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收入对古代农业社会的影响

2022-11-14 08:49孙靖白
活力 2022年4期
关键词:人均收入财政收入耕地

孙靖白

(北京核工业医院党委办公室,北京 100032)

一、土地是农业社会的财富引擎

人类社会之所以走到今天,首先是因为人类要生存、要发展就离不开“物”。马克思认为,“物”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第一要素,也是理解人类关系的第一要素。要发展就要有足够的财富,物质匮乏带来的灾难毋庸置疑。

无论是自然因素,如冰河时期、洪水泛滥、旱灾、蝗灾,还是人为因素,如战争影响、横征暴敛、经济政策失败,都会造成经济的大倒退。人类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通过自己的努力,顽强地克服各种困难,实现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社会进步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主要因素是经济持续发展。没有充足的物质供给,人类就失去了生存发展的基础。经济发展中要紧紧抓住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就是在不同社会里促进生产力进步的财富引擎。

就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而言,土地是农业社会的财富引擎,资本是工业社会的财富引擎。引擎要小心使用、精心维护。引擎推力不足,经济就会出现衰退,社会矛盾也将暴露出来。滥用引擎也会因危机对社会产生伤害,人为地造成社会矛盾。比如说,农业社会的土地兼并,让广大农民失去土地。人口增长超过了耕地增长,无地无业的流民成为社会巨大隐患。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社会动荡日益加剧。

土地是古代农业社会的财富基础,是决定农业社会生产关系的核心。农民依靠土地生存,税赋也成为国家重要的财政收入。几千年前的古代中国就已经重视农业生产,“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所以,古代统治者基本采用“重农抑商”的政策,将发展农业生产作为立国之本。

二、人口的增加突破了土地的承受能力

相对于农业发展,古代统治者对工商业并不支持。这种僵化的重农政策在一个时期内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进步,但当人口持续增加与土地相对减少的矛盾异常尖锐时,就会对社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纵观整个古代社会,在解决人多地少的问题上失败的多、成功的少,只有北宋时期解决得比较顺利。根据数据分析,宋朝当时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世界的80 %,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 000 万贯,可换算成一亿六千万两白银。北宋时期的工商业和国内外贸易相当发达,从农业分离出来的大多数人口没有成为游民,而是被其他行业吸收。以熙宁十年(公元1077 年)为例,北宋税收总收入共7073 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 万贯,占30 %,工商税4911 万贯,占70 %。到了明朝,财政收入却大大减少。理论上,明朝的国土面积和人口超过了两宋时期,实际上财政收入却难以为继。按照明朝的土地面积计算,明朝的全国田赋理论纳税额大约是2000 万两白银。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真正的数目少了很多。明朝崇祯元年(公元1628 年),财政收入是326 万两白银,扣除前一年的亏空实际收入是200 万两白银,而单单辽东军饷就要327 万两白银。

每一个新兴王朝经过战乱统一后,百废待兴。由于人口减少,耕地大量荒废,人均耕地绰绰有余。一般而言,古代农业社会,由于人力的局限性,耕地虽多但不能地尽其用。随着社会安定发展,人口逐渐增加,人口与耕地的效用达到平衡。从人均收入增加到人均收入减少,经过了过渡期。过渡期内人均收入达到顶点,这也是朝代发展的顶点。随着时间推移,社会安定,人口继续增加,而耕地不再随之扩张。人均耕地减少,人均收入开始下降。越来越多的农民无业无地,成为无产者。这时期,权贵愈加兼并土地,他们隐瞒土地和人口,造成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加上战争、灾荒等外界因素,朝廷加大了对普通农民的各种负担,使破产的农户越来越多。

三、上升期与下降期的时间对称性

从上升期到顶点的时间与从顶点到下降期的时间是对称的。目前没有数据证明哪个朝代是经过长时间的上升期后骤然灭亡的,或者经过短暂的上升期后进入漫长的下降期。

上升期是长时间形成的,虽然经历了瓶颈期。因经济发展和百姓创业有充足的空间,出现问题或危机后,统治者有时间逐步修补体系的缺陷。官僚政府所构建的体系为王朝在上升期的有效治理打下的基础。上升期间财政收入保持稳定增加,政府资金充裕。但到了过渡期,由于国家财富积累充裕,统治集团却掉以轻心不加节制。危机出现后,暴露了结构性缺陷难以解决,应对不当反而引发更深远的危机。

下降期的危机也不是一天爆发的,国家财政破产是一个长期、缓慢的消耗过程。破坏性的因素和建设性的因素相互对抗,此长彼消。国家财政破产需要时间积累,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清末太平天国运动影响巨大,遍及全国,但也没有推翻清政府。太平天国失败五十多年后,清朝才彻底终结。所以说,下降期的时间不到,不足以积累足够的危机。

无论其间的危机有大,只要国家财政没有最后破产,尚能支撑王朝运转,朝廷尚能有效地管理全国事务,下降期就不会终结。上升期与下降期的时间基本相等。时间不到,即使发生了灾难性事件,王朝依然可以勉强维持下去,直至灭亡的时间到来。

如果在上升期间发生了影响巨大的事件,如汉朝的七王之乱、唐朝的玄武门之变、明朝的靖难之役、清朝的三藩叛乱,因社会处于上升期,国家的发展空间未受到根本破坏,动乱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颠覆性的影响。若是在顶点的繁荣期发生改变国运的重大事件,如西汉时期的汉匈战争、唐朝的安史之乱,将很快结束上升期,开始进入下降期。

中国农民是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一家一户的生产单位使家庭成为农业社会中最小的经济单位。中国的农民是古代国家财政的贡献者,历代王朝统治者对农民的压榨不是减轻而是加重。“黄宗羲定律”认为,历朝历代的税赋改革只会让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历史学家王家范用公式表达:两税=租庸调+横征;一条鞭法=两税+横征;摊丁入亩=一条鞭法+横征。虽然有不少学者对“黄宗羲定律”看法不同,但每个王朝末期的税赋大大超过初期是不争的事实。

综上所述,朝代末期有三个特点,依次是国家财政破产、国家机器瘫痪、大量的无产者生成。这三个特点构成了普遍规律性,它们的重要性依次排列,贯穿始终的主线是总体人均收入指标的变化,形成了一条主线,三个特点。

四、汉唐时期人口与收入的对比

西汉初年人口锐减1/3,大约1300 万。到了西汉末年的平帝时期,人口增长到6300 万。从文景之治到汉武帝中后期,西汉进入繁荣期。汉初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基本国策,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国泰民安。汉武帝开创了汉武盛世,使中国的影响力扩展到西域。由于发动了汉匈战争等一系列战争,极大地消耗了国力,增加了百姓的负担。《汉书》记载:“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武帝初期的人口大约为5000 万,末期为2500 万。人口减少除了战死饿死的,绝大多数应该是不堪重负逃亡的。

人口减少的直接后果是税赋减少、经济凋敝,国家财政负担加重。中央政府为了扩大财政收入,支付战争开支,实施了盐、铁、酒等国家垄断经营制度。盐铁的专营虽然打击了权贵,却又促使权贵走上另一条使汉王朝覆灭之路——土地兼并。西汉立国225 年(含王莽篡政时期),从公元前202 年到公元23 年。汉武帝元封时期到达顶点后,国家繁荣不在,开始走下坡路。虽然经过汉宣帝中兴,但土地兼并、人口买卖愈演愈烈,终于让西汉跌入万劫不复的境地。王莽当政后,力图通过土地国有和解放奴婢改变汉末危局,还是以失败告终。

唐朝初年,全国人口锐减60 %,耕地大约3.04 亿亩,人口1235万,人均耕地25亩。唐中期天宝年间,人口6682万,耕地6.93 亿亩,人均8.09 亩(数据取自《唐朝经济研究之一:真实的人口数据》)。唐玄宗李隆基之后,藩镇割据占有了原唐王朝的大量土地与人口,再加上战争和权势的掠夺,唐朝实际国力大大衰落。

唐王朝从公元618 年到公元907 年,共289 年,其转折点在唐玄宗末年安史之乱发生时。安史之乱后,唐朝的繁荣戛然而止。唐朝灭亡的最大原因还不仅仅是宦官乱政和藩镇割据,财政匮乏不足以支撑整个帝国的机器运转。即使后来的会昌中兴、大中暂治,取得了一时成绩,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唐朝诗人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是唐朝末年的最佳写照。

五、明清时期人口与收入的对比

明朝初期,全国人口只有6000 万上下。但是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在万历中后期人口达到了顶峰。明朝耕地7.58 亿亩,人口1.67 亿,人均4.18 亩。明朝从公元1368年至公元1644 年,共276 年,顶点在弘治中兴的末期。从明武宗正德皇帝开始,明朝走向下坡路。明朝的情况比较特殊,整个王朝存续期间内没有发生长期影响国运的重大事件。

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一己之私,让王室宗亲都可获得封号和封地,占有了百姓的大量土地,使国家财政更加捉襟见肘。明朝末期,朱元璋后代的人口竟然达到百万之众,消耗了本该属于国家的财政收入。另外,朱元璋推行的军户制最终也对国家财政造成了伤害。军户免征税赋,专门承担兵役,士兵享有月粮和布帛钱钞等赏赐。明朝中后期,军户的土地被权贵霸占,军户制瓦解。这两部分土地成为权贵专属,却没有对国家财政做出丝毫贡献。

明朝粮食产量低下,有自然因素的影响。目前有不少学者研究,明朝中后期,全球进入了小冰河时期。明朝中叶弘治皇帝后,即1500 年后,气温骤然下降,粮食产量也随之下降。综合南北方志的记载,灾变的前兆可追溯至嘉靖前期。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 年)开始变得明显,但时起时伏。1600年前后骤然加剧,崇祯一朝才达到灾变的高峰。北方的酷寒使降雨区域普遍南移,这导致了明朝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先是秦晋,后发展到河洛,随之波及齐鲁、吴越、荆楚等地,并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这次小冰河时期一直延续到清朝初期。农作物产量骤降让社会两极分化更加严重,使国家财政崩溃。

明朝末年,为了应对努尔哈赤,又开征了“辽饷”。“辽饷”加征三次共每亩九厘。后为镇压农民起义,又加征“剿饷”。最后,除了“辽饷”“剿饷”,复加“练饷”。三饷加派2000 万两,超过正常税赋数倍,都落在百姓头上,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清朝初期,全国人口减少到只有8490 万。经过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人口也随之增长。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1.102 3 亿人,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 年)2.056 0 亿人,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 年)3.589 0 亿人,中华民国元年(公元1912 年)4.429 4 亿人。清朝康熙年间颁布“永不加赋”的政策,农民得以休养生息,中国人口爆炸式地增长,也迎来了“康乾盛世”。根据《清圣祖实录》记录,1706年人均耕地面积是6.76 亩,1784 年《大清一统志》估计为2.45 亩,历史学家罗尔纲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人口压力》中估计,到1833 年人均耕地大约1.86 亩。清朝末年,人均耕地继续减少,已经不足以养活家庭。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当农业的潜力到了极致,耕地不再增加,农村人口却爆炸性增长,是清末民初贫穷的主要原因。

清朝1644 年立国,1912 年灭亡,共268 年。以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 年)为中心点。嘉庆年间,仅发生在川、陕数省的白莲教起义,就用了10 年的时间才平定。耗费国库白银约2 亿两巨资,再加上水患灾害连年不断,康乾年间积攒的财富消耗殆尽。

清朝初期财政收入2000 万两,道光时4000 万两,同治时7000 万两,光绪时突破1 亿两,清朝灭亡时将近3亿两。表面看财政收入越来越好,实际上是掏空家底,破产完事。

六、通过解放生产力破除周期律的魔咒

古代王朝从建立到灭亡,经过了上升期、过渡期和下降期,转折点就是顶点。过渡期间,人均收入进入停滞不前的状态。上升期和下降期的时间基本上是对称的,上升期有多长,下降期也有多长,时间不到历史不会完结。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周期的上升和下降,可以把人均收入指标作为重要参考。具体地说,可以归纳为人均收入的变化。如果将每年的总收入除以总人口(总收入/总人口),得到一个人均收入变化的曲线。

从上升期到下降期,从有序状态到无序状态,社会从兴旺走向衰落可以从人均收入曲线得到结论。上升期的人均收入逐渐增加,下降期的人均收入逐渐减少。决定社会长治久安的因素是生产力能否健康发展,民众的收入能否持续增加。通过人均收入的“算法”,找到破除周期律的魔咒。

过渡期的判断不容易,一个王朝完成了使命,可以通过全部时间寻找中间点。但在当时,中间点并不明显。因为,社会发展总是波浪起伏的,很难判断中间点,过了中间点或许能够发现些蛛丝马迹。上升期间,百姓对未来应该是充满希望,通过努力的可以满足生活。中央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也应该有富余,足以支出国家开支。下降期后,百姓人均收入开始减少。要是有大的事件发生,这种减少会很明显。比如汉武帝的战争开支巨大、安史之乱后国家动荡不安。

人均收入减少是结构性、长期性的,某一时期经济状况的改善很快又会继续恶化。相对于比较平稳的朝代,要是某个王朝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危机事件就比较好判断。但基本点依然是人均收入指标。下降期内,出现无业无产的流民,而且这个群体人数越来越多,最终成为王朝的掘墓人。盛世之后不再有真正的盛世,明朝的弘治中兴、清朝的康乾盛世就是明清两朝的绝唱。从盛世之后开始算顶点,一般不会有很大的偏差,可以说,顶点出现在盛世完结之后。

七、经济持续发展是社会最放心的靠山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寿命难以超过300 年,表面上与人口增长的规律密切相关。实际上,还是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社会政治问题、国际政治问题,归根结底就是经济问题。经济繁荣,各种矛盾比较容易化解。经济凋敝,矛盾容易激化,甚至爆发。

要让人均收入持续增加解决就业是关键,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蕴藏在民众对于致富和创业的渴望中,仅依靠国家和资本的投入带动就业远远不够。应根据社会情况进行改革,打开就业渠道,加快经济发展,最终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科学技术具有引领作用,通过提升科技含量,保护知识产权,促进生产力持久发展。特别要注意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防止垄断发生。企业无论大小,都是增加财政收入,解决就业的基本盘。

生产力是决定社会发展的第一要素,工业社会从本质上对收入与支出的比例需要达到平衡。长期失衡的国民经济难以维持经济健康发展。具体地说,工业社会里,资本是生产力的引擎。资本回报率是否健康,是造血型经济,还是输血型经济,关系到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是否强劲。人类在生产活动中的自觉,在于懂得了积累。农民春耕时在土地上播下种子,如果只收获了种子或者没有收获,必定酿成饥荒。同样,资本的投入没有回报,甚至赔本,投资人就会破产。工业社会里的经济活动关键是资本的有效增值。不计成本没有回报,长此以往,无论姓公姓私都将受到资本的惩罚。

进入21 世纪,由机器引发的工业革命被信息革命所取代,机器在社会财富中的增值作用逐渐让位于新兴产业。对国民经济的主要贡献率从第二产业转移到第三产业,资本也从工业领域分出身来在服务业大展身手。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经济危机的特点也在改变。新形势下,人们要驾驭资本而不是被资本驾驭,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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