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资料研究系统的更新与拓展
——评《唐代诗人墓志汇编(出土文献卷)》

2022-11-05 14:52
中国韵文学刊 2022年2期
关键词:墓志学术研究整理

田 苗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敦煌劫余录》所作的序中提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出土文献无疑是二十世纪以来学术研究中新材料之大宗,是从事学术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材料。从近几十年学界研究状况看,出土文献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被运用到不同的学术领域去解决学术问题。随之而来,出土文献的整理工作也显得比以往更为重要与迫切。

胡可先教授预学术之流,在出土文献与唐代文学研究方面成果卓著,已出版有《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考古发现与唐代文学研究》《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等著作,利用新出墓志对唐代文学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前沿性研究。2021年5月,胡可先、杨琼编著的《唐代诗人墓志汇编(出土文献卷)》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辑录了唐五代诗人墓志共计194件,在出土文献整理和唐代文学研究领域都颇具学术价值与学术意义。

一 专题墓志汇编体例的开拓

墓志是出土文献中数量最为可观的一类。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编纂的《新编唐代墓志综合目录》搜录的墓志就有12532件,这还是截至2015年的数据。加上这些年新出新见的各种墓志,到目前为止,数量更多。据胡可先教授估计,至少应该超过15000件。这些墓志散见于各个收藏机构、个人,如果没有相关的墓志文献整理的成果,学者要进行系统的相关研究无疑难以着手。20世纪以来,汇集唐代墓志的文献整理成果不断出现。这些成果主要从时、地两个维度进行编纂:一类是以时代为限,对有唐一代墓志进行穷尽式搜集,如《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以及《全唐文补遗》等;另一类是以收藏单位或出土地为主进行汇集,前者如《千唐志斋藏志》《曲石精庐藏唐墓志》《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入藏墓志》等;后者如《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洛阳新获墓志》《洛阳新获墓志续编》《洛阳新获七朝墓志》《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河洛墓刻拾零》《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续集》《长安新出土墓志》《长安高阳原新出隋唐墓志》《秦晋豫新出土墓志搜佚》等,这些著作中有一部分虽也会收录其他时代墓志的,但唐代墓志占绝大多数。此外,在诸如《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等通代全集性的文献中也收录不少唐代墓志。这些著作汇集了数量可观的唐代墓志,为唐代文史研究者提供了较为系统的新资料。但是,面对这些数量繁多的整理成果,专业领域的研究者欲全面掌握本专业相关新出墓志的状况、找到关涉重要专业问题的新资料仍需披沙拣金。譬如治唐代文学者,很难短时间从以上墓志汇编成果中全面而准确地了解新出墓志中与唐代文学有关的信息。

《唐代诗人墓志汇编(出土文献卷)》采用了新的纂辑方式,为专业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更为集中的文献资料。该书不是以时、地进行墓志汇编,而是以墓主身份为切入点,将已出土文献里唐五代诗人的墓志择录而出,以时期为序汇集成编。对于唐代文史研究者而言,新出石刻文献中与唐代诗人相关的学术资料可以一目了然。这种以研究领域为导向的专题式墓志汇编体例,在之前的唐代墓志整理文献中尚未见到。可以说,该书开拓了墓志汇编类文献的新体例。

专题式文献汇编最重要的是对于专题性的把握。书中有不少细节上的体例凸显了这种专题性,如“凡例”第一条对书中所收“诗人”进行了颇为严谨的界定,既强调了“诗人”专题的属性,又突出了出土文献的价值与意义;全书按照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五代十国的时间顺序排列诗人墓志,并标明每一时期已出土诗人墓志的总数,使得已出土唐代诗人墓志明晰而系统地汇集;在所收诗人墓志后,会附上与诗人墓志相关的神道碑、行状及诗人配偶墓志等,使得诗人墓志与相关的文献构成系统;附录一《唐代诗人墓志编年简表》以表格形式直观地呈现出已出土唐诗人墓志的状况,便于读者从整体上了解唐代诗人墓志;书后附录参考文献,体现出专题研究的属性。以上这些体例设计都使得专题式的特质更加突出,也使得墓志汇编类著作呈现出新的面目。

《唐代诗人墓志汇编(出土文献卷)》建立起的以人为中心的墓志文献汇编体例,与以往以时、地为中心的墓志文献汇编形成了互补,使得墓志文献汇编体系更趋于系统与完善。同时,这种专题式的墓志汇编对于以后出土文献整理的角度与体例也具有启示意义。

二 唐代诗人资料研究系统的更新

唐代诗人研究是唐代文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我国传统的学术研究方法讲究知人论世,对于作家的生平事迹、思想性格等都极为关注,认为这些对于作家的创作有着巨大的影响。唐代诗人是解读唐诗、研究唐代文学的一把钥匙。

但是,以往留下的关于唐代诗人的资料非常有限。最早较为系统存录唐代诗人资料的文献是《旧唐书·文苑传》与《新唐书·文艺传》,然而其中提及的诗人并不全面,甚至很多重要的诗人都未入传,如王之涣、岑参、李颀、许浑等。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有278位唐代文学家的传记,附见者120人,是古代文献中保存唐代诗人生平资料较多者。但其中所述多有失实﹑谬误之处,因此傅璇琮先生主持了《唐才子传校笺》的工作,纠正了辛氏记载之误,并尽可能地追索唐宋文献,弄清史源,同时补考原书未备的重要事迹。清编《全唐诗》收入二千二百余人的诗作,每位诗人下有小传,但一则比较简略,二则错讹较多,如作者姓名舛误,作者事迹舛误缺失,作者世次、仕历舛误等方面,因此,陶敏先生作《〈全唐诗〉作者小传补正》,对其中的舛误进行订正。陈尚君先生《全唐诗补编》共收诗人一千六百多位,其中新见者九百余位。周祖撰先生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广泛运用了今人唐代文学的研究成果,收录唐五代文学家四千余人,诗人占相当大的比例。虽然学界众多学者在唐代诗人资料搜集整理方面做了许多扎实的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已有的关于唐代诗人的传记或是研究资料汇编,主要是以传世文献为基础,吸收的新出文献有限且零散,不少诗人的资料因缺乏记载而简略,或者记载有误而未能辨析,甚至还有一些诗人因无文献记载而失收。

随着新出唐代诗人墓志的不断被发现,唐代诗人的资料越来越丰富。《唐代诗人墓志汇编(出土文献卷)》是第一部系统汇集出土文献中唐代诗人资料的著作,进一步更新了唐代诗人研究资料系统,与已有的唐代诗人资料形成很好的印证与互补。这种更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书中收录的194件唐代诗人墓志显示了出土文献在唐代诗人研究资料中的分量,这些文献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是传世文献的个别补充,而且完全可以自成一个体系,有着独立的研究价值。这就在文献整理层面将传统唐代诗人传记文献从以传世文献为主的资料体系拓展为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并重的体系,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同时,此书名为《唐代诗人墓志汇编(出土文献卷)》,作者在后记中言及下一步的工作是对传世文献中的唐代诗人墓志进行汇集、校订与整理,这也是具有学术价值的,我们期待着传世文献卷与出土文献卷合璧。这就完整呈现出唐代诗人传记资料系统中墓志这一大的门类,不仅仅具有文献纂辑的意义,还具有学术研究的意义。

其次,该书中所收录的墓志除了已有过释文的墓志外,还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墓志是初次释文,如《耿氵韦墓志》《薛崇墓志》《席夔墓志》《丁仙芝墓志》《李仙童墓志》《崔日用墓志》《李华墓志》等。这些新的墓志或是编者所藏拓片,或是编者搜罗的未经正式公布的墓志、拓片,或是虽已公布,但尚未释录的墓志,总之,多是还未引起学术关注或未进行过深入学术研究的墓志。这些墓志为唐代诗人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可补充缺失的唐代诗人信息,也可纠正以往唐代诗人研究资料中的谬误,因此,这些初释的墓志对已有的唐代诗人史料也具有更新的意义。

《唐代诗人墓志汇编(出土文献卷)》为唐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唐代诗人的传记资料体系提供了新的材料,将日益受到学界重视的出土文献这一门类集中展示出来,使得唐代诗人研究资料系统更加丰富。

三 立足于学术研究的文献整理成果

文献整理是学术研究的基石。当代学术领域,文献整理越来越受到关注,相关的项目、成果日益增多,但同时也呈现出良莠不齐的状况。有些文献整理成果只是起到汇集文献的作用,更有甚者,所录之文献也有不少错讹脱误。影响文献整理成果质量的因素除了整理者的学术态度与学术能力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学术意识,即对相关学术研究的重视和利用程度。胡可先教授长期致力于出土文献与唐代文学研究,对于该领域的研究状况极为熟稔。《唐代诗人墓志汇编(出土文献卷)》是建立在学术研究基础上并试图助力于后来学术研究的文献整理成果,具有鲜明的学术意识。

该书以学术研究为立足点进行墓志汇编。编者在绪论中强调“本书的编纂是在前人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一项集成工作,同时融进编者的研究所得”,这一点在书中有鲜明的体现。从书中辑录的内容乃至许多细节都可以看到编者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视,也可见其力求为将来的研究提供尽可能充分的学术信息与资料。

首先,书中所收录的墓志具有学术研究价值,尤其是一些重要诗人的墓志,对于填补其生平资料的空白具有重要意义。如王之涣墓志出土之前,其家世籍贯、生卒年月、生平仕历全部阙如,但他的墓志出土之后,这些资料都非常清晰。韦应物墓志的出土也为其家世、生平、科举、婚宦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原始文献,墓志撰者——唐代另一位诗人丘丹与韦应物的交往也有了新的资料。诸如此类的例子不少,且已有一些学者根据这些墓志进行了相关研究,显示出墓志所蕴含的学术价值。该书还收录了一些之前不为人知的诗人墓志,如李仙童、崔岳、孙处约、李澄霞、崔释等等,这些人并没有诗歌流传下来,所以以往并不在诗人序列之中,但是他们的墓志中都记载了其诗文才能。这些资料具有补辑唐代诗人的学术意义。在该书所录墓志中,还有许多传世文献失收的诗歌,为唐诗辑佚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来源。如书中所收《丁元裕墓志》《王素墓志》《卢广墓志》《韦志洁墓志》等,其中都有之前文献未见的唐代诗歌。此外,这些墓志从文体、语言等方面都可以为唐代文学研究提供学术资料。除了为唐代文学研究提供新材料外,墓志中所涉及的家族世系、墓主官职履历及生活时代的时事、丧葬形式等为唐代史学研究也提供了研究资料,具有多元化的学术研究价值。

其次,该书的绪论《出土文献所见唐代诗人墓志综论》和附录二《出土墓志所载唐诗考述》集中体现了编者对于唐代诗人墓志学术价值的研究与思考。《出土文献所见唐代诗人墓志综论》从诗人墓志的价值、诗人墓志的类型、诗人墓志的撰书者、文学成就的表述、诗人墓志的整理几方面揭示了诗人墓志对于唐代文学研究的意义以及该书整理的状况。附录二《出土墓志所载唐诗考述》即编者前期发表的关于唐代诗人墓志研究的成果,从唐诗辑佚与来源追溯、唐诗创作繁荣的文学环境、唐诗创作繁荣的家族氛围、唐诗创作繁荣的思想因素、唐代志体与诗体的交融渗透几方面对唐代诗人墓志进行了考察研究。这些内容从宏观上对唐代诗人墓志的学术研究空间进行了探掘和揭示,进一步印证了所辑录墓志的学术价值。

最后,介绍所录诗人墓志的“叙录”部分,编者是以便于学术研究为旨归进行设计的。以往的墓志汇编多采用拓片辑录、录文辑录或者二者结合的方式编排,对于墓志本身的信息介绍非常有限,多只介绍墓志的形制、志主简况、收藏地点等。该书每篇墓志后的“墓志叙录”,除了介绍以上常见的基本信息外,还专门注明了志主所作的诗存于《全唐诗》《全唐诗补编》的情况,更便于研究者了解其诗人身份和诗歌创作情况。对于已收入进其他墓志汇编或者已有研究者进行过释文的志文,会交代相关的著录、释文情况,使读者对墓志的来源、释读情况有系统完整的了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叙录还对该墓志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为研究者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线索,也使得这样的墓志汇编站在了学术研究的层面,而不仅仅是文献汇编性质。

全书校勘精良,虽然书中有相当一部分墓志是收录在已出的墓志辑录著作中或学人的研究论文中,但是编者对于这些墓志并不是直接照录原文,而是广泛参考已有研究成果、对照拓片进行了补正释文。对原始录文中的错误进行辨析考证,从而使得新的释文更加准确。但略感遗憾的是,这一部分内容在书中表现得不够明晰。目前读者可从绪论中提及的部分内容及自己有研究的篇目中知道编者进行了这项工作,而编者所进行的其他大量工作并没有充分体现出来。若在正式录文后用“校记”或“考订”的形式加以说明,或更能直观体现出整理的学术价值。

若要索瑕求疵,笔者勉强寻得数例。譬如凡例第二条墓志文本中,《洛阳历代墓志辑绳》当为《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脱“出土”二字。《长安高阳原新出隋唐墓志》当为《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脱一“土”字。再如,书中个别地方用字与全书体例不统一,如第54页《刘应道墓志》叙录部分,第三行“合葬于”、第六行“出土于”、第七行“于此志石”、第十三行“墓志拓片载于”、第十五行“释文载于”几处“于”,依书中用字体例,都当作“於”。另如,书中志后“叙录”部分先列墓志名称,绝大部分都是按墓志前编者所拟的简明标题,但有个别与志前简明标题不一致,与志文原题也不一致,似是另拟的简明标题。如第58页叙录《大唐故雍王墓志铭》、第60页叙录《章怀太子李贤及妃房氏合葬墓志》、第70页叙录《越王李贞墓志》、第72页叙录《唐刘祎之墓志》等皆与志文前标题不一致。这些地方若能前后统一,文字体例或更严密。此外,从读者的角度来看,书中所录墓志若能配上拓片,会更直观地展现唐代诗人墓志的留存状况,也便于读者与释文对照研读。但这些对于整部书而言,只是白璧微瑕。

总体而言,《唐代诗人墓志汇编(出土文献卷)》无疑在唐代墓志文献的整理和唐代文学研究资料汇集方面具有诸多创新意义和学术价值,是一部具有深厚学术含量的文献整理成果。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被发现,会有越来越多的唐代诗人墓志出现,期待着这样的整理工作能继续延续下去,期待将来会有《唐代诗人墓志汇编续集》等一系列著作问世,为唐代文学研究提供更多新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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