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视野下的汉剧研究新成果
——读陈志勇《汉剧与汉派文化》

◆卢晶晶

《汉剧与汉派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4月版）是刘祯教授主编的“中国戏曲艺术与地方文化丛书”（以下简称“丛书”）中的一部，作者为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的陈志勇副教授。此书是国内首部专题研究汉剧与汉派文化的著作，鲜明地展现出作者的学术风格与“丛书”的编撰特点。

首先，这是一部厚积薄发之作。汉剧是陈志勇读博至今持续十数年的研究领域，在《汉剧与汉派文化》出版的十年前，他已出版《广东汉剧研究》（独撰，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同时，他还参加了湖北大学文学院朱伟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汉剧发展历史与艺术形态研究”。作为团队的核心成员，他是朱伟明教授“汉剧研究三部曲”——《汉剧研究资料汇编（1822—1949）》（武汉出版社 2012年版）、《汉剧史论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汉剧十大行当名家访谈录》（武汉出版社2018年版）前两部的重要合撰人。在长时间浸润汉剧的过程中，陈志勇发表了汉剧研究的系列论文，如《徽班汉伶米应先生平及家世考——兼论米应先对京剧形成的贡献》（独撰，《戏曲艺术》，2007年第 2期）、《广东汉剧与客家文化》（与康保成合撰，《学术研究》，2008年第2期）、《汉调对京剧形成的独特贡献》（与朱伟明合撰，《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年第1期）等，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汉剧与汉派文化》一书正是陈志勇多年研习汉剧的又一部新作。

除具备汉剧的戏曲本体知识储备外，陈志勇还对戏曲与文化交叉领域早有涉猎。正如陈志勇在《汉剧与汉派文化》一书的后记中所言，其学术兴趣广泛，并不囿于戏曲本体与汉剧研究之上。早在其搜集资料、撰写博士论文之时，便对戏神信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民间演剧与戏神信仰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一书及系列论文便是他新的研究兴趣所结出的硕果。这部戏神研究专著所产生的积极学术影响，已说明作者通过文化视阈进行戏曲研究尝试的成功。在此意义上，“中国戏曲艺术与地方文化丛书”的主编将《汉剧与汉派文化》一书交由陈志勇承撰，可谓是独具慧眼。

其次，这是地域文化视角下汉剧的新书写。近年，学界不断尝试多维视角展开戏曲的研究，并取得可喜的成绩，“丛书”的策划与编撰便是这种尝试的新成果。“丛书”主编刘祯在“总序”中阐明了“丛书”的编撰宗旨：“体现戏曲的地方性、民间性”，在此宗旨下形成“有别于以往专注于对戏曲本体的研究，该丛书的视角是文化”的书写特点。《汉剧与汉派文化》一书正是在此编撰宗旨下有别于传统的汉剧史书写。此书对在武汉乃至湖北这一“汉地”文化圈中汉剧孕育、形成、繁荣、变革、衰落的脉络予以梳理与探讨，并深入剧种地缘内部，分丝析缕地探索汉剧与传统文化、地方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之间历史性的联系，努力还原汉剧的历史形态和现实生态面貌。正是将汉剧放置于地方剧种原生形态下考量，并从地域文化视阈进行多元立体地解析，《汉剧与汉派文化》一书才取得诸多创获。如对学界有争议的万历间沙市《金钗记》声腔问题的探讨。作者通过爬梳分析大量文献，以及对《金钗记》声腔的分析比对，得出令人信服的观点：“我们可以排除万历年间楚调为沙市盛行的青阳腔、弋阳腔和四平腔。我以为，《金钗记》的声腔当属于以楚地方言为基础的、已具独立品质的一种‘新声’。”如对汉剧发展史中曾出现过的汉剧艺人向楚剧学习所引发的“渐坠下流”的争议，陈志勇从汉剧与武汉文化的维度尝试作出回答：“演出更多的俗剧以迎合和满足下层民众的观剧需求，看似拉低了汉剧比较高的戏剧生态层级，但实质上，部分俚俗的剧目，或剧目中俚俗的场次，一定程度上让汉剧在审美上获得更大的自由度和更强的适应性，能涵盖汉口作为近代崛起商埠所诞生的多层次人群的观剧需求，从而拥有更为广泛的观众群体。”又如，作者认为戏神的供奉和祭祀对汉剧戏班的管理产生积极的作用：“戏神信仰是一种戏班组织制度。从外部而言，戏神信仰成为协调不同戏班利益的工具；从内部而言，成为管理戏班成员有效的手段。戏神信仰的行业性和严肃性，使之成为号召伶人行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行业元老或班主利用戏神信仰的巨大心理暗示功能，完成对伶人行业内部秩序的规整和外部秩序的调整。前者主要体现为对犯规者的惩戒，后者体现为对各戏班戏路的规约和戏班之间矛盾的调和。”这些观点都是基于地域文化视角下审视汉剧所得出的结论，既接地气，也具有一定的学术含量。

再次，这是一部注重原始文献资料的著作。《汉剧与汉派文化》一书体现出作者扎实的学风。材料先行是陈志勇一以贯之的研究思路。全书行文理性客观，秉持“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的严谨态度，不妄作论断，不掺杂个人主观臆断。可以说，此书是作者多年搜集整理汉剧一手资料所结出的果实。原始文献资料的蒐集十分重要，却也辛苦异常，其中甘苦，陈志勇已在“后记”中披露一二。诸如“既有暖冬的下午在武汉大学樱园老图书馆翻阅民国旧报纸的静谧，也有恰逢大雪在武汉市图书馆跺足查阅胶卷的酷寒。他每日来馆最早，离馆最晚，时间一长和图书管理员都熟络起来，却因长时间盯看胶卷把眼睛看得红肿，点点眼药水、乜斜着眼睛坚持在开馆日继续工作。现在想来，这份坚守十分值得”的经历与感慨，每位品尝过资料搜集甘苦的研究者自会心领神会。功夫不负有心人，正是这样不畏寒暑、不辞辛苦地搜集、爬梳，才有了厚重的96万字的汉剧原始资料集——《汉剧研究资料汇编（1822—1949）》的问世。《汇编》资料的搜集整理，为《汉剧与汉派文化》的出版打下了坚实基础。《汉剧与汉派文化》虽仅21万余字，却是在前期丰富文献储备之上开出的繁花。如第三章《汉剧艺术中的汉派文化因素》第三节《汉剧戏目与汉派文化的历史沉淀》中，陈志勇通过整理民国时期戏曲报刊登载的汉剧演出广告资料，考察汉剧大王余洪元戏目上演情况，以证明“三国戏”与“杨家将戏”为代表的历史剧目在汉剧剧目中所占的重要比重，并以此阐释“汉剧历史剧目的独特含义”：“与昆剧以才子佳人戏为剧目特色不同的是，包括汉剧在内的大部分地方剧种则以历史题材剧目为主，而进一步考察汉剧的剧目会发现，与‘汉’有关的剧目占有很大比重。这个‘汉’，可理解为汉祚、汉族、汉人，等等。”“‘尊汉正统’和‘番汉之争’，就成了汉剧的两大叙事主题。”汉剧之“汉”，既是汉派之“汉”，亦是“对‘汉’民族精神的认同。”再如第六章《汉剧艺人、票友在武汉的时空分布》第二节《汉剧科班、学校对汉镇艺人的的培训》中，作者以汉剧训练班为研究个案，通过对其相关文献资料的分析研究，展现了此届汉剧培训班开班、培训、停课的全过程，并因此触发对汉剧衰落原因的思考：“汉剧在20世纪30年代的衰落，在某种程度上与伶人的故步自封、不思进取有一定关系，这次训练班的情况即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不难想见，若没有大量一手资料的蒐集与分析，自然不会有《汉剧与汉派文化》一书的诸多创见。

寒去暑来，十年磨剑，厚积薄发。以文献为依据，以文化为角度，深入探讨汉剧演进与汉派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是《汉剧与汉派文化》一书努力完成的学术使命。不过，《汉剧与汉派文化》虽创获颇多，但白璧亦有微瑕，正如陈志勇在其“后记”中所言：“由于写作时间紧，任务重，加之对武汉文化未有切身体味，尤其是对近代汉口城市化进程素无研究，研究汉剧与汉派文化之间的关系，在写作过程中时时感觉到困难。”笔者通读全书，亦与作者同感，近代汉口城市化进程下汉剧与汉派文化之关系，这一话题何其宏大，恐怕非一人一书所能说透，故期待陈志勇及汉剧同仁在未来对此论题作更深入的研究。

注释：

[1]刘祯：《总序》，载陈志勇《汉剧与汉派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页。

[2][3][4][5][6][7][8][9]陈志勇：《汉剧与汉派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7页，152—153页，189页，248—249页，116页，118 页，205 页，2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