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尊严
——杨本芬和她的“看见女性三重奏”

◎ 行 超

大约是2021年，文学界和出版界悄然流传着一则奇迹般的故事：80多岁的素人老太杨本芬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被女儿章红放在网上连载，引起无数读者共情。不久，小说《秋园》面世，好评如潮。退休老人写作自传本不算稀奇，杨本芬的奇特与珍贵在于她此前没有任何写作经验，更没有从事过文学相关的工作，她的写作伴随着所有的琐碎日常。这本薄薄的小书，杨本芬在灶台边写了十年，留下了整整八公斤的书稿。

根据作者自述，《秋园》写的是她母亲的一生。小说最后有一处细节,言母亲的遗物中有一张纸条写道：“一九三二年，从洛阳到南京。一九三七年，从汉口到湘阴。一九六〇年，从湖南到湖北。一九八〇年，从湖北回湖南。一生尝尽酸甜苦辣，终落得如此下场。”一个中国女性颠沛流离90年的人生，寥寥几笔就写尽了。许多年后，当女儿杨本芬（小说中的“之骅”原型）也已迟暮，她决定写下自己的母亲与家庭，记录一段特殊的历史过往。

杨本芬此后又接连出版了《浮木》《我本芬芳》，这三部作品其实都是自传体。《秋园》讲的是母亲的人生，《我本芬芳》是写作者自己的婚姻生活，而《浮木》则是对《秋园》的补遗，也是《秋园》的“番外篇”。从题材上看，《秋园》《我本芬芳》是小说，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因而叙事者的情感更加冷静、克制；而《浮木》是散文集，更接近于碎片化的记录，但正是这样的体裁，让作者的主体性得以加强，抒情色彩也更加浓郁。

对于读者来说，这三部作品之所以感人，是因为其中情感真挚，以及这种个体书写所带来的普遍意义。对于当下的文学写作来说，杨本芬以一种最质朴、最直接、最有力量的方式，击破了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若干问题。比如，女性如何讲述自己？个人如何成为历史？等等。

某种意义上，几乎可以将杨本芬的“看见女性三重奏”与意大利女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等量齐观。两位作者写下的都是女性艰难的成长历程，都具有史诗的视野和意义。在她们笔下，那些看似柔弱的女性用她们超乎寻常的坚韧与忍耐，支撑着一个家庭。当然，这背后其实也是女性的无奈，比如秋园曾经也是个不愿裹脚、渴望新式教育的少女，但是成家之后，她便不得不随着丈夫迁徙、安家，忍受他人的欺辱与嘲笑，甚至丈夫死后的改嫁，都是为了继续活下去。

但是，我并不认同用“看见女性”来概括杨本芬的写作，这样的表述包含着太过明显的立场和倾向。她的写作显然不是为了传递任何主义，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倾诉。这其实也是杨本芬的文字所传达的生命观——无论狂风骤雨、草木枯荣，你只管活着。杨本芬的笔下，我们看到了无数这样的中国人，无论经受了多少苦难，他们从不怨天尤人，只是拼尽全力地活下去。在这个意义上，杨本芬显然超越了单一的性别立场，她是站在生活的立场、生命的立场上进行写作的。

没有受过文学训练的杨本芬，其实也避免了因“专业”而带来的匠气，没有技巧、规则，甚至没有诉求和目的。对于杨本芬而言，写作既神圣又简单。若用一句话概括杨本芬的写作，我想，她写的不仅是女性、家庭，也不仅是历史，她写下的是有尊严的生、有尊严的死，而这样的书写，也真正代表着文学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