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北窗
——夏日大兴安岭散记

□鲁枢元

中国古代伟大的自然主义诗人陶渊明曾留下许多名言与逸事，其中广为人知的便有“北窗下卧”：“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这是陶渊明渐进晚年时写给他几个儿子的“家训”：酷暑溽热的盛夏，躺在北窗下的竹榻之上，遇上凉风徐徐吹来，那真是一种最高的享受，简直就像回到羲皇时代！“羲皇”指古代传说中的“伏羲氏”，与“神农氏”“黄帝”共称“三皇”，而“三皇之世”是包括孔子在内的历代儒家的理想时代。

陶渊明式的“北窗下卧”，不需要呼呼飞转的电扇，不需要轰轰作鸣的空调，不消耗能源，不污染空气，就可以享受到盛夏时节的清新、清凉与清爽；同时还可以欣赏到窗外的“树木交阴”，林中的“时鸟变声”，这是何等生活？这是一种自然、自在又自由的生活，一种充满诗情与画意的生活，一种“低物质损耗的高品位生活”。

盛夏来临之际，我应好友之约，在北部中国的大兴安岭盘桓多日，一个突出感受，就是我感悟了陶渊明诗文中描述的“北窗下卧”。

大兴安岭，就是中国的北窗。

林中路

这是一条通向加格达奇近郊“樟子松母树林场”的一条路，一条林中路，一条久违的土路。

无论在北京、南京、广州、上海，要想找到这样一条土路都是很困难的，哪怕在公园里，道路也都被硬化，被铺上柏油，被浇上水泥。现代人出行甚至已经不再满足一般的公路、铁路，而是“高速”的公路与铁路。一次我乘汽车从海口回苏州，一日千里，已经没有了“在路上”的感觉，倒像是被放在“传送带”上。对于现代人来说，“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已经成为一种可忆而不可及的奢望。

此刻，这条土路正向着高大的樟子松树林里蜿蜒延伸。樟子松灰蓝色的树影映射在黄褐色路面上，土路似乎穿上了“迷彩服”。走在这泥土、细沙浑成的土路上，“脚感”也立时变得柔顺、灵动起来。路面上有车辙，车辙里长出青草，草丛里有时会闪出一只蝴蝶，蹦出一只蚂蚱。路两侧的水沟被野草野花覆盖着，人走过会听到青蛙惊起跳水的声响。大树的下边，有时会看到一些散落的黄白色小小圆球，那是雨后新长出来的蘑菇。小路上空，湛蓝的天，银白的云，偶尔飞过的一只苍鹰，会使行人的心胸一下子变得悠远、旷放起来。与那些洋灰路、柏油路不同，这土路拥有太多的“生物量”，这是一条有生命的路，一条与行人的血脉相融通的路，行人的生命也因为这条土路被延长、被拓展了。

林荫深处的土路一侧，一座标本馆陈列着林中多种多样的动植物标本。我在这里看到了我所钟爱的那种动物：猞猁。我曾在我的一本书中写道：“猞猁是山林中一种富有灵性的动物，它有着锐利的目光、敏捷的四肢，既善于觉察环境中细微的变化，又能够迅速地付诸行动”，最早关注地球环境与生态问题的国际民间组织罗马俱乐部便以猞猁作为象征，我在意大利罗马林赛（Lincce）学院见到过那只被供奉起来的猞猁标本，体型还不如加格达奇的这只壮实。

柏拉图的城

说实话，到了加格达奇，我才弄明白这座林业城市的地理位置在内蒙古，行政管理在黑龙江。“加格达奇”在鄂伦春族的语言里，就是“生长樟子松的地方”。它现在是大兴安岭地区首府，坐落在樟子松、落叶松的丛林中，背靠北山，面向甘水。城市不大，总人口十五六万，赶不上江浙地区一个乡镇，但这里天空明亮、水源洁净，马路上从不见堵车，农贸市场里的水果、菜蔬还沾带着大自然中的露珠与泥土。走出城市不远就是旷野，坐在自己家门口就可以呼吸到水面上、山林里随风吹来的“负离子”。我想到古希腊哲人柏拉图在其《理想国》里关于城市的设计，其中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人口控制。他说理想的城邦是5万人，现在看来是少了些，现代都市动辄数百万、上千万人，美梦将注定酿成噩梦。生态学中的阿里定律指出：动物种群有一个最适种群密度，种群过低或过密都可能对种群产生抑制性影响。比较心理学实验证明，饲养在笼子里的小白鼠增殖到一定极限时，白鼠们便开始情绪紊乱、暴躁不安、相互攻击，呈现出精神失常与行为失常。如今大都市里的人们为何变得如此冷漠、如此狂躁，特别容易发怒，或许就是因为违背了“阿里定律”。这些年来，内地的城市一直在无度地追求集中化、规模化，一座几百万人口的城市，仍然不停地向四边拓展，向地下和空中扩张。在我们家，躺在床上就可以看到：一座200米的摩天大厦建立起来，又一座300米的摩天大厦即将完工，还有两座500米的在筹建……城市在高速发展，居民的生活质量却在急剧恶化。柏拉图的出发点是“生活舒适”，我们的出发点则是“发展速度”，症结或许正在这里。

加格达奇地处北国边陲，夏日短暂，冬天漫长，不知这里的人们如何打发他们的业余时间。朋友并不急于回答，而是带我参观了小城的木刻展览、书法展览、摄影展览，精湛的艺术水准出人意外，据说还曾获得过省内外许多大奖。此外，冬泳、刺绣、女子管乐队也都赫赫有名，这些活动全都是业余的、自娱性的，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审美情趣，提升自己的精神追求。前几年，北京、上海学术界争执不下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从康德一直争到费瑟斯通，而在这座小城里则是不证自明的，城市文化建设应当更人性化，一个城市的文化生活并不一定全都要走产业化道路。

漂移的拓跋氏

在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我被告知这些佛教艺术巅峰杰作创作于北魏时代；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我被告知那美奂美伦的“古阳洞”“宾阳洞”原本出自北魏匠人之手；我还被告之，河南巩县石窟寺世界闻名的浮雕“帝后礼佛图”也同样是北魏时代的杰作。在加格达奇西北方向40多公里的地方，朋友带我去看一个天然山洞：嘎仙洞，说这里就是北魏王朝最早的源头，鲜卑族拓跋氏部落最初的发祥地。

洞在半山坡上，为茂密的林木遮掩，不到近处很难发现。洞口不是很大，走进洞里恍如钻进一个巨大的“壶”中，那幽微的光线、氤氲的空气，让人觉得走进一个久远的梦境。当内地的风流才子司马相如与风流才女卓文君吟诗弹琴互诉衷肠时，在这山洞里，拓跋氏部落的子民们还披着兽皮，围着篝火，陶罐里炖着狍子、鳇鱼，过着原始生活。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鲜卑族的拓跋氏就是从这里出发，沿着山坡下的嘎仙河漂移而出，走出丛林，走出大山，一步步走进呼和浩特，走进山西大同，走进中原洛阳，开创了长达180年的北魏王朝，创造出如此灿烂的文化。

“壶里乾坤大，梦里日月长”，走向发达强盛的拓跋氏并没有忘本。大约公元五世纪中叶，也就是东晋诗人陶渊明辞世不久，已经做了皇帝的拓跋焘特派大员携各色供品来到洞里祭祀先人。至今洞内还留下一方刻石：“王业之兴，起自皇祖。绵绵瓜瓞，时惟多祜”。如今，这嘎仙洞里生长出的“瓜秧子”漂移了半个中国后，已经又蔓延回加格达奇，开花，结果。

在返回加格达奇的途中，驻留蒙古包里，手抓羊肉，酸黄瓜、油豆角……酒酣之际，主人首先展喉放歌，歌声洪亮、豪放、悠长。我太太是大学的声乐教授，此时却完全失去“对抗”能力。她听出东道主唱的歌声中有山林、草原气象，隐约还有“牛哞”与“马鸣”的韵味，这是一种回归天地的歌唱，敢情他们就是拓跋氏的后裔。说来也怪，歌声竟引来滚滚乌云，接着便是霹雳雷电、豪雨扑窗。蒙古包内的光线暗淡下来，恍若坐回嘎仙洞内。

对面就是俄罗斯

从加格达奇到漠河有数百公里的路程，我们是乘坐小型飞机过去的。这有一个好处，从飞机上往下望，就像一只鸟儿那样俯瞰整个大兴安岭，望不尽的丘陵沟壑，望不尽的浩瀚林海，时置盛夏的大兴安岭，就像一块巨大的翡翠碧玉，一幅葱茏蓊郁的锦绣长卷。

下了飞机，人们径向北方奔去。北极镇的草地上散布着许多由不同名家书写的不同字体的“北”字：王羲之的，颜真卿的，苏东坡的，黄庭坚的，米芾的，唐寅的……一个个寻觅过去，方才发觉已经中了这里的行为艺术家们的“找北”的谋略。

“北极村”，是位于中国版图上“鸡冠”尖尖上的一个小村庄，晚饭就在江畔一家船上餐馆。脚下是滔滔江水，隔着波光粼粼的江面望去，对面就是俄罗斯。比起这边，那边显得人烟稀少，林木却更加茂密。一盘清蒸江鲤端上来，店家说如今在江里捕鱼越来越难了，黑龙江是条界河，鱼都躲到俄罗斯那边了。我忽然想起那年在海参崴，那里的朋友也曾说起，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迅速发展，中国这边的森林砍伐过度，只剩下了“柴禾林”，中国的东北虎也纷纷携儿带女跑到林深草密的俄罗斯一边。这着实有些让人尴尬。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们的生活水准普遍提高，十几亿人口，人人都想过更富裕的日子，便不得不与原野上的林木、江河中的鱼虾、山林中的鸟兽争抢“生态位”，到头来严重地破坏了自己的生存环境。为了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我们这个人口超级大国需要比其他国家的民众拥有更高的生态觉悟、更多的生存智慧。遗憾的是至今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

入夜多时了，北极村上空依然明朗，“神州北极”的碑刻在彩灯照射下显得玲珑剔透。我突然想起，这“北极”其实不过是以我们自己的版图为尺度，换一个坐标，从地球的尺度看来，我们距离“北极”还很远。江的对面是俄罗斯西伯利亚广袤的荒原，荒原的北边还有浩瀚的北冰洋。如果再转换一个坐标呢，比如太阳系、银河系，我们还要到哪里“找北”呢？

黄金沟与蓝莓镇

从漠河乘汽车南下，公路大型指示牌上不时提醒人们：“高纬高寒地区常年岛状冻土地段”，这让我们意识到即使盛夏，我们此时脚下两米的地方仍是冰冻状态。

第一站，金沟，又叫胭脂沟。据说慈禧太后的胭脂钱是由这里开采的黄金支付的。“黄金”“胭脂”，两个汉语词汇叠压在一起闪现出奢华色彩。这是一条宽阔平坦的河谷，1877年一位鄂伦春牧人在这里挖坑葬马，一撅头下去竟挖出几块黄金。此后，俄国人、日本人以及内地的冒险家纷纷赶来盗采，万古洪荒的河床一时成为繁华的闹市，成为争夺财富的凶险之地。后来，黄金沟被清廷接管，年贡黄金10万两。如今虽早已停止开采，河谷里仍然残留一垅垅、一堆堆的矿渣，连野草也不肯生长。河谷里的“原居住民”，那些棕熊、马鹿、黄鼬、紫貂、林鸮、花尾榛鸡更是全都不见踪影。自然生态的恢复还须一个漫长的过程。

出了黄金沟沿快速公路往东南驶去，一路上河流纵横、冈峦起伏、草木葱茏，路边不时会看到停放的摩托车，却并不见人。朋友说车主都在草甸深处，是采摘野蓝莓的个体户。

蓝莓（Blueberry），以前的大兴安岭人叫“都柿”，原本漫山遍野的一种野果。现代科学发现其中富含花青素、有机锗、有机硒、熊果苷等特殊营养成分，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命名为五大健康水果之一，身价随之大增，被封为“黄金果”。高利润引发采集狂，不择手段的野蛮采摘（比如使用一种叫做“铁撮子”器械的采割），已经给野生蓝莓造成致命伤害。

我反感将“蓝莓”叫做“黄金果”，把这山野间的蓝精灵与黄金扯在一起。黄金作为一种贵金属与货币成为搭档是必然的，黄金产业的开发历来与贪婪、血腥联系在一起，甚至“抢劫金店”也已经成为当下刑事犯罪的热门。而蓝莓作为一种拥有生命的草木，本是大地对人类的恩惠，象征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如果非要把蓝莓作为一种“产业”加以开发，那么也应该尝试一条“天人合一”的正道。

在阿木尔林业局，我有幸看到这一迹象。

阿木尔林业局所在的劲涛镇已经改叫“蓝莓镇”，连镇上的建筑也都被涂上漂亮的蓝莓颜色。在投产不久的“北极冰蓝莓酒庄”，我们似乎看到“生态时代”的曙光。在这座温馨典雅的建筑里，丛林里的蓝色精灵变身为清冽甘甜的世上美酒，这里的美酒也会像江西柴桑镇那样，孕育出一代诗人吗？还真是凑巧，在阿木尔我们还真的就结识这样一位“奇人”，他在政法系统任职，干的类似苏东坡当年做“通判”的差事。他年龄不大却博览群书，精通音律，抚得琴，写得字，五古七言倚马可待。道别时，我也吟诗一首：“青松在东园，白云宿簷端。举世少复真，清节映西关”。不过，这诗并不是我创作的，而是拼对的陶渊明先生的诗句，要不然我会将“西关”改为“北关”、北部边关了。

家园贴近桃花源

在大兴安岭林区，“家园”的完整叫法是“韩家园林业局”，简称“韩家园”。但这里的职工喜欢直呼为“家园”，那是他们自己的家园。这里地貌平缓，呼玛河、嘎根河、倭勒根河在这里交汇成网；樟子松、落叶松、白桦树连理成林。镇子不大，井然有序地划分为产业区、生活区、游览区、行政区。职工宿舍貌不惊人，却宽敞舒适。小饭馆绝非高档，饭菜却新鲜爽口。街头广场并不铺张，一派歌舞升平气象。镇东的鹿苑，马鹿、驼鹿、梅花鹿自由自在地散放林间，既是产业，又供游览。到了夜晚，一间不大的卡拉ok厅，温馨的灯光里照旧飘出《北国之春》《月亮代表我的心》……对于舒适的日常生活而言，这里是“应有的尽有”；相对于奢靡的现代大都市，这里则是“不应有的全都没有”：没有过剩的垃圾，没有堵塞的道路，没有拥挤的人群，没有致癌的PM2.5，没有雾霾，没有强索人命的“非典”“禽流感”。在这里，难得的还有人际关系的融洽。在号称自由平等的大学校园，“官本位”已经成为铁打钢铸的江山。在韩家园林业局，或许与野外作业、集体行动相关，这里的上下级关系并不如内地森严，我看到孩子们亲如兄弟姊妹般地交往，我很感动。这对孩子们的心理健康也是大有益处的，这样的环境里容易培育出诚挚与善良，而不至于滋生出衙内、魔女那样的劣货。

韩家园的人们很热爱自己的家园，他们的目标是将家园建成“美丽家园”“和谐家园”。比起“富可敌国”的华西村，这里远不够富足，但这里的人们并不缺少幸福感。比起华西村装在玻璃罩子里用一吨黄金打造的那只牛，我更钟情家园林子里啃吃着青草的梅花鹿。在我看来，大兴安岭的韩家园虽然清贫，距离中华民族世代向往的桃花源或许还要更近一些。

桃花源并不总是在“世外”，还存在于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