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三语音系习得研究的分类与特征
——兼及对我国少数民族学生三语音系习得研究的启示

秦祖宣 唐 林

一般认为，第三语言习得(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下称“三语习得”)是指习得了母语(L1)和第二门语言(L2)之后的一门或多门语言的习得。①[1][2]Cabrelli Amaro & Iverson[3]认为，三语习得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63年Vildomec[4]的研究。但作为独立于二语习得的专门研究领域，正式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欧洲。[5][6][7]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进入蓬勃发展时期，该时期主要致力于探讨三语语际迁移和元语言意识[8]，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关于三语习得研究，国内学者已做过一些概括性的回顾和展望[8][9][10][11][12][13]，但至今无人专门就三语音系习得研究进行过系统介绍，主要原因是国内学界对于三语音系习得研究在整个三语习得研究中的地位和重要性的认识还不够充分。鉴于此，本文聚焦国外三语音系习得研究，从其缘起与发展谈起，然后择要介绍相关研究，总结和归纳现有成绩，同时指出不足并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最后探讨其对我国少数民族学生三语音系习得研究的启示。

本文有两个重要的目的。第一，通过广泛而深入地阅读相关外文文献尤其是英语文献，向国内学术界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国外三语音系习得研究这一备受国内学界忽视的重要学术研究领域，使国内学者对该领域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了解。第二，总结和反思国外三语音系习得研究的成绩与不足，为我国少数民族学生三语音系习得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前瞻性意见和建议。因此，倘若本文的意见和建议能够受到学界的重视和采纳，从长远的角度看，这将有助于改变我国三语音系习得研究落后的现状，促进我国乃至世界三语音系习得研究，推动三语音系习得理论的纵深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本文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除汉族外，还有人口总数超过1.2亿之多的55个少数民族；②对于少数民族学生而言，除了自己的母语和普通话外，通常还会学习一门外语(一般为英语)，因此在我国开展三语习得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有鉴于此，本文在深入分析国外三语音系习得研究的基础上，为我国少数民族学生三语音系习得研究提供有益的建议、指明前进的方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国外三语音系习得研究的缘起与发展

三语音系习得研究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1966年Rabinovitch & Parver[14]的研究，他们考察了年轻成年单语者和双语者习得俄语时辨别音位序列(phoneme sequences)的能力，发现双语者较单语者更具语言习得优势。次年，Cohen等[15]发现，双语者在听辨辅音丛(consonant cluster)时比单语者更具优势，从而初步印证了Rabinovitch & Parver[14]的研究发现。此后，Chamot[16]、Rivers[17]、Singh & Carroll[18]等考察了多语习得者语言习得中的复杂语际语音、音系干涉现象。

三语音系习得研究起初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远远滞后于三语词汇、形态、句法等语言要素的习得研究，一度被认为是整个三语习得研究的薄弱环节。[19][20][21]不过，正如Cabrelli Amaro & Wrembel所言，近10年来三语音系习得研究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和青睐，取得了快速发展。[22]首先，出现于各类国际会议、专题研讨会(如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ThirdLanguageAcquisition、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SecondLanguageSpeech、EuroSLA)的三语音系习得研究的比重明显增加。其次，刊发于重要学术期刊的三语音系习得研究论文呈明显上升趋势(如Gallardo del Puerto[23];Llama等[24];Gut[25];Cenoz[26]; Wrembel[27];Sypiańska[28];Cabrelli Amaro[29]; Kopecˇková[30];Wrembel等[31];Chen & Han[32])。此外，国际著名期刊InternationalJournalofMultilingualism还分别于2010、2016 年发行专刊，发表三语音系习得研究论文。因此，正如国际著名三语习得研究专家Cabrelli Amaro & Wrembel所言，“三语音系习得是一个具有广阔前景的研究领域。”[22]

二、国外三语音系习得主要研究分类与特点

纵观三语音系习得研究，主要可分为五类。第一类探讨双语者/多语者相对于单语者是否具有音系习得优势；第二类探讨三语音系习得中的跨语言影响；第三类探讨三语音系习得的理论模型；第四类探讨三语音系习得路径；第五类探讨三语音系习得策略。其中，第二类研究数量众多，居于主流地位，第一、第三类次之，而第四类、五类相当少(如Kopecˇková[33]; Kopecˇková等[34]；Chen & Chan[32])。下文着重介绍前三类。

(一)音系习得优势比较：双语者/多语者vs.单语者

令三语音系习得研究者颇感兴趣的话题是：就音系习得能力而言，双语者/多语者与单语者是否存在差异？由于前者具有更为丰富的语言学习经验，研究者一般认为: 双语者/多语者较单语者更具音系习得优势。例如，Gut认为，与二语习得者相比，三语习得者具有更丰富的音系知识、更强的音系意识、音系习得意识，以及更大的认知灵活性，因而在习得其他语言音系时更具优势。[25]然而，从现有相关研究结果看，事实似乎并非如此简单。

一方面，大多数研究结果支撑Gut[25]的观点。例如，Rabinovitch & Parver[14]发现双语者辨别第三语言(L3)俄语音位对立时具有优势；Enomoto[35]发现双语者/多语者辨别日语单塞音和重叠塞音(如iken vs. ikken)对立时具有优势；Cohen等[15]发现英语-法语双语者辨别和产出英语、法语中不存在的音位序列时具有优势; Beach等[36]发现希腊语-英语双语者辨别泰语塞音/b/、/p/对立的能力优于英语单语者；Antoniou等[37]发现汉语-英语、韩语-英语双语者习得人工语言(artificial languages)语音时表现优于英语单音者，不过这种优势受到所习得的语音对立的普遍难度，以及目标语与母语的语音相似度的调节和控制。

另一方面，也有部分研究显示，双语者与单语者的非母语语音辨别能力并无显著差异。例如，Davine等发现，法语-英语双语者和英语单语者辨别音位序列的能力并无显著差异；[38]Werker发现，英语单语者与双语者在辨别他们已知语言中不存在的语音对立时，并不存在显著差异。[39]

总之，正如Gallardo del Puerto[23]所言，从现有研究结果看，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双语能力对三语音系习得无负面影响，且很多时候具有正面促进作用。

对于双语者/多语者的三语习得优势，学界一般归因于认知优势：双语能力直接影响认知、元语言和交际能力，进而间接影响三语习得。例如，Cenoz[40]认为，双语能力对三语习得的促进作用主要得益于双语者的认知优势。根据Lambert[41]区分的“累加型双语现象”(additive bilingualism)和“削弱型双语现象”(subtractive bilingualism)，以及Cummins[42][43]提出的“阈值假说”(The Threshold Hypothesis)和“相互依存假说”(The Interdependence Hypothesis)，Cenoz分析了双语能力对三语习得的各种影响。在累加型双语现象中，L1是受重视的语言，其地位和使用并不被L2取代，双语能力对三语习得具有正面认知影响，而在削弱型双语现象中，L1的地位和使用被L2取代，双语能力具有负面影响。除社会语言环境外，三语习得还受到双语水平的影响。基于“阈值假说”，Cenoz认为高水平双语能力会产生正面认知影响，而低水平双语能力会造成中性或负面认知影响。根据“相互依存假说”，双语者可将L1、L2的语言技能转移至L3。然而，正如她坦言，上述解释只是针对三语语言习得的整体情况而言，而并不一定适用于三语各子系统(如音系、形态、句法)的习得。因此，该解释是否适用于三语音系习得，尚需深入研究。

除认知优势外，双语者还具有另一种优势：他们比单语者具有更丰富的语言知识和学习经验。[25][35][44]例如，Qin & Jongman[44]发现，L1英语-L2汉语双语者在听辨L3粤语声调时，同时受到L1、L2经验的影响。

(二)跨语言影响

尽管影响语言习得的因素很多，除跨语言影响外，还包括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焦虑、输入、普遍原则与参数等[45]xi，但三语音系习得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跨语言影响，较少探讨其他因素。跨语言影响是指双语者/多语者在语言产出、感知和处理过程中所涉及的语言接触现象，包括语言干扰、迁移、借用、回避等。[46]1迄今为止，绝大多数三语音系习得研究主要致力于考察三语习得中的音系迁移类型及其决定因素。

1.音系迁移类型

三语习得中的音系迁移可分为顺向迁移(progressive transfer)和逆向迁移(regressive transfer)。前者指已习得语言(L1、L2)对三语(L3)的跨语言影响，包括L1迁移、L2迁移以及L1、L2联合迁移，后者指三语对已习得语言的影响。[21]

顺向音系迁移研究数量众多。研究发现，L1对三语音系习得影响最大。[6][47][48][49][50][51]例如，Llisteri & Poch-Olivé[47]考察了加泰罗尼亚语 (L1)/卡斯蒂利亚语 (L2)双语者的L3英语元音、L3法语元音、擦音的声学特征，发现L3语音并未受到L2的影响，相关语音迁移均可通过L1声学特征予以解释。

研究显示，三语音系习得也受到L2迁移影响。[18][24][48][52][53][54][55][56][57][58][59]例如，Kamiyama[56]考察L1日语/L2 英语双语者习得L3法语元音时发现，L2的书写形式对L3感知和产出存在负迁移影响。Tremblay[58]考察了L1英语/L2法语/L3日语三语者的嗓音起始时间(voice onset time)，发现L2对L3存在正迁移影响。

研究还显示，三语音系习得有时还同时受到L1、L2的联合迁移影响。[16][27][60][50][58][61][62][63][64]例如，Benrabah[60]考察阿尔及利亚阿拉伯语/法语双语者习得英语语音时发现，语音系统的复杂度决定语音迁移：阿尔及利亚阿拉伯语的辅音系统比法语的更复杂，被迁移至L3英语，而法语的元音系统比阿尔及利亚阿拉伯语的更复杂，被迁移至L3英语。又如，Wrembel等[31]通过波兰语丝音(sibilants)区分和元音跨语言相似度两个实验，探讨了L1 德语/L2 英语/L3波兰语三语者的音系习得情况。结果发现，从感知角度看L3同时受L1、L2的迁移影响，但受L2的影响更大。研究表明，联合迁移存在于语言习得的不同阶段，且随着三语水平的提高而呈现差异。研究者在对一位L1英语/L2德语/L3瑞典语三语者进行纵向追踪研究时发现，从口音(accent)看，该三语者的瑞典语语音，在语言习得之初主要受到L2的影响，但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减弱，而在语言习得的高级阶段则主要受到L1的影响。[48][54][55][57]

2.决定三语音系迁移类型的因素

研究发现，决定音系迁移类型的因素大约有10种。学界对母语地位、L2地位(外语效应)、语言距离、语言水平、心理情感因素、双语平衡性/水平等6种因素的研究较多，而对音系特性[32][25]、语言使用的新近效应和强度[27]、语言习得先后顺序[27]、任务类型[48][55][59]等四种因素的研究较少、不够充分，因此下面择要介绍研究较多的前六种因素。

(1)母语地位(L1 status)

许多研究显示，三语音系习得受L1迁移影响(如Llisteri & Poch-Olivé[47]; Ringbom[6]; García Lecumberri & Gallardo del Puerto[49]; Gut[25]; Wrembel[27]; Chen & Han[32])。一个似乎自然而合理的解释是，这缘于L1作为母语的特殊地位：同二语习得一样，三语习得以L1为起点，因而受到L1迁移的影响。Ringbom认为，L1中形成的发音运动习惯决定其他语言(L2、L3)的习得。母语地位得到了许多研究的证实。[6]例如，Wrembel发现，三语习得之初大多数受试的L3波兰语主要受到L1德语音系迁移的影响，不过该影响随着L3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减弱。[27]然而，母语地位无法解释L2迁移以及联合迁移的存在。例如，Wrembel在考察L1 波兰语/L2 法语/L3 英语三语者L3发音中的外语口音时发现，L3发音除主要受到L1影响外，还受到L2的影响。[51]

(2) L2地位(外语效应)

为解释L2迁移现象，Meisel[66]提出“L2地位(外语效应)”这一概念，认为L2和L3因具有相同的“外语”地位而存在认知上的联系，因此三语习得之初当遇到不熟悉的语音形式时，学习者倾向于使用L2语音形式来与之对应[55][59]。该观点受到不少实证研究结果的支撑。例如，Wrembel[67]考察L3德语组(L1波兰语/L2英语/L3德语)和L3法语组(L1波兰语/L2英语/L3法语)两组三语者的元音系意识(metaphonological awareness)时发现，无论是L2、L3类型距离近的L3德语组，还是距离远的L3法语组，L3语音都受到L2迁移影响。研究表明，“L2地位/外语效应”是三语习得初期的一种应对策略，只能暂时推翻L1迁移影响，随着三语水平的提高，其作用会不断减弱。[55][59]Cabrelli Amaro发现，“L2地位(外语效应)”只适用于青春期之后习得L2的继时性双语者(successive bilinguals)，而不适用于青春期之前自然习得L2的同时性双语者(simultaneous bilinguals)。[21]

对于“L2地位(外语效应)”的成因，Wrembel[51][59]认为有两个。第一，所有外语(L2、L3)习得具有相同机制，与母语习得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因此三语音系习得会重新激和二语音系习得机制。[57]第二，心理情感因素。例如，三语习得者会有意识地抑制L1特征的出现，使L3听上去不像外语。[55]

应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相关研究结果都证实了“L2地位(外语效应)”。例如，Llisteri & Poch-Olivé发现，双语者的L3并未受到L2的干扰影响，所发现的语音迁移都可以通过L1语音特征予以解释。[47]

(3)语言距离

语言距离亦称“语言类型距离”(typological distance)[40]或“心理类型距离”[68]，决定三语习得迁移的源语言：语言类型相似的语言之间比不相似语言之间更容易发生语言迁移。换言之，如果L3与L1的语言类型相似度大于L3与L2，那么L3会受到L1迁移影响，反之则会受到L2迁移影响。

语言距离对三语习得的影响主要见于心理词库[6][40]和形态句法[69][70]，音系中较为少见[25][51]。Chen & Han[32]以L1粤语/L2英语/L3汉语三语者为对象，考察了L2、L3发音中所涉及的跨语言影响。结果发现，大多数受试声称跨语言影响主要取决于三门语言之间的语言类型距离。Wrembel发现，主观感知的语言类型距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三语音系习得迁移的源语言。该研究大多数受试认为自己的L3 德语、法语与L2英语的距离近于与L1波兰语的距离，从而导致L3主要受L2迁移影响的局面。[67]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部分研究并不支撑“语言距离”的决定性作用。例如，Llama 等以L1英语/L2法语和L1法语/L2英语两组双语者习得L3西班牙语为例，对比分析了语言距离和 L2地位对习得重读位置上音节首清辅音的影响，发现L2地位才是影响该类辅音送气特征的决定性因素。[24]

(4)语言水平 (language proficiency)

研究显示，L2水平越高，发生迁移的可能性越大。[25][48][55]Hammarberg & Hammarberg发现，受试的L3 产出只受到几乎达到母语水平的德语的迁移影响，但不受水平较低的意大利语和法语的迁移影响。[48][55]不过，Rivers声称自己的L3词汇发音受到一门几乎已经遗忘的L2 (意大利语)迁移影响。由于该研究仅仅基于Rivers本人的学习经历，其普适性值得怀疑。[17]

L3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音系迁移的源语言。三语习得之初，L3水平较低，L3语音更容易受L2迁移影响，但随着语言水平的提高，则更容易受到日益增强的L1迁移影响。[48][54][55][59]Hammarberg发现，当受试的L3处于较低水平时，L3带有很强的L2口音，但口音随着三语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减弱；当L3水平较高时，L3则带有较强的L1口音。[54]Chang发现，受试的L3韩语带有较强的L2日语口音，但是随着L3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减弱。[71]

L2、L3水平对逆向迁移存在一定影响。例如，Chen & Han考察L1粤语/L2英语/L3汉语三语者的L2、L3发音时发现，就L3对L2的语音迁移影响而言，当L3水平高于L2水平时最强，当二者水平相当时次之，当前者低于后者时最弱。[32]

(5)心理情感因素

心理情感因素也会决定音系迁移的源语言。研究发现，三语习得者为了让L3发音听上去没有外语口音，在L3产出时会有意识地抑制L1语音特征，因而其L3发音更可能受L2影响。[57][67]Williams & Hammarberg发现，受试在说L3 瑞典语时，有意识地抑制L1英语特征，以便听上去不那么像外语。[57]Wrembel报道，部分受试对捷克语口音情有独钟，因而导致其L3波兰语受到捷克语语音的迁移影响。心理情感因素也会抑制L2迁移的产生。[27]Wrembel发现，其受试抱有这样一种想法: 如果自己的L3德语带有L2英语口音，就会被看作是滑稽可笑、语言水平不高的表现。[67]

(6)双语平衡性/水平

研究显示，双语者使用其少数民族语言的程度越高，双语水平就越高[72][73]，双语能力就越平衡[23]。研究还显示，平衡双语者比不平衡双音者更具三语习得优势。[14][15][73][74][75][76][77]González Ardeo考察巴斯克语/西班牙语双语者学习L3英语时发现，以巴斯克语为母语的双语者的英语发音准确度显著高于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双语者。[77]作者分析认为，少数民族语言能得到促进发展的多语教育环境，有助于三语习得。然而，也有不少研究得出了与该发现相悖的结果。[38][39][78]例如，Gallardo del Puerto考察了L1 巴斯克语/L2西班牙语双语者区分L3英语音位的能力，发现正式课堂学习中的高双语水平者与日常生活中主要使用西班牙语的低双语水平者在此方面并无显著差异，说明双语水平并不对L3英语音系习得产生显著影响。[23]作者认为，与双语水平相关的三语习得优势，只存在于受认知影响的词汇、语法和形态等领域，而不存在于不受认知影响的语音、音系领域。

(三)三语音系习得理论模型

除开展实证研究外，研究者还尝试建构理论模型，对三语音系习得进行理论分析。例如，Cabrelli Amaro[21]运用“积累加强模式”(Cumulative-Enhancement Model)[79]、“二语地位因素”(L2 Status Factor)[80][81]和“类型主导模型”(Typological Primacy Model)[69][70]等模型分析三语音系习得。这些理论模型最初均是基于词汇、形态、句法习得而建立起来的，专门针对三语音系习得的理论模型还相当少。下面择要介绍两种三语音系习得模型：感知同化模型(Perceptual Assimilation Model，简称PAM)和音系渗透性假说(Phonological Permeability Hypothesis，简称PPH)。

(1)感知同化模型

为解释二语语音感知过程，Best[82]提出了著名的PAM，在此基础上Best & Tyler[83]针对高级二语习得者语音感知进一步提出PAM-L2(Perceptual Assimilation Model-L2)。PAM的前提假设是，听者倾向于通过比较非母语语音与母语音系空间(native phonological space)中与之最相近的语音之间的相似度，来感知非母语语音。其核心观点是：非母语语音与相关母语语音的语音相似度决定听者如何将非母语音段(phone)感知同化为母语音位(phoneme)。具体而言，听者在感知一个非母语音段时，可能会存在以下三种感知同化类型：[82]

(1)该音段同化为母语中的某个音位(范畴)；

(2)该音段不同化为母语中的任何音位(范畴)，但被认为是位于母语音系空间的人类语音；

(3)该音段不同化为母语中的任何音位(范畴)，且被认为是非人类语音。

上述同化模式主要适用于二语习得的初始阶段。根据PAM-L2，随着二语水平的提高，二语学习者逐渐能区分母语中不存在的音位对立。Wrembel等以感知同化模型为理论框架，通过波兰语咝音区分和跨语言元音相似度判断两个感知实验，探讨了L1 德语/L2 英语/L3波兰语三语者的音系习得情况。[31]研究发现：L3波兰语初学者将L3元音同时同化为L1、L2音位范畴；多语者由于具有学习不同语言的经验，感知敏锐度相当高，类似于高级二语者的水平。研究表明，PAM和PAM-L2 可应用于分析三语音系习得。

(2)音系渗透性假说

针对逆向音系迁移现象，Cabrelli Amaro & Rothman提出了著名的PPH。[84]其核心观点是：儿童时期习得的语言(L1)比成年时期习得的语言(L2)更具音系稳定性，即后者的音系比前者的音系更容易受到第三语言(L3)的影响。Cabrelli Amaro通过实证研究对该观点进行了验证。[85]为排出年龄因素的影响，她考察了L1英语/L2西班牙语和L1西班牙语/L2英语两组顺序双语者(sequential bilinguals)习得L3巴西葡萄牙语的情况。研究发现：在语言感知方面，两组双语者无明显差异；但在语言产出方面，前者的西班牙语后元音和巴西葡萄牙语后元音高度相似，而后者与对照组(L1 西班牙语/L2 英语双语者)无明显差异。她将该发现视为支持PPH的初步证据。然而，也有研究结果并不支撑PPH。Sypiańska以居住在丹麦的三语习得者产出的元音为对象，考察了L3英语对L1波兰语、L2丹麦语的迁移影响，发现L3对L1存在影响，对L2不存在影响。[28]

三、国外三语音系习得研究的特征

纵观数十年的发展历程，从研究内容上看，国外三语音系习得研究具有以下五个特征。第一，尽管三语音系习得研究近年来逐渐受到重视，成果数量不断增加，但无论是研究广度还是深度仍然落后于三语词汇、形态、句法等习得研究，应进一步加强。第二，产出研究数量众多、居于主导地位，而感知研究相对匮乏。[22]因此，为更加全面了解三语音系习得过程，应大力加强感知研究。第三，音段特征习得研究远远多于超音段特征习得研究，比例严重失衡。[22]前者主要关注辅音VOT(如Llama等[24]; Sypiańska[64]; Tremblay[58]; Wrembel[27]; Wunder[63])或元音共振峰等(如 Kopecˇková[86]; Lechner & Kohlberger[87]; Missaglia[20])，后者主要探讨词重音(如Louriz[88])、节奏(如Gut[25]; Gabriel等[89])、外语口音(如Hammarberg & Hammarberg[48][55])及声调感知(如Qin & Jongman[44])。超音段特征习得研究是一个亟待加强的薄弱领域，具有广阔的前景。第四，对于跨语言影响，顺向迁移研究众多，而逆向迁移研究很少。第五，当前研究主要探讨影响三语音系习得的语言因素(即跨语言影响)，而对非语言因素(如文化适应、策略、动机、态度等)的研究却特别罕见(如Chen & Chan[32])，亟待加强，以全面拓展和深化三语音系习得研究。

从研究对象上看，国外三语音系习得研究具有以下两个特征。第一，“重成人、轻儿童”。成人三语音系习得研究众多，而儿童三语音系习得研究很少(如Kopecˇková[86][90]; Reyes等[91])，因而无法展示三语音系之全貌。第二，所涉及的语言较为集中、有限[22]，主要是印欧语，且主要是印欧语系中的日耳曼语、罗曼语(如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而非印欧语较少，只有阿拉伯语、日语、韩语、汉语等少数几门语言。

从研究方法上看，国外三语音系习得研究具有以下两个特征。第一，横向研究远远多于纵向研究。[22]第二，跨学科交叉研究较少。比如，从神经语言学新视角，采用先进神经影像学技术(如脑电图、脑磁图)，探讨三语音系习得的研究还非常匮乏(如Tremblay[92])。

四、国外三语音系习得研究对我国少数民族学生三语音系习得研究的启示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汉族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对于少数民族学生，除民族语母语外，一般还会学习汉语和英语。因此，开展以少数民族学生为对象的三语音系习得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针对我国少数民族学生三语音系习得研究现状，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加强超音段特征习得研究。同国外三语音系习得研究一样，我国少数民族学生三语音系习得研究主要探讨音段特征，很少涉及超音段特征。[11]因此，应投入更多精力探讨超音段特征习得。比如，以彝族、藏族、维吾尔族学生为对象，考察其习得英语语调的情况，可以有效弥补我国乃至世界三语音系习得研究之不足。

第二，加强逆向迁移研究。探讨二语(汉语)、三语(外语)对少数民族学生母语的影响，以弥补国内外逆向迁移研究之不足。此类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譬如可以检验音系渗透性假说，考察逆向迁移与语言磨蚀之间的关系。

第三，扩大研究对象范围。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学生三语习得研究考察的对象较为集中，主要为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11]因此，应力争覆盖更多的民族，将研究对象广泛扩展至彝族、羌族、回族等其他民族。这不仅可以更加全面地展现我国少数民族学生三语音系习得的全貌，而且还可以大大丰富三语习得者母语的多样性，进而有助于更加有效地考察母语地位在三语音系习得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四，加强纵向研究。同国外三语习得研究一样，我国少数民族学生三语习得研究绝大多数为横向研究，纵向研究屈指可数。[11]而纵向研究具有横向研究不具备的能同时考察多个跨语言影响因素(如三语熟练水平、母语地位、二语地位)交互作用的优势，因此应予以加强。由于国内部分民族高校，如西南民族大学，开设有彝英、彝日、藏英等双语专业，我们可以很便捷地跟踪这些少数民族学生大学四年的外语学习情况，因此可以很好地开展纵向研究。

第五，创新研究方法。譬如，采用神经语言学与三语习得相结合的跨学科交叉研究方法，探讨少数民族学生三语音系习得。如前所述，国外已经有学者开始采用神经影像学技术探讨三语音系习得。但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因此在探讨少数民族学生三语音系习得时，应尝试运用这些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开辟三语音系研究的新领域、新视角，从而推动三语音系习得研究的发展。

注释：

①与此不同，Williams & Hammarberg[57](1998)认为，L3指当前正在习得的非母语，而L2指在此之前已经习得的任何(一门或多门)非母语。

②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为125467390人。数据来源：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rkpcgb/qgrkpcgb/202106/t20210628_18188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