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奈良时代的唐制圆领袍研究
——以正仓院所藏大歌袍为例

刘睿佳，邵新艳

（北京服装学院，北京100105）

日本奈良时代（公元710—794 年）是日本全面“以华为师”的时期，此时唐日两国交往密切，倭人对唐朝制度、建筑、音乐等方面进行学习，故奈良时代也被称作“唐风时代”。

正仓院位于日本奈良东大寺西北角，建于公元750 年，正值大唐盛世。仓库内藏品极丰，“除若干可认为唐土传来及纯粹日本之制品外，其余多感受唐代文化影响与夫带有唐代流行的趣味者也”[1]。鉴于当前学术界对日本正仓院所藏圆领袍关注较少，故本文就藏于正仓院南仓118 号大歌袍的形制结构、装饰纹样和面料运用这三个方面，与唐代传世袍服进行横向类比，探析大歌袍蕴藏的唐制服饰特色。

1 大歌袍的基本信息与款式结构

据袍身上的墨书显示，大歌袍为天平胜宝四年（公元752年）四月九日，东大寺大佛开眼会上一位名叫“田上王”的乐生在表演宫廷歌谣“大歌”时所着服装。袍服保存良好、结构清晰、面料精美，具有研究价值。

图1 大歌袍实物图Fig.1 The actual picture of the singer’s robe

大歌袍形制为盘领右衽，衣身前后中破缝，前中拼襟，领口紧窄，长袖窄口，两侧缝约从膝盖处开衩，为唐代男袍中典型的“缺胯袍”款式，见图1 和表1。据考证“缺胯袍”又名“缺袍”，为唐代男子常服[2]，各阶层均可服用，如图2。

图2 盛唐敦煌莫高窟45 号南壁壁画中的江湖强盗服饰Fig.2 The costumes of robbers in the south wall of No.45 Mogao Grottoes during the prosperous Tang Dynasty

表1 大歌袍的基本信息与形制特征Tab.1 Basic information and shap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inger’s robe

除外观与唐代缺胯袍相同，大歌袍也是标准的唐代袍服结构，由前后连裁的左右衣身和内外拼襟、接袖、袖端、领、扣七个部分构成。20 世纪70 年代日本学者关根真隆对大歌袍的主结构进行数据采集，见图3、表2。根据所测得尺寸可以看出：①外观上主身的前、后中缝不在同一水平线上，两者相偏移3.5 cm 左右。参考中华传统袍服的裁剪方式，笔者推测该情况或是前襟衣片与前中拼缝时向左偏移所致，但为何采用如此缝制方法尚需进一步探讨；②前中线至接袖线的距离为51.5 cm，接袖线至袖端线的距离为52 cm。据学者考证，唐代丝帛宽度为1.8 尺[3]，且唐初官定尺度长29.6 cm[4]，由此推算出唐代丝帛幅宽约为53.3 cm。因此综合上述研究可以基本确定前后中和接袖线均为布边，且服装左右主身各用一个布幅，再于两侧各拼缝接袖一片，合计共四个布幅。

图3 大歌袍结构实测图Fig.3 Measured picture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singer’s robe

表2 大歌袍的结构信息①Tab.2 Structural information of the singer’s robe

参照文献资料所提供的结构尺寸信息并按照比例推测部分尺寸，笔者绘制出大歌袍结构复原裁片图，如图4 所示，圆领袍服以衣身前后中线为中轴线，通肩袖线为水平线，布料沿通肩线对折后裁剪，前后衣身等长，双袖从袖根至袖口逐渐缩小，展开后袍服外观呈规整的十字型。可见大歌袍呈现出中华古典袍服的基本特点：保持了十字型的平面主体结构。

图4 大歌袍加缝份结构裁片图Fig.4 The picture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singer’s robe with seam allowance

前文推定大歌袍布幅宽约为54 cm（52 cm 加上缝份损耗量）。依据最大程度利用面料，保持布幅完整性的原则进行排料试验，所得排料尺寸为870.1 cm×54 cm。

综合研究表明，大歌袍在“十字型平面结构”指导下所具有的整齐划一的结构特点。这不仅尽量避免了无意义的裁剪，促使面料得到最大限度地利用，还反映出“节俭惜物”的意识贯穿着人类的造物活动，对今人发现、认识和理解古人的造物动机和动态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2 大歌袍的装饰纹样

除在形制结构上大歌袍完全为标准的唐代圆领袍制式，在图案方面也能明显感受到唐文化的深刻影响。

大歌袍表面织物纹样是一种极具特色的团窠联珠龙纹，如图5。该纹满足了唐代联珠纹的特征：主体纹样为四方连续的二重环形联珠纹，联珠之间相交切合的地方还有忍冬纹作为辅饰，形成唐时典型的“四出忍冬”式样。同时，联珠圈内填对称腾龙、花卉，构图饱满精细，具有唐代纹样健硕的风格。从传世文物看，该类纹饰在唐代较为流行，现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纺织品中均有类似图案出现，如图6。

图5 双龙联珠纹白描图Fig.5 Line drawing of double dragon and bead pattern

图6 唐双龙联珠纹纺织残片Fig.6 Double dragon and bead pattern textile fragments

经与唐代传世文物类比，正仓院大歌袍中的联珠纹与唐代服饰中的联珠纹具有高度相似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袍身上的联珠纹均呈平行排列的满地式图案。大歌袍与唐代斜襟联珠团花纹锦袍和团窠联珠对马纹锦袍的联珠圈中均内部饰有镜像对称式动物主题纹样并向中心聚拢呈团窠状，另在团窠之间的空间中缀饰花卉或动物图案，如图7。由此表明，日本奈良时代袍服确受唐服纹样影响，联珠图案的程式化特征较为明显。

图7 唐代团窠联珠对马纹锦袍中的联珠纹Fig.7 The pattern in the Tang Dynasty robes

图8 绛红色双龙宝相花纹袍的龙头朝向Fig.8 The direction of the pattern of the robe

第二，双龙联珠纹在袍中的方向并非以龙头朝向为正，而是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90°后龙身呈水平放置。类似情况也可在李雨来先生收藏的绛红色双龙宝相花纹袍中见到，如图8。针对上述现象，李先生认为这与古人整齐划一的设计思维有关[5]，即联珠纹样在外形上整体为圆形，具备其他图形所没有的360°对称性，因此从任何角度上看都不会产生方向颠倒错位的感觉。加之古人在制衣时更加注重服装图案整体上的规整循环，对联珠圈内部花纹的朝向没有过多考虑，这也是联珠图案在唐代盛行的原因之一。

3 大歌袍的面料运用

面料是服装的载体，不同面料使用不同的织造技术从而呈现不同的面料特征。以下笔者就大歌袍的面料使用情况进行解析。

大歌袍面料分为内外两层，绫作袍面，絁作衬里。绫是单色斜纹组织结构，质地轻薄，在唐代发展极盛。《新唐书·百官志》载：“武后时期，绫锦坊巧儿三百六十五人，内作使绫匠八十三人，掖庭绫匠一百五十人，内作巧儿四十二人”[6]。另观日本，其丝绸生产技术是从中国传入的[7]，且“唐代运去了具有彩色印花的绫……促使日本丝织技术得到启发”[6]。据《日本三代实录》贞观十六年（公元874 年）中的九月条载，绫、罗、锦、绮均被列为僧尼服装禁制的对象[8]，可见绫在当时无疑属于奢侈品。而从绫在唐服中的使用情况来看，通常用来制作官员袍服，如藏于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仙人跨鹤纹圆领袍、锦袖花卉纹盘领袍就是力证。

相较于绫织物，絁料的普适意义更强。唐朝时，上至权贵下至平民均可用其做衣。如《集异记·集翠裘》：“宰相狄仁杰……入奏，……狄指身上紫絁袍曰……”，《秦妇吟》：“小姑惯之褐絁袍”等均是对絁布应用人群的描述。观之日本，絁织品在其境内亦有生产，除满足人民日常所需外，还是一种具有外交属性的朝廷贡物，在唐日往来的文书中就有日本使者将水织絁、细絁、黄絁献与唐王的记录。值得注意的是，从正仓院所藏服饰中可以发现絁料的应用范围极广。除用作衬里外，还可直接作为袍服、半臂的表层面料。这应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有关。日本奈良属温带季风气候，整体气候温和，这种轻薄且价格相对低廉的絁布自然成为岛上居民衣料的首选，加之絁织物方便印染，因此还常作为单袍或印染底纹使用。

综上所述，在八世纪的中国和日本，丝织物都是制作袍服的常用面料，究其缘由应源于丝料对服装形制和裁剪设计的积极影响。丝质地轻盈、飘逸、亲肤、光洁华丽，且具有很好的悬垂性。通身用丝料制作服装，对展现古代东方“宽衣”服饰形态下的洒脱飘逸之美更为有利。这亦证实了古人对面料物理属性的理性认识，更反映了其中的敬物思想，以及对“面料特性决定服装造型特征”设计思维的精准把握。

4 结语

八世纪随着唐日两国频繁往来，圆领袍传入日本。在对正仓院所藏大歌袍的形制结构、装饰纹样、运用面料与唐代传世袍服进行类比后，笔者得出以下结论：

（1）在形制结构上，正仓院大歌袍为典型的唐代缺胯袍形制，在服装裁剪上表现出对中华古典袍服“十字型平面结构”的严格遵循，同时体现了服饰结构设计的整一性以及古人惜物节用的朴素造物观。

（2）在图案运用上，正仓院大歌袍对唐代圆领袍为传承关系，主要有如下特点：

①袍服图案呈满地式特征。通过对大歌袍和唐代传世袍服实物观察，发现两者均以满地式底纹对袍服面料进行填充，填充纹样以联珠纹、动物纹、植物纹构成团窠为主。其中大歌袍上的双龙联珠图案生动写实，布满衣身，这种以满为尚、饱满健硕的风格带有明显的唐代服饰纹样的装饰性特征。

②袍服图案的构图形式具程式化特点。大歌袍沿用中国唐代典型对龙联珠纹样，主次分明，在衣身上呈四方连续式构图，图案分布位置规整统一，变化创新几乎未见。

（3）在面料材质上，大歌袍与唐代圆领袍保持一致。均用丝绸面料制作，既是古人理性、科学把握面料本质的具体印射，亦是敬物思想的充分体现。

（4）虽然目前无法判定大歌袍是否由唐朝直接输入日本，但其形制、纹样、面料均为中国古代唐袍制式，为研究唐代服饰艺术、唐日服饰文化交流及八世纪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传播提供重要参照。

注释：

①大歌袍的结构信息：袍服实测数据信息大多源自关根真隆《奈良朝服饰の研究（图录编）》第112 页，小部分数据为笔者参照比例所做估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