成熟的区域。［3］前额叶对信息的处理、思维能力以及人的创造能力的产生都具有重要作用。随着年龄的增长，人脑对自然事物的辨别能力也逐渐增强。对外界事物的观察也会越来越细致，因此其心理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认识事物的概念也从简单逐渐发展为复杂。［4］341

单线条表现是儿童早期绘画作品的突出性特征。单线条易于掌握，且灵活多变。儿童在绘画时并不追求形象的逼真，但却能抓住形象的主要特征。但是儿童画也常常为人所误解。尤其是涂鸦阶段的作品通常被成年人认为是“胡涂乱抹”，因为这些作品描绘的“形象”不一定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熟悉的形象，或者是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事物。儿童绘画是依照自身感受到的秩序去绘制，不需要参照任何客观存在的事物。但是他们可以仅凭初浅的涉世经验，运用简练的笔法抓住形象的主要特征，比如太阳、月亮、人和动物等，所绘制的形象虽然与客观自然形象相差悬殊，但是人们一眼就可以区分出物体的类别。这就是运用线条排列不同秩序结构的原理。

1.儿童的秩序感知能力

幼儿阶段至10岁左右，孩子便已经普遍呈现出较强的绘画“能力”，这个时期绘画表现充满自由灵活、无拘无束的特征。单线条表现是儿童早期绘画作品的突出性特征。如《大脑意象图》（图2）是一个3岁孩子所绘，由于环境影响儿童能够经常看到人脑模型，虽然是信手涂鸦，但只要具有大概的人脑形状概念的人都会感叹这个儿童已经抓住了轮廓的主要特征。

图2 3岁儿童作《大脑意象图》

儿童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删繁就简”的能力，不仅如此，年龄特征对事物的认知和形象的把控还“塑造”了儿童“艺术家们”更开放的秩序感，心理学家们也正是在这些不受外界“干扰”的绘画秩序中感知和解读儿童的内心世界的。图3是一个6岁儿童展现的 “设计”能力。她先将喜爱的人物贴画贴在空白纸张上，然后根据画面人物发型、表情、姿态趋势构想出人物完整的服饰和形态，在没用参考的情况下将不完整的人物形象“补充”完整。依据托兰斯图形测试的原则，这名儿童已经显出了较强的艺术创造力。

图3 6岁儿童作《秩序的延伸》

2.成人画家的秩序感知

由年龄因素引起的秩序感差异在中国古代画家中也早有体现。宋代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和元代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是中国绘画史上两幅经典的山水作品。两幅作品作者年龄差别甚大，其秩序感和形式感亦有明显的差异。年仅18岁的王希孟正处于风华正茂、血气方刚时期，绘制山水的题材和营造的意境表现出富丽堂皇的视觉效果，画面山峦重叠，连绵起伏，水波荡漾，广阔无际，显示了铿锵有力的节奏韵律和秩序感。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是他耄耋之年的佳作。画面表现的山峰高大雄伟，用笔精湛老辣，山石嶙峋有理，山脉取向有方，画面的笔法与形象产生的秩序感非常突出，显示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志向。

这两幅作品的秩序组织差别非常明显。所谓“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因此后人认为前者类似于摇滚乐，后者人们多以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来诠释。

三、中国画简洁与复杂的秩序

斯宾诺莎认为：“秩序就存在于事物本身，即使人们对这些事物本身及其本质一无所知，但是事物本身就是按秩序排列的，当感官把这种排列呈现在人们面前时，人们就能够极容易把它们想象出来，而后就很容易把它们记住。”［5］54

老子认为“大道至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种思想在中国画中可以理解为删繁就简；中国画论中“疏可走马，密不透风”则是处理复杂画面的理论原则。

1.简化的秩序

简化是中国写意画的重要特点，就是画家以洗练的笔法绘制成生动传神的形象。写意画用大块的空白给观者留下广阔的空间联想。格式塔心理学派认为，视觉图像的确定性越小，信息量则越大，因为那些不确定性所造成的“残缺”或者“空白”能够激起人们对完型的“压力”，人们便依据自己的经验在大脑中填补出完整的信息。所以寥寥数笔的中国画塑造出来的意象形象，能够让观者感受到一种无限的遐想。

贡布里希对歌德诗歌“简单”的解释为：缺少装饰就必须以优质的材料和精湛的技艺作为补偿，［1］36这种说法用在中国写意画上却十分贴切。中国写意画以惜墨如金的墨迹和空无一物的背景衬托，使观者一目了然。但是却要求画家落笔无悔，下笔肯定，笔笔塑形，而至气韵萌生。达到如此境界是画家对事物敏锐的观察能力和深厚的笔墨功力所致。“这种观察不是简单的视觉或是感知，而是心灵的主动探索，再将自己看到的东西铸成了易于掌握的模型后的深入理解。”［4］345南宋梁楷的《太白行吟图》就是一幅典型的作品，作品中李白诗情满怀，仰面苍天，嘴部微张，背手踱步，似有边思考边吟咏之感。作者以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个鲜活的人物形象。线条遒劲有力，起伏转折间有一气呵成之完美，流畅的线条构建了简洁的秩序感。

当然，仅有简化是远远不够的。“人的心灵永远处于张力‘增高’和张力‘减低’这两种不同追求的相互作用中。”［5］434阿恩海姆认为，方向性张力是视觉事物的一种真实性质，是由观看者的神经系统产生的。每当回味八大山人的作品，我们仿佛看到孤鸟停留在细枝头上摇曳，观者无须更多的经验就能感受到画面中的张力（图4）。这种“力”抓住了观者的心，随着鸟在枝头上下起伏的联想，进而不难体会到作者当时的心态和艰难的处境。

图4 八大山人 《鸟》

2.复杂的秩序感

历代中国画中亦有很多复杂性秩序感的作品。长卷画是中国画独有的表现形式，如《清明上河图》就展现了一种复杂的秩序组织结构。此画面由多种元素构成：人物、动物、船只、桥梁、酒楼、门店等等。景物、人物众多，繁却不杂，疏密结合，动静有致，聚散相宜，无不体现了作者精微细致的观察能力与高超的绘画技巧。

艺术作品并非是全部表现眼底之下直接可视的事物，而展现的是艺术家的非常规的视角和意想不到的素材选择。“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成功的绘画作品总是充满了艺术家的个性，而观者正是基于不同的秩序感知享受艺术魅力的品味。

四、 视角选择秩序与意外获得秩序

（一）视觉选择秩序感

人类视觉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具有选择性。［6］人依靠感知觉获取信息，由于周围充溢着无数的感官信息，对需要的信息选择尤为重要。贡布里希说：“艺术家的倾向是看到他要画的东西，而不是画他所看到的东西。”［7］这就阐释了，不同画家对同样场景感受不同，其作品便产生很大的差异。这个差异在形式上就是对秩序感的不同理解。中国绘画史上有这样的记载，吴道子与李思训同受皇命同游嘉陵江，李思训游历过程中创作了不少的草图，历时数月有余，而吴道子游山玩水结束后在一日内画尽三百里嘉陵江风光，完成作品。两幅作品皆可称为典范之作，作者分别以不同的视角展现了嘉陵江的美景。注意力选择的差异，使画家关注不同的景物，两幅作品的效果产生了不同的秩序感。

（二）“意外”发现的秩序

贡布里希认为，知觉信息量的大小与“意外”程度有关。那些在“意料”之外的形式，会更能激起人们的兴趣，如果表现形式总在观者的“预计之中”，那么作品传递出的信息量就会极大地减少。

中国画大写意的作品，常常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就是水墨在生宣纸上自然流淌的效果。这种水墨自然沉浸变化的效果作者往往不能完全掌控，有些作品因此失败。但是在作者激情饱满、下笔有神、不拘小节的状态下，常常会出现意外的效果，这种意外的效果是作画工具、时空点、心灵感悟高度融合而成，是不可重复的秩序美。这就是“神品、妙品、逸品”的产生。三国时代画家曹不兴“落墨为蝇”的典故便成为历史偶然效果的典范；王羲之醉书兰亭序成为千古流芳的佳作。这些佳作都是用非秩序手法得来了超凡脱俗的视觉秩序美感。

“偶然性”是无法重复和量化的，因此它经常被视为不具有科学性，然而凭借坚韧不拔的性格，进行无数次演习，偶然性就会悄然出现。它与个体演习的次数成正比。即是演习的次数越多，“偶然性”出现的机遇会越大。

五、结论

大自然包罗万象，其中蕴含着视觉的秩序美感，绘画的过程就是提炼客观自然秩序规律的过程。绘画创作既要遵循自然秩序的规律，也要经过画家头脑重新组合成理想的秩序美。绘画的个性风格不同，就是个体人对秩序规律提取和认知的角度不同；秩序规律就是对“节奏韵律”的理解；绘画的功能就是运用作品秩序美向观者传递美的信息的过程。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审美观念和认知经验也在不断变化中，画家应该了解时代的节奏，谙熟时代的特征，创造出与时代特征相吻合的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