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下四川涉藏地区增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实现路径研究
——基于城乡社区居民社会支持现状的调查分析

范召全 张华志 刘 勇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全会还提出，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 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要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1]。近年来，四川涉藏州县各族干部群众，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围绕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后文简称“三感”)，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在织密扎牢“三感”保障网建设上取得一定成绩。 从学理、逻辑、政策和现实表现看，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增强，绝非仅仅是社会保障体系的独立支撑保障之功，加之，“三感”概念内涵本身丰富、复杂，人民群众“三感”的增减变化又是内因、外因等多因互动的结果，显然，就不能简单地在“三感”与社会保障体系之间建构起一种因果逻辑关系，并倚重这一因果逻辑关系来论证、诠释甚而加持“社会保障体系”对“三感”的正功能。 但是，社会支持理论提出，社会支持网络都是一种资源，尤其是个人处理紧张事件的潜在资源，社会支持资源可以是个人资源，也可以是社会资源，前者仅包含个人的自我功能和应对能力，后者包含个人在社会网络中的广度和所能提供的社会支持功能的程度；一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源越强大，就能越好地应对来自各种环境的挑战；有时候，社会支持还是来自于他人的一般性或特定的支持性行为，该行为可以提高个体的社会适应性，使个体免受不利环境的伤害[2]。 依照社会支持理论的这些基本观点，大致可以这样来判定:社会保障体系也会是不断增强城乡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资源支撑之一，居民拥有了良好的社会支持可能会直接表现为或转化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及其满意的内心体验。 从这个角度上讲，优化和改进社会支持网络系统，反过来会是增进居民“三感”最直接、最有效的路径之一。 基于这个认知思路，本文以社会支持理论为视角，深入探讨四川涉藏州县如何创新改进社会支持保障网，以不断增强各族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研究对象的样本设计和研究变量的设定

(一)研究对象的样本设计及社会调查资料收集

研究样本设计考虑到乡村振兴进程中四川涉藏州县城乡社区的不同地域、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不同发展程度，以及居民不同民族构成等因素，样本抽样具体分为两块:

1．城镇社区、牧民定居点，以及乡村振兴先进乡镇、示范村的样本抽取。 为了尽可能增加样本的地域代表性、民族社区类型代表性，样本设计中考虑到两个主要标准。 一是在空间上要覆盖四川涉藏州县的主要地区，包括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等藏族集聚地。二是从样本社区类型和规模上要包括州县城镇社区、牧民定居点、特色民族村寨、乡村振兴的先进乡镇、示范村等。 本文研究样本暂不涉及凉山州木里县。 由此，样本构成如下:(1)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等地的民族特色村镇、牧民定居点、新型羌寨、藏区新村等。 (2)四川涉藏州县的主要县城社区。 按照判断抽样和配额，在两个民族自治州分别抽取10 个不同类型样本。 抽取的样本类型及数量构成情况，见表1。

表1 样本类型及其数量构成(单位：个)

2．问卷调查对象的抽取及资料回收。 调查对象的抽取，按照地区配额来完成。 抽取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共200 份问卷，其中，甘孜州100 份，阿坝州100 份。 甘孜州是以藏族为主的民族地区，抽取2 个民族特色村镇、2 个牧民定居点、1 个藏族地区新村、5 个县城多民族社区，发放100 份问卷。 阿坝州是以羌族和藏族为主的民族地区，抽取2 个民族特色村镇、1 个牧民定居点、1 个新型羌寨、1 个藏族地区新村、5 个县城多民族社区，发放100份问卷。 资料收集采取“入户填答问卷，当场完成，当场回收”的方式进行，调查发放问卷200份，收回有效问卷200 份。 有效回收率100%。有效问卷具体情况见表2。 同时，通过结构式、半结构式主题访谈，阅读整理政府工作报告、信息公报、年鉴、新闻报道、公开会议文件、统计公报等，收集大量第一手资料。

表2 各调查地区收回有效问卷情况(n=200)

(二)研究变量的设定及测量

文中涉及的四川涉藏州县各民族居民或城乡居民，主要包括域内的城市多民族社区、藏民族地区新村、新型羌寨、民族特色村镇、牧民定居点等的居民群体，以及跨区域大流动进入成都市的部分定居经商求学人群(跨区域大流动内迁定居成都的这部分人群，主要作为访谈对象或观察对象)。 关于“社会支持”的研究变量设定及测量，借鉴参考肖水源[3]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调整修改后测定四川涉藏州县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资源拥有量及其支持利用度，定量呈现社会支持状态，从一个侧面来反映他们(她们)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实现程度。 关于社会支持可量化变量指标，调查问卷采取1 -5 分计分制算法，1 =“从无”，2 =“极少”，3 =“一般”，4 =“较大”，5 =“全力”。

二、四川涉藏州县乡村建设中社区居民的社会支持现状

开篇已提及，从社会支持理论角度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不开必要的社会支持网络资源的支持。 按照社会支持理论的观点主张，居民的社会支持包括来自居民个人之外的各种支持资源拥有量和个体对支持的利用情况。 就是说，如果一个居民一旦有了一定的社会支持资源拥有量，也有了个体对支持的良好利用状态，那么，它就可能会反映在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上。 现就四川涉藏州县乡村建设中社区居民的社会支持现状呈现如下:

1．应急救困类支持，以民间性个体化支持为主(占比65%)，政府性组织化支持为辅。 表3 显示，受访居民在遇急难变故时所得到的慰问和关心支持，有 21．5% 来自核心家庭成员，21．9%来自亲戚朋友，居前两位，紧随其后的是来自同民族的，占11．7%，同事同行的占9．9%。亲人亲友支持和同事同行支持占到了65%。 显见，这类以血缘、亲缘、地缘、业缘为纽带的民间支持，是各族居民能够利用到的社会支持中的绝对主力资源。 相较而言，当地基层政府、社会团体、慈善组织、专业服务机构等为居民及家庭提供应急救困支持则极其有限。 表3 数据显示，居民在遇到急难变故时，从当地基层政府曾得到的慰问和关怀支持的仅占9．9%，大致相当于同事、同行的支持力度；而工青妇、宗教团体、公益慈善组织、专业服务机构等则没有支持表现，未出现在受访居民的问卷中。 基于此，可初步判断，在当地，政府性的、有组织性的应急救困类支持，似乎作为民间性个体化支持的“辅助力量”，民间支持是应急救困类支持主力。

表3 居民在遇急难变故时曾得到安慰和关心支持的发生率

2． 经济援助类支持，亲友援助占比过半(52．8%)，制度化、组织化的专业机构援助占8．6%。 表4 显示，居民在突遇经济困难时得到的支持援助，有23．5%来自核心家庭成员，18%来自亲戚朋友，11．3%来自同乡，居前三位，其总和达52．8%，亲友援助超过了一半。 四川藏区的宗教、慈善组织等民间社会团体提供的经济性援助支持，占到经济援助总量的8．6%。 遗憾的是，专门金融机构、公益基金会、专业性服务机构等制度化或组织化的经济类支援力量，没有出现在受访居民所理解和感受到的经济援助支持资源序列中。

表4 居民突遇经济困难时曾得到援助支持的发生率

3． 民生难题类支持，制度化正规支持达10．7%，非正规社会支持占比过半(53．4%)。调查发现，受访者在碰遇住房、医疗、子女上学、就业等难题时，他们(她们)能成功寻求到的问题解决渠道，大多仍限于家庭支持和朋友支持。表5 数据显示，有27．2%的受访者是依靠亲戚这一渠道来解决难题的，“亲戚依赖”成为第一大渠道；第二大渠道是依靠同乡同民族，占比有14．4%；同学好友的占 11．8%，是第三渠道。 事实上，第一、二、三渠道均属于非正规社会支持的类型，三者合计高达53．4%。 比较而言，有10．7%受访者曾经成功地从基层政府部门渠道得到政策性解决，他们(她们)因符合政策刚性条件，享受到了制度化正规支持。 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有6．2%的受访者在面临民生难题时无任何求助渠道；二是慈善组织、专业服务机构等制度化或组织化的社会力量，没有出现在受访居民所理解和感受到的民生难题类支持渠道序列中。

表5 居民面临住房、医疗、上学、就业等难题时曾成功寻求到解决渠道的发生率

三、四川涉藏州县乡村建设中社会支持的特点与短板

社区社会支持现状结果表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四川涉藏州县社区居民社会支持突出表现为两大特点，一是“弱支持”，二是“差序格局”。

(一)“弱”社会支持，难以支撑乡村建设行动中居民日益增长的“三感”需求

社会支持现状结果显示，65%的民间性个体化的非正规支持(如家庭支持、朋友支持等)，近20%的制度化、组织化的正规支持(如政府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支持、慈善组织支持等)，即“6520”结构。 社会支持理论告诉世人，社会支持是一种个人处理紧张事件的潜在资源，它可以提高个体的社会适应性，使个体免受不利环境的伤害；当一个人所拥有的社会支持资源(包括个人资源和社会资源)越强大，就能越好地应对来自各种环境的挑战。 我们可以判断的是，“6520”结构属于“弱”社会支持，因为，从当前四川涉藏地区实际情形看，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在整体实力和功能优势上，均要弱于国家政策性制度化支持、组织化机构支持。 一个人所拥有的支持资源，如果越多地属于民间性个体化的，就能越难以应对来自各种环境的挑战，难以处理紧张事件，有品质的生活就越容易受不利环境和突发事件的伤害甚至毁灭，这时，他们(她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就会受到负面影响，有被拉低的风险；反之，如果这些资源越多地属于制度化、组织化的，就越容易支撑起“有质量的生活”，让人易生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然而，四川涉藏州县所面临的这种“6520”结构的“弱支持”状态，难以支撑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需要。

(二)“差序格局”社会支持，难以适应乡村振兴战略下城乡“三感”无差别的新形势

前文分析结果表明，四川涉藏乡村建设各地居民的社会支持来源有家庭支持、朋友支持、政府支持、公益组织支持、公众支持等，但它们是非均衡的。 表6 显示，第一层来源是家庭支持。 受访者能成功地从核心家庭成员那里得到支持和照顾的得分均值为4．687、从亲戚那里得到支持 和照顾 为 4．168， 得 分 率 分 别 高 达93．7%、83．4%。 这种以血缘、亲缘为纽带的家庭支持，成为他们(她们)最核心也是最大的支持来源。 第二层来源是朋友支持。 同乡、同窗、同行、同事、同宗、同民族等人士提供的支持和照顾，均值大多在 3．0 ～3．5 分之间，得分率为60% ～70%。 这种以情缘、业缘、地缘为纽带的朋友支持，成为社会支持的第二圈。 最外圈的支持是邻里支持、政府支持、公益组织支持、公众支持等。 邻居支持照顾的得分均值为表中最低的2．944 分，得分率 58．9%，尤其，来自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民间团体、慈善组织、专业服务机构等组织化的社会支持，没有出现在测量量表中。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受访者所理解和感受到的这类社会支持来源微乎其微。 邻里支持和其他一些微乎其微的制度化、组织化支持来源，成为社会支持中的第三圈。 从第一圈到第三圈，城乡居民获得支持照顾的成功率依次减弱降低，呈“差序格局”。 客观地讲，“差序格局”就意味着，受访样本所寻求到的支持照顾多来自家庭和朋友，而能寻求到的制度化支持和组织化支持却偏少。 在高度社会化、高度制度化、高度组织化的当代社会，寻常百姓家在碰遇紧张事件、不利环境时能成功寻求到支持照顾的来源应该是多元化的，且制度化支持和组织化支持占据优势，发挥压倒性保障作用，社会支持呈“倒差序格局”为宜，城市化尤其离不开“倒差序格局”社会支持网络的支撑。 显见，四川涉藏地区实际存在的这种“差序格局”，难以适应乡村振兴战略新形势和现代化城市化发展新要求:党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目的之一就是要实现城乡均衡化发展，缩小乡村与城市在生活生产生态上的差距，让乡村居民逐渐享有城市居民同样的“倒差序格局”社会支持，最终达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无差异。

表6 居民从不同来源所获得的支持和照顾得分(均值，保留小数点后三位)

四、增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实现路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意见》强调，强化乡村振兴规划引领，加强各类规划的统筹管理和系统衔接，形成城乡融合、区域一体、多规合一的规划体系[4]。 随后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2022 年)》提出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阶段性谋划。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乎亿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局[5]。

四川涉藏地区，是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出现的一个缩影，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和短板在全国其他民族地区程度不同地存在着。 如何破解这一现实难题? 本课题组认为，只有运用新发展理念，总体上实现了高质量发展，才能最终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在实施改进的工作中，应该寻求怎样的路径呢?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给我们指明了方向。 2019 年9 月27 日，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确保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 要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把‘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的能力，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人民，不断增强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各族人民共创美好未来、共享中华民族新的光荣和梦想”[6]。

(一)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区照顾、社会协同、科技支撑的“三感”保障体制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1]。 这为改进当前四川涉藏地区社会支持“差序格局”和“弱”局面的现状指明了工作方向。 因此，包括四川涉藏州县在内的我国广大民族地区，应着力创新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区照顾、社会协同、科技支撑的“三感”保障体制，形成“国家-企业-社会-个人”保障逻辑链条和社会治理联动传输带，为各民族过上美好生活提供“强”支撑。 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就是党委领导出台顶层设计，做好织密扎牢保障网的战略布局，政府主导推动保障网实施和制度兜底。 社区照顾包括“在社区接受照顾”和“由社区提供照顾”，有效整合家庭支持资源和朋友支持资源。 社会协同就是要以税收等制度性措施、公益市场化手段、社会“金融化”方式、志愿服务渠道，推动吸纳企业、公益组织、民间社团、专业社工机构、公众个人，发挥“公众参与、协同保障”的作用。 科技支撑就是要运用科技改变生产、改变生活、提升经营能力，增产增收是最坚实的保障网；推进“大数据+”保障网，建设智能社区，实现精准、及时、便捷地解难助困。

(二)以人民为中心，围绕民生需求完善福利保障政策，织密扎牢“获得感”保障网

1．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培育、引进专业社工机构参与社区服务。 为及时有效解决居民面临的“弱支持”问题，各州县在推进乡村建设行动中要积极推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为城镇社区、牧民定居点、乡村振兴乡镇村组，引进和培育更多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经由专业机构向有需要的人士提供专业化、常态化的个人援助、家庭辅导、情绪管理督导、危机干预跟进以及市民化成长陪伴等应急救困支持服务，为居民送去专业机构的组织化支持。

2．普惠与特惠政策并举，为进城少数民族提供生计转型、救危解困的民生支持。 在涉藏地区城镇化建设方面，应重点健全城镇化转移扶持政策、双创援助政策、过渡支持政策等普惠、特惠专项保障，重点解决新进城农牧民生计转型难、子女教育成本高等难题。 开展城镇市民化教育，重点对新进城少数民族青年进行转型技能培训，为“双创”青年提供行业组织化营商支持。

3．多规合一聚资源，公益市场化吸收资源，建设“民族福利房社区”。 当前四川涉藏地区同全国其他民族地区一样，刚完成精准脱贫任务，已进入后脱贫期“下半篇文章”阶段，面临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问题。 基于此，四川藏区深度贫困农牧区和浅城镇化乡镇，应将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后续扶贫“三规合一”，聚集城镇化、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的政策性资源，创造性推行统建福利房救助政策，进一步适时适地推进“福利房社区”示范点建设，在解决深度贫困户住房难问题的同时，增进民族团结和民族大融合，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积极引入公益商业模式，以公益市场化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民族福利房社区”建设。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四个坚持”，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系统观念[1]。 四川涉藏州县在“四个坚持”指导下，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改革创新，“三规合一”必将进一步完善福利保障政策，提供“强”支持，最大限度满足民生需求，提升各民族获得感。

(三)摒弃城镇化率追赶心态，因地制宜特色发展“田园城市”，织密扎牢“幸福感”保障网

1．摈弃城镇化率追赶心态，提高把“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的能力，守住美丽家园

在推进城镇化建设上，四川涉藏州县不能走内地发达地区“高城镇化率、要素大投入、城市群大战略”道路，而要“因地制宜创特色、城镇在地小型化、多元民族文化传承、生态资源环境守护”的城镇化之路，淡化城镇化率，强化青山绿水留住率，突出藏民族文化保存率。 留住绿水青山，保护好“绿水青山”资源，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建成有康藏地区特色的“明日的田园城市”[9]，留住“幸福感之源”。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因此，四川涉藏地区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绝不能丢掉“绿水青山”优势和康藏文化特色，更不能失去“金山银山”依靠和康藏文化自信，否则难以守护美丽幸福家园。

2．青藏高原乡村建设、城镇化不能没有“西部家园”情怀，须守护幸福文化家园

四川涉藏地区地处青藏高原，有着雪域高原生活与神圣信仰依托，需要深度关怀雪域高原的神圣形态和高原聚落的现代转型，城镇化要留住圣洁干净的天空，更要守住幸福宁静的康藏文化家园，建设有康巴藏族特色的幸福“第三社区”[10]。 正是基于此，四川涉藏州县城镇化不能没有“西部家园”情怀，要守护好幸福文化家园并贯穿于乡村建设、城镇化建设全过程；康藏文化自信和幸福文化家园不仅是域内各族居民幸福美好生活的文化内核要义所在，更是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种内聚力量。

(四)实施“逆向”策略和“双轮三驱”方略，整合乡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资源，织密扎牢“安全感”保障网

1．实施“逆向”策略，打通“内 -外”、“乡 -城”资源整合通道，确保少数民族流动安全和安全流动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要完善差别化的区域政策，优化转移支付和对口支援机制”[6]。 按照总书记讲话精神，为解决大量内迁藏族和流入县城藏族人口的“弱支持”瓶颈问题，不妨尝试创新实施“逆向”策略:一是创新“逆向援藏”。 四川藏族地区的援藏，可以考虑援藏目的地不设在涉藏州县，而是逆向设在藏族人口跨区域大流动的内地目的地，在内迁藏族流入地而不是在流出地实施“援藏”，将流出藏族人口较多的基层政府与流入地结对子，抓好流入地和流出地两头的工作对接机制和风险防控机制，建立健全内迁少数民族进城安置的利益补偿机制和成本分担机制，完善“逆向援藏”业绩考评工作机制，为内迁少数民族提供“对口支持”和安全护航，提升内迁的安全等级，做到安全内迁，内迁安全，打通“内-外”资源整合通道。 二是创新“逆向追踪扶贫”。在脱贫后时期，四川藏族地区脱贫后续跟进工作，可随藏族地区原贫困人口流动进城而进城，原贫困人口流出地与流入地结成巩固脱贫成果帮扶对子，在流入城镇社区开展针对少数民族脱贫人口的脱贫追踪工作，中央以及相关省、自治区，以及四川涉藏州县内部，均应动态优化转移支付，政策性支持在流入地实施“逆向追踪扶贫”，建立健全进城少数民族人口脱贫成本分担机制和“费随事转”资源动态协商机制，确保“乡-城”流动的安全性。 “逆向”策略，可以有效应对跨区域流动人口面临的“弱”支持难题。

2．实施“双轮三驱”方略，打通“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后精准扶贫”资源整合通道，确保少数民族“乡-城”流动的资源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强调，“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1]。 中共中央国务院《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2022 年)》提出，“要坚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统筹城乡发展空间、优化乡村发展布局”[5]。 因此，遵照党中央战略部署，结合四川涉藏地区实际，不妨创新实施“双轮三驱”方略，以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精准扶贫”轴线上的“人、地、钱、事”相机流动，费随事转，人走资源走，促进流出领域要素和流入领域要素的有机衔接和优化配置，确保“乡-城”流动人口的资源安全，及时有效获得“强”支持。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优化发展格局为切入点，以要素和设施建设为支撑，以制度机制为保障，统筹谋划、分类施策、精准发力，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 要在巩固脱贫成果方面下更大功夫、想更多办法、给予更多后续帮扶支持，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尤其是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交通设施、就医就学、养老社保等要全覆盖。 中央支持西藏、全国支援西藏，是党中央的一贯政策，必须长期坚持，认真总结经验，开创援藏工作新局面。 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四省党委要高度重视涉藏工作，承担起主体责任，加强同西藏自治区的协调配合。 中央将继续加大对四省涉藏工作的支持力度，帮助涉藏州县改善基础设施、加强生态保护、保障和改善民生、发展特色产业，让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14]。 进入精准脱贫后时代，正是加紧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期，包括四川涉藏地区在内的全国藏区干部群众，按照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新发展理念，着力优先解决好民生问题，做好乡村振兴-精准脱贫-新型城镇化“三位一体”资源整合大文章，织密扎牢“三感”保障网，让民族地区城乡居民充分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