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乡村共同体的重构与乡土文化振兴
——以云南省陆良县为例

王自红

(中共陆良县委党校 教务科，云南 陆良 655600)

共同体是人们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集体，自德国古典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其《共同体与社会》中引入这一概念后，费孝通等人翻译为“社区”，随着农村建设的开展，刘祖云、张诚等人认为共同体是具有一定联系的人类群体和谐共处、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一种生活形态。[1]传统乡村共同体是为了维护乡村内部社会稳定和自给自足而形成的熟人社会。在乡村利益多元化、乡村精神物质化的当下，出现不稳定、不确定等问题，传统乡村共同体逐步解体。新型乡村共同体是在一定区域内，村民之间基于共同政治意志、共同利益和乡村精神而形成的综合体，在物质层面表现为共同的利益追求，在精神层面表现为共同的乡村精神。当前，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乡村共同体作为当代中国城乡关系和乡村发展的历史基础和鲜明底色，是乡村记忆的基础，更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力量和强大助力”[2]。课题组以云南省陆良县为例，选取了全县村(社区)总数的一半，64个村(社区)展开了对乡土文化与乡村共同体重构的调研。通过调研发现，随着城乡流动的加快，乡村人口的逐步流失，乡土文化的逐渐湮灭给乡村共同体的重构带来较大的挑战，村民之间缺乏共同的意志，利益多元化、责任负担化的倾向严重。振兴乡土文化，培育乡村精神，重构乡村共同体面临文化模式的约束、文化元素的约束、文化组织的约束。抓住乡村振兴的契机，以引领主流意识形态为基础，以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为驱动，以发展乡土文化组织为着力点，以培育乡土文化元素为保障，以培育乡土文化模式重构乡村精神为载体，以此形成从国家和乡村整体性出发，在尊重乡村多元化和多样性基础上，形成具“政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精神共同体”为一体的新型乡村共同体。

一、乡土文化的湮灭给重构新型乡村共同体带来挑战

(一)乡土文化逐渐湮灭

文化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乡土文化是一个人出生地土生土长的物质或非物质的民间文化，包括视觉文化、环境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等方面，体现在民俗风情、传说故事、古建遗存、名人传记、村规民约、家族族谱、传统技艺、古树名木等诸多方面。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认为“土”是乡村的本色，乡土文化对乡村精神的培育发挥着重要的价值引领和凝聚功能。从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一号文件都要求重视乡村内生的乡土文化，挖掘乡土文化的时代功能。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要“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把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结合起来，赋予中华农耕文明新的时代内涵”。“在乡土文化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区域特色逐渐被全球化所带来的现代性侵入的前提下，在以经济利益和物质消费为主流价值导向的文化不断冲击农村社会的现状下，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乡土文化面临存在和认同的危机，近年来大量的乡土文化形式灭绝或正在灭绝就说明了这种趋势”[3]。比如，通过对陆良县50个村的调研，旧平夷城、牛山古寨等古建遗存仅6处，家庭族谱仅7部，古树名木都已不在，“草编、银器、舞狮、民间说唱”等传统技艺无传承，民俗风情表面化，村规民约形式化、生活方式过度化(过度消费、攀比、享乐)。对陆良县特有的38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能说出一半以上的村民只有11人；会“草编”技艺的人仅14人，且年龄都在50岁以上；村史馆仅2个，且长年无人光顾;农民攀比建房突出，有的一户3人建盖1000多平方的房屋可长年无人居住；青年人不顾家庭经济状况超前消费现象突出。乡土文化的逐渐湮灭还表现在乡土文化的认同度降低，从对收到的430份有效问卷的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调查地村民对乡土文化的认同

统计分析看，大部分村民并不了解乡土文化，只有少数年龄偏大的村民对乡土文化情有独钟。同时，对乡土文化的保护和弘扬，大部分村民听之任之，比如，对于多年来的乡村大拆大建问题，村民普遍不管不问。近一半的村民认为乡土文化已经不会影响自己的认知，自己主要向往都市文化。所以，乡土文化在逐渐湮灭，对村民的影响也越来越小。由于村民缺乏乡土文化认同，片面的崇尚都市文化，致使视觉文化逐渐失去了乡土本色，乡土环境文化逐渐都市化，乡土行为文化逐渐物质化，乡土制度文化逐渐丧失约束力，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导致了村民在长期的农耕文明中形成的理想目标、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信仰和归属感的异化，也就是乡村精神的物质化。据座谈调查，村民之间普遍缺乏共同的理想目标，当问及“你生活的意义”时，97%的村民表示没有思考过或直接回答“为了苦钱啊”。普遍缺乏信仰，当问及“你的信仰是什么？”，57%的村民表示自己没有信仰，13%的村民表示信仰宗教，大部分村民认为自己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子女，自己谈不上有什么信仰。

(二)新型乡村共同体的重构面临乡土文化逐渐湮灭的冲击

当前，在现代化、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智能化等多重力量的冲击下，基于血缘、传统利益、传统文化的乡村共同体逐渐解体，其功能和内涵也逐渐弱化。传统乡村共同体的解体，使人们的精神文化失去赖于依托的家园，将会阻碍乡村文化振兴的进程。新型乡村共同体的重构面临物质基础、社会基础、组织基础和精神基础等多重因素影响。这些因素都融合和体现在乡土文化中，乡土文化的逐渐湮灭对构建新型乡村共同体带来较大的冲击。

1.乡村经济形态的多元化降低了村民来自于农业的收益，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村民之间的依存度。共同的物质利益是维系乡村共同体的基础，而随着乡村人员大量流出，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人们经济来源多元化，通过对陆良县板桥镇大桥村、三岔河镇大沟村、芳华镇龙潭村的调研发现，农民的农业生产收入仅仅占总收入的21%，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产业化程度也达到了61%以上，57%的收入来源于外出打工。这样限于在村子里面的共同利益变得越来越少，人们生产的依存度逐渐降低。

2.乡村社会的个体化降低了村民对乡土社会的思想认同，消解了乡村共同体的思想基础。个体化是个体获得自由、自主的解放过程，但同时伴随着共同体归属感与安全感的丧失、社会风险的独自承受、意义世界的破碎、个体与社会权利边界的重新调整[4]。我国的乡村是自然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结合，人们长期以来同甘共苦、休戚以共，是一个联系紧密的集生产、生活为一体的小型组织。但随着家乡村社会从家族本位向个体本位的转型，乡村社会整体呈现出松散的个体化形态，表现为经济的个体化，组织化程度较低，陆良县近万个农业合作社，85%以上的合作社都处于“空壳”状态；责任的个体化，村民责任意识不强，430份问卷中仅87位村民愿意主动参与村级事务；家庭形态的个体化，家族式的社会逐渐解体，人人以家庭为中心。个体化的发展致使个人中心主义泛滥、责任缺失、对乡村共同体的重构带来社会氛围的影响因素。

3.乡村组织的滞后降低了村民对社会生活的依存度，消解了乡村共同体的组织基础。共同体的构建依赖于强有力的社会组织，乡村社会组织包括各种合作社、协会、返乡人员之家、退休人员之家、文化组织等等。这些组织的实体化运作是构建新型共同体的有效载体，比如，合作社、协会等各种农村社会组织将农民团结在一起，为村民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爱好提供了组织基础，而能实体化运作的社会组织不多，以陆良县三岔河镇为例，乡村社会组织近500个，但有人员、有资金、有组织、有项目运作的不足50个，不到社会组织的10%，由于缺乏有力的社会组织，加剧了村民之间的松散程度。

4.乡村精神的物质化降低了村民的凝聚力和幸福度，消解了乡村共同体的精神基础。乡村精神是重构乡村共同体的核心动力，村民在长期的乡土文化进程中，有着较强的家乡认同感、乡土文化生活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可以激励村民为改变家乡而奋斗。但多年来我国乡村在发展中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拜金主义盛行，常常以物质化的目标刺激村民“一切向钱看、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村委会对村民的激励及家长对孩子的激励，98%以上采取物质的方式，一定程度上致使村民缺乏公共精神。在430份问卷中，当问及“你觉得一个农民怎样才算成功？”，97.9%的被调查者回答“赚钱的多少”；问及“你是拜金主义者吗？”，389份问卷回答“当然，我觉得钱很很重要，有钱能使鬼推磨”，占所有被问卷者的90.5%，物质化的乡村精神降低了村民之间的凝聚力。

二、乡土文化的引领作用和新型乡村共同体的文化需求

(一)乡土文化的引领作用

文化的关键意义在于为受其影响的共同体行动提供一种包含行动策略与手段的“资源库”，使共同体行动中的组织者能够灵活运用其中的“工具”实现有效动员，这也意味着文化具有工具性的价值[5]。乡土文化是推进构建新型乡村共同体的文化和精神根基。在构建乡村共同体中一直起着一种引导和整合的作用，每一个村落都具有其共同而独特的文化，它能使人们产生认同感、凝聚力，能让人们在心理上和行为上都联结在一起。从乡土文化的内容上看，它包括视觉文化、环境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由封闭走向了开放，由传统走向了现代，在视觉方面、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方面、村民行为方面、村规民约和家族家规方面都对凝聚村民力量，共同建设有乡愁的美丽乡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对构建村民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责任和共同的意志的工具性价值具有勾起村民乡愁，培育爱村、护村、建村意识的作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也强调，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需要村民有文化或心理认同。就乡村而言，对乡土文化的认同是文化认同的主要内容。当然，乡土文化也具有落后的一面，也需要不断的创新，就像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所说“传统它不是一尊泥菩萨，不是放在那里亘古不变的。传统是一道汪洋不息的河流，离源头越远，它就越有生命力。”比如乡土文化中的家长制、因循守旧思想等都需要加以引导，不断创新。课题组抽取了陆良县大莫古镇戛古村、板桥镇大桥村采取座谈的方式对乡土文化的引领作用展开调研，当问及“你觉得乡土文化对村民精神状态是否有影响？”时，95%以上的村民都举起了手，纷纷表示影响很大；当问及“你觉得乡土文化是否会影响你们之间的团结时”，几乎所有的村民都表示老一辈传下来的风俗、行为习惯等有利于加强他们之间的团结。

(二)新型乡村共同体的乡土文化需求

“农村文化总体贫乏，如果不用先进文化占领群众的头脑，打麻将的陋习就会盛行起来，说是道非的现象就会多起来，必须用学习占领村民的空闲时间，用知识和文化占领村民的思想阵地。[6]”在这种文化贫乏的状况下，难于将村民凝聚起来，形成同甘共苦、休戚与共的关系。改革开放40多年来，农村青壮年大量流失，致使部分农村地区出现若干空心村、老幼村，以陆良县为例，全县户籍人口69.8万人，实际常住人口50.8万人，近20万人流失，传统意义上的农村逐渐面临解体。随着外出人员年龄的增大，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农村发展机遇的增多，外出人员逐渐回到了家乡，近5年来，回到陆良县的外出务工人员近4万人，外出人员的回归为新型乡村共同体在“再集体化”的过程中带来了新的冲击。物质逐渐丰富的乡村，村民对精神生活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乡村生活逐渐走向了娱乐化、数字化之路，比如，陆良县板桥镇马军堡村常住人口不足2000人，跳广场舞的团队达11支之多，大约一半以上的村民会用手机拍“抖音、快手”等小视频，就连60多岁的老人闲暇时也会拍个小视频。乡村文化就是村民自己的生活，针对当前村民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渴求，课题组到陆良县三岔河大沟村、马街镇郭家村发放问卷300份，收回有效问卷297份，问卷调查结果如表2如示。

表2 调查地村民的文化需求

结果显示，大多数人怀念农耕文化时期的生活状态，对传统习俗、宗族文化和传统技艺等乡土文化带有深深的情怀，但这种情怀需与当前的智能化时代相适应，才能满足村民的文化需求。

三、推动乡土文化振兴的新型乡村共同体建设路径

乡村文化的振兴是乡村共同体建设的重心[7]，乡土文化振兴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一环，推动乡土文化振兴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挖掘乡土文化元素，重构乡村精神，凝聚村民力量，形成新型乡村共同体的过程。它主要包括培育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理念、乡村优良作风、传统美德等乡土元素，发展乡土文化组织构建新型乡土利益关系，培育乡土文化模式重构乡村精神等内容。

(一)构建新型政治共同体

长期以来，村民奉行家庭本位意识，国家意识不强，凝聚力不够，新型共同体的构建需以培育国家意识为根本，有相对主流的政治意识，在思想上形成忠于祖国的统一体。新型政治共同体是在政府行政力量主导下形成的共同政治意识，它是引导村民积极向上、爱党爱国的根本，其核心在于乡村主流意识形态的培育。乡村主流意识形态是指需要村民认可并接受的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包括艺术思想、道德观念、政治法律思想、宗教观点和哲学观点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8]。基于此，可充分发挥县乡党校的作用教化引领村民形成政治共同体。比如，陆良县龙海乡把“乡村夜校”作为载体，成立乡村夜校宣讲团，开展“帐篷下的夜校”“炉火旁的夜校”，实现党校“主阵地前移”“送教下村”，让党员群众白天“种地”忙生产，晚上“充电”抓学习的新形态。利用村级活动场所、红色教育基地、文化活动广场，重点围绕疫情防控、人居环境提升、乡村治理、产业发展等中心工作，通过定点宣讲、集中学习，组织开展跳广场舞、唱红歌、讲红色故事等活动，让村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知识了然于心，在所调研的100位村民中，有82位都能背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甚至有11位村民能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出准确的解释。

(二)构建新型乡村利益共同体

马克思说:“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彼此连接起来。”在乡村，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和相互之间的共同利益，都会结成各种各样的利益群体。长期以来，能否获取经济利益是村民进行社会交往的主要考虑因素，目前获得共同经济利益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实现传统农业的组织化和专业化。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必须重建乡村社会的主体性，引导和推动农民开展深度的互助合作，提升农民的组织化水平，激发农民自己动手创造美好生活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才是乡村振兴不竭的动力[9]，村民依托农业合作、龙头企业等组织深度合作，彼此独立又相互依存，有着共同的利益和追求，极易形成同甘共苦、休戚以共的整体。以陆良县小百户镇中坝村委会为例，近些年来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逐步提升，绿色食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于是中坝村按照中央、省、市、县委的部署，顺应人们的需求，将原有的种植户组织起来大力发展洋芋、豌豆、辣椒等传统产业。中坝村有常住人口590户2311人，村委会通过引进云南融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带动农户种植洋芋4680亩，年产值达到4100万元；种植豌豆3170亩，年产值达到2536万元，该产品已经取得绿色食品认证；种植高产辣椒200亩，村合作社与山东寿光恒坤农业签订收购协议，由公司提供种植技术、化肥，引导全村村民一起种植150亩，每亩的产量达4000公斤左右，每亩纯收入达5000元以上。有了这一组织程度较高的传统农业为基础，村民之间在共同的产业、共同的利益中彼此交流、相互帮助，结成了一个牢固的乡村利益共同体，村民之间的和谐度也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原先村民之间经常为小事而争吵，每年大约发生100多起，自从结成了这一共同体后，每年的争吵量下降到了20起以下。

(三)构建新型乡村精神共同体

所谓精神共同体，是指具有共同信仰、共同价值追求的人们为了满足主体心理、情感、意志等精神方面的需要所结合起来的共同体[10]。乡村精神共同体就是指村民在日常生活中基于共同的信仰、兴趣和价值追求形成的精神需求综合体。乡村精神共同体的构建对实施乡村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徐州马庄村考察时也指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很重要，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辩证法的观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特别要注重提升农民精神风貌。”乡土中国的农民，村民精神风貌的提振依赖于乡土文化，文化是社会的血液和灵魂，乡土文化彰显了乡村淳朴、仁厚的民俗习气，为中国农民在艰苦环境中做到自强不息、坚强图存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而乡土文化需要不断创新以适应新时代新农民的新需求，影响乡土文化创新的原因总体上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两类。其中，前者包括地理气候条件、地形与地质地貌状况和地方材料三个方面，而后者则包括宗法伦理道德观念、血缘关系、宗教信仰、风水观念和交往交易五个因素[11]。通过对陆良县活水乡、大莫古镇、板桥镇的调研，乡土文化的影响因素中，自然成因包括宜人的气候、高原第一平坝的地形地貌、众多的四合院建筑、待人平和包容的传统，独特的节庆等。基于这些影响因素，要重新“发现乡村”，重点发挥在乡村振兴中驻村工作队员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在田野上、村庄中找回乡土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在“乡村时空”中增添了一层“文化时空”，将乡村乡民纳入更大的“精神文化共同体”之中。

第一，规划先行。在做村庄规划的时候，重视每个村庄特有的气候性、地域性和独特性，将老建筑收归村委会管理，引进社会力量经营，通过乡土视觉文化的打造，将有条件的村落改造成为让人记得住乡愁的，愿意回来的地方，最终实现人、建筑、自然的和谐共生。

第二，优化乡土素材，打造精神高地。乡村精神的培育需要标杆，需要精神指引，需要共同的交流空间。最有效最直接的标杆和精神指引是身边人身边事，比如，陆良县龙海乡有8位老人历时31年种树13.6万亩，形成了具有龙海特色的“八老精神”，陆良县委政府将“八老”基地建设成为党性教育基地，每年都有近万人去参观“八老事迹”、学习和感悟“八老精神”，人们自觉将8位老人作为自己的标杆和指引，使人们形成了团结干事、艰苦奋斗、乐于奉献的精神。人们最乐于去的交流空间就是乡土文化广场，它在功能层面上，可开展宗族集会、庙会、会议等活动；在精神层面上，担负着教化、管理、社会交往的重要职能，是文化、政治、宗教等活动的中心；在平时，则作为村民夏日纳凉、聊天、下棋等休闲活动的主要场所，它是培育乡土精神的重要场所。所以，每个村的文化广场可应地就势，以古树、古井、古宅等为中心，以村史、村情、能人的介绍馆为辅助，建设成村民愿意聚集的精神高地。

第三，将法律理念注入乡土习俗，引导村民提高文明素质。当前，部分村民异化乡土习俗，不讲卫生、铺张浪费，文明习惯变味变质,亟待引导、扭转、修复。比如，在课题组所调研的64个村中，新建了300多个水冲式厕所，可部分村民不冲水、不打扫，甚至恶意破坏冲水设备，目前能正常使用的仅200多个，有的村委会不得不把部分厕所一锁了事。所以，必须将法律的理念注入乡土习俗，用村规民约、用法律法规规范村民的行为，对违反村规民约的村民给予适当的惩罚，对违反法律法规的村民坚决给予法律追究，引导村民文明的行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以此形成精神共同体。

(四)打牢新型乡村共同体的形成基础

乡土文化传统起源于远古农业社会。作为一种系统的、多维的、复杂的文化体系，乡土文化传统内涵了众多的文化群集，诸如时间、空间、语言、知识、信仰、宗教、习俗、社会形式、价值观、宇宙观等。这些文化因素是农民群体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人民共同努力下逐步形成的[12]。乡土文化元素包括乡土理念、乡土作风、乡土行为等元素。物质层面主要表现为环境、建筑、传统工艺品、传统服饰、传统节日、气候、土壤、材料、色彩、图形纹样等元素。非物质主要表现为思想观念、方言、宗教、道德观念等元素。乡土理念主要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这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之星；乡土作风主要是勤俭节约的作风，这是人们在长期社会环境中养成的吃苦耐劳、勤俭持家、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乡土行为主要是以传统美德为基准的生产生活方式，包括民俗节日、绿色生产等，这是乡土文化的结晶，有着丰富的华夏民族精神。以陆良县小百户镇打鼓彝族民族文化特色村为例，该村是“市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其通过硬件提升、软件支撑、内因和外因联动的方法，投入近百万元打造村庄的乡土风貌，借助村规民约、彝族民族文化节日等载体培育村民的乡土作风、乡土行为，让村民紧密团结在一起。

(五)构建乡土文化组织合作共事的良好机制

乡村共同体也是村民形成互帮互助的整体，这是人们的传统文化，而合作必须要有载体，马克思认为：“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人们必须生活在社会之中，生活在共同体之中，才能形成合作关系。传统乡村共同体具有同质性、封闭性和排外性，在社会大融合的今天，随着人员流动的加剧，乡村社会必须是一个开放的、多元的、包容的社会，传统乡村共同体的特性与现代乡村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让村民之间难于合作，形成不了共同体。必须顺应农村社会的变革趋势，以乡土文化组织的建设为依托，构建合作共事的体制和机制。乡土文化组织也就是地方文化组织，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不同的社会通过接受及拒绝不同的文化特质从而形成了一个社会既定的“文化模式”[13]，这种模式让人们找到家的感觉，形成合作共事的氛围。课题组在陆良县三岔河镇大沟村、板桥镇左里堡村发出问卷200份，收回有效问卷198份，调研结果显示，174位村民表示需要乡土文化组织，占被调查人群的87.9%，主要人群为老年人及妇女。在“需要什么样的乡土文化组织”选项中，91%的村民选择“地方节庆文化组织”，84.3%的村民选择“乡土视觉文化组织”，76.7%的村民选择“传统习俗文化组织”。这说明，人们对乡土文化组织的需求旺盛，尤其是对传统文化组织有较大的需求，但乡土文化组织相对较少，满足人们的需求，课题组通过对陆良县大莫古镇、芳华镇、召夸镇的走访调查，现存的乡土文化社会组织主要是宗教组织，传统习俗、地方节庆等文化组织基本为空白。可在各村调动退休、退伍人员、回乡大学生、回乡农民工、本地乡贤等农村精英人士的作用，吸引本地商人捐资成立乡土文化组织，让人们在找到乡愁，找到合作共事的共同点和组织，以此形成新型乡村共同体。

结 语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下的新时期，乡村共同体的构建面临一个机遇与挑战共存的历史时空，在这一时间之轴和空间维度下，通过主流意识形态的培育、乡土文化元素的挖掘，乡土组织的发展，破解乡土文化逐渐湮灭的难题，通过乡土文化的振兴带动乡村精神的培育凝聚起村民强大的精神力量，促进形成集政治、利益、精神为一体的新型乡村共同体，凝聚村民强大的精神力量，共同建设美好新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