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视阈下晚清通俗文学的接受困境与价值转向
——以《九尾龟》为例

冯 伟

近代以来，学界对《九尾龟》连同绝大多数晚清狭邪小说的认知多与“娼妓”“色情”相联系，致使该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圈定在“文学史边缘”的刻板印象里。通常来说，文学史书写既包含对作品的描述和评价，也反映着研究者自身的文学观念。纵观学界在不同历史时期予以《九尾龟》的各种评价，同样是不同时期学理背景差异与文化语境变迁的注脚。本文以《九尾龟》为例，尝试通过勾勒《九尾龟》在近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评价路径，反向考察现代形成的文学观念之于晚清通俗文学较为复杂的评价方法、立场与观点。

新的文学价值观念对文学的艺术属性和社会价值提出了新的要求与规范，于今而言，“难以被经典化的《九尾龟》”恰恰反映出通俗阅读与文学史书写之间在文学价值观念上的裂隙。这使得《九尾龟》在现代以来的评价史足以成为反观20世纪以降文学价值观念的一面镜子：《九尾龟》是否具有被经典化的文学价值？以及，晚近许多试图经典化这部作品的努力是否成功？——这些问题本身既是值得深思的文学史命题，也是颇具意趣的文化史命题。

一、尴尬的判决：《九尾龟》的两种主流评价

《九尾龟》在近现代学术界的接受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种基本态度：一是基本否定其具备文学价值；二是在承认其文学性的基础上，尝试通过发掘其艺术价值，以期实现这部作品的经典化。

从《九尾龟》进入文学史讨论开始，这部在民间大受青睐、流布甚广的通俗读物的文学价值就未能得到普遍认可。鲁迅指出：该书“所写的妓女都是坏人，狎客也像了无赖……人情小说底末流至于如此，实在是很可以诧异的”。胡适更直言这是一部“毫无格局”的小说：“所以能风行一时，正是因为他们都只够得上‘嫖界指南’的资格，而都没有文学价值，都没有深沉的见解与深刻的描写。这些书都只是供一般读者消遣的书，读时无所用心，读后毫无余味。”等于彻底否定了该书的文学价值。上述两种评价的区别在于，鲁迅将《九尾龟》归入“人情小说”的范畴，看到了作品在塑造人物形象的代表性，但其评价并未深入到文学价值的层面，而仅仅在审美标准上认为《九尾龟》远未达到《儒林外史》之类理想的“人情小说”的审美水准而已。相比之下，胡适的评价可以说从根本上否定其文学价值。

尽管以何海鸣为代表的倡门小说家试图从该书写法、语言等方面给予《九尾龟》以积极的评价，但这一派评论并未被后来的主流学术界所采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鲁迅、胡适等人的观点得到了学界的普遍支持和继承，之后随着文学史的书写活动而逐渐成为学界的主流“声音”。如北京大学《中国小说史稿》批判《九尾龟》“精神空虚”并斥为“嫖界”教科书，阿英《晚清小说史》也将其列为“嫖界指南书”“都无足称”。相对而言，何海鸣等的观点则响应者寥寥，逐渐淡出学界视野。

到了20世纪80年代，开放的思想风气催生学理观念的变革，学界对《九尾龟》认知的“过渡特征”尤为明显。部分学者依然秉持近代以来的小说批评观念，认为“《九尾龟》一味贬低妓女……实为‘嫖界的指南，花丛的历史’”。与此同时，“新说”渐起，使得学者能以更为包容的态度，在新的文学批评视阈下对《九尾龟》进行新的审视。典型者如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其中主张：“暴露花花世界的黑暗方面，比上面两部作品（《海上花列传》《海上繁华梦》）又有过之而无不及……语言生动，情节曲折，在当时还是很受欢迎的。甚至出现了《九尾狐》《九尾鳖》之类的模仿之作。”这两种说法看似抵牾，实则合力体现了学界在新旧风气的交替下对《九尾龟》认知的嬗变痕迹。从这个角度看，80年代学界已经肯定这部小说具有一定的文学性，尤其是对小说文本所蕴含的社会意义的揭示，无疑为后来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学理前提。另外，在海外的一批学者则试图从其他角度论证晚清通俗小说的典范意义，如王德威曾以《九尾龟》为个案，解读狭邪小说中存在着“被压抑的现代性”等。

在上述复杂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史论述之外，显得尤为吊诡的是，尽管《九尾龟》始终徘徊在“文学经典”的门槛之外，这部作品在通俗阅读和商业流通层面极为成功，自问世之时就一直是最受读者欢迎的旧小说之一，而与之时代、题材、背景都极其相似的《海上花列传》，其文学价值在很早的时候就得到了认可。这其中的原因或许在于，文学作品的经典化通常反映了对于文学价值的某种理解，而无论中国古代小说家、评点家，抑或近代以来的专业研究者，小说的主题都是他们衡量叙事作品文学价值的主要参照标准之一。如我们很容易就能在古代小说序跋、文人笔记、近代以来的文学史书写等论述中，窥见“发声者”对文学作品主题的强调。由此不难窥见，“主题先行”无论如何都是评价小说价值时非常重要的考虑，而《九尾龟》恰恰是一部主题特征不够明确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叙事性通俗文学在市民社会中的接受情况与专业化的研究者、评论家的评价不同。一方面，对于一般大众而言，读者很少从艺术性，尤其是技术性的角度去理解这类作品，自然也很难从技法等角度对《九尾龟》这类描写日常生活的市井题材作品作出评价。另一方面，就专业学者而言，绝大多数研究者会有意关注作品在思想层面的价值，有意轻视作品在商业性和通俗性方面的成就。也就是说，严肃的学术研究很少以一般大众的审美标准为出发点思考问题，而寻常读者恰恰以“娱乐性”为第一标准评价通俗小说，但这种“娱乐性”绝无可能成为学界的主要考察标准。

由此可知，《九尾龟》在整体文学阅读与评价中的尴尬之处在于，专业读者有一套对于文学价值的相对稳固的判断方式，而普通读者又无法从文学内部对作品价值进行深入挖掘。在这个意义上，通俗阅读与专业化的文学批评、文学史写作并不遵循同一套评价作品价值的标准，《九尾龟》一直难以纳入文学经典的行列，与这种文学价值分歧有关。

二、色情抑或暴露：回看两种主流观点

自鲁迅、胡适等人之后，学界对于该书的评价分别从不同层次上对作品的性质、内容和意义作了界定：一种认为《九尾龟》不过是“花丛指南”与色情文学，另一种则试图将这部作品定义为“暴露小说”与“劝诫小说”。

（一）“花丛指南”说与“色情文学”说辨析

胡适首先将《九尾龟》定位为“花丛指南”，与之类似的说法还有“嫖界指南”“嫖界教科书”等。此后学界常论及胡适对《九尾龟》文学价值的论断有二：即该书“毫无格局”，没有“文学价值”，这种说法可以说从根本上否定了《九尾龟》的文学价值。

但回归原文语境则并非如此。一方面，胡适称《九尾龟》“毫无格局”，是指该书的叙事结构不如《海上花列传》精巧，也就是说，“毫无格局”的前提是以《海上花列传》为参照系并将叙事结构作为讨论范畴。胡适未从客观、严肃的小说史立场出发为《九尾龟》“定性”，仅意在指明该书叙事格局不高，而非强调其文学性的全面缺失。而胡适称该书“刚刚够的上‘嫖界指南’的资格，而都没有文学价值”也由对比《海上花列传》而来，他认为：“《海上花》是一部文学作品，富有文学的风格与文学的艺术，不是一般读者所能赏识的。”尤为关键的是：无论胡适所称“一般读者”是指群众读者还是专业研究者，都足可窥见胡适从一开始就认为自己评论的立足点放在了脱离“一般”的高水准上。从上文可知，《九尾龟》只是胡适用来抬高《海上花列传》文学价值的参照对象，由此证明《九尾龟》的文学价值更逊一筹。并且胡适始终强调，自己的判断来自不同于“一般读者”的阅读品位。

细加推敲，“花丛指南”是否符合《九尾龟》的创作实际同样存疑。但值得注意的是，《九尾龟》在第33回中明确表示，作此书的目的并不是做“花丛的历史，嫖界的指南”，同时书中谈及“花丛规矩”并不详细，所谓指南性质的内容很少，且语句零散、不成系统，可见作者在编排情节时并不以“指南”为目的。而更为关键的是，“指南”内容在同时期其他文学作品中亦不罕见，稍加比对即可发现雷同、蹈袭的痕迹——这更像是同类型小说撰写过程中依据一般印象产生的书写程式。

换言之，胡适的论断在一定程度上很可能被后世所误解。学界在转述胡适的“声音”时更强调其最终结论，却意外忽略其“发声”的语境，也忽视了这类通俗作品延续的某种书写程式。但从胡适开始，对这类作品的阅读就确立了不同于“一般读者”的立场，更多从作品叙事结构等“内部”去建构作品的文学价值。

相比之下，色情文学的说法虽然不准确，却更淡化了价值评论的色彩。成舍我与张春帆曾在当时报刊上展开对《九尾龟》色情意味的争论，成舍我认为张春帆难辞诲淫之罪，而张氏则以“见仁见智”的“男女情愫”自辩。这场论争至少说明，《九尾龟》被视为“色情文学”是一种更为根深蒂固的看法。尽管如此，真正将《九尾龟》定义为“色情文学”的观点却出现得很晚。鲁迅提出“狭邪小说”的概念，但显然“狭邪”在概念上并不等同于“色情”。鲁迅称狭邪小说与明季“世情书”略同，更与《红楼梦》一脉相承，可见其亦未以“色情”标准划分此类小说。有趣的是，在80年代之前并未有人直接以“色情文学”为该书定性，而杜瓦尔提出“色情文学”的概念恰恰是为了否认《九尾龟》是一部“色情文学”。那么，既然在此之前从未有人明确提出“色情文学”的主张，杜氏剑锋所指的其实是一座“空城”。所以“色情文学”一说很可能是晚近学者为了更明确地从文学类型角度探讨这部作品而产生的说法。而许多被归入“色情”的描写普遍存在于海派狭邪小说之中，这些内容也是小说文本对当时历史真实的投射，亦不是小说家有意夸张。

（二）暴露”“劝诫”说的局限

当暴露小说和劝诫小说两大观念确立起来之后，《九尾龟》的文学价值得到了一定的肯定。杜瓦尔首先认为《九尾龟》不是色情文学而是暴露小说，张连举则认为该书的经典价值在于谲谏世人远离嫖界，其美学品味在于暴露社会、官场、妓女之恶。问题在于，《九尾龟》中固然有相当的“暴露”和“劝诫”话语，但同样存在大量与之背道而驰的内容。对此陈平原早已指出，该书因“价值标准的矛盾和混乱”，并不具备严肃的、具有明确指向性的主题。

事实上《九尾龟》在叙事层面上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叙事者时常自我矛盾。如叙事者一再强调其劝惩动机，却又每每自相矛盾；书中人物亦在行使“劝惩任务”，但其“劝惩”指向则是要掌握“嫖界规矩”。换句话说，若有人能掌握相应“规矩”，则大可不必远离嫖界。这便使得书中颇多冠冕堂皇的教诲、郑重其事的暴露，都显得苍白、浮夸甚至虚伪，而叙述视角与叙事声音之间也存在差异，叙事者道德与人物道德之间抵牾在小说中展露无遗。问题在于，读者很难从该书中归纳出一个明确而统一的人格，却能轻易从中采撷到多种矛盾的价值理念，如“嫖界情节”中妓女书写态度的暧昧，“官场叙事”中对官员丑事的“避重就轻”等。这些内容在冷峻中带着温存，态度严肃而又颇为滑稽，看似立场明确，实则不断自我消解。比如，叙事者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该书的叙事逻辑与意图：“在下这部小说名叫‘九尾龟’，是近来一个达官贵人的小影”“在下做这部书，一半原是寓言醒世，所以上半部形容嫖界，下半部叫醒官场，处处都隐寓着劝惩的意思”。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可以说，叙事者或出于某种道德、叙事策略上的考量，企图叙写一个暴露、劝惩的故事，却无法以此为“靶心”提掇敷衍，从而造就该书价值标准矛盾和混乱的局面。综上，如从叙事学角度回归对《九尾龟》主题特征与价值体系的考察，则不难发现该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暴露”与“劝诫”小说，相反这部小说叙事上的复杂性使得“暴露”与“劝诫”无法描述小说的全貌。

由此可知，《九尾龟》并非“嫖界（花丛）指南书”，亦够不上色情文学的标准，《九尾龟》确实存在部分暴露与劝诫的内容，但这亦非其一以贯之的主题立意。然而从“花丛指南”“色情文学”到“暴露”“劝诫”小说的转变中，仍能看到80年代以降，学者试图通过揭示《九尾龟》的社会讽喻意义，而为之赋予超越一般“狭邪文学”的社会价值。更重要的是，上述两种主流观点意外地暴露出《九尾龟》作为通俗阅读文本在内容、主题上的复杂性。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复杂性形成及演变本身也适用于更为广泛的通俗阅读文本——我们很容易在阅读时生发出多种主体性评价，以致无法以单一视角为之定性。

三、晚清的“现代性”：一种可能的尝试？

埋藏在这些学术史、阅读史背后的问题或许是：接受现代以来的文学观念洗礼之后，人们已经初步形成关于通俗文本文学价值及评价的一套相对确定的标准，那么这种标准对晚清通俗文学的容受性又有多强？对于专业读者而言，不管是将文学评价维度放置在“内部”还是“外部”，除却小说的主题、主旨之外，小说所反映出来的作者的“著作态度”同样处于非常关键的位置。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提到：“俄国库普林的小说《坑》，是写娼妓生活的人的文学；中国的《九尾龟》却是非人的文学。这区别就在于态度不同。”在周作人的讨论中，因小说“安于非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感着满足，又多带些玩弄与挑拨的形迹”，这种著作态度决定了作品不可能具备很高的文学价值。如前文所述，作为一种主题、叙事皆颇为复杂的通俗读物，《九尾龟》与“新文学”倡导者所主张的典范性的文学形态截然不同，尽管小说叙事者自称“寓言醒世”，却游戏般地去描述一种“非人的生活”，而没有将这种“醒世”的批判性发挥彻底。于是80年代从暴露和劝诫两个角度为《九尾龟》赋予价值的尝试，更像是削足适履一般地将《九尾龟》嵌入一种“文以醒世”的、突出文学社会价值的文学价值序列之中。究其本质，这种观点正是延续了20世纪早期尤为强调作品著作态度的文学价值观念。

学理变迁源于文化语境的转型，通俗小说具有小说这种常见现代文体的“形”，本质上却反映出许多“前现代”的“质”，也即小说的内容、趣味及撰作方式等。即便学界不再囿于“历史遗存认知”，逐渐剥离掉《九尾龟》长久以来的负面标签，将其从20世纪初形成的刻板形象中“解放”出来，却始终没有指出将其经典化的意义与方向。然而，与在专业读者那里接受到的负面评价相反，《九尾龟》曾是晚清至民国时期风行一时的通俗作品。由此不难窥见介于通俗阅读和专业阅读之间的耐人寻味的文化矛盾。

有鉴于此，有学者提出“现代性”的视阈，尝试为《九尾龟》乃至整个晚清狭邪小说实现经典化提供一种可能的路径。虽然作为学术概念的“现代性”一词的内涵十分复杂，绾结着政治、社会、哲学、历史、艺术、文学等诸多块面，而具体到晚清小说批评，李欧梵对其“现代性”特征做出了整体概述，即一种文学内部创作模式的新变与外部社会环境的进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此为标准便能看到，任何一部小说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无论其生产过程还是最终“面貌”，都无可避免地浸染时代色彩，进而受到社会、商业、政治、传统、受众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同样是反观小说作品整体面貌与深层意涵的重要维度。

这种观点对于探索时代巨变下的晚清小说尤其重要。无论书写内容，还是生产、传播方式，作为形成期的现代化都市的文化产物，晚清通俗小说所体现出的时代、语境等，皆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特征。将作品置于“现代性”视阈下，这种文学批评所隐隐体现出的清晰的指向性是对文学作品主题思想的重新审视。具体到《九尾龟》，相比于诸如“花丛指南”“色情文学”“暴露小说”等诸多历史认知，“现代性”视阈为探讨该书的主题思想划定了一些不同寻常的解读思路。如关于《九尾龟》所蕴含的矛盾、混乱的价值体系问题，引入“现代性”的观察就能从四个方面予以重新审视：第一，晚清时期西方文化大行其道，致使取材于现实生活的小说创作难以平衡新旧思想、内容与创作格局的关系。第二，政治、救亡、批判、讽刺等语汇构成了该时期小说创作的文化底色，这与该书“游戏笔墨”的本质大为隔阂，两种不同话语叠加所造成的“矛盾与混乱”实难避免。第三，报刊连载、出版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小说的创作规律与书写范式，也为小说作品的接受与传播开拓了新的路径，并深刻地影响到了这类通俗小说的创作和阅读。第四，创作主体亦有浓厚的“都市本性”，结合张春帆的生平考证可知，小说对上海青楼所表达的那种复杂、暧昧的态度，正反映出当时上海“浸透着黑暗的繁华都市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这是作为都市人对城市产生的“又爱又恨的矛盾心态”。基于此，“现代性”视阈所开辟的阐释路径，事实上是从时代背景、书写格局以及商业环境等诸多“外部”条件，重新确立《九尾龟》以及大量与之类似的通俗读物在文化史、文学史乃至社会史中的地位。如果可证明这部作品典型地反映了处于特殊历史时期的新型都市文化景观，这种典型性也就为这部作品的经典性论证提供了必要前提。

然而，“现代性”归根到底是一个宏观视野下的理论范畴，这一概念在为古代与近代、西方与东方、传统与现代建立联系或划界的同时，也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互相对立的、既相互观照又各自独立的言说空间，但对于兼具传统、现代两种特点的晚清通俗小说而言，过于强调小说的“现代性”特征，也会遮蔽文本与传统文学之间的联系。另外，就理论本身的适用性而言，“现代性”概念源自西方，近代通俗文学作品的“现代性”的确可以借助西方的文化语境加以适当解读，但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的展开路径是否一致，却是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有鉴于此，“现代性”的观点或许可以作为打开问题思路的一种方案，却并不能视为解决此类问题的唯一途径。

或许援引“现代性”观念的最大意义在于，就理论之外的社会文化语境来看，通俗文学的兴盛与现代都市中商业、印刷业等外部“生态”有莫大关系，如晚清报刊的盛行和市民阅读能力的提高，都可视作通俗文学兴盛的部分原因。“外部生态”的变化不仅改变了文学生产，也促成了一种新型的阅读文化，反映着形成时期都市市民阶层的阅读趣味。可是，通俗阅读文化本质上不同于专业阅读，前者对“有价值的文学”的理解和选择，同后者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和研究，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逻辑。因而即使“现代性”一词未见得能承担起使晚清通俗小说经典化的核心作用，但其将时代文化和时代语境作为透视这一问题或困局的前提，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

四、结语

正如雷蒙·威廉斯一再强调“文化是通俗的”，因为“人类社会有其特定形态、目的以及意义，它借助某些制度、艺术和知识来传达这些概念”。这对晚清通俗小说的创作与批评同样适用。20世纪以来针对《九尾龟》的专业阅读指向了一套关于文学价值的标准，而从“难以被经典化的《九尾龟》”到“具有一定社会价值的《九尾龟》”，反映出这部在通俗阅读层面极为成功的小说，始终与专业阅读的取向有所乖离，而“现代性视阈下的《九尾龟》”则试图另辟蹊径，为探讨这类新、旧过渡时期的文学提供了另一种阐释的框架。在这个意义上，针对晚清通俗文学的评价，其意义不仅仅是去评论过去某个特定时期的文学，而是为深入探讨近代以来的通俗文学，乃至今天的通俗文学划定研究的场域和方向，而不至于使通俗文学陷入在价值上近于“失语”的境地。借助前文对通俗阅读与专业阅读的分析，正能看到诸如《九尾龟》之类的晚清通俗小说本身所寓于的文学生产和消费的场域，不管这类文学是否最终得以进入经典文学序列，它作为反映特定时期人类社会特定形态、观念及文化的文本，就始终有被严肃对待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