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交响 丝路华章
——柏林洪堡论坛亚洲艺术陈列展述评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这条将不同文化、不同种族联结起来的古代商路是早期人类打破区域壁垒，实现交流互通，并见证着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早期构建的生动案例。以雕塑、壁画、纺织品为代表的丝路文物充分展示了丝绸之路沿线文化艺术形态的多样性，同时也是研究中国早期对外交流的重要物质材料。

2021年9月23日，柏林洪堡论坛亚洲艺术陈列展正式向公众开放。时隔近四年，此前在柏林达勒姆（Dahlem）地区展出的亚洲艺术珍品，终于以全新的展览形式和策展理念于洪堡论坛再度亮相（图1）。展览分为六个空间，每个空间围绕一个主题单元，共展出包括雕塑、书画、壁画、纺织品、陶瓷、玉器、青铜器、漆器、金银器等多种门类在内的近1700件柏林洪堡论坛藏品。本展览致力于对亚洲艺术进行跨文化、跨时空、跨地域、跨媒材的综合呈现，揭示文物背后潜在的亚洲地区悠久的文化传统、丰富的艺术形态及多元的文化交流，其中对丝绸之路沿线石窟壁画的展示充分体现了地缘因素对丝绸之路周边地区的文化艺术形态产生的影响。

图1 亚洲艺术陈列展“中国与欧洲”展览现场

一、宏大主题下的多元叙事

在“亚洲艺术”这一宏大主题下，展览以地域和时间为主线，同时以各地区的重点艺术形态为副线，整体呈现出主线主导、副线并存、多元立体的叙事结构。在陈列方面，不求各个单元的绝对无缝衔接，但求客观呈现亚洲艺术的综合面貌。

以南亚、中亚为代表的佛教艺术构成展览的第一单元。印度作为佛教的发源地也见证了最早的佛教艺术的诞生，埋藏佛陀舍利的窣堵波是早期佛教艺术的典型代表。本次展览展示了诞生于公元1世纪、来自印度中部桑吉（Sanchi）的窣堵波东侧塔门局部。窣堵波在古代印度原为状如馒头之墓，一般由建在圆形或方形台基之上的半球形塔身、外侧围栏以及四个塔门构造而成。这次展出的局部为塔门三层浮雕带的下方两层。砂石材质的塔门上布满了圆雕和浮雕装饰，主要表现佛本生故事以及佛陀的象征物——法轮、菩提树等。这种不直接表现佛陀形象，而以其象征物（如法轮、宝座、菩提树、足迹等）来表征佛陀的存在是早期佛教艺术的常见形式。直到公元1世纪晚期至2世纪早期，印度北部的犍陀罗地区才出现以人形来表现的佛陀形象。犍陀罗位于当时东西交通的要塞，希腊文化为该地区的艺术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最终孕育出风格特征明显的犍陀罗艺术。本次展览共展出8尊造型精美、保存相对完好的犍陀罗塑像，它们来自公元1至3世纪。塑像高鼻深目、须发卷曲，写实性比较强，具有明显的希腊化风格。

印度作为一个多宗教并存的国家，除了佛教，还有印度教、耆那教和锡克教等。展览的第二单元展示了印度教艺术以及印度宫廷艺术。印度教“Hinduism”一词原义为多样性，这主要体现在印度教众神的数量之多及其教义之广。众神及其化身为印度教艺术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第二单元共展出30余件雕塑作品，大多集中于公元10到12世纪。除了表现三大主神——创造神梵天（Brahma）、守护神毗湿奴（Vishnu）和毁灭神湿婆（Shiva）之外，还表现了火神阿耆尼（Agni）、战神塞犍陀（Skanda），以及成功神迦尼萨（Ganesha）等十多个印度教中经常出现的神。印度教雕塑呈现造型活泼、线条流畅、充满动感的整体特征，其中表情和姿态的夸张处理又显示出古印度人丰富的想象力。印度宫廷艺术构成了本单元的第二个子单元，共展出象牙制品、金银器、纺织品、青花瓷片、木刻等近200件洪堡论坛藏品，展品年代跨度比较大，整体呈现了印度广泛的对外交流，以及在伊斯兰文化影响下的皇家审美风格。

从古印度出发，沿西北方向到达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区，翻越帕米尔高原到达喀什，从喀什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继续向东则来到了库车、高昌等地。第三单元以丝绸之路北线为核心，集中展示了100余件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绿洲城市的石窟壁画、雕塑及纺织品等。其中壁画作品主要来自克孜尔石窟、库木图拉石窟、柏孜克里克石窟等。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绿洲地区是中国古代连接内陆和中东及地中海沿岸各国的重要交通枢纽。公元3至8世纪，位于沙漠北缘的库车（古龟兹）成为重要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印度佛教艺术自3到11世纪在此地产生强烈影响，本次展览展出的来自公元5世纪的克孜尔石窟83窟壁画即体现了这一影响。该壁画表现了优填王（Udrayana）及其王后的传奇故事，不仅优填王身上佩戴的饰物与公元2到3世纪出土于犍陀罗地区的菩萨佩戴的饰物十分相似，王后优雅的舞姿、身上的饰物以及四周的建筑风格都体现出印度风格对此地的影响。本次展览还展出了来自公元6世纪的克孜尔石窟8号窟壁画局部，石窟两侧拱门内展示了保存相对完好的供养人像（图2），他们面部圆润，身着萨萨尼亚（Sasanian）风格的服饰，这种带有圆形珍珠装饰元素的服饰风格在当时十分流行。值得一提的是，“丝绸之路北线”是本展览六个单元中的关键环节，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从策展理念上看，本单元是连接印度艺术和东亚艺术的桥梁，在整个展览有机链条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衔接作用；其次，在参观路线上，该单元所在的展厅是通过第四、第五、第六展厅的必经之路；最后，在展陈设计上，这一单元也与其他单元明显有别。

图2 第三单元克孜尔石窟8号窟供养人像

沿着古代丝绸之路，佛教于公元1世纪传到中国，6世纪又由中国传到日本。第四单元展出以雕塑、书画、茶具为代表的中日宗教艺术品和日本茶艺器具。中国部分主要以公元4至17世纪雕塑为主，其中唐代的一尊《阿弥陀佛坐像》面部线条饱满圆润、神态端庄柔和，生动体现了佛教文化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的本土化面貌。日本部分主要以绘画作品为主，还夹杂一些木刻版画、屏风等。此外，展览还以茶文化为中心，在展馆内实景搭建了日本茶室，并且展示了一系列与茶艺相关的陶瓷用具。

展览的第五个单元“中国与欧洲”以中国和欧洲的文化交流为中心，展示了以瓷器、玉器、金银器、书画、家具、青铜器为代表的近90件藏品。大约自1600年开始，中国与欧洲的海上贸易在以广州为中心的港口城市稳定增长。通过海上贸易，大量瓷器和工艺品抵达欧洲，并受到欧洲皇室贵族的追捧。本次展览的瓷器大部分来自中国政府于1959年为纪念中国与民主德国建交10周年而赠送给德方的200余件礼物，总体上反映了明清两代造型典雅、纹饰优美的皇家审美风格。书画部分主要展出4幅清代的肖像画，这些将西方透视技法与中国传统构图和笔墨技法相融合、颇具视觉真实感的肖像画见证了18世纪欧洲绘画艺术对中国宫廷绘画风格的影响。

中韩书画艺术是本次展览的最后一个单元，中国部分所占比重更大，共展出明清至当代书画作品30余件。其中古代部分包括华喦、文徵明、戴进等人的12幅卷轴画，以及周天球、祝允明、唐寅等人的9幅扇面作品，其余部分则是李可染、齐白石、徐冰等近现代和现当代名家的书画作品。徐冰的《诗风景：万树图》在作品体量和展示位置上都十分醒目，艺术家显然并不仅仅满足于宋元文人绘画中书法性用笔的艺术实践，而进一步将绘画作品的单个元素全部以书法-汉字来表达，由此造成整幅作品的“可读性”，这种“可读性”打开了中国绘画在形式与内容、概念和表达方面的新维度。

二、趣味性与学术性并存的展陈设计

本展览在陈列上呈现出多元化和现代化特征，兼顾了趣味性和学术性。除了传统的展柜展示，还加入多媒体动画、实景呈现等现代手段。第三单元“丝绸之路北线”的设计尤其精彩。相较于其他展厅，第三单元通过将整个展厅的背板全部换成黑色，以及对灯光照明设备的特殊处理，使得整个展览空间明显要暗很多（图3）。暗色调的陈列空间自然给观众带来神秘感，又加上整个单元低密度的陈列方式，观众可以沉浸式地细细欣赏这些丝路沿线的精品文物。不仅如此，通过对该展厅内展壁与天花板衔接处做的特殊处理，该单元打造了一个接近圆形的厅顶，厅顶上投射着古代的“星象图”（图4），以及丝路沿线的各色装饰图案。方形展厅与圆形厅顶的设计还原了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朴素宇宙观，厅顶上丝路图像的不断变幻与展壁上石窟壁画的静默不语其实也是对中国传统形而上学中有关动静、虚实和阴阳之辩证思维的形而下的器物化呈现。最后，为了呈现石窟的整体形态，展览还对克孜尔石窟做了实景立体呈现，这无疑对理解壁画的空间方位，以及图像元素相互之间的排列次序大有裨益。同时也考虑到观众参观的便捷性，将窟内左右两侧的走廊做了加宽处理。

图3 第三单元克孜尔石窟83窟（右）、84窟（左）壁画局部

图4 第三单元展厅顶部的动画投影“星象图”

除了第三单元，第一、四单元的展陈设计也可圈可点。第一单元加入了一个可供投放影片的大尺幅展壁，通过连续播放古印度佛教雕塑及现代佛教徒参禅打坐的照片，激发观众对传统与现代、佛陀与众生的思考，同时这种新媒体的参与也带来了新的视觉刺激，增加了参观的趣味性。第四单元对日本茶室建筑实景的再现也是该展览的一个亮点，茶室一侧还播放着介绍整个饮茶过程的短片，从而让观众逐步建立起对日本茶文化的立体性认识。

除了以上展陈上的巧思，策展团队还十分善于将形态类似的文物成组展示，以此来引导观众从展品细节入手，发掘文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加强对比的高密度陈列方式可以更好地让文物自己来说话，这无疑是启发和引导观众回到文物和文化本身的良策。实际上，以科赫（Lars-Christian Koch）教授为首的策展团队的确希望通过本次展览激发观众对亚洲艺术相关问题的更多思考，例如：物品如何表达相互联系着的观念世界？礼仪用品和日常用品进入博物馆后其意义会发生何种变化？它们又是如何被分类、策划，以及展示的？如此等等。

三、交流与开放的核心宗旨

文物是人类精神文明的产物，也是文化的形质载体，将文化自身以直观可感的方式加以表征和诠释。印度北部桑吉的窣堵波塔门即是印度早期佛教文化的形质载体之一。文物同时也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物质见证，克孜尔石窟壁画图释了印度佛教艺术风格如何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城市中发挥作用；犍陀罗风格的雕塑又诠释了希腊风格如何影响印度北部地区的艺术形态；中国18世纪的宫廷肖像画展示了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如何对清代宫廷绘画艺术进行西式改革；中、日、韩三国丰富多样的佛教艺术彰显出佛教如何在东亚落地生根；三国各具特色的佛教艺术形式又反映了外来文化如何与本土文化相互融合。这些文物无一例外地生动反映了亚洲各地区相互交流的文化形态以及多元开放的文化姿态——交流与开放正是本次展览的主旨。

在这一核心主旨带动下，柏林洪堡论坛亚洲艺术陈列展以展览的形式奏响了亚洲地区穿越两千年的时空交响乐，勾勒出一张以丝绸之路北线为中心，连接中亚、南亚和东亚的文化地图，丝绸之路北线灿烂的文化艺术无疑是这张地图上最为华美的篇章。不仅如此，整个展览呈现出的亚洲各地区充满开放与对话的文化姿态也呼应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当代丝路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