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财政性教育支出对经济产出的影响

2022-10-18 14:12宁梦堯彭欣澜王榜玉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22年21期
关键词:财政性格兰杰协整

□文/宁梦堯 彭欣澜 王榜玉

(兰州大学经济学院 甘肃·兰州)

[提要] 本文采用甘肃省1990~2016 年时间序列数据,对其经济产出、固定资产投资与财政性教育支出建立Var、VECM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其财政性教育支出对经济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产出、财政性教育支出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根据VECM 模型结果可以发现:短期来看,财政性教育支出对经济产出具有滞后的正向影响;长期来看,当经济产出偏离均衡状态时,财政性教育支出会以较慢的正向调整速度将其拉回均衡状态。根据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发现:甘肃省的经济产出是财政性教育支出的格兰杰原因,但存在某些原因制约甘肃省财政性教育支出对经济产出发挥作用。通过引入人才流失的概念对原模型进行调整,发现甘肃省较为严重的人才流失是造成上述现象的重要原因,并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教育是一个国家实现永续发展的基础,也是一个国家培养人才的重中之重。但在全国财政性教育支出规模总体上升的同时,财政性教育支出的地区分配是不均衡的。罗斯利用泰尔指数模型,采用我国 2007~2014 年 31 个省(区、市)人口、GDP、财政教育支出等客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西部地区人口与教育投入力度不匹配,全国层面上存在教育投入不公平、不均衡的状况;张同功、赵得志利用极化效应指数等指标进行非均衡测算后,对我国31 个省市的财政性教育支出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2005 年我国东、中、西部省份财政性教育支出力度依次下降,而近年来虽然西部省份的财政性教育支出力度占全国比重有所增加,使得地区间差距缩小,但非均衡化的现象仍明显存在。总而言之,相较于经济发达的地区,我国目前对于欠发达地区的财政性教育支出较少,且教育投入力度与人口规模不匹配。综上所述,财政性教育支出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欠发达地区的财政性教育支出相对不足可能是影响该地方经济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我国步入新发展阶段背景下,针对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方面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自2002 年以来,学界以财政性教育支出与经济产出的交互作用为新兴研究方向,采用不同的方法探讨财政性教育支出与经济产出的关系。马拴友利用交叠世代模型,一方面从理论的层面上指出,使我国经济产出最大化的最优财政性教育支出规模是存在的;另一方面以实证的方法为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规模划定最低标准——占我国GDP 的比重最低不应低于2.4%。车维平通过实证研究,得出财政性教育支出对我国各省区及直辖市的经济产出都有正面影响,但影响程度并不相同的结论。杨育新利用我国宏观经济1989~2016 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且两者中某一方的增长均会促进另一方的增长。刘幼昕指出,虽然我国经济产出对财政性教育支出的增加具有正向的冲击作用,但由于教育投资利用率较低、教育不公平现象的存在,导致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对经济产出的作用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来。张波、张放平实证分析研究财政教育支出与经济产出的关系,最终得出经济产出、固定资产投资与财政性教育支出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同时财政性教育支出对经济产出具有显著推动作用的结论。总而言之,财政性教育支出对经济产出具有积极影响已成为学界共识。在甘肃省1990~2016 年财政性教育支出与GDP(平减后)时序图中,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一现象。(图1)

图1 甘肃省财政性教育支出与经济产出关系图

当前学界在财政性教育支出与经济产出关系领域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当前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主要是在国家层面上或东、中部省份层面上进行的,而对西部省份研究较少。本文以甘肃省作为西部省份的代表,利用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弥补已有实证结论,进一步丰富学界对于此话题的研究。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一)模型构建。结合前人的学术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财政性教育支出对经济产出具有直接和间接两方面的正向作用。直接层面上,财政性教育支出是一种直接的消费行为,根据公共产品理论,通过进行教育消费,能够直接拉动与教育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间接层面上,根据教育经济学理论,财政性教育支出通过影响一个地区的教育水平,进而影响该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与技术进步水平。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资本和劳动投入量既定的情况下,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与技术进步水平越高,劳动生产率越高,则经济产出水平越高。本文从财政性教育支出对经济产出的作用机理入手,引入“人均”的概念,对甘肃省构建 Var 模型(模型(1))和VECM 模型(模型(2)、模型(3))。模型设定如下:

在模型(1)、(2)、(3)中,y 为地区生产总值与就业人数的比值,即人均产出;k 为固定资产投资与就业人数的比值,即人均固定资产投资;edu 为财政性教育支出与就业人数的比值,即人均教育投入;b、πf为常数项;lnyt-a、lnkt-a、lnedut-a分别为lnyt、lnkt、lnedut的第 a 阶滞后项;d.lnyt、d.lnkt、d.lnedut分别为lnyt、lnkt、lnedut的一阶差分项,同时 d.lnyt-a、d.lnkt-a、d.lnedut-a分别为 d.lnyt、d.lnkt、d.lnedut的第 a 阶滞后项;μa、θa分别为模型(1)、(2)中各阶滞后解释变量的系数,反映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变化的影响;ecmft-1为第f 个协整关系的协整方程,反映VECM 模型的长期均衡关系,其中ϕf、σf为第f 个协整关系中lnkt-1、lnedut-1的系数,表示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长期影响;ϕf为第f 个协整关系的调整系数矩阵,反映各变量由非均衡状态调整到均衡状态的调整速度;εt为白噪声过程。

(二)变量选取。本文主要研究甘肃省财政性教育支出与经济产出的关系,选取1990~2016 年作为研究区间。其中,以1990 年作为基期,利用各年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折算出各年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资本投入K 的指标;以各年实际就业人数作为劳动力投入L 的指标;以各年财政性教育支出作为教育投入E 的指标;以1990 年为基期,利用各年地区生产总值指数计算出各年的实际GDP,作为经济产出的指标。具体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及《甘肃发展年鉴》。以下对甘肃省的相关变量进行检验和分析。

三、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一)基准回归。要构建Var 模型,首先要检验用于构建模型的变量间是否同阶单整。为精准检验变量的时间序列是否同阶单整,采用附加时间趋势项的ADF 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表 1)

根据表1 中ADF 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发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甘肃省的人均GDP、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财政性教育支出同为二阶单整,则可以对上述变量构建Var 模型以进行下一步分析。

表1 ADF 单位根检验结果一览表

对该时间序列组合建立的Var 模型如模型(4)所示,该模型的拟合优度 R2分别为 0.4193、0.4917、0.7306。同时,AIC=-8.191166,HQIC=-7.735545,SBIC=-6.257045,即模型设置较好。

接下来建立VECM 模型。要建立VECM 模型,首先要进行协整关系检验。鉴于本文变量为非平稳多变量时间序列,则选取Johansen 提出的适用于多变量模型的基于VAR 模型对协整系统进行极大似然估计的协整检验法更为适宜。对lny、lnk、lnedu 进行Johansen 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 所示。(表2)

表2 Johansen 协整关系检验结果一览表

如表2 所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原假设2“存在一个协整方程”的迹统计量为8.1691,小于临界值15.41,则不能拒绝原假设,即认为该模型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则建立的VECM模型如模型(5)、模型(6)所示。该 VECM 模型的拟合优度 R2分别为0.9495、0.9339、0.9274,同时对应的P 统计量均为0.0000,F 统计量显著,说明模型拟合结果较好。AIC=-8.480094,HQIC=-8.045525,SBIC=-6.752168,即模型设置较好。

根据上述误差修正模型表达式,可以发现甘肃省经济产出、固定资产投资与财政性教育支出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短期来看,在以d.lny 为被解释变量的误差修正模型表达式中,经济产出关于滞后1 期、滞后2 期和滞后3 期的财政教育支出的短期弹性分别为-0.13、-0.08 和-0.07,这说明短期内财政性教育支出对经济产出的增长具有负向作用;同时可以发现这种负向作用是逐期减小的,这说明财政性教育支出对经济产出增加的促进作用是逐期增加的,即具有滞后性。这一滞后性的产生原因较容易解释——这在现实生活中反映于教育投入见效时期较长这一客观事实。以我国义务教育投入为例,在对初等教育方面投入后,至少9 年后才能显现出成果——表现为受教育者投身社会、就业及工作。

长期来看,调整系数为0.02,即波动幅度偏离均衡状态时,财政性教育支出将以较慢的正向调整速度,将波动引起的经济产出的非均衡状态重新调整至均衡状态,这表明甘肃省的财政性教育支出与经济产出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这一均衡关系也较容易理解:由于某一财政政策的颁布或经济环境的变化等原因,会导致经济产出产生波动。这一波动在短期内效果是明显的,会使得经济产出偏离均衡状态。但长期来看,该地区经济产出又受制于其教育水平——以财政性教育支出表现。如果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教育水平不匹配,则该地区经济产出的波动难以持续,长期内会被拉回到均衡水平。

对上述变量构成的Var 模型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 所示。(表3)

在表3 关于lny 和lnedu 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中,由于原假设“lny 不是 lnedu 的 Granger 原因”的 F 统计量为 4.2144,同时P 统计量为0.0341,则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认为lny 是lnedu 的格兰杰原因,即甘肃省经济产出的变动是引起财政性教育支出变化的原因;同理,原假设“lnedu 不是lny的Granger 原因”的F 统计量为0.91101,同时P 统计量为0.4974,则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不能拒绝原假设,认为lnedu不是lny 的格兰杰原因,即甘肃省财政性教育支出的变动不是引起经济产出变动的原因。这一现象可能是由于财政性教育经费运用效率低、人才流失严重等原因导致的,这也是本文在接下来重点讨论的内容。

表3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一览表

(二)进一步讨论。目前,国内学者已经就人才流失对流出地经济产出的影响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研究。陈本昌、张旋通过研究辽宁省各地级市人口流动与对外开放情况发现,辽宁省的人口流失正逐步转变为人才流失,而人才流失具有负的经济效应;谢淑萍、吕利媛基于流出地的角度,对黑龙江人才流出及其对黑龙江经济社会的影响进行分析,发现黑龙江省人才大规模流出导致当地人力资本的减少,从而导致经济发展因缺少人才支撑而受到制约;王志浩、王洋通过建立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东北地区进行人力资本评价,研究发现东三省的人力资本流失与经济增长具有负相关关系。总而言之,人才流失不利于流出地经济增长已成为了学界共识。

基于以上观点,本文认为甘肃省存在大量人才流失这一现象,是导致甘肃省财政性教育支出无法对经济产出发挥有效作用的主要原因。即虽然政府每年投入的财政性教育支出逐年增加,但由于甘肃省为典型的西部省份,经济水平较为落后,则由于薪资水平、个人发展等因素,培养出的人才前往东部发达省份意愿较强,从而造成了较为严重的人才流失,这也直接导致了甘肃省财政性教育支出对经济产出无法产生有效推动。检验上述关系的具体思路为:通过甘肃省各年人口自然增长率计算出甘肃省某一年应有的劳动力,将该值与甘肃省在该年实际劳动力作差便可以求出该年甘肃省人才净流出,将该净流出值与该年劳动力人均GDP 相乘再纳入到该年GDP 总值中得到调整后的经济产出,随后建立模型重新回归。如果在新的模型中财政性教育支出是调整后的经济产出的格兰杰原因,则上述假说得证,即人才流失的确是影响财政性教育支出对经济产出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

基于甘肃省1990~2016 年相关数据,建立新Var 模型。该模型拟合优度R2分别为0.4438、0.4674、0.6366,说明模型拟合结果较好;同时信息准则AIC =-7.446917,HQIC =-6.991296,SBIC=-5.512796,即模型设置较好。模型如下:

构建模型后,对新模型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 所示。(表4)

表4 调整后模型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一览表

在表4 关于甘肃省调整后数据的lny 和lnedu 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中,由于原假设“lnedu 不是lny 的Granger 原因”的F 统计量为8.6525,同时P 统计量为0.070,则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认为lnedu 是lny 的格兰杰原因,即甘肃省财政性教育支出的变动是引起调整后的经济产出变动的原因;同理,在10%的水平上拒绝“lny 不是lnedu 的Granger 原因”的原假设,认为lny 是lnedu 的Granger 原因,即调整后的甘肃省经济产出的变动是引起财政性教育支出变化的原因。

总而言之,以上实证结果表明:人才流失的确是导致财政性教育支出对经济产出作用效果较差的原因。

四、结论及政策启示

(一)结论。本文以甘肃省的财政性教育支出与经济产出的关系为研究重点,分别对人均产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财政性教育支出等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后构建Var 模型、VECM模型,并进一步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通过对回归结果的总结及解释,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根据协整检验可以得知,经济产出、财政性教育支出与固定资产投资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第二,根据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可以得知,财政性教育支出与经济产出间存在由后者指向前者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第三,通过财政性教育支出与经济产出的VECM 模型可以看出:短期来看,甘肃省财政性教育支出对经济产出具有负向影响,但这种负向影响是逐渐减弱的——财政性教育支出对经济产出的正向促进效用逐期增强,即这种正向效用具有滞后性;长期来看,当经济产出偏离均衡状态时,财政性教育支出会以较慢的正向速度将其拉回均衡状态;第四,考虑到人才流失因素对甘肃省经济产出进行调整,建立调整后新的Var 模型并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人才流失的确是制约财政性教育支出对经济产出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

(二)政策启示

1、各级政府应当加大财政性教育支出力度,同时提高运用财政性教育支出的效率。切实发挥政府在教育投入方面的引导性作用,注重财政性教育支出水平与经济产出发展水平同步增长。实证结果表明,财政性教育支出对经济产出增加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加大财政性教育支出力度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从而能够使得该地区经济产出持续增加;提高运用财政性教育支出的效率,能够从根源上减少浪费教育资源、教育支出结构安排不合理等现象的产生。

2、创造良好制度环境,提高人才吸纳能力。人力资本对于某一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作为人才流失较为严重的省份之一的甘肃省,一方面应当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和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人才引进政策设计,从而引进更多不同专业、不同领域的人才,促进本省经济产出增长;另一方面也应提高人才留用率。在硬件设施上建立科技园区、创新创业发展基地等,给本地人才以发展空间。在软件设施上出台相应就业补贴政策,降低本地人才的生活成本,留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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