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艺术，新神话或创造力转向

2018年10月是一个新神话的节点，巴黎艺术小组Obvious创作的《埃德蒙·德·贝拉米》（Edmond de Belamy）（图1）在佳士得拍出432 500美元（约合300万人民币）。这幅形似18世纪肖像画的作品借助“生成对抗网络”（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GAN）算法，将14至20世纪之间的15 000多幅肖像通过运算自动编辑得出。

图1 Obvious 埃德蒙·贝拉米肖像 对抗生成网络GAN 70×70cm 2018年

来自艺术界（尤其是新媒体艺术家）的广泛质疑是有理由的。一方面，如果《贝拉米》被看作一幅算法艺术，那么它应该体现出算法本身的创新或技术完善，作为艺术家的创作者应该做出与其历史性相匹配的技术突破；另一方面，《贝拉米》所展现出的这种利用算法进行的图像生产，并没有将出发点放置在艺术与现实的观照层面之上，如果将算法作为一种工具，那么充其量《贝拉米》只是对形式的模棱两可的玩味，更像是用经典艺术的噱头向外行卖弄“科技”的伎俩。因此，它更像是一个既缺乏原创性又缺乏艺术性的“新点子”。

但这是一个充斥着新点子的时代，人们呼唤新点子，用一个又一个新点子来填充新神话。《贝拉米》事件确实历史性地打开了一片论域，人们应该注意到的问题是算法作为工具的同时也是媒介，我们一直以来习惯于将工具与媒介混淆。水、墨、毛笔、宣纸，哪个是媒介？哪个是工具？区分似乎并不困难。但放在算法中，工具与媒介之间就很模糊，正如语言本身是工具也是媒介。为什么要强调这种媒介与工具的区别？因为佳士得所代表的买方在看待诸如《贝拉米》这类作品的时候，他们实际关注的是作品的“媒介性”，关注一种艺术媒介的类型化。其目的是一个新艺术类型的标签在市场上获得认可，以便更多算法作品和潜在资本涌入市场。我们看到Obvious对《贝拉米》图像所投注的经典美学样本，它是一个通常意义上更容易流通的图像范式。这难道不是技术与资本在共同编造的一个新神话吗？“工具理性的增长有其内在的独立张力，实际上，它与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是相互依赖的。”①遗憾的是，这个神话的偶像“人工智能”并没有被真正地理解（或被有意旁置）。而这样一来其最显著的消极影响是，佳士得错误地投合了买家市场对经典图像范式的偏好习惯，而没有借此机会将当代艺术中算法或人工智能所能呈现的人类智慧、情感与关切，那种真正具有开拓性和启发性的部分呈现给市场。也因此，我们担心，它将人工智能或算法艺术再次错误地诱导到“审美”范畴之中，将当代艺术中文化性的、社会性的、政治性的因素从艺术中隔离。从这个角度看，它非但不是一次革新性的事件，反而是一种倒退。

很显然，这个神话的真正内核是工业和资本进步的逻辑，一种技术理性裹挟的现代主义机械崇拜和资本征服的余音。后现代还未及点亮自己的“魔法技能”，那些人就急于为现代主义的“玛门”（Mammon）②招魂。马尔库塞批判技术理性已经成为宰制社会的主要力量，它横扫一切，政治经济、艺术文化、语言都越来越趋于同质化。同质化伴随着人主体性的丧失,它证实了尼采所言的生命力萎缩并没有随着上帝之死而终结。工业革命后的人们曾经试图用技术思维取代神话思维，而今，人们重又尝试把人工智能作为自己心灵的出口。作为结果和下一个原因，技术的弥漫使得艺术景观也发生了转向。

艺术包容了艺术与自身之外和其自身的矛盾，在人工智能作为主流媒介的早期，必须明确AI并不只生产图像，它还生产想象和行为，更重要的是，它还是生产、想象和行为的对象。这是神话的表征，人们已经开始以具身化的方式来体会人工智能，将人工智能当作工具、对象甚至伙伴。美国艺术家劳伦·麦卡锡（Lauren McCarthy）在其作品《劳伦》（Lauren）（图2-1、图2-2）中，自己模拟人工智能Amazon Alexa，由自己代替Alexa向使用者整点报时、事项提醒、开关电源、锁闭门窗等，通过人机互换，实现了另类意义的“人工”智能。正是由于麦卡锡的人工智能“扮演”，我们第一次从机器的视角看到现实生活的真容，进而惊恐地意识到日常生活中所全然忽视的遍布周遭的眼睛、耳朵和手，人类发展至今，我们已然在与人工智能相互凝视，相互控制。麦克卢汉说工具增强了人体的哪个部分，哪个部分就会退化。而未来已来，人的隐私、行为和主体性又将走向何方？

图2 -1 劳伦·麦卡锡 《劳伦》视频截图持续项目 综合媒介

图2 -2 劳伦·麦卡锡 《劳伦》使用的智能工具持续项目 综合媒介

另一个有趣的具身化作品来自华裔艺术家钟愫君（Sougwen Chung），她的艺术实践是将人工智能作为伙伴，与它或它们一起作画。在其持续项目《绘画运算》（Drawing Operations）（图3）中，钟愫君最早将一种模仿性的互动绘画算法加载在一个小型的自制机械臂上，人绘制一笔，机械臂在其对称位置绘制一笔。由于机械臂的对称性模拟是不准确的，它没有收集完整人手臂的整个动作数据，因此随着绘制线条的增加，它呈现出一种似是而非的镜像效果，而这种效果正好形成了一种介乎于人机之间的美学。这种“伙伴式”的共同工作既呈现了控制论，又打破了控制论，非常巧妙地，最终由人工智能与人共同完成作品。双方都是参与者，而非彼此的介入者，一种（也许是东方的）圆融智慧澄然显现其中。

图3 钟愫文 绘画运算 持续项目 综合媒介

将人工智能视作伙伴的方式具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非裔艺术家斯蒂芬妮·丁金斯（Stephanie Dinkins）也对人工智能怀有相似的情感。如同人与人接触中所产生的不同关系，同样是与AI互动，也存在许多种不同的出发点和结果。在作品《与Bina48的对话》（Conversations with Bina48）（图4）中，丁金斯通过长时间与社交机器人Bina48对话，建立起一种真切的情感互动。Bina48是由特拉森运动基金会（Terasem Movement Foundation）设计的一个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和情感的学习型智能机器人，据称她被移植了人的感知能力从而具备赛博感知（Cyber Consciousness）。丁金斯正是从与这样一个机器人的对话中，实现了其作为人类的经验边界的突破，获得了一种超越身体、生死的“超人类主义”的存在体验。用她自己的话说，“如同获得了永生”。③

图4 斯蒂芬妮·丁金斯 《与Bina48对话》视频截图持续项目 综合媒介

我们能够感受到上述与AI相关的艺术形式之间的区别，艺术家实则夹带着各自的文化基因，比如理性、泛灵论或巫术。艺术的先进性在于其毫无偏见地整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创新性和包容性是人们被艺术吸引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与此同时，许多人不愿意看到的实际是技术理性压倒人文精神。但事实证明，无论今天艺术家怎样看待，怎样思考，怎样使用和使用怎样的方法或媒介，它的终点一定指向了人文性，它像是浩广艺术疆域的一个边界，失去了这个边界，人们就甚至没法再谈论艺术。也就是说，关键的问题不是人工智能或算法，而是其作为媒介去探讨自身问题的独特路径，去观照现实，去处理不断涌现的问题革新。人工智能既是也不是一个新神话，它是一个加速社会对新之崇拜的加速的显影，又是一个理性支配的现代化身。真正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来自于人（艺术家）的主位意识。算法艺术已然是艺术中的一个分类，但艺术显然不是单选题，艺术不应被新神话同质化，而应受到它的激励，反身以更为丰沛的主体精神去提升生命感知。马尔库塞提醒我们，技术不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审美才是。④

注释：

①［英］多德：《社会理论与现代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76页。

②基督教“七宗罪”中象征贪妄的邪神。

③参见艺术家个人网站https://www.stephaniedinkins.com/conversations-with-bina48.html。

④参看［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