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归院帖》考
——兼及《富郑公神道碑》起草之研究①

陈锴生（广州美术学院 中国画学院，广东 广州 511442）

蔡清德（福建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福建 福州 350028）

一、导论

苏轼《归院帖》（图1）共5行64字，第二行“为复是”三字之中脱“只”字，读为“为复只是”；第三行“公家传说”四字中，“说”原写“云”，以浓墨改之。帖钤项元汴诸印及“宣统御览之宝”印，现藏于故宫博物院。2020年9月，紫禁城建成600周年之际，故宫主办了《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归院帖》是展品中为数不多的苏轼墨迹之一。该帖不具受书人姓名，亦不署年月，信笔草草，似为别简之类，其墨色如新，浓淡相兼，从真伪角度看当列苏书上品，但历代刻帖及著述中却较少收录此帖，刘正成先生所编《中国书法全集·苏试卷》亦未见收录。帖之释文如下：

图1 苏轼《归院帖》（现藏故宫博物院）

此虽云同归院，亦不云宿于院中。不知别有文字，证得是宿学士院，为复只是公家传说如此，乞更批示。轼白。

今当改云宿学士院，为复且只依旧云宿待漏舍，幸批示。

通读释文可知，这是苏轼写与友人讨论文本措辞的书信。他认为“同归院”表达不出“宿于院中”之意，并问友人有无文字记载可证明某人曾“宿学士院”，又补充问道，“宿学士院”这一说法是否仅为其家族内部传说而已。因为文本没有涉及人物或时间，我们很难得知其他信息，它如同一桩迷案，清代至今无人知晓。帖末又有附言两行，从“为复且只依旧云宿待漏舍”一句来看，二人商议修改的文字底本为“宿待漏舍”。结合帖文推测，受书人可能在来信中，提出将最初文本“宿待漏舍”修改为“同归院”，而苏轼认为言不达意，不予采纳，并提出改为“宿学士院”，或者依从旧说，并进一步征求受书人批示裁定。

以上所云“待漏舍”与“学士院”，两者同属朝廷官署。所不同者，待漏舍在皇城外，乃群臣朝候场所；而学士院在皇城内，乃翰林学士内值机构。待漏舍又称待漏院、漏舍，宋初王禹偁《待漏院记》云：

朝廷自国初因旧制设宰臣待漏院于丹凤门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阙向曙，东方未明，相君启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哕哕銮声。金门未辟，玉漏犹滴，彻盖下车，于焉以息。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

北宋朝廷设待漏院，一可供宰臣朝前歇息，二能提高政务效率。臣僚聚此等候上朝时刻，期间若有政事可先与宰相商议。陶宗仪《记宋宫殿》云：

廉访使杨文宪公焕，字焕然，干州奉天人。尝作《汴故宫记》云：己亥春三月按部至于汴，汴长史宴于废宫之长生殿。惧后世无以考，为纂其大概云。皇城南外门曰南薰，南城之北新城门曰丰宜，桥曰龙津桥，北曰丹凤，而其门三。丹凤北曰州桥，桥少北曰文武楼，遵御路而北横街也。东曰太庙，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门，而其门五，双阙前引，东曰登闻检院，西曰登闻鼓院，检院之东曰左掖门，门之南曰待漏院。

由此可见，待漏院的位置在汴京皇城南门外左掖门附近，步至朝会的大庆殿距离很近，且待漏院只是宰相早朝前歇脚休息的处所，并非专门的办事机构。

学士院为北宋重要的行政部门，负责草拟和制定诏书等事务，朱锡光先生《宋代学士院翰林学士初探》一文对翰林学士所掌职务有深入研究，学士院职掌内制，也即草拟高阶官员或皇族成员相关的诏书。学士院还有宿直制度，翰林学士夜间在内廷值班，草拟制书，甚至有帝王诏对。王化雨《宋朝的君臣夜对》一文指出，被君主夜诏者一般为翰林学士、馆阁文臣、经筵官等，他们有夜值制度，便于诏对。但在个别情况下，君主也会夜诏不宿直的亲知近臣以商议政事，《归院帖》所言“宿待漏舍”和“宿学士院”的“宿”字，笔者认为与大臣留宿内廷、便于诏对有关，后文将论及之。

二、先行研究

最早提及此帖的，或为清初吴其贞《书画记》：

苏东坡《批示帖》，书法潦潦草草在不经意处多得天趣，余皆优孟衣冠。以上六种观于居安王越石家，余得其《批示帖》《桃莺图》《松树图》而归……时壬午五月二十二日。

吴氏并未著录该帖释文，故无从精准对照，东坡书迹有“批示”二字者也不独《归院帖》。然“批示”二字在一帖中重复出现两次，且位置显眼，于苏书中或只有《归院帖》了，吴氏以此名之亦有可能。前人为传世墨迹命名，帖同名异者较为常见，以苏轼墨迹为例，《屏事帖》或称之《宣猷帖》；《一夜帖》或称之《黄居寀龙帖》。分析其因，有以帖首字眼为名，有以关键字眼为名，有以诗文题目为名，未有固定的命名方式。从吴氏描述《批示帖》“书法潦潦草草在不经意处多得天趣”之观感体会分析，比较切合《归院帖》的风格，故尚且录之。

清代乾嘉时期所辑《石渠宝笈续编》（图2）也有此帖的相关记载，收录在卷三一（重华宫·藏八）《宋法书六种》中，且附有释文及断句，然经笔者查证，其断句有不妥之处，兹录其全文如下：

图2 《钦定石渠宝笈续编》重华宫《宋人法书六种》之第三《归院帖》

此虽云同归院。亦不云宿于院中。不知别有文字。证得是宿学士院为复。只是公家传说如此。乞更批示轼白。今当改云宿学士院为复。且只依旧云宿待漏。幸批示。

目前许多权威版本皆以此断句为准，如徐邦达先生《古书画过眼要录》、水赉佑《东坡书法史料集》等。断句不正，则文意不明，确有一考其详之必要。首先，《续编》断为“不知别有文字，证得是宿学士院为复，只是公家传说如此”，笔者认为应断为“不知别有文字，证得是宿学士院，为复只是公家传说如此”；《续编》断为“今当改云宿学士院为复，且只依旧云宿待漏舍”，笔者认为应断为“今当改云宿学士院，为复且只依旧云宿待漏舍”。这两处断句的区别，都与“为复”一词有关，它有“又或者”“抑或”之意，在历代古诗文中使用频繁，比如，王维《问寇校书双溪》：“君家少室西，为復少室东？”杨万里《山居》：“不知蝉报夏，为復自吟风？”张居正《送杨生南归》：“清时不献太平书，为復还从江上居。”这几处“为复”的意思和使用方法，与《归院帖》之“为复”是一样的，若按《石渠宝笈续编》的段句方式，则句子明显无法读通。以“今当改云宿学士院，为复且只依旧云宿待漏舍”一句为例，意思是说现在应当改为“宿学士院”，抑或且依从旧说“宿待漏舍”。关于此帖释文的解析，可参考上文，此处暂不赘述。

徐邦达先生《古书画过眼要录》也有《归院帖》的记录，但考证较为简略，只云：

此帖是东坡官翰林学士时所书，应在元祐元年（1086）至四年（1089）七月前。时年五十一至五十四岁。

关于以上书写年代之结论，徐先生并未进一步说明，可能是着眼于帖中提及的“学士院”一词，故而推断此帖为苏轼任职翰林学士时所书。若从风格而论，此帖近似东坡元祐时期的书风，观点差可成立，但无论作何推测，总难免有缺乏实证之憾。

此外，故宫博物院编《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一书中，收录了郁文韬先生《东坡鸿影——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法精品述略》一文，郁先生对《归院帖》有如下考述：

《归院帖》是苏轼存世法书墨迹中，唯一一件类似公文的作品。其内容是关于请示留宿学士院的行文措辞问题，应该写于他进入翰林院不久。苏轼当时五十一岁左右，正是其着力学习颜真卿、杨凝式风格的时候，因而此帖在结字用笔上虽不刻意经营，却自然流露出类似于《祭侄文稿》和《神仙起居法》的豪纵放逸之气，正是苏轼“无意于佳乃佳”的书法创作思想的生动体现。

郁先生某些观点与徐先生相近，其创新之处在于，认为此帖是“一件类似公文的作品”，其内容是关于请示留宿学士院的行文措词。另外，此书的图版页中，王亦旻先生也有关于此帖的考证：

此帖是《宋人法书六种》合卷之一，是苏轼做翰林学士时所写的一页公文信笺，内容为关于翰林院当值夜宿学士院地点所作的请示与批复确认。书写时间应为北宋元祐元年（1086）至四年（1089）之间，苏轼时年五十一至五十四岁。此帖非刻意的书法创作，故书写自然随性，笔致萧散，兼有颜真卿及杨凝式的笔法特点而自出新意。

王先生和郁先生的观点基本一致，都认为《归院帖》可能是一份公文，用来请示留宿学士院，并等待批复与确认。然而，帖中第三行款署“轼白”，已能说明此帖实为信札，而非公文。用“某白”为书信落款，晋人使用最为频繁，比如王羲之《何如帖》《七月帖》中皆以“羲之白”为款。宋人多用“某顿首”“某再拜”而少用“某白”，但苏轼《一夜帖》《覆盆子帖》也款署“轼白”，此两帖无疑都是信札，为何《归院帖》同有“轼白”，却视之为公文呢？

据上先行研究分析，此帖的文体是公文还是尺牍？苏轼写此书是为了请示留宿学士院，还是与友人探讨文本的修改？受书人为何人？帖的书写时间当前考证是否有误？带着以上这些问题，笔者展开了以下研究。

三、苏轼《归院帖》与其起草《富郑公神道碑》有何关联

下文所要补充的是以上先行研究所缺的关键证据，也以此进一步考证苏轼《归院帖》中所及之事，比如“宿待漏舍”“宿学士院”所指的具体含义，以及此帖的受书人和书写时间等。解读这些重要信息，必将对研究苏轼《归院帖》有更深层次的意义。

（一）帖中“宿待漏舍”与新出土《富弼墓志铭》的深层关系

经笔者查证，苏轼在《归院帖》中与友人商议所要修改的最初文本“宿待漏舍”，曾见于2008年洛阳出土的《富弼墓志铭》中，志文为韩维所撰，传世文本《富文忠公墓志铭》收录于《南阳集》卷二九中。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富弼家族墓地发掘简报》曾刊其全文，兹录与“宿待漏舍”相关文字如下：

虏主曰：“候卿再来，当择一事受之，宜以誓书俱至也。”公乃还奏，仁宗悦。除吏部郎中、枢密直学士，又辞不受。七月，复假前官持二事以往，受书并口传之词于政府。公既行，至乐寿，独念未尝见国书。其中或有与口传者异，则无以折敌示信。乃发书视之，果不同，遂疾驰复至京师。日欲晡矣，径叩合门求对，因宿待漏舍一夕，易书而行。

这段文字描述了北宋庆历二年（1042）富弼出使契丹，与虏主进行一场雄辩，解开了当时北方边境军事围困之忧。随后他带着与虏主商定好的协议回京复命，宋仁宗龙颜大喜，受国书并口谕，命富公再次出使。然富弼行至半途，发现国书与口谕相异，故折返回京，日已近傍晚，只能扣宫廷合门求对，当晚便在待漏舍下榻。墓志所言“宿待漏舍一夕，易书而行”，指富公在待漏舍住了一夜，更换国书再次出行。关于“宿待漏舍”一事，墓志所述较为简要，吕夷简当时任宰执，他在富弼出使过程中利用中书省起草诏书之便，暗中破坏阻挠，情节曲折，下文再作补充。

此外，马玉臣先生在《宋代富弼家族墓志史料价值刍议》一文中，曾列出富弼墓志出土文本与传世文本的诸多区别，其中“宿待漏舍”一句如下所示：

出土文本：因宿待漏舍一夕

传世文本：因宿侍宿舍一夕

备注：文异义别，“行状”作“既而宿于漏舍一夕”

从上能够看出，传世文本中“待漏舍”被误抄为“侍宿舍”；而墓志曾借鉴《行状》，但将“漏舍”补充为“待漏舍”，使内容更加完整。

（二）苏轼起草《富郑公神道碑》将“宿待漏舍”易为“宿学士院”

《归院帖》中的“宿学士院”，曾出现在苏轼奉诏撰写的《富郑公神道碑》一文中。从文本分析，此文无疑参考了《富弼墓志铭》，并将“因宿待漏舍一夕”一句，改成了“宿学士院一夕”，其碑文本如下：

公归复命，再聘，受书及口传之词于政府。既行次乐寿，谓其副曰：“吾为使者而不见国书，万一书词与口传者异，则吾事败矣。”发书视之，果不同。乃驰还都，以晡入见，宿学士院一夕，易书而行。

以上文本可以看出，苏轼撰碑以墓志铭为底稿，然行文更加简练，其相关时间、人物、事迹，大都忠实于墓志铭，唯独修改墓志铭“宿待漏舍”一语为“宿学士院”，这与东坡《归院帖》中探讨措辞一事是完全吻合的。因此可以断言，此帖乃苏轼起草《富郑公神道碑》一文时所书。

此段记录富弼作为使节出使契丹的历史事件，发生在庆历二年（1042）。契丹重兵压境，京师震动，执宰吕夷简向仁宗建议派使节同契丹议和，许多臣僚认为此次出使契丹凶多吉少，皆规避之。夷简与范仲淹素有间隙，便有意向仁宗举荐多次被范公提拔且忠正刚毅的富弼。富弼临危受命，出使契丹，虏主提出割地、和亲、增加岁币等不平等条款，富弼以其足智多谋，最终仅以增加岁币的方式取得北宋与契丹的和解。和谈之后，富弼回到汴京复命，仁宗大悦，让吕夷简宣旨令其再次出使。富弼先行至武强（今河北衡水市），中书省誓书方送达，因事关重大，他便审读誓书副封，居然发现文字被做过手脚，与原来议定不同，遂大惊失色，疑吕夷简操控中书省从中作梗。因此，富弼疾驰重返汴京，并面见仁宗申诉吕氏从中作梗欲加害之。面对质问，吕夷简以误写为借口，更激起富弼心中的愤慨。当晚，富公宿于学士院，第二天便重新启程前往契丹。而这段曲折的经历，在范祖禹所撰《富弼墓志铭》及苏轼所书《富郑公神道碑》中叙述较为平和，并未将矛头指向吕夷简。不过，此事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完整记录下来：

癸亥，弼与茂实再以二事往，于是吕夷简传帝旨，令弼草答契丹书并誓书，凡为国书二，誓书三。议婚则无金帛。若契丹能令夏国复纳款，则岁增金帛二十万，否则十万。弼奏于誓书内创增三事：一，两界塘淀毋得开展；二，各不得无故添屯兵马；三，不得停留逃亡诸色人。弼因请录副以行。中使夜赍誓书五函并副，追及弼于武强，授之。弼行至乐寿，自念所增三事皆与契丹前约，万一书词异同，则敌必疑，乃密启副封观之，果如弼所料，即奏疏待报。又遣其属前陵州团练推官宋城蔡挺诣中书白执政。上欲知敌中事，亟召挺问，挺时有父丧，听服衫帽对便殿（此据蔡挺传增入）。乃诏弼三事但可口陈。弼知此谋必执政欲变己所与北朝初议者，乃以礼物属茂实，疾驰至京师，日欲晡，叩合门求对。合门吏拘以旧制，当先进名，对仍翌日。弼责之，遂急奏，得入见，曰：“执政固为此，欲致臣于死，臣死不足惜，奈国事何？”上急召吕夷简等问之，夷简从容曰：“此误尔，当改正。”弼语益侵夷简，晏殊言夷简决不肯为此，真恐误尔。弼怒曰：“殊奸邪，党夷简以欺陛下。”遂诏王拱辰易书。其夕，弼宿学士院，明日乃行。

《长编》所述之事，较富弼碑、铭二文详实，从“上欲知敌中事，亟召挺问，挺时有父丧，听服衫帽对便殿（此据蔡挺传增入）”，可知某些事迹参考了《宋史·蔡挺传》的记录，《长编》文献出处较为清晰。且其中“弼宿学士院”一句，亦引用了苏轼《富郑公神道碑》的文字，而非墓志铭原文“宿待漏舍”，由此看来，此处文本的修正为后来的史学家所认可。

再看苏轼在《归院帖》中与受书人商讨文本使用的时候，态度严谨，言辞慎重，他对碑文内容出处一再求证，询问富公“宿学士院”是口传之事，或是别有文字可以证明，最后还将文本是否修改的裁定权交给了对方——“今当改云宿学士院，为复且只依旧云宿待漏舍，幸批示”。是什么因素使得一向性情豁达、文风豪放的东坡学士，此时变得如此谨小慎微呢？首先，经受“乌台诗案”锒铛入狱、贬谪黄州之后，苏轼对个人言论和文字十分谨慎。由于配享功臣的神道碑是供天下人瞻仰的，碑上的文字必经层层把关，这在当时是一项集政治、文学、书法为一体的国家工程；其次，《富郑公神道碑》中所修改的“宿学士院”这几个字，原先《墓志》为“宿待漏舍”、《行状》为“宿于漏舍”。《富弼墓志》作者韩维当时还在世，任门下侍郎，其父韩亿、其兄韩绛都曾拜参知政事；《富弼行状》为范纯仁所作，他是范仲淹次子，时任同知枢密院事。在当时，论官职、地位、声望，两人比苏轼要高出许多，想要修改他们文章的观点，如若没有富弼家族子孙同意和支持，那是要背负一定言论风险的。况且，此时韩维与川籍范百禄、吕陶政见不合，正在互相攻击，由于范、吕、苏三人是故知，韩维的亲党便将矛头对准了苏轼，他颇为无奈，向宋哲宗自陈道：

元祐三年（1088）十月十七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札子奏……因刑部侍郎范百禄与门下侍郎韩维争议刑名，欲守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杀人，而谏官吕陶又论维专权用事。臣本蜀人，与此两人实是知旧。因此，韩氏之党一例疾臣，指为川党。

政治上的阴霾笼罩着苏轼的前程，使他不得不退避之。

此外，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好友范仲淹去世后为其写过《范文正公神道碑铭》，曾因为文字问题遭人诟病，事情广为流传，这对欧阳修来说是莫大的耻辱：

欧公作《范文正公神道碑》，载吕范交欢弭怨始末，范公之子尧夫不乐，欲删改，公不从，尧夫竟自删去一二处，公谓苏明允曰：“《范公碑》为其子弟擅于石本移动，使人恨之。”

范仲淹和富弼一样曾被吕夷简算计，故吕、范两家素有仇恨。然而欧阳修着眼时局，在碑中抛出范仲淹晚年与吕夷简言归于好的观点，这使得范氏子弟大为恼火。范公之子范尧夫不经欧阳修同意，直接从碑文中删去了这段文字，两人最后不欢而散。可见作者在面对墓志或碑铭这类文体的时候，写作意愿常常受到他人的限制，文辞若不慎重、不征询家属意见的话，同样容易遭受言论攻击。欧阳修曾向其好友苏洵倾吐心声，抱怨范氏子弟的所作所为，师长之间的人事得失对苏轼而言是一种正面教育。

从以上这些情况分析，苏轼在《归院帖》中反复推敲“宿学士院”这一文本，与当时的言论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他写信与富弼家属征求碑文修改意见，既是对家属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保护。因此，此帖的受书人为富弼子嗣这一观点大致可以确立。又因帖中云“不知别有文字，证得是宿学士院，为复只是公家传说如此”，“公”字抬头另起一行，从书仪平阙式看，“公”指受书人，“公家传说”自然是指富氏家族内部的传闻。因此，考证本帖的受书人，可从富弼的子嗣入手。

四、受书人富绍庭及其生平

富弼共有三个儿子，分别是富绍庭、富绍京、富绍隆。然而，苏轼撰写《富郑公神道碑》时，绍京、绍隆均已去世，碑中云：

公之配曰周国夫人晏氏，后公四年卒。子男三人。曰绍庭，朝奉郎。曰绍京，供备库副使，后公十月卒。曰绍隆，光禄寺丞，早卒。

撰碑之时，富公中子、幼子已去世。又见文彦博曾举荐富绍庭曰：

举富绍庭剳子，元祐元年（1086）七月十三日。

臣切以故相富弼直道逢辰，昌言致主，始终一节，华夷具瞻。向与王安石同在中书，议论趣向不合，义难共事，乃请出藩，遂不待年，亟求致政。闲居十稔，不幸亡殁。今闻配享神宗庙廷，公论极为允惬。今弼之子惟绍庭一名监中岳庙，伏望圣慈，以今来配享特推礼恩于弼之子孙，更赐优加録用。取进止。

文写于富弼配享神宗庙后，时在元祐元年（1086）七月十三日，据文中所言“今弼之子惟绍庭一名，监中岳庙”，可知此时富弼的儿子仅有富绍庭。

两位弟弟撒手人寰，操持家族事务和家父配享神宗庙的重担，只能落在大儿子富绍庭的肩上。《神道碑》又云：“元祐元年六月，有诏以公配享神宗皇帝庙廷。明年，以明堂恩，加赠太师。绍庭请于朝曰：‘先臣墓碑未立，愿有以宠绥之。’上为亲篆其首，曰显忠尚德之碑，且命臣轼撰次其事。”“明年”即元祐二年（1087），富绍庭向朝廷请为其父《神道碑》加冕，故哲宗亲为之篆额，并命苏轼撰碑文。此事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亦有记载：

（元祐二年二月辛卯）诏赐富弼神道碑，以“显忠尚徳”为额，仍命翰林学士苏轼撰文，从其子绍庭请也。

《长编》所记时间更为详细，诏命东坡撰写《神道碑》发生在元祐二年二月。宋人叶梦得《石林燕语》一书中，有一则富绍庭向苏轼求书其父神道碑的趣事：

欧阳文忠公初荐苏明允，便欲朝廷不次用之。时富公、韩公当国，虽韩魏公亦以为当然，独富公持之不可，曰：“姑少待之。”故止得试衔初等官。明允不甚满意，再除，方得编修《因革礼》。前辈慎重名器如此。元祐间，富绍庭欲从子瞻求为《富公神道碑》，久之不敢发。其后不得已而言，一请而诺，人亦以此多子瞻也。

欧阳修曾力荐苏洵，此举得到韩琦支持，然而富弼认为其暂不可重用。经此挫折，苏洵最终只得到编修《因革礼》的小官。富弼去世后，富绍庭欲求苏轼撰写《神道碑》，却因先辈往事一直不敢开口，此后不得已求之，想不到苏轼爽直答应。此碑皇皇近万字，殆非易成之事，其写作之难绝非一般文章可比。由此更可见东坡不计前嫌、宽厚正直的人格。既然请求撰碑者乃富绍庭，他自始便与东坡有所往来，那么《归院帖》的受书人为富绍庭大致可定。此帖写于东坡撰碑的过程中，可能富氏来书询问能否将墓志的文字底本“宿待漏舍”改为“同归院”。然而，东坡认为“同归院”表达不出“宿于院中”这层意思，不如直接改成“宿学士院”，故又问富氏，有没有其他文字资料可以佐证富弼当晚“宿学士院”？抑或仅是家族内部有此传闻？信的内容看似写完了，苏轼便落下名款“轼白”。然而再读发现，信中好像少了提醒富绍庭敲定文本的意思，他又以附言补充了两行字：“今当改云宿学士院，为复且只依旧云宿待漏舍，幸批示。”

此帖不具时间和受书人，又无行文敬语，看似一信封中的别简，宋人所辑《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称此类手札为“叠幅小简”，因为一封信由许多信纸组成，后世常常散佚零落，故难以考究。笔者推测，此次两人书信往来中修正的文本应该不只此处，只是尚缺资料，不敢妄议。

富绍庭仕途平平，没有丰功伟业，但贤良刚直、忠正不阿的处事方式颇具父风。《宋史》列传第七十二云：

绍庭字德先，性靖重，能守家法。弼薨，两女与婿及甥皆同居，绍庭待之与父时不殊，一家之事毫发不敢变，族里称焉。历宗正丞、提举三门白波辇运、通判绛州。建中靖国初，除提举河北西路常平，辞曰：“熙宁变法之初，先臣以不行青苗被罪，臣不敢为此官。”徽宗嘉之，擢祠部员外郎。未几，出知宿州。卒，年六十八。子直柔，绍兴中，同知枢密院事，别有传。

绍庭颇重名节，宋徽宗曾擢升其提举河北西路常平，这在臣僚眼中可是一份美差。但他婉言拒绝，理由是先父富弼曾“不行青苗被罪”。宋徽宗没有责怪反而嘉奖他，这在当时传为美谈。另外，富弼传世书法作品中有尺牍《儿子帖》（图3），不知寄与京中何人，嘱托其多提点和关照儿子。富公帖中自称“老夫”，应是其暮年寄与晚辈所作，他自熙宁初被命入京拜相，与新法派政见不合而罢去，之后就再也没有进入汴京，帖当书于其罢相离京之后。其幼子绍隆早卒，逝于熙宁（1068-1077）初，见赵振华、史家珍《洛阳北宋富弼夫妇墓志研究》一文；中子绍京与父同逝于元丰六年（1083），年方三十七，见范祖禹《供备库副使富君墓志铭》，《神道碑》云其“后公十月卒”，误，应是“一月”；长子绍庭最长寿，建中靖国元年（1101）知宿州，后卒，年六十八。事迹见《宋史》列传第七十二。故帖中“儿子”或为绍京、绍庭之一。

图3 富弼《儿子帖》（私人藏）

以上所论，旨在证明《归院帖》受书人应是富弼长子富绍庭，并兼论其生平之事。

五、《归院帖》的书写年代

此帖前文已考，应是东坡与富弼长子绍庭商议《富郑公神道碑》文字修改而作，故其书写时间，当在东坡撰写《神道碑》之时。目前，考证此碑书写时间的论著主要有孔凡礼《苏轼年谱》及张志烈等所编《苏轼全集校注》。

孔凡礼先生认为，此碑撰成于元祐二年（1087）二月八日后不久：

辛卯（八日），朝廷命撰富弼神道碑。旋撰成。辛卯云云，据《长编》卷三百九十五；谓“诏赐富弼神道碑，以显忠尚德为额”，乃从弼子绍庭之请。文见《文集》卷十八（五二五页）。《宋史·仁宗纪》：庆历二年（1042），富弼使辽。弼神道碑谓此后“北方无事，盖又四十八年”。据是，碑文当成于元祐五年（1042），然碑文叙事止于本年，“四十八年”之“八”有误。

他指出，《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了元祐二年（1087）二月辛卯，诏赐富弼神道碑之事，且碑文叙事止于该年，故神道碑应当在不久后完成。他同时又注意到，碑中一些纪年数字与此不合，比如从庆历二年（1042）算起，北方四十八年无事，则写碑时间当为元祐五年（1090），然与元祐二年前后相差有三年之多，故认为“四十八”这个数字有误。

然而，张志烈等先生对此碑的撰成时间，又别有一番深入解读：

元祐五年（1090）作于杭州。本文句首云：“宋兴百三十年，四方无虞，人物岁滋。”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后数百三十年，为元祐五年。另，本文叙富弼庆历二年（1042）出使辽后，云：“北方无事，盖又四十八年矣。”庆历二年后四十八年，亦为元祐五年。故此文当作于元祐五年，苏轼时知杭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五，元祐二年（1087）二月辛卯：“诏赐富弼神道碑以显忠尚德为额，仍命翰林学士苏轼撰文。从其子绍庭请也。”由此知苏轼从奉旨动笔至最终写定，历时三年。《苏诗总案》卷二九系此文于元祐二年九月，误。

《苏轼全集校注》列出的两个时间证据，不得不予以关注。其一，碑文“宋兴百三十年，四方无虞，人物岁滋。”从北宋立国建隆元年（960）算起，百三十年后便是元祐五年（1090）。其二，碑文“北方无事，盖又四十八年矣。”自富弼出使辽国议和的庆历二年（1042）算起，四十八年后也是元祐五年（1090），可见碑文的日期相当准确。若按照孔先生认为“四十八年”记录有误，那么“宋兴百三十年”恰好是元祐五年又当如何解释呢？苏轼应当不可能在计算时间时，连续算错两次，且错得如此同步。所以，孔先生怀疑《富郑公神道碑》碑文“四十八年”之“八”有误的观点恐不成立，而马志烈等先生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并终将《神道碑》的撰文时间定在元祐二年二月至元祐五年，历时约三年完成。

传世墨迹《归院帖》书于此碑起草的过程中，故其书写时间也应在元祐二年二月至元祐五年之间。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以考证东坡写信的具体年月，不妨阙疑，待他日再考。

六、结论

本文阐释了苏轼《归院帖》词句含义，解开此帖清代以来的研究之谜，并更正《石渠宝笈续编》中段句之错误。帖中第四、五行“宿待漏舍”等字可见于新出土《富弼墓志铭》，第二、四行“宿学士院”等字可见于苏轼撰写之《富郑公神道碑》，由此推知，东坡乃与富弼之子写此信，以商议《神道碑》文字修改事宜。此外，本文分析了富弼《墓志铭》作者韩维、《行状》作者范纯仁的社会地位，结合史料证明撰写《富郑公神道碑》时，苏轼受到韩维一党的言论攻击，故对碑文修改十分谨慎，并将是否更正文字的决定权交给了富弼之子。最后，文中列举了许多资料，证明苏轼撰碑前后与富弼长子富绍庭有过接触，且富弼三子仅有长子绍庭在世，故此帖受书人当为富绍庭，帖的书写时间与《神道碑》撰写时间相关，约书于元祐二年（1087）二月至元祐五年（1090）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