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生活

文|贾 想

一

和阿晚住到一起之后，我开始感受到何谓生活。

门罗有部小说集，名叫《亲爱的生活》。我要说的生活，就是“亲爱的生活”的那种生活。

这种生活的周期，不是从写作到读书再回到写作，不是自我积累、自我消耗的恶性循环，不是我存在、我丧失的无限重复。

这种生活里面，到处是具体的名字、具体的遇见：榴梿和果多美，关东煮和7-11便利店，猫条和兔肉冻干，以及各式各样的盘子、勺子和碗。

阿晚绝对是个餐具爱好者。小到逛小区超市，大到逛宜家，哪里有好看的餐具，她就待在哪里。哪怕是一只显而易见的残次品，她也要发自肺腑地赞美一声：“哇！”

我对餐具的要求和她大相径庭。我的要求不是“哇”，而是“嗯”。嗯，便宜。嗯，结实。嗯，大。

所以，一走到餐具区，我们就在各自审美的指引下走散了。过了半天，我回到她的身边。我问，你挑中了哪个？她指给我看，这个，这个，这个。三个盘子，好像是来自三个世界：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

你呢？

我很得意，捧出一个不锈钢汤盆给她看。

她宣布要单方面禁止我的审美。我据理力争。我说，就这一次。

后来，我们家就拥有了一个不锈钢汤盆和很多很多五颜六色但并不值钱的盘子、勺子和碗。

有一天她终于发现，这么多美丽的餐具，除非每天高朋满座，否则就我俩的两张嘴，根本用不过来。只好把它们放到橱柜和时间的深处。

当一个人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她想拥有好多；当她拥有了很多，她又感到寂寞。

二

小时候，我拥有另外一种盘子，另外一种生活。

是那种最常见的白瓷盘子，盘侧印着几枚红色的花朵。

那样的盘子，平时并不常见。因为家里不常做菜。农忙时候，晚餐就是简单的馒头、酱、咸菜。

盘子派上用场，需要一顿饺子。

我爸爱吃饺子。过节了，我妈兴致勃勃地问他吃什么，他说，饺子。过生日问他，吃什么呢？饺子。

这就是我爸。20年过去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只要说到改善生活，他还是首选饺子。

于是，在那时，我就有了机会接触盘子。

说接触，是因为每当吃饺子，我就有一项雷打不动的任务—端着盘子，去给村子里的奶奶、大伯母、三叔和小姑家送饺子。

我爸认为，饺子，人之大欲存焉。没有饺子想吃饺子，是人性。有了饺子就是过节，过节，就得一大家人一起吃饺子。

饺子不能凉。锅盖一开，热气一冒，我妈就喊开了：“快，盛饺子了！”听着就像是“您有新的外卖订单，请及时处理”。

我兴高采烈跑过去，跑得比北京三环路上解除了电动车限速的外卖骑手还快。我妈话音未落，我已经在一旁等餐了。

第一单，是一墙之隔的小姑家。我借着月光或者星光，一步、两步，像三级跳远运动员一样，很快就跳进了小姑家。小姑开门一看是我端着饺子来了，就会说：“哎哟，包的饺子？恁（你）说说，给俺送这么一大盘！”

我就会说：“不多不多，趁热吃。”

第二单是奶奶家。包饺子那天的下午，我会提前去她家提醒一声，晚上别做饭，吃饺子。到了晚上，我就端着饺子去了。放下饺子正要走的时候，奶奶总会一把把我拽住，递给我一根香蕉或者一盒牛奶，总之得递给我点儿什么。然后我的大脚在前面慢慢走，她的小脚在身后慢慢送，一直把我送出门口。

之后是三叔家。三叔不在。他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已经骑上了摩托，赶往大山深处的石头坑。那些黄昏告别村子的男人的引擎，曾经让村子颤抖。然后是大伯母家。寡居的伯母用响亮的大笑迎接我，再欢送我。

我把饺子倒入婶子的新盘子，我把饺子倒入伯母的新盘子。我说，趁热吃。

三

那是另外一种亲爱的生活。不是收藏的生活、积累的生活、五颜六色的生活，而是白色的生活、分享的生活、时刻给予的生活。

我在那样一种亲爱的生活故事里，扮演了一个小小的邮差。我把一盘盘饺子从一大锅饺子里面分出去，把一个家庭的热气带给好多个家庭，把时日扩散成节日。

我知道那里面的快乐。

但更知道那种快乐的，是我妈。

我爸有饺子，我有盘子，我妈有篮子，是那种柔软灌木藤条编成的篮子。作为一个美丽的农妇，她的日常生活就是在清晨挎上这只篮子出门。

作为一个安静的儿子，我的日常生活就是先到处玩一圈，玩累了就回到家门口，安安静静等她挎着这只篮子回来。

我妈不外乎会从四个地方回来：东南的菜地、东边的玉米地、北边的葡萄园、南边的苹果园。

如果我远远看到她的篮子被长短不一、青绿相间的娇嫩蔬菜填满，如果她打远处就“温柔”地喊“没长眼？过来帮恁（你）娘抬篮子”，那她就是从菜地回来的。

那时，篮子里就会有水灵灵的黄瓜、红中带绿的西红柿，以及晚上吃的豆角。妈妈带回的是美味的夏夜。

如果篮子里是黄澄澄的玉米，她就是从玉米地回来的。同理，如果篮子里是葡萄，那她就是去了葡萄园；是苹果，那就是去了苹果园。

但总有一些傍晚，她回来了，没有蔬菜，没有玉米，没有葡萄，也没有苹果。

我有些失望，妈妈没有带回自然赠送的礼物。

我妈就会说，过来。

我凑过去，几乎把脑袋塞进篮子。然后，奇迹发生了。

空空荡荡的篮子底部，郑重地铺着两片无比干净的叶子。叶子上，居然躺着一堆红灿灿的小果子。

那是秋天的山枣。这些长在荆棘密布的山枣树上的红果子，被我妈一颗一颗摘了下来，凑成一种红灿灿的滋味。

我猜不到这些可爱的山枣来自哪里。东西南北，溪流山丘，我的参考答案不够了。

总之，它们来自妈妈。

四

大学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叫《路边野餐》，把读中文的我给迷住了。看完电影，我在北京三环神游。走上天桥，那些公交车与私家车汇成的河流从东涌向西。在沉醉与清醒之间，在美与不美之间，我一会儿存在，一会儿丧失。

那时，白色的生活已经没有踪迹，而彩色的生活还没到来。三叔的引擎熄灭了，奶奶不久也走了，她的小脚停在了草房子的门口。

盘子还有，饺子还有。每年依旧过节、过生日，但村子已不见送饺子的孩子，父亲已没有送饺子的理由。

篮子也早已不知去向。妈妈正在青岛哄她的孙女，偶尔参加一下小区的合唱团。回到家里，她有板有眼教四岁的孙女唱《南泥湾》。

至于山枣—谁还记得山枣的滋味？

《路边野餐》的导演毕赣让主人公用贵州方言念诗：

一定有人离开了会回来

腾空的竹篮装满爱

“一定”，这种坚信，我一度有过，然后等不到回来，就开始怀疑。

没什么可说的。人的怀疑和丧失一样，只会一天比一天多。

但我想重建生活—亲爱的生活。不是重建什么迷人的意义，就是那句烂大街的句子的表面意思：爱生活本身甚于爱生活的意义。

比如，多一些“哇”。

哇，盘子。白色的盘子，金色的盘子。

然后下一步，就是将盘子盛满，找到人，送出去，我就算成功了。

盘子送出去的，篮子都会提回来。

我爸我妈一定不会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