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作伴好还乡》：抒情空间的建构路径

邓钧升

(中共重庆市开州区委党校，重庆 405499)

在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叙事文本中，最需要注意的未必是文本中写实性的问题，而应是文本表达情感的方式。从一般的情况上看，叙事文本的主要文本任务是完成对事件的讲述，创作者的价值立场和情感都是通过叙述事件表达出来的，甚至在很多实际创作中创作者会尽可能减少自己在文本中的影响，将文本尽可能客观地呈现给接受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以写实为主要目的的叙事文本中不需要具有抒情性的部分来唤起接受者的情感体验。

以电影创作为例，在影像语言的使用过程中，创作者往往会根据实际的文本内容采用不同的形式为文本增添情绪化色彩，大部分电影创作者在调动影像语言的过程中会使用空镜头、长镜头等手法，又或者在叙事中通过光影、色彩、景物的变化营造出感性的镜头语言，甚至还会选取具有深刻象征意义的景象或场景为文本的叙事寻找抒情的手段。除这些具有电影艺术特质的抒情方式以外，电影文本还会在叙事过程中通过叙事本身传递出创作者寄寓在文本中的深刻感情，而其中利用空间来完成其情感世界的建构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手段。

电影不同于一般的艺术类型，是伴随着人类技术进步产生并发展的一种特殊艺术形式，从目前主流的艺术类型中看，电影是最能够直观还原现实生活的文本。虽然在叙事上它会面临着创作者的编排剪辑和艺术加工，但是作为具有空间化特征的文本，它完成了很多其他艺术类型难以完成的叙事功能，那就是对空间的展示。众所周知，在某一种艺术文本中，时间和空间是叙事过程中最不可回避的问题。不论是描绘人生存的社会环境，还是建构人的情感世界；不论是讲述具有自然性的乡土故事，还是以现代化都市作为主要观察角度的文本创作，都无法离开时间和空间的约束。但在一般文本中，时间和空间往往不是按照理想的方式呈现在接受者面前的。以文学类的文本为例，虽然在理想状态下，空间在叙事中不应当按照线性被拆解成若干个部分，但是受限于现实的创作规则，空间只能以点状或线形的形式出现在文本中。电影则完全不同，它可以借助某一种特殊的叙事视角，将该视角内的全部空间环境都呈现在影像语言之中，它甚至可以在某一段时间内同时表现多个空间。这就导致空间在叙事文本中可以承担起更加重要的功能。

从广义上看，文本中的叙事空间主要可以分成两个类型，首先是具有实际意义的确定客观空间，在这一空间内部，事物是客观实存的，在叙事上或然地产生意义，它可以对人物的身份、性格起到一定的暗示作用，但是它同样可以仅仅是一种陈列，并不产生实际意义。而另一种空间类型则是不可见的，它往往以抽象的形式存在于文本中，一般由人物与人物之间的情感交往和社会关系交织而成，从抒情功能的角度上看，后者更有利于表现创作者在文本中试图与接受者产生情感共鸣的目的，本文所采取的也正是对这种具有抒情性空间进行解读的立场。具体来说，电影《青春作伴好还乡》就是巧妙地利用了空间在文本中所能够具有的抒情功能，通过对非实存空间的不同角度的建构，在文本中呈现出了充满抒情色彩的社会环境，不仅在主题的表现上探索出了一种全新的思路，也在电影文本的叙事过程中将写实的风格与抒情的表达深入地融为一体，在展现了青年人返乡扶贫过程中现实存在的困难和矛盾的同时，又为文本注入了充满热血赤诚的浪漫情怀。使这部电影既不脱离现实语境，准确地表达主题内容，又能够从目的论上发出动员和号召，影响和塑造青年人的价值观念。

一、人物塑造与情感空间的书写

《青春作伴好还乡》在注重现实空间描绘的基础上，将人物放置在充满情感体验的空间环境中，使人物的性格饱含着动人的情感力量。使观众更加直接地体验主人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以及他所坚持的个人理想。

在人物塑造上，文本中的人物脱离不开复杂的情感关系。主人公管松江完成学业后毅然回乡，帮助故乡进行建设开发，这在故事模式上是近年来创作的一个常见角度。但文本并未将他的努力和追求变得类型化和程式化，而是将他的理想信念放置在情感关系中，不断挖掘他价值观中动人的一面。首先是他与恋人间的情感关系，作为一位放弃高薪回乡的年轻人，文本创设的情感关系也是理想化的。从理想追求上看，管松江与女友有相近信念，在感情上互相理解，事业上互相支持。这种情感模式是一种典型的隐喻，在文本创作中，主人公的情感生活往往都与其参与的社会性活动有着紧密联系，电影叙事聚焦大学生参与扶贫工作所遭遇的困难以及他对理想的坚持，因此在具有强烈个人生活色彩的感情关系上，就要塑造出他个人道德上的成熟，他的感情关系也必然是成熟积极的。实际上，爱情作为文本的表现对象，往往会和理想目标联系在一起，它不仅是个人生活中的一种经历或阶段，更是人生追求的象征物，这在同题材的作品中有太多的文本例证。但《青春作伴好还乡》并没有止步于这种传统爱情书写方式，文本也深刻地发掘了女友的理想追求。作为主人公的伴侣，她更多表现出的是当代女性的形象特点，她不是男友为理想不断奋斗的辅助者，更不是阻碍男友的反对者，她更是一个充满个人价值的独立个体，虽然在爱情上她与管松江相濡以沫，但在事业上她也是一位平等的伙伴。这种人物塑造方式使电影展现的不再是某一个人物的个人奋斗传记，更像是当下青年人的群像化书写，这也使电影打破了对他者的叙事眼光，令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更能够接受文本中呈现出来的价值立场。

除爱情书写外，电影在人物情感方面还建构了质朴幽默的党群关系、紧张复杂的政治关系、充满理想传承意味的家庭关系，这些多样的情感关系在完成众多人物形象塑造的同时，更为电影叙事的开展提供了一个稳定、热忱的情感空间。相比于完全依靠叙事来完成对主人公的赞扬，这种充满感性的言说方式更加符合当下受众的审美需要，也更容易表现出抽象的主题。在这种兼具写实精神与抒情风格的叙事文本中，观众更容易接受文本试图表达的主旋律语言，并与电影文本间产生更深刻的情感联系。

二、当代文化视域下的乡土空间

《青春作伴好还乡》从内容上看是一部乡土题材的作品。文本中主要情节都发生在名为“洮西”的县城，在整体空间的表现上都是围绕具有乡村特色的环境展开。从情感关系上，乡土空间在创作者眼中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环境意义上的“他者”，或者说，乡土空间并不是一个亟待改造的对象，它更像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场域，文本主要讨论的也是这种社会场域如何在保有自身特点的前提下，完成新的、适应自身特点的转型。

在文本中对乡村这一概念的理解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照关系。文本似乎并没有过多提及城市空间，但实际上城市空间在文本中一直表现为一种潜藏的状态。主人公管松江在文本中的一个重要身份就是清华大学毕业硕士，这一身份就代表着城市空间的影响。返乡建设这一行为从文本其他乡村人物的角度上来理解，并不是一场严格意义上的“回归”，反而更像是城市文明对乡村文明的“侵袭”。城市文明虽没有直接在文本中表现出来，却时时刻刻体现在文本的叙事中，不论是天使投资人、新闻工作者还是省委调查组，他们都是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碰撞的代表。以往的同题材影视作品往往会将这些城市文明视作在发展结果上更进步的一方，但是在《青春作伴好还乡》当中，城市文明反而与乡土文明碰撞在了一起，它们间没有明确的等级关系，而是互补的文化关系。事实上，从文本叙事的基本逻辑上看，城市文明为乡土带来了充分的经济发展，同时乡土文明也为城市送去了更加纯粹、更加朴实的生活观念。这种城乡互相映衬的关系是对当前乡土空间建构的一次勇敢尝试。

其次，《青春作伴好还乡》这部电影在乡村的表现形式上突破了原有同题材作品的创作框架，以一种更加符合当代社会文化的方式表现了集中在乡村这一空间中的戏剧矛盾。《青春作伴好还乡》中叙事的主要矛盾集中在一场对管松江的调查，通过旁观性质的调查，文本完成了对主人公人格和能力的肯定，这种文本叙事的焦点产生的影响非常深刻。在传统的乡村扶贫或表现乡村干部建设新农村主题的文本中，阻碍主人公工作的往往是略显愚昧的村民，叙事的矛盾也集中在主人公与村民的正面冲突上，但这种戏剧冲突已明显不再适用于当下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文本中主人公与村民之间的关系相对而言充满了诙谐温馨的氛围，在正面表现我国当前乡村建设的现状方面无疑是一种突破。

三、权力结构与社会空间的展示

空间从其存在的本质意义上来说是共识存在的，它之所以能够被定位、被人们所认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时间的标记。只有特定的时间坐标或相对稳定的时间段内，某一空间才可能产生意义，具有情感特征的抒情空间亦如此。在人为主体的社会关系中，抒情空间往往借助社会性活动而建立，但只在一定的叙事过程中个体身处社会空间才能具有情感意义。在《青春作伴好还乡》中这种叙事最重要的核心矛盾就在于一场针对大学生村官管松江的调查。伴随着这场调查文本清晰地展现出了特定社会空间中的权力结构，并通过对权力结构的叙述完成了对主要抒情空间的建构。

文本中表现的权力结构可从两方面进行理解。一是以调查组人员为代表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的表现比较直接。如果说《青春作伴好还乡》在内容上的最大突破，当数一改乡村故事中日常性、通俗性的书写，转而对更深刻的政治问题进行了叙述。叙事者的作用依靠乡土之外的他者来完成，但对脱贫攻坚这一主题的表达，文本清晰地认识到单纯依靠政府力量是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乡村贫困问题的，因此，文本书写的政府权力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指导性身份，它表现出的是见证者和倾听者。主人公实际上也是政府权力的一部分，虽在改革进程中遭遇过困难，但他对理想信念的坚守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我党在乡村改革建设上的初心和决心。

另一种权力结构主要是以村民意志为代表的人民权力，从表达上看这种权力的体现通过人物形象的刻画来完成。从村民角度看，作为城市文明代表，管松江的活力与热情大大改变了当地既往的权力构成，这势必会引起旧观念与新方法间的冲突。值得一提的是，文本为这种人民权力寻找的话语场域同样充满了当代的气息，人民权力的表达是通过去中心的网络空间完成的。用新形式表达旧价值的方式，暗示着旧社会观念面临改变的迫切需要，以某些村民为代表的旧观念并不是冲突的核心，相反是两种新观念的矛盾才导致了文本核心冲突的产生，最终这两种新观念孰优孰劣，还是需要交给人民权力如何发生改变这一事实来进行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