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继承与发展＊

王 伟

提 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关于人与自然统一关系的基础上，也从不同方面以原创性思想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它关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把人与自然之间的本源性依赖转变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相互依赖；它提出的“两山”理念在把自然视为物质财富的源泉的同时，也为这种源泉提供了更为直接的理论依据；它所主张的保护优先的理念契合并强化了整体的和可持续的发展理念，丰富和完善着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其原创性观点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也以其原创性观点继承、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并典型地体现于人与自然、物质财富与自然条件和眼前利益与整体可持续发展三种关系中。

一、人与自然的关系

强调人与自然的联系和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正反两个方面反复论证着人与自然联系和统一的主题。

在正的方面，马克思指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要“靠自然界生活”。因此，衣食住用等生活资料也是人的真正的机能，是维持人的肉体组织存在不可或缺的物质前提。自然界因此被马克思视为“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人与自然的联系和统一因此也被理解为自然界同自身的联系和统一。当然，以人与自然的统一为前提，马克思更在意人与自然统一基础上的人与自然的分立。从中学毕业论文开始，马克思就致力于寻找使人与自然区别开来的标准，并先后将这种标准设定为“选择”“交往”“意识”等，直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找到了“生产”，人与动物从此被真正区分开来。甚至后来的《资本论》中他对建筑师和蜜蜂的活动的对比，目的也在这种区分。与马克思相比，恩格斯更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强调人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认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因此，他特别反对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并将其视为荒谬的、反自然的。诚然，恩格斯也把人从动物状态中脱离出来视为“自然界中的最伟大的进步”，也谈人与动物在改造自然方面的区别，但与马克思从行动方面界定人与动物的区别不同，恩格斯把这种区别归于认识方面，认为“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可见，在人与自然统一的基础上，马克思更强调人对自然的分立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恩格斯则更强调人对自然的依赖以及人对自然规律的遵循。

在反的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从不同角度阐释着作为人与自然统一的反面——人与自然对立——的后果。马克思指出，人与自然的对立使自然被视为人的私有物而遭到随意处置，自然因此被视为商品甚至是不费资本分文的免费资源，而遭到竞相掠夺和剥削，以为人们提供更多的生存发展资料。吊诡的是，“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的对象，不成为他的劳动的生活资料；第二，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自然界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的过程中断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断裂了，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既破坏土地的持久肥力使其日益贫瘠，也污染着城市居民的生存环境。与马克思委婉曲折的逻辑论证不同，恩格斯对人剥削和掠夺自然的后果的阐释则直接得多。恩格斯把人“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视为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但他紧接着以“但是”来转折，说道：“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他指出：“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多，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这些反面事例不断地印证并强化着人与自然统一的事实。

在人与自然联系和统一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更进一步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把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和统一向前推进了一步。“生命共同体”把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由外部联系转向内部联系，并从起源和目标两个层面彰显出人与自然之间这种生死与共的紧密联系。从起源来看，人来源于自然，是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有着原始的生命联系。“生命”一词表现出人不能逃脱的自然局限，从而把人对自然的依赖和自然对人的制约阐释得更具体更生动，也顺理成章地对人提出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要求。从目标上看，人与自然有着共同的归宿。“共同体”一词把人对自然单方面的生命依赖转向人与自然生死与共的相互制约，人与自然有着共同的命运，“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命运不是由外部因素决定的，而是由人与自然共同铸就的。在人对自然的战争中，没有单独的胜利者，只有两败俱伤。恩格斯关于自然界报复的论断及其列举的一系列事例就充分地印证着这一点。无论是人对自然牲畜般的屈从，还是人成为自然界的高高在上的主人，这种一方压倒另一方、一方战胜另一方的后果，最终只能是人与自然的共同失利。只有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才能够促成人与自然的协同解放。“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所透显出的正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人对自然的单向度依赖到人与自然的双向依赖，自然从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到与人生死攸关的密切联系，自然的生死存亡不再是与人无关的，而是与人休戚与共的。

从“人靠自然界生活”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的关系以联系和统一为基础，经历了从人对自然的单方面依赖到人与自然的相互依赖的转变过程，自然因此从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转变为与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这种转变并不是对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的贬抑，而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精准把握、继承和推进。马克思曾说：“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从而一直“把自然看成从最初就是和人的活动相关联的”。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自然的看法，在承认人对自然的本源性依赖的前提下，寻求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与和谐共生，从而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统一的基础上，更加鲜明地呈现出辩证的一面。

如上所述，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脉相承的，但相比较而言，马克思更多地强调在人与自然统一基础上的分离，认为正是有了这种分离，人才能从自然界中超拔出来；也正是有了这种分离，人才能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把自然变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恩格斯则更多地强调人对自然的依赖，强调人的活动对自然的长远影响，提醒人们警惕自然的报复。从这一点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观点，显然更多地承袭了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凸显人与自然在统一基础上的密切联系。他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论断中首先和直接推出的，并不是人应该如何发挥自己改造自然的能力，而是强调人应该尊重自然规律以及是否尊重自然规律对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影响。尊重自然规律则能有效地开发利用自然，否则，就会走上弯路，既伤害自然也伤害人。从这一点说，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更多地从反面体现出来。但是，与恩格斯更多地凸显自然对人的活动的制约意义和他的思想中更多地包含着对人类活动的规劝不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凸显出人与自然之间联系的互动性。一方面，自然是人类的母亲，是人类活动的前提，为人及其活动设置边界，人要敬畏自然、顺应自然、遵循自然；另一方面，人及其活动使自然从与人无关的外部自然转变为现实的自然，并在与自然的相互制约中走向协调、解放。

二、物质财富与自然条件的关系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生态环境问题尚未成为主要问题，因此没有被他们纳入自己的研究视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自然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中不重要。在对物质财富源泉的看法上，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反对把劳动作为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并不止一次地指出，自然界与劳动是物质财富的共同源泉。马克思把种种商品体视为“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并明确指出，“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是母”。当拉萨尔等人把劳动视为“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时，马克思针锋相对地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在谈到剩余价值的生产时，马克思指出：“如果劳动力是微小的，劳动的自然条件是贫乏的，那么，剩余劳动也是微小的。”这从反面印证着劳动和自然界作为物质财富的共同源泉的观点。恩格斯在承认“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同时，还进一步指明了自然界和劳动在物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即“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

以此看来，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相较于劳动而言，自然具有更为基础的意义。一方面，自然界是劳动得以展开的前提。马克思把自然界视为“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没有劳动，自然界“总还剩有一种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质基质”，总还能够为人类提供某种现成的生活资料，总还存在某种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但是，没有自然界，“劳动过程就不能进行，或者只能不完全地进行”。而且，即使有了自然界，劳动也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而“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式”。而且这种对物质形态的改变，单凭劳动本身也是无法做到的，“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是故，马克思始终强调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强调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对于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的前提意义，认为“这些条件不仅决定着人们最初的、自然形成的肉体组织，特别是他们之间的种族差别，而且直到如今还决定着肉体组织的整个进一步发展或不发展”。另一方面，良好的自然条件可以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马克思认为：“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剩余劳动量随劳动的自然条件，特别是随土壤的肥力而变化”。马克思把这些自然条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域等；一类是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马克思指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这两类自然富源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可见，不论在哪一历史时期，自然富源对于物质财富的增长都有积极意义。恰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某些种族素质，气候，自然环境如离海的远近，土地肥沃程度等等，比另外一些更有利于生产。这又是同义反复，即财富的主客观因素越是在更高的程度上具备，财富就越容易创造”。

自然是物质财富的重要来源。尽管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人类已经能够创造出不是天然存在的物质财富要素以适合于人类的特殊需要和目的。但是，马克思强调，这种创造并非无中生有，而仍要以某种专门的、特殊的自然物质为前提。自然又是物质财富生产的前提和条件。一方面，在其他条件和工作日保持一定长度的情况下，自然条件的富饶程度与劳动生产率，进而与物质财富的增长程度成正比。自然富源在非常富饶时，劳动生产率会相应地提高，物质财富也会增长得较快。当然这一点不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和生长时期。因此，他指出：“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另一方面，在其他条件和劳动生产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自然条件的富饶程度与工作日的长度成反比。自然条件越富饶，生产同样的产品花费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只须花费整个工作日的一部分劳动时间，自然就以土地的植物性产品或动物性产品的形式或以渔业产品等形式，提供出必要的生活资料”，从而可以有更多的自由劳动时间供个人支配，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因此获得了更大的可能性。

概括来说，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自然从两个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是作为物质财富的重要源泉，二是作为物质财富增长的前提和条件。由于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更多地继承了自然作为物质财富来源的方面。第一，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时代不同，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当代社会在创造出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使生产的压力打破了生态环境的平衡，使生态环境问题在短时间内由微到著，使其从不是问题上升为全球性问题，生态文明建设遂被提升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第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方面意味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包括物质文化层面的需要，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也被囊括其中。另一方面意味着现代化建设的内涵更加丰富，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现代化，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就“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第三，高质量发展的需要。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物质财富的增长不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目标，同时资源环境约束增大的现实也使粗放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逻辑地包含着保护生态环境的内容。或者说，保护生态环境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申“自然是生命之母”的观点、强化外部自然界优先地位的同时，也为这种优先地位提供着两个方面的理论论证。一方面，他提出了著名的“两山”理念，一举破解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何者优先的难题。2013 年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并在回答学生提问时完整地表述了“两山”理念：“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果“绿水青山”指代生态环境保护，则“金山银山”对应经济社会发展。“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为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统一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则为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统一提供了现实路径。“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面对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时作出的坚定抉择。当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出现矛盾和冲突时，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持生态优先，以良好生态本身蕴含的无穷的经济价值，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实际上，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明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另一方面，赋予生态环境以内在价值。在海南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绿水青山”的意义，并提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观点，“生态环境就是生产力”的论断呼之欲出。如果承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发展，承认科学技术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则“生态环境就是生产力”的论断也理应得到相应的对待，毕竟生态环境“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从促进物质财富增长的外部条件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因素，自然以其价值和地位的重大提升，为自己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源泉的地位提供了更加无可辩驳的证明。这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重大推进。生态环境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已经在塞罕坝机械林场成为全国脱贫攻坚楷模的故事中得到印证。根据中国林科院评估，塞罕坝百万亩人工林海以每年提供超过上百亿元的生态服务价值，成为展现生态环境作为生产力、走绿色发展之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力量。

三、眼前利益与整体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尽管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尚没有明显的环境保护内容，但在眼前利益与整体的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上，他们明显地批判前者，主张后者。马克思指出，为了追求眼前的货币利益，资本主义生产“在自己的实际运动中不理会人类在未来将退化并将不免终于灭绝的前途”。法国国王路易十五那句经典语录——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因此被马克思视为“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当资本主义生产的精神应用于人自身的自然时，在人自身的自然界限被无限压缩的同时，也造就了现代工业史上“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机器排挤工人、童工排挤成年工人、女工排挤男工，进而人为地造成了人身体的残缺和智力的荒废。当资本主义生产的精神应用于外部自然时，由于自然不费资本分文便可得到，且这种免费的自然资源又被证明能“像一切生产力一样”为资本带来增殖，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后，资本家开始竞相占有自然，在范围上，要求更大规模地占有自然，以“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在程度上，要求更彻底地占有自然，即“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于是造成了对自然攫取的加剧和加速以及随之而来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可见，资本主义生产对眼前利益的追逐是以破坏自然——外部自然和人自身的自然——这一财富的源泉为前提的。对此，马克思形象地讽刺道：“人们为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过度劳动的折磨而愤愤不平，资本却回答说：既然这种痛苦会增加我们的快乐（利润），我们又何必为此苦恼呢？”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恩格斯也以同样的语气讽刺了资本主义为直接的利润而生产的弊病。他那个著名的“自然报复说”正是对这种只注重眼前而不顾及长远的短期行为的告诫。需要指出的是，“指望获得直接的眼前的货币利益”的资本主义生产不仅不顾及子孙后代的利益，而且还损害其“邻人”即其他当代人的利益。对这种只顾眼前利益的行为的批判，折射出马克思、恩格斯整体发展的思想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除了这种反面的映射，马克思、恩格斯还正面阐述过这种整体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在批判政治经济学家把劳动作为物质财富唯一源泉的错误观点时，马克思把这种错误观点的原因归咎于私有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劳动的自然制约性的排除和劳动的超自然的创造力。他指出：“只有一个人一开始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做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这句话也包含着马克思关于异化的人与自然关系之解决的思考。这种思考在对资本主义生产追求眼前的货币利益的批判中，得到更为清晰的表达。马克思以森林的私有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为例指出，“只有在森林不归私人所有，而归国家管理的情况下，森林的经营才会有时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全体的利益”，破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必要性彰显出来。在分析土地肥力的衰竭以及随之而来的土地的荒芜时，马克思把这种状况的原因归咎于土地私有权。他认为，“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土地私有权被视为妨碍土地改良的原因，在土地私有权被破除后，土地的占有者和受益者也负有改良土地以把其传给后代的责任。恩格斯在分析了一系列自然界的报复事件后，要求我们“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习常过程的干预所造成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这显然是一种着眼整体和长远的发展观。

马克思、恩格斯这种整体的可持续的发展观，被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吸收并典型地体现于其关于三个共同体理论的阐释中。第一，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这个有机链条的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与此同时，由各个组成部分所构成的生命共同体也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因此，我们要有整体观和全局观，要算“长远账”和“经济账”，对于这个链条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的生态问题，都要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切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否则，生态系统必然会遭到系统性、长期性的破坏。第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如前所述，习近平总书记通过“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理念，首先和直接强调的，是自然对人的制约以及人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的内在逻辑。他强调：“当人类合理利用、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常常是慷慨的；当人类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必然是无情的。”这告诉我们，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身。多干保护自然、修复生态的实事，就会得到自然的回馈。自然的回馈往往比人的付出慷慨得多，不仅回馈给当代人，还会惠及子孙后代。第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全球性问题后，保护生态环境遂成为全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共同责任，也成为把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地球是人类共同的也是唯一的家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子孙后代，我们应该共同呵护地球家园，共同医治伤痕累累的生态环境，“努力建设一个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这就需要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参与，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从生态系统内部到人与自然之间再到人与人之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个共同体的理论正确地把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诉之于人，诉之于人人都被囊括其中参与其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找到了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所在，并为这一问题的解决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新路径。

结 语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物质财富与自然条件的关系、眼前利益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等方面的总体看法，同时也推动着这些方面向纵深方向发展。它在承认外部自然界优先地位的同时，也使人对自然的依赖由外部的单方面的依赖转变为内部的双向依赖；在承认自然是物质财富源泉的同时，它又通过挖掘生态环境的经济价值而使这种源泉获得了坚实的内在的依据；其所坚持的整体的可持续的发展理念，诉诸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参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