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闭式控诉·外放式反抗
——解读彼得·汉德克《自我控诉》中控诉与反抗之循环逻辑建构

2022-11-12 18:12董雅惠
戏剧之家 2022年1期
关键词:剧作家德克矛盾

董雅惠

(中国传媒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24)

当代奥地利著名剧作家彼得·汉德克以其说话剧著称,其中,1966 年发表的《自我控诉》作为其早期戏剧作品,“反戏剧”形式尤为典型。该短剧打破传统戏剧形式,仅安排两位表演者作为“自我控诉者”在全空舞台上进行声音交替,自我控诉与反抗意识成为有形体,收放间形成严密的循环逻辑结构,在剧中得以展现,聚焦这一循环逻辑,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自我控诉与外放反抗在剧中如何呈现?如何建构起这样一个循环逻辑?其背后蕴涵着怎样的成因及深意?

一、在控诉与反抗之间:自我控诉与外部反抗的循环逻辑建构

(一)向内的封闭式自我控诉与向外的强力反抗

纵观全剧,《自我控诉》一剧中,剧作家将两种情感与行动在台词间进行了极为突出的设置。首先,这是一种封闭式的自我控诉。在全剧说话形式上,“我”都是一人说话,从“我来到这个世界上”说起,一人讲说着一生的控诉,自始至终,它都不是一种对话,仿佛信仰者的忏悔与祷告,这是一种封闭式的自省,是发生于“我”自身内部的一种思维流动,放在“自我控诉”的大标题下,每一句话是犀利的控诉指向,“我”所做的一切都值得被控诉,而这对象还存在着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在人生之初,“自然”的“我”是被控诉的,“我”被创造,“我”张望,“我”依照人的自然本能学会了认知、说话、行动,逐渐长大,接触到了社会的规则与道德,于是“我”“走出了大自然”,“变得不自然了”。此时,“我”控诉的对象逐渐成为了成年后的“社会”的“我”,有了各种义务、标准的束缚,用规则自我圈定,甚至是控诉着自己的反抗行为和之前自然本能的行动。无穷、单调、怯懦且无名的自我控诉表现为一种普遍的自我意识。

剧作家构造出一个内部的空间,使“人”在自我的空间里封闭地进行一种自省。这样的指控下,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对自我的控诉、对自然的控诉、对社会的控诉,乃至对世界的控诉,实际上做回了一种对自我的支持,对整个压抑的生存状态的痛诉。在这样的内心的自省中,观众看到了人与社会极大的一种矛盾所在:“我”痛斥着社会道德与规则的束缚,但在另一方面忏悔着自己不再是自然的“我”——因为自然的“我”不是社会要求的“我”,于是“我”为了适应社会的要求而去改变,在争取融入社会规则的过程中,“我”又失去了原本的自然性。“难道我冒犯了整个世界这种种规则、计划、想法、要求、准则、标记、章程、普遍的观点和形式吗?”——这种想要逃离却又适应,想要融入却抵触的情绪,在文中一触即发。

于是,便诞生了想方设法的反抗。可以看到的是,这种反抗是最直接、最外放的一种,表露在外,化于行动。“我”开始用言语表达自己的态度,通过一系列不合时宜的动作去进行这种直接而激烈的抗拒,“我通过吐口水表明自己的态度”、“我在禁止拍手赞同的地方通过拍手赞同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在人家命令继续走的时候没有继续走下去”,面对外界规则挤压的不断挤压,打破那些“应该”,反抗那些“必须遵从”,质疑那些“冒犯”,“我”展现出的,是自己作为人的,对于生存环境给人带来压制与异化的抵抗与叛逆。

(二)自我控诉与外部反抗之间的循环逻辑

恰恰在这样一个封闭式控诉与外放式反抗的模式中,观众看到了一种循环往复:原生自然为人的“我”与社会规则和生存环境的不断冲突,改变与被改变之间,试图反抗又被潜移默化地同化,想要寻求最初拥有的自由,竭尽全力去回归到原本的过程。

首先是第一次的变化:“我变了”,从而“我”从自然转向了不自然。在这一阶段里,剧作家大量使用“我学会”“我应该”这样的主谓结构,主人公“我”接触到了作为“人”的社会性原则:“我变得理智了”,“我必须遵从的不再只是自然规律”,“我学会了应该怎么做”,“我有了忏悔的义务”。在这一过程中,“我”实现了理性化、规则化的规训。

而后,第二次的“我变了”,则与第一次恰恰相反,成为反抗意识觉醒,走向质询的开端:“我冒犯了什么?”从而开始用一种极为激烈的方式表明自身态度:“我通过吐口水表明自己的态度”、“我通过发泄不满表明自己的态度”、“我在禁止拍手赞同的地方通过拍手赞同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对于外界的规则,“我”开始进行极端性的反抗行动。

但最终,两次变化将整部戏剧推向了“自我控诉”这一高潮,出人意料的是,却与第二阶段的激烈背道而驰。“我的自我控诉”在剧中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自我行为的忏悔:忏悔“我”做的“我”不是以前的那个“我”。“我”曾经不是应该是的那个“我”。“我”没有变成“我”应该成为的那个“我”。“我”没有保持应该保持的。在社会的规则之下,他又回归到忏悔与反省的状态。而在自我控诉的字里行间,这种对自我的审判控诉,是对社会的一种指责,失去了社会空间位置的激烈抵抗。

在自然本真与社会规则两种力量这样来来去去牵扯的过程中,剧作家完成了自我控诉与外部抵抗的循环逻辑的建构。

二、在规则与自然之间:自我控诉与外部反抗循环逻辑建构之因

那么,这样明显的循环逻辑结构因何而生?从剧作与作家本身出发,会发觉《自我控诉》的控诉与反抗,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其戏剧形式的特殊性。汉德克打破传统戏剧规则,追求创新反戏剧,文学对他来说,是向内求索的手段,在剧作之中,他不断地厘清自我。采用说话剧这一形式,是他对“文学作品表现还没有被意识到的现实”这一效果的期待,他认为追求现实主义的描写文学对这一愿望是无能为力的。面对社会生存现实的困惑,寻求在艺术世界里感受永恒与和谐,体现在《自我控诉》一剧中,采用无具体情节、无固定角色、无舞台布景的形式,展现出的这种封闭式的内省,实际上也是汉德克本人对于现代社会人类生存问题的深切反思。

想要更深入地探究这一问题的因由,必须将其放归于它诞生的大地之上,《自我控诉》于1966 年问世,面对着20世纪中期的人与社会生活,这一阶段,正是现代主义的反理性思潮盛行之时。反观19世纪的理性主义发展,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三大批判中指出这样的矛盾:理性的合法使用导致自律,意味着自由而不逾矩,但人类使用自己的理性,反而意味着一种对于外在权威的不服从,而另一方面来说,理性本身却恰恰是一种权威——二战之后,这样割裂的生活与现实状态,使得人的精神需要一种解放与超脱,社会需要一种释放的出口,回归本真。

而汉德克的剧作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割裂的矛盾逻辑。可以看到,“自我控诉”本质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苏醒。这样的苏醒,预示着人们开始追求自我追求回归到自然的状态,从而直接导致了个体对外界的反抗,与此同时,自我意识存在于社会空间之中,驱使人若是想要在现有的世界空间里生存,那么必须去遵守这样的秩序,因而产生了人自身内心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是在自我封闭空间中产生的,是一种向内的矛盾,但究其原因,是人自然的本性在社会现实中,与社会规则产生矛盾冲突的产物。

三、在普遍的挣扎与自我意识之中:20 世纪中期文艺作品中的控诉与反抗

《自我控诉》一剧将“人与社会”“人与生存空间”这样不断的斗争与顺从,顺从与再抵抗的过程为我们一一摊开来,将内心自省与外部呼喊交织,通过独特的剧目形式展现出人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冲撞。每一句都有折射,每一个字都有现实的影子,每一句话都会抽离出深思,恰恰是彼得·汉德克这部作品的精妙所在。而这样的挣扎与控诉,似乎在汉德克同时期作品中亦能找到相应的影子。在汉德克的另一部著名早期剧作《卡斯帕》中,剧作家再次呈现出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与状态,主人公卡斯帕学会说话的过程,正是对《自我控诉》阐明的人被社会规则这一状态进行回应。

无独有偶,实际上,这正是20 世纪中期文学中普遍的一种冲突与循环现象:加缪《局外人》中莫尔索的冷漠与社会规则的冲突,使他成为了世俗规则、道德规则中恶贯满盈的罪人,尽管他平时安分守己,与世无争;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疯子能够免于飞行,但能够证明自己是疯子则不是疯子”的循环逻辑,奥尼尔《琼斯皇》中琼斯皇在小岛上自己制定着法律,又同时自己违抗着自己定下的规则,希望脱离白人法律规则,却祈求着白人的上帝,他回归到原始宗教,灵魂却早已被白人同化,在这样无尽的矛盾与循环中,最终只能献出自己,洗脱灵魂再找到自我。对于非自然规则的自我规训再到控诉,这种逻辑闭环,是当时年代中,普遍存在于人的生活之间的矛盾。

20 世纪中期,剧作家与作家们始终追寻着在这样的变动浪潮时期中、在人性的自然与社会的冲突之间,这种矛盾究竟何去何从的终极答案。在非理性的写作方式之下,大多都架构着一种在矛盾两端摇摆变换、不断循环的逻辑。而这种循环逻辑的背后,体现的是剧作家们在这样循环往复的现实中,对于生命意志与自我意识之尊重的呼唤。说话剧《自我控诉》,正是其中的典型剧作之一,展现着作为剧作家的彼得·汉德克,对于这一问题的思索与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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