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理论视角下的《第三件毁了我父亲的事》解读

◎李雪松

（哈尔滨师范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卡佛是美国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著名小说家和小说界简约主义的大师，是继海明威之后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作家，被誉为美国的契诃夫。卡佛擅长以凝练简约的写作风格展现生活背后的深渊和隐秘的情感。”《第三件毁了我父亲的事》是美国短篇小说家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说集《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篇小说。小说透过哑巴的故事, 清晰地再现了哑巴作为社会底层人民饱受来自爱情、生理及社会各方面的折磨。本文试图从创伤理论角度入手，解读小说中哑巴心理创伤的来源及其对生存处境的反抗却最终走向毁灭的人生悲剧。

一、创伤因素

“创伤” 最初应用于病理学,后来发展到精神分析学以及精神病学领域。“心理创伤”是创伤理论中一个基本概念，它指某一事件或者灾难给受害者心灵留下难以弥合的伤害。弗洛伊德认为：“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 使心灵受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 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创伤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在美国，它寻求详细阐述创伤的文化和伦理内涵。”创伤理论可以更好地解读《第三件毁了我父亲的事》中哑巴的命运。哑巴面临着爱情、生理和社会带来的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最终采取极端化的方式去找寻终极的自我逃脱。

二、创伤成因

（一）爱情因素

爱情是广为探讨经久不衰的文学话题，正如有人把爱情视为“生活中的诗歌和太阳”，有人则视之为“甜蜜的苦酒”。这两句似乎传达给我们这样的信息：爱情是幸福的然而又是痛苦的。对于哑巴而言，痛苦的爱情生活在一定程度对其造成伤害。哑巴的创伤来源于不幸的家庭生活，也就是妻子的不忠和背叛。“她是个比他年轻很多的女人，据说和墨西哥人在一起鬼混”，从鬼混一词可以推断，妻子并不忠实于自己的家庭，追求生活的刺激和享乐。墨西哥人在下文再次被提及，“哑巴的老婆和一个大块头的墨西哥人坐在运动爱好者俱乐部里”，文中对于超出普通友谊界限的行为并没有过多提及与定义，然而这看似无心的提及可以让人发现妻子出轨并不是一个偶发性事件，而是一个经常上演的行为。爱情尤其是家庭的基本要素是双方相互信任，妻子一次又一次的背叛无疑让哑巴内心遭受巨大的痛苦和折磨。哑巴对于妻子爱而不得，只得把自身那种近乎本能对于妻子的关心和爱护转移到鲈鱼身上。这样妻子和鲈鱼之间就产生某种勾连与延续。鲈鱼对于哑巴而言是难以言说的精神慰藉与寄托，是一种近乎变态的爱情指向对象。这近乎变态的爱情体现在对鲈鱼“囚禁式”的保护与私有。“囚禁让受害者与加害者长时间的接触，产生一种属于威权统治的特殊形态的关系。”保护似乎是出于男性对于女性天然的保护欲望，在此刻，鲈鱼即为女性形象的化身。私有似乎指向作为丈夫的哑巴对于妻子的排他性与独一性所属权的爱情。哑巴担心鲈鱼跑掉，便“用栅栏把草场围了起来，然后用带倒刺的铁丝电网把水塘围住”。他不惜为此花掉所有的积蓄。哑巴对鲈鱼如此偏执的看管与束缚，实际上是妻子远离自己所造成的创伤的后遗症——哑巴想竭尽所能困住他们，既指鲈鱼，又指妻子。妻子已然远离，那不如竭尽所能让已在掌控的鲈鱼留下来。哑巴对鲈鱼的囚困为常人所不解，人们评论道“看他那样，你会以为这个傻子是和那群鱼结婚了呢”。结婚一词含有明显的暗示性意味，人们对于哑巴行为的评论恰恰说明，哑巴已经把鲈鱼视为精神上的妻子——占有性和排他性。当洪水迅速蔓延过鱼塘，大量鲈鱼或是被水流冲走，或是游至他处时，哑巴“就那么站在那里，是我见到的最悲伤的人”。哑巴失去鲈鱼，不由得让大家联想到哑巴失去妻子的爱这件事。一个是实实在在的妻子，一个是精心培育并视为精神妻子的鲈鱼。哑巴都曾为二者真真切切付出过，结果却是无论是人还是鱼，都最终出于种种原因没能留下来。哑巴为此受到双重打击，心理创伤最大限度地凸显出来，如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哑巴彻底丧失理智和清醒，以至于“用一把锤子干掉了老婆，然后把自己淹死了”。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哑巴把鲈鱼视为自己的妻子，鲈鱼逃离自己的控制，激发起哑巴被妻子背叛的创伤进而对其形成二次伤害。也就是说很大程度上哑巴因为先后两次失去爱情而形成爱情创伤。

（二）生理因素

文学人物的生理缺陷如丑陋的面孔、聋哑都可能是一种象征，代表对世界的扭曲感知与投射。“生理缺陷自卑感可能萦绕着一个生理有残障的小孩”，对于哑巴而言生理缺陷造成难以弥合的伤痛。哑巴渴望像正常人一样与人交流沟通来表达自己的情感，然而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被赋予这可贵的能力。这样来看，哑巴就是某种程度上的失语他者。失语者往往无从发声而不为人觉察和发现。我们可以大胆推断哑巴并不是一开始就不能与人交流，至少在他童年的早期是可以的，后来不知何种原因造成现在这个状态。哑巴意味着有口不能言，无法准确地向人传递思想动向，别人也就无从确切感知哑巴的所思所想。单单是失语已经足够把人置于边缘化，更何况哑巴还有一点聋。“我不觉得他是真聋，至少不像他表现出来的那么聋。”从这里可以发现，哑巴不是完完全全的失聪，还可以接收到些许的声音，而这声音来源或许是哑巴为数不多的接收信息渠道之一。大家试想一个生活在罩子中的人，眼睛被动隔绝光线，耳朵被动切断声源，这就是哑巴的真实生活困境，因而在很多时候哑巴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在某种程度来说，哑巴是一个与外界环境进行单向互动的被动接受者。毫无疑问这一身份使他接收到的往往是嘲讽和愚弄。有一些人总是取笑哑巴，嘲笑他的做派。面对最为恶劣的挖苦，“哑巴总是不声不响地忍着”。试问哑巴不想反驳无情的言辞吗？答案显而易见，因为几乎没有人愿意忍受来自他人的生理性侮辱和歧视。哑巴只是做不到用语言去反击而已。毕竟想到和做到可以被视作一个理想和现实的相互关系问题。同时，我们可以观察到作品对于哑巴外貌的描述，“一个长着皱纹的矮个男人，秃头，四肢短而粗壮”“他的牙齿向内包住棕黄色的烂牙，这让他看上去十分狡诈”。外貌是带有直接的视觉感官与效果，往往影响对某个人的初步印象与判断。尤其注意到的是“狡诈”一词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这种情绪不仅是作者带给读者的直观态度，更是周围人对于哑巴的直观判断。哑巴因为丑陋粗鄙的外观受到冷落和疏离，因为口不能言的缺陷受到排挤和讥讽。每多一次对哑巴的生理缺陷的玩笑性愚弄，哑巴就更进一步走向创伤。

（三）社会因素

社会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系统性整体，每个人都是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个人是社会中一分子，个人幸福感与获得感很大程度来源于社会认可与需要。可悲的是哑巴所处的社会对他并不足够宽厚与包容。哑巴所处的社会环境是造成其心理创伤不可忽视的因素。哑巴在社会中的身份是一家锯木厂的清洁工。哑巴“永远是一顶毡帽，一件卡其色工作衫，一件牛仔外套罩在连体工装裤外面”。可见哑巴处在社会底层，从事着工资微薄且又脏又累的工作。哑巴的生活圈子似乎只有家庭、工作地两点一线。文中提到哑巴唯一的朋友就是“我父亲”。“我父亲从来不取笑哑巴，至少我没见到过”，这说明在我见不到的时候父亲或许像其他人一样对哑巴进行戏弄，又或许父亲只是在我出现的时候，像对待正常人一样对待哑巴。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没有一个人真正走近哑巴的内心世界，倾听其内心的真实感受。父亲并不是哑巴真正意义上合格的朋友，这一点在文中鲈鱼事件中得以窥探。父亲并不尊重哑巴的真正意图与个人尊严。“父亲终于迫使哑巴去做那件事。父亲说，就这样了，他明天会过来做这件事，因为这是件非做不可的事。”这里的事情指的是哑巴需要去掉那些弱小的鱼来保证其他鱼的成长空间。对此哑巴的回应是一边拽着自己的耳朵，一边盯着地面。透过种种动作描写，可以发现事实上哑巴对于此事的态度是深深的排斥和拒绝。正如文中提到的“哑巴从来就没有说可以，他只是从没说不可以罢了”。由此可以印证父亲并不是哑巴真正意义上的好友，哪里会有一味施加自己想法给别人而毫不顾及其真正的所思所想的朋友呢？回到文章本身，哑巴为什么会拒绝清理出弱小的鱼苗呢？哑巴似乎是把弱小的鱼和自身处境联系在一起。二者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社会大环境中的弱势部分，面临着被驱逐的尴尬境遇。弱小的鱼被清理出鱼塘勾连着哑巴的潜在怜悯与同情。当然，这一暗含“丛林法则”的驱逐行为隐喻同样弱小的哑巴被清理出社会，不免惹人深思。同时，大家通读全文，没有发现全文任何一处提到哑巴的名字，反复出现的只有“哑巴”二字来指代活生生的人。通常之下，人用名字来区别自己和他人，具有鲜明指代性。而哑巴这一代号毫无疑问是根据其显著生理特征得名的，这就说明哑巴在人们心中与常人有别，长久的忽略与漠视以至于让哑巴周围的人忘记哑巴也是有名有姓的人，停留在人们心中的反而是“哑巴”二字。用特征来指向具体的某个人，尤其是别人痛苦的短板，是多么讽刺和挖苦的事情。由此可见哑巴作为社会中失语的边缘人群受到社会带来的深痛创伤与打击。

三、哑巴的反抗与影射意义

哑巴受到来自爱情、生理和社会的打击形成创伤性记忆，表面上看起来哑巴并未及时做出反击，但他时时刻刻在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做出回应。“创伤患者大多是在个人的生活领域内来寻求从创伤解脱的方法”，哑巴也不例外。哑巴的爱情指向对象包括妻子和鲈鱼。面对妻子的出轨行为，哑巴最终采取激进且极端的方式，“用一把锤子干掉了他老婆”。而面对来钓鲈鱼的父亲，哑巴“发出气急败坏的咕哝声，摇着头，挥舞着手臂”，因为鲈鱼是哑巴精神上的伴侣。面对所爱之人和所爱之物先后的远离，哑巴的反抗包含血腥和暴力。血腥在于用锤子杀死出轨的妻子，暴力在于摇头挥手臂的袭击性指向。当洪水冲走鲈鱼——哑巴最后的精神寄托，哑巴的心血付诸东流，自此哑巴性格大变，不愿意与人交流共处。文中从客观视角对哑巴的外貌进行描写，似乎是哑巴周围的人达成的认知共识，即在人们的眼里哑巴一直以来就是这个样子。哑巴不在意人们对自己的看法吗？显然不是。很多时候哑巴反抗的方式是强有力的，常常会通过情绪传达出来，正如父亲说的“这人动不动就发怒”。在工作岗位上，卡尔碰掉哑巴的帽子，哑巴拿根粗棒钉对其进行追赶。在大家看来碰掉帽子或许只是一个玩笑或许是无心之举。然而哑巴心中积郁已久的压抑与克制爆发出来，拿起粗棒钉这一举动恰恰说明哑巴的反击是真真实实存在的。“哑巴现在每周旷工平均一到两天”，面临着被解雇的风险。这说明在之前哑巴是很少或者几乎不旷工的，现在频繁旷工就证实哑巴对工作本身和工作中的人产生厌倦，而厌倦是对事物反抗的表现之一。哑巴承受着爱情、生理和社会方面的钳制，遭受着三重折磨与创伤。遗憾的是，哑巴在创伤之下无从建立安全感，丧失理性意识，最终沉没于深暗的水塘，留下悲剧性的人生。表面上看来，雷蒙德·卡佛好似在书写哑巴饱受折磨的人生，实际上是在让大家从哑巴的悲惨境遇中，窥视到后工业时代大背景下底层民众生活的真相。“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是非人道的、不道德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是异化的人。”男主人公哑巴的不幸遭遇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射现代大机器社会下人们生活的散乱与迷惘，勾连美国众多生命的悲惨结局。哑巴的经历不是偶然性案例，而是成千上万的“哑巴”深受大机器时代人性丧失与错乱而遗留下来的深深创伤的具象化缩影。

四、结语

通过对哑巴一系列的描写，《第三件毁了我父亲的事》将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痛苦与挣扎呈现出来。哑巴深受爱情、生理、社会带来的创伤，陷入无尽的绝望与迷茫，最后溺于鱼塘。哑巴是社会失语形象的典型代表，经历过不幸和反抗，却仍然以悲剧收场。雷蒙德·卡佛用悲凉细腻的笔触展现给人们后工业时代下的美国下层阶级的庸碌生活及其悲剧性主人公哑巴，从哑巴的人生经历勾连出美国后工业时代普遍存在的创伤问题，隐喻性地再现了民众深受创伤破坏性的影响。同时，《第三件毁了我父亲的事》试图告诉人们，要勇敢地直面过去、走出创伤经历，踏上充满希望与可能的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