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秦政思维与民间智慧

◎温 锐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 401331）

一、引言

是有秦末陈胜吴广以“伐无道，诛暴秦”为口号，号召人们，举起起义大旗反抗秦政的暴虐；贾谊在《过秦论》谈及秦朝“不施仁政”；司马迁在《史记》中论写秦始皇“秦王怀念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民间流传有故事《孟姜女哭长城》借以痛斥秦王政丰亨豫大给百姓带来苦难的悲剧故事；陶渊明的作品《桃花源记》中描写的逃秦者，一避就是五百年；种种史料和文学作品都彰显了秦政带给百姓极致的窒息感以及百姓们对于秦政的痛恨和抗争。但在历史的演进中，从周秦之变始，权力更迭下，一直都贯穿着秦政的制度和秦政的思维，而在这样的每个时代和社会中仍然有着充满智慧的道德家们倡导“天理”这样的民间智慧的流传，用以修身、坚守本心和良善。

二、秦政与秦政思维

（一）秦政

秦制、秦政乃至其后更迭的王朝所设计制度的思维观念皆来源于商鞅变法、《商君书》和韩非子著的《韩非子》。是有商鞅在《弱民》篇中说道：“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在商鞅看来认为国家和民众是对立的两面，想要国家强盛，就必须使民众微弱。使民众卑弱，使其在身心方面彻底顺从，才能达到让民众崇尚爵位、敬畏官吏、重视奖赏，贬低民众，进而改变民众的观念，使其向一人（君王）献媚效忠，是以君王能更好地驱役民众。因此他主张削弱民众的力量，君王强大，强人政权下的国家就会强大。

据《商君书·画策》中记载：“又曰：‘失法离令，若死，我死。乡治之。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行间之治，连以五，辨之以章，束之以令。拙无所处，罢无所生。是以三军之众，从令如流，死而不旋踵。”商鞅在军中、民间乃至整个社会之中，施行其“连坐”之法。而被商鞅进一步改进且“发扬光大”的“连坐”之法，从人们的心理上彻底地撕裂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与信任，仿佛头顶飘着的乌云，营造着一种恐怖的气氛。据《史记·七十列传·商君列传》中记载：“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由此可见，商鞅改进的连坐制偏离了早期的什伍制，从警示百姓转变为刑罚百姓。人们无法反抗，也不敢有违政令，终日惶恐，怕行差踏错招致祸事，也提心吊胆怕招致牵连。这是一种极度的恐怖。

初始是商鞅变法给秦国带来了社会的动荡和变革，而这初始也犹如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从剧变到裂变，急剧地撕裂、分裂着原本“亲亲尊尊”的社会秩序。周秦之变按秦晖老师的话来说，“所谓的秦制说穿了就是，君子斗不过小人，文明人斗不过野蛮人，选择手段的人斗不过那些不择手段的人。”秦政是“汲取”之政、是强人政治。谌旭彬总结了秦制、秦政的两个基本特点：其一以官僚集团而非封建贵族作为政权统治的基础；其二皇权与官僚集团在施政中的主要诉求，是尽可能提升汲取人力与物力的强度与总量，为此致力于消灭一切有影响力的人与组织，追求散沙化和原子化的扁平结构。而这两点核心却并没有随着秦朝的灭亡而终结。

（二）秦政思维及其影响

商鞅之法和韩非之术的思维构建即秦政思维。这是秦政的核心。在《史记·礼书》记载“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由此，秦朝亡了，但秦政未亡，其秦政思维未亡。正是人们潜移默化地接受并且从观念上的改变，才会是推动社会改变的决定性因素，秦政思维这一观念的植入与流传，打破原有的继而又再塑人们的观念，成了社会巨大的推动力，谁也无法阻挡。

后来的朝代“换汤不换药”，一边批评着秦朝一边却又效仿秦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宣传上以礼治国，而实则是外儒内法，以刑治国。三国时期，各地的军阀高举着儒家道统旗帜，割据一方，占据着土地和民力，使百姓顺之、从之、拥之，而实则却在尽力汲取财力物力，以便吞并对方。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本是因痛恨元朝的暴虐统治而起义反抗，却在成功之后，在权力之巅，独揽大权，利用知丁法抽干社会活力，又将每个人重新打回原子状态。

为了保持“汲取”财力物力，原子化和扁平化的社会能使得极大地降低汲取成本，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人与人没有连接，知识和知识难以碰撞，人们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权中心从上至下灌注。韩非子写出《五蠹》《六反》用来对百姓进行筛选和改造，而商鞅想要达到的是“民莫敢议令”的氛围，使得百姓不需要思考，只需要顺从，才能管理好国家。商鞅韩非这一类的知识分子成了社会上的“观念塑造者”。大众很大程度上并不具备自发的思想，他们只是被动地追随、接纳被知识分子传播的思想。

一旦人的思维被灌注、被控制，人就会被量化，成为千万螺丝钉中的一个，一个没有自我意识、自我认知、自我追求的人，很大程度上也并不能意识到自己思维观念的变化，他甚至也不会意识到自己只是本能地活着；而是成了一种工具，成了王朝的“电池”。虽然商鞅之道和韩非之术使统治的君王得以操纵权术摆弄人心，但在权力之下、历史之中底层的普通百姓虽如芥草，但仍然有着他们的智慧的流传。

三、民间智慧

（一）自然法与成文法

人们通常认为，自然法是人类在上帝引导之下通过理性来感知、发现和适用的，是符合人类根本利益的基本准则。常说的“天理”“道理”“天经地义”在学术上被称为“自然法”。概括来讲，当行公道，不为不义。自然法的本质上是极“基本的”伦理，因为它提出了理性认为绝对不能宽恕的现实情况。洛克最闪耀的一点是带来了“视角”的转换。他认为自然法起源于上古时代人们的自然的生存状态，人与人通过互助和友善缔造了最早的秩序。而洛克“视角”的转变则是一种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一种“哥白尼式革命”，他认为“符合自然法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造就了法律，而不是法律赋予了人们这种权利。”在自然法之下，所有的成文法都要增进和保护个人权利。而在我国的传统理念中，天理与王法，常常被人们所谈及，这里的“理”“天理”，是在历史的演变中，是人们在无数个场景的演绎以及无数个体选择中所“筛选”出以适用的道德律令。它是符合自然法的，是被人们普遍认可的，也是被人们习惯去运用，它与人的本性相符，反映的是人的良知。

在成文法方面，也就是人定法，是被人为设计的，纵观历史虽然有着“君权神授”“天命所归”“五德始终学说”等种种理论的背书，其制度设计的核心还是基于强制。

没有人可以设计一套对所有人有利的方案，无人全知也无人全能，掌握权力的高层集团与百姓们一样都是普通人，皆有自私之心，有偏袒亲故的倾向。其原因在于：一是权力本身就具有破坏、滥用的倾向，这是由权力的本性决定的，这是内在的必然性；二是权力使拥有权力的人不可避免地受到腐蚀，这是不可避免性。所以，当人为制定、设计的法律不受天理的约束，就会产生“合法的暴政”，给百姓们带来沉重的负担和苦难。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有言“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拾金不昧”“冤有头，债有主”“言而有信”“知恩图报”“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孔丘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种人格上的、道德上的平等；孟子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是一种同情共感；此类等等充满智慧性的语言流传，在与人发生摩擦嫌隙时，挂嘴边常常说的是“讲道理”“摸着良心讲”，而不是“按法律说”“按章程说”。我们需要成文法是因为自然法因其本身的模糊性，有原则但没有细则，实施操作起来有难度，但在历史的长河中，成文法从制定到实施，无论是怎样完美的顶层设计，哪怕制定的初心为善却终会事与愿违，变成巩固帝国统治的工具。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可见，无论在古代的政治制度怎样的演变下，外在的法律条规是强制性的附加锁链，而民间百姓，哪怕是大字不识白丁，他们也有着内心遵循的“准则”，遵循着自然法的道德律令，是一种理性之上的秩序，是世代流传的智慧。

（二）平民百姓的“坚守”

在过往的历史学习中，往往着重的是对帝王将相的评断，以其为大链条般的线索横贯历史长河，往往会忽略掉那些不那么达官显贵的人士们（平民百姓）的思想。“‘民间’并不是一个经过长期批评性反省和提炼的理论概念，它在被用来指称某种社会现实时过于笼统，缺乏内部的分析性；而在规范的层面上，其含义既不够清楚，也不够有力。”这是普遍的、对民间这一概念的观测结果。

谌旭彬在书中有道：“站在文明史的角度，魏玄同、常安民与李仲宁等人物其实远比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更为重要。”魏玄同用自己的死，用一句“岂能做告密人邪”，让武则天一手构造的告密时代仍存留着最后的道德底线，常民安、李仲宁虽只是一个石匠却知是非和善，不愿违心雕刻“奸党碑”。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所坚持的善与恶，对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这是一种趋近本能（凭自己的良心）的判断，而历史上却诸如有“指鹿为马”等等事件，违背本心本性的话语，可以说是一种“语言腐败”。僭越妄为只是为了掌握权力，却导致人们道德良善的缺失。

秦制、秦政是一种利于国家机器运行和统治的制度，而这制度的核心构建正是商鞅和韩非子的理念。将弱民、贫民、愚民、辱民之道贯彻，民弱则国强。对于原子化的个人与庞大的国家机构相较量而言，魏玄同、常安民、李仲宁等人坚持自己“从心”显得可贵可敬。

虽然在秦政、秦政思维之后，人们惶惶惊心，但人类的天性使然会“抱团”。家规和族规，就是一个例子，人们在处理族内问题或族际之间问题是传统社会治理的重要形式，从家族处理问题情况也可以一窥传统社会治理的基本情况。

人们自愿接受，并被其他人发现继而接受，逐渐形成共识并沿用下来的过程，顺理成章地演变成法律，这是习惯法。这样的发现之法，也是民间智慧的一种体现。在传统家族内部问题的处理过程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一般是按照家规、族规、家法来解决问题，乡亲邻里间、社会环境中也会认同族人公正的处理方法，通过习惯法来定分止争，这样的民间智慧使得问题都可以得到较好地处理，这样的方式方法也是顺应坚守了人们心中的道德律令。

国家、宗教、民族……都是抽象且集体的词汇，人类对于抽象概念的想象是区隔于动物最主要的标志。于个人而言，国家的权力膨胀离不开两个原因，一个是天灾一个是人祸（战争），从禹治水，团聚成有组织的团体对抗天灾，到形成最初的国家，从禅让到世袭，从封建贵族到官僚文官集团，权力体系不断更替和演变。从人们为自我保卫生存、保护自身财产的诉求，主动让渡出去一部分权利，到步步被动地失去许多权利。以至于渐渐模糊掉个人的权利和思想。例如在衡量和判断问题方面，有如“电车难题”的问题上，涉及有个人权利、权利让渡、正义性、合法性和正义性的矛盾等等方面。之所以叫电车难题是因为它探讨的是人类社会的基础道德，从道德与利益，到个人与集体。如何断定这样的问题，是每一个拥有自由意志的人所需要思考的。对于问题本身来说，也许可以恰用秦晖老师的话回答：“其实并不是应不应该的问题，而是可不可以的问题。”

对于表面上的王朝更替的特征而言，并非“从来不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对于帝王来说，恰恰是切切实实地吸收了那些“真的历史教训”的精髓。所以对于政策的制定上，“光武帝们反思西汉及其新莽亡国，成果是三纲的出炉。唐太宗反思隋亡的教训，得出的结论是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朱元璋见识元末流民组织成起义军的摧枯拉朽之势，得出的结论是非猛不可，利用知丁法将明帝国的社会活力全部抽干，将每一个人重新打回原子状态”。掌权者往往以其无远弗届的权力所达其目标。而对于历史中的普通百姓们，历史的一粒沙，落在个人的肩头就是一座山。在权力追逐更迭的时代下，可以做的就是坚持自己心中的良善。正如“宏大词汇里的慷慨激昂未必能够推动时代进步，具体而微的坚守与抗争才是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根源。”

四、结语

在治乱循环的怪圈里面，除了积极成为统治集团的一员以及选择消极“躺平”的一方，在以秦政思维为核心的朝代更迭之下，仍然有着伟大的、平凡的、卓越的、普通的百姓们在坚守自己的内心，运用着先辈们所流传下来的“智慧法则”，这是一种在法度之上的自发秩序，人们遵循着的道德律令。

文明是人类社会的底层规律，在先秦诸子百家大放异彩的时代，观念的迸发此起彼伏，观念的交流和碰撞从不间断，在这样的时代之下，人们的思想飞速前进，诸子的著作学说之所以那么璀璨耀眼，是因为他们的学说里面包含着对人性的探讨，这是一种自然之道；商鞅、韩非等窥见人性的卑劣、自私、贪婪和胆怯，创造出商鞅之道和韩非之术用来“牧使”“汲取”百姓；孔子、庄子、老子等等所洞察到的是人性光辉的一面：温暖、怜悯、恻隐之心；协作、互助、创新、传承古训。

可见博学不一定道德，商鞅、韩非之流足以称得上是聪明的心理学家和权术家，却不会也不配享有百姓称颂。也正是因为人性的两面，从周秦之变始，秦政思维登上历史的舞台，它在朝代更迭之下一直位于统治模式的核心，而周礼的、儒学的、天理的、自然的、道德的、良知的这一类的学说，也一直流存在社会环境、百姓生活之中，百姓一直都有坚守、运用着这些“智慧”、这千百年的流传中形成“民间智慧”；种种的繁荣与衰败、辉煌与黯淡、幸福和苦难都在这二者的碰撞中向前再向前，历史也在这二者的碰撞中更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