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区故事》：关于意识形态认识的文本间性(1961—2021)

袁辉钟

(石家庄学院音乐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00)

一、元文本认识：悲剧精神的一种溯源

《西区故事》的舞台剧创作源于对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改编。从悲剧的创作角度看，不论是著名的“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论断，还是生命希望破碎、人生注定毁灭的虚无本质论调，都是悲剧复杂精神内核的一部分。在中西方的悲剧研究中，悲剧不仅局限在文本创作过程中，它常常会作为一种哲学观念融入创作者的创作观念和审美立场上。而当这种悲剧观念与具体文本融合时，文本折射出来的不仅是悲剧本身的文本结尾，更会引起对“造成悲剧”原因的省察。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核心在于两个不同利益阵营的青年男女彼此相爱，这种受到社会关系影响注定不能有美好结局的爱情故事在一开始就命定式地会以悲剧结尾，不论主人公如何挣扎，其悲剧性结局是必然的。这种充满命运必然的悲剧故事形式，在西方文学史中非常久远，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俄狄浦斯王》。在这部作品中受预言影响做出选择的主人公最终还是按照命运的安排走到了悲剧的终局，事实上，不可挣脱的命运束缚对人而言就意味着悲剧。人在生活过程中按照自己的意志不断寻找自我存在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会试图打破个体生活现状的局限，从而达成对个人自由和生活方向的追寻。但是假若这一追寻的过程在个人生活还未开始时就已经受到了命运的掌控，那么不论个体在社会生活中做出何种反应，其最终的结局都是固定、唯一的。如果这种假设成立，那么人存在的意义就无须个体进行探索，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也将完全不再具有意义，当个人生活按照命运的程式化方式展开时，人的思考、感情等一系列看似超然的特质都将失去意义，人与物之间的界限也就不复存在了。因此命运的不可抗性与必然性实际上是个人生活悲剧的深层次源泉之一。参考《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原型进行改编的作品，都会借鉴这种悲剧的创作方式。

不论是1961年版的《西区故事》还是2021年版新作，在悲剧的书写上都可从两方面进行理解。首先是在借鉴莎翁作品时对悲剧爱情的言说。敌对的两个阵营、青年男女不顾反对的爱恋、男主人公因误会而求死都可以在《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寻找到相似的情节。不过，两部电影与莎翁悲剧作品的不同也是非常明显的，这就不得不提到电影文本悲剧性的另一个方面。在电影中，主人公的死亡不仅意味着一段爱情最终以悲剧收场，更意味着人生充满希望的年轻人因为荒唐的帮派争斗而遗憾告别人世，在人生即将告别过去、开启新阶段时生命戛然而止，这种蕴含着时代性、社会性的悲剧情节也是文本中重要的悲剧性体现。在这个悲剧性内核的表现上，两版电影展现出了明显的不同。相对而言，2021年版《西区故事》更加突出了年轻生命的美好以及生活希望破碎的苦痛。具体来说，这一版的《西区故事》将双方的社会关系放在学校当中，消解了双方帮派斗争的“合理性”，凸显了争斗的荒诞性。除此外，新版电影还将原作中酒吧老板换成了波多黎各老妇，在文本叙事中专门安排了一段独唱来表现她对年轻群体中的族裔矛盾、文化冲突的思考和同情。这部分情节的设置和新版电影中强调主人公东尼获释出狱之间有着必然联系。从东尼的角度看，他刚刑满出狱就开始勤奋工作，在面对未知生活时充满了希望，甚至还遇到了一生挚爱，这不得不说是新生活的开始。但是这种开始随着无谓的争斗宣告终结，刚刚燃起的希望旋即消失。创作者借老妇之口试图阻止悲剧的来临，并最终见证了宿命式悲剧的无可避免，这是新作中展现出来的更深层次的悲剧性内涵。

二、文本的改编：当代意识形态的渗入

莎士比亚的经典作品被改编为当代舞台剧，这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了当代意识形态话语的命题。实际上不论是经典剧作还是当代改编，两者的核心都是需要通过观看和消费来完成文本生产的意义的。因此，与纯粹追求艺术和审美效果的文本不同，不论是《罗密欧与朱丽叶》还是《西区故事》都必须尽可能符合观众的审美期待。这就促使文本必须能够符合文本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观念，这实际上是改编作品，尤其是年代跨度比较久远的作品改编时天然存在的关联。作为被时代意识形态催生出来的作品，文本需要能够反映出时代意识形态的事件来作为文本叙事的内核。

在1961年版本的《西区故事》中，文本在当代意识形态影响下出现的内容非常丰富。从人物身份上看，不同于《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男女主人公的贵族身份，《西区故事》中的主人公东尼和玛丽亚都是社会中的底层人物，他们不仅需要为爱情跨越自身社会关系的阻碍，更须在爱情之余同样关注自我生活。在1961年版电影中东尼和玛丽亚有各自向往和期待美好生活的独唱，他们迫切地渴望拥有个人生活和幸福未来，而爱情的出现加速了这一过程。在莎翁的作品中，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生活几乎构成了他们个人生活的主要内容，他们因为血缘的原因无法脱离家族的掌控，自然也就无法真正实现对自我存在的发现。在当代改编中，自我的意志非常鲜明，尤其对东尼而言，创作者不再通过血缘的古典方式来关联所谓的“帮派”，而是将这一关系用充满自由的当代方式建构了起来。《西区故事》中有关主人公身份的改编，实际上折射出了当代的意识形态观念，人物的底层身份造就了他们在个人生活中的热情和进取，也在文本中增加了更加丰富多元的内容，对主人公而言身份不可改变的原因由血缘向族裔转变，这实际上也是由一个古典命题向当代命题的转变。

除人物的身份问题，另一个当代的意识形态特性表现在人物的命运上。表面来看，不论《罗密欧与朱丽叶》还是《西区故事》，人物的悲剧性命运都是由家族或帮派间的利益冲突导致的，但两者间还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西区故事》中男主人公东尼因枪击离世，而女主人公玛丽亚则活了下来，古典主义爱情中的殉情被当代的族裔文化反思所取代。在1961年版《西区故事》的结尾，东尼死后玛丽亚痛斥两个帮派成员，并悲痛离场，接下来以东尼作为镜头的中心进行俯拍，两个帮派的成员暗淡地逐个离场；在2021年版的结尾，两个帮派的成员则共同抬起东尼的尸体虔诚地前进，玛丽亚紧随其后。这两种结尾的处理当然存在着各自的艺术表现力，但是表达的内容却是一致的，那就是随着东尼的死亡，帮派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宣告终结。从对结尾的处理可以发现，创作者的核心意图在于表现这种源自族裔、阶级等复杂社会问题产生的矛盾，而不仅是两个不同阵营的青年男女浪漫的爱情故事。这种问题在文本中的出现当然离不开当代社会文化中复杂的意识形态问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西区故事》所试图表现的是一个蕴藏在爱情悲剧外壳下的个人在社会文化矛盾中的悲剧，当代的意识形态生活在这里成为文本中的最重要话语资源。

三、当代的再现：当代意识形态的嬗变

1961年版《西区故事》基本延续了舞台剧的形式和内容，这部作品最初就是针对美国社会中日益严重的族裔和移民文化问题的矛盾进行创作的。当时波多黎各移民的问题在现实中同样也是美国社会中非常重要的文化事件之一，在改编莎士比亚作品时，创作者就在经典的爱情悲剧中融入了对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思考。在当时这种思考比较单一、具体。但到2021年的文本创作时，波多黎各的移民文化问题早已成为既往历史，即使这时的创作需要忠实于原作，文本所产生的社会意义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新版的电影创作为这一具体的移民文化问题进一步增添了更为复杂的当代意识形态话语，使新作在承袭传统经典的基础上能产生新的社会意义。

在新版《西区故事》中，创作者首先为警长赋予了鲜明的族裔立场，在开篇对帮派斗争的调停中，他明确表示自己站在“白人”立场上，同时他表达了对生活在底层中的“白人”的轻视。这就让原作中没有明确表现出来的双重社会问题思考更具意识形态的色彩。对少数族裔而言，移居美国的生活并不一帆风顺，虽然美国生活确实满足了他们部分的物质需要，但他们依旧是社会中被区别对待、遭受歧视的少数群体，在电影中波多黎各移民悬挂本国国旗，大篇幅地使用本国语言，都表现出了这一群体与美国文化间的距离。但生活在本土的底层“白人”所面临的问题也同样严重，他们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缺少必要的教育和福利保障，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都面临着一定程度的困境。从表面上看这两个群体间的矛盾关乎族裔和移民文化的争端，但实际上创作者借警察之口道出了问题核心，两群体间实际上所需要反对的都是既得利益者群体，他们在社会生活中遭受的不公和面临的窘境实际上是美国政权长期存在的问题。这种表达在1961年版电影中运用的表现方式更接近复调叙事，在双方爆发冲突前各自通过合唱和群舞表达了不满，不过在这一版本中这种不满并没有受到压制。而2021年版本中，这种不满的产生实际上是饱受警察所象征的社会意识形态体系压迫之后爆发出来的。因此在文本的深层表达中，虽然同原文一样表现出两个阵营各自的苦难与不幸，但由于原作中警察保持着对帮派争斗的批评态度，导致来自意识形态的压迫体现得并不明显，因此新版《西区故事》所反思和批判的社会问题相对而言就更加广泛了。

新版《西区故事》另一个重要不同是主人公东尼对“火箭帮”的态度。在1961年版本电影中，东尼对待曾经的朋友是亲切友善的，他之所以脱离这个群体，仅仅是因为他寻找到了人生的新意义。这种转变完全是自发性的，在文本中也没有相关叙事进行铺垫。但在2021年版电影中，这种转变是因为东尼出狱之后决心改头换面重新迎接生活。两者间的区别虽然在叙事上并没有产生天差地别的效果，但是在文本意识形态话语上却有着深刻的不同。监狱作为国家暴力机关的一部分，本身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公权力。而东尼在发生转变前的行为动机实际上与“火箭帮”中的其他人基本一致，都是一种对社会资源不公、政府决策不力的个人反抗，而东尼出狱后发生的转变实际上说明的是这一人物在长期的社会意识形态话语的塑造下逐渐被规训成为社会的一员。这种规训后产生的个人生活目标同1961年版本中自发地发生转变存在着鲜明差别。从结果上讲，2021年版本中东尼的失手杀人变得不再具有个人命运的悲剧色彩，反而更像是不知悔改的冲动青年，那种不论人生如何充满美好期待却因宿命般的生活境遇而走上悲剧结局的人物形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担心罪责却依旧冲动的青年形象。这一改变中似乎某种浪漫和诗性的气质被当下政治观念和现实思考取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