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公共文化人才培养模式探析*

马 岩 郑建明 王翠姣

“公共文化”目前还没有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但是国内外已有较多的学者对公共文化领域进行了多方面研究,也形成了一些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这些研究涉及管理学、教育学、社会学、文学等多种学科。由于“公共文化”无法作为独立的学科定性,当前我国的公共文化人才培养也主要来源于上述管理学、教育学等多种学科。吴岩指出,要融合教育、打破学科界限、培养新时代文科人才[1]。基于此,笔者探索构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公共文化人才培养模式,以期为培养高层次复合型公共文化人才、满足公共文化发展的现实需求、促进公共文化研究发展提供思路。

1 公共文化人才跨学科培养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多学科融合教育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启动点,也是催生新学科的增长点[2],更易于培养出具有思辨思维的“一专多能”公共文化复合型人才。从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的现实需求、公共文化的学科属性以及交叉学科发展的契机来看,公共文化人才的跨学科培养模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都已具备。

1.1 现实需求:跨学科拔尖人才符合新时代公共文化的发展需求

随着“十四五”的开局,国家公共文化发展战略的重点是完善已建成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3]。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扩大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要提供有感召力的、一站式的、多样化文化服务,需要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之间协同合作、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浙江嘉善的“图文博三馆融合”战略[4]探索了一个良好的解决思路,“文化驿站”“城市书房”[5]也体现了这种融合发展的趋势。

笔者在中国知网学术期刊库和学位论文库中,以“公共文化and人才培养”为主题进行检索,限定发表时间为2005年1月至2022年1月,发现目前关于公共文化人才培养的探讨多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以地方政府或者公共文化机构为主体实施的区域公共文化人才队伍建设,这种情况主要是针对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从业者入职后的再培训;二是高职高专院校探索建立的应用型基层公共文化人才培育模式。研究型大学对公共文化人才培育的讨论较少,并且较分散地分布在各个专业之中,例如图书馆学[6]、博物馆学[7]等专业关于培养公共文化机构管理型人才的研究;艺术类专业针对专门艺术人才培养的研究[8]等。这种以专业为基础的线性纵深式发展培养模式,培养的是单科专才。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我国文化文物机构有316,619个,较2019年增长了10%[9],笔者通过各省人社厅网站调研了2021年3月到12月期间国家和部分省份事业单位的招聘公告,结合电话、实地访谈部分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的负责人,发现这些机构对于高素质的“一专多能”型公共文化人才需求旺盛。公共文化机构作为国家的思想阵地和文化先锋,在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由“建成”走向“完善”的战略大背景下,以及公共文化机构协同共享、融合发展的趋势下,需要的是符合新时代需求的高层次、复合型的公共文化人才。横向式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培育模式无疑是更符合其发展规律的。但是由于公共文化研究没有形成独立学科,缺乏系统的理论和话语体系,无法形成丰富的人才库,现有的从事公共文化事业的人员中,学历层次相对较低者占比过大[10]。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精通文化业务知识、了解文化政策法规、具备文化活动组织能力的复合型公共文化人才严重不足。因此,探索公共文化人才的跨学科培养模式迫在眉睫。

1.2 学科属性:公共文化研究具有交叉性和复合型特征

公共文化研究具有十分明显的学科交叉性和复合型特征。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研究为例,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层面,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体育馆乃至文化志愿者等主体研究涉及图书馆学、博物馆学、行政学和国家行政管理等学科内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式层面,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等研究涉及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内容;公共文化服务媒介层面,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建设、文化服务推广宣传等研究涉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新闻传播学等学科内容;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层面,承载着社会主义文化的文艺作品、文创产品、文化活动的组织和呈现等涉及教育学、艺术管理等学科内容。

从各高校的课程开设情况来看,公共文化相关课程可归属的二级学科十分广泛,图书馆学、行政管理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文化学、公共教育学等二级学科都有开设[11]。因此,从公共文化研究自身发展规律来看,公共文化研究重视知识整合和学科融合协同,具有明显的交叉性和复合型特征。

1.3 时代契机:国家鼓励支持交叉学科设置

2009年教育部将专业目录外的学科设置权下放至各高校,这使得各高校自主设立新学科具备了政策可行性。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更进一步指出鼓励交叉学科融合发展和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方向,不少高校据此增设了交叉学科。2018年“双一流建设”指导意见出台,要求打破传统学科之间的壁垒,整合学科资源,“在前沿和交叉学科领域培植新的学科生长点”。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在发言中关注学科交叉融合的命题。无论是上述政策规划还是近期“新文科建设”、“四新”建设等国家关于高等教育发展的指示方针,都体现了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方向。响应国家交叉学科发展的新形势,顺应公共文化自身交叉性和复合型的特征,抓住机遇,探索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公共文化人才培养模式,可以促进公共文化学科的设立,培养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高层次、复合型公共文化人才。

2 多学科交叉融合公共文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及特点

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公共文化人才培养模式,是以公共文化研究为共同愿景,不同学科相互配合,共同培育出符合公共文化发展需求的高水平、复合型人才。不同学科专业的教师和学生构成目标群体中的个体成员,通过成员之间的互动实现群体成员活力的激发,从而带动整个群体实现良性可持续发展。

群体动力学理论认为群体发展受到群体中的个体(包括群体成员和群体领导者)、群体目标以及群体环境等共同作用的影响[12]。学习型组织理论认为通过对组织内学习文化的塑造,营造持续学习力,可以实现组织成员知识创新,相对于个人单独学习,学习型组织产生的总体绩效要高于个人学习绩效相加的总和[13]。基于此,首先,要构建合理的公共文化人才培养的组织模式,塑造群体的共同愿景,形成群体成员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在这个模式下,群体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组织。其次,要建立合理的公共文化人才培养的教学管理模式,这个管理模式要能激励组织成员学习。学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全员学习,要能激发组织中管理层、教学层和学习层各个成员的学习热情和能力;另一方面是全程学习,个体和整体的学习是贯穿在整个公共文化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最后,要进行合理的公共文化人才培养课程体系设计。这是知识直接作用于成员的过程,选择的课程要符合公共文化研究的发展规律,发挥知识生产力的最大效能。本研究构建的多学科交叉融合公共文化人才培养模式如图1所示。

图1 多学科交叉融合公共文化人才培养模式

研究型大学肩负着科研应用创新、卓越人才培养的双重重任。本研究设计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公共文化人才培养模式,试图建立一个灵活的、生长的共同体,既注重集体教育又注重个体发展,力图在科研、师资和实践等方面为公共文化人才的培养提供一个可以贯穿学习者学习全周期的方案。促进公共文化研究发展、推动公共文化事业成长、培养公共文化高水平人才,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公共文化人才培养的驱动力和凝聚力。这也决定了该模式与那些以直接服务社会为目的的项目的不同,它以培养高水平、复合型公共文化人才为本,同时可以促进公共文化研究创新、解决新时代公共文化事业发展实践中的问题,促成研究型大学在科研、育人、服务社会三方面的统一。

3 多学科交叉融合公共文化人才培养模式构成要素

3.1 组织要素:“公共文化学习共同体”的组织形式

学习共同体的理念最早可以追溯到杜威提出的“由于相同的目的、期待而相互了解沟通,形成的具有教育性的共同体”[14]。这与后来博耶尔提出的“学习共同体”核心理念是一致的[15]。在共同目标驱动下,具有不同研究特长、不同学术背景和实践经验的研究者聚集在一起,沟通、学习和合作,可以达到共同成长的目的[16]。

根据乔纳森提出的创立、约束、运行和调和的共同体流程构建法则[17],构建公共文化学习共同体的结构框架如图2所示。在解决公共文化理论、实践发展中的问题这个共同愿景下,将学习共同体的综合任务设定为高质量公共文化人才培养。这个总体任务可分解成可供执行的具体学习目标,如理论研究、技术解决、管理支撑等方向,学习目标的设定具有可拓展性和开放性。在差异化的学习目标下组建协作化学习小组,实现成员深入的个性化学习。共同体成员包括学习者和助学者两个角色。助学者由公共文化研究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任课教师担任。学习者主要通过两种方式选拔,一是对公共文化研究感兴趣的学生,经申报审查后加入;二是利用大数据技术、学习分析等方式挖掘,主动吸纳有一定研究基础的学生。在公共文化学习共同体中,被成员认可的共同规则十分重要。区别于传统教学模式,公共文化共同体是在智慧学习环境下进行的,智慧学习环境以智能技术手段为支撑,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根据成员学习特征进行整体差异化学习[18]。利用智慧设备,例如云教室、移动智慧平台、智慧创客中心等,每位成员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任务搜集获取资源并共享。在资源共享过程中,助学者和学习者进行答疑、指导、干预、评价等互动,该过程由智慧设备例如云终端、学习支撑软件、个人图书馆等进行记录,形成成员与成员、成员与环境多方交互信息流。在完成学习任务的同时,实现整体泛在化学习和知识创新。

图2 公共文化学习共同体结构框架

3.2 管理要素:“书院制”“导师制”与“学分制”相结合的教学管理形式

新文科建设指出“基地是培养拔尖人才的试验田、是拔尖人才诞生的孵化器”,“书院制、导师制、学分制是基地三制”[1]。根据国内外研究性大学已开展的跨专业融合教育实践情况以及公共文化学习共同体的运行机制,“书院制”“导师制”“学分制”也适于公共文化人才培养教学形式。

首先,建立“公共文化书院”,这也是公共文化学习共同体的具体实现形式。“公共文化书院”的建立需要结合本校的学科特点,以实力较强的学科牵头,吸纳其他相关学科研究公共文化的人员加入。关于牵头学科的选择,笔者建议以“管理学”特别是“图书馆学”为主。虽然公共文化研究涉及领域很多,但就现有的文献产出情况来看,无论是期刊论文还是学位论文,出自管理学学科门类特别是图书馆学和行政管理学的相关论文都占据较大比重[19]。从公共文化建设实践上看,文化和旅游部设立的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委员会中,有25%的专家委员来自图书馆学领域,文化和旅游部遴选的国家级公共文化研究基地有40%设在了图情机构[4]。可见图书馆学在公共文化领域的理论和实践成果都较为丰富,已形成初具凝聚力的公共文化学习共同体,可以视为公共文化研究的母学科。在此基础上,吸引其他学科专家学者加入,解决公共文化研究和复合型人才培育问题,这样更有利于公共文化书院的顺利推进和可持续发展。

其次,建立联合导师制度。由于公共文化学习共同体不是以专业为基础进行招生和培育的,在缺乏硬性的体制机制约束的情况下,导师的引导、培育和感染对学生而言十分重要[20]。北京大学元培实验班、牛津大学的本科生培养模式等都采用了“导师制”的教学方式[21]。对于公共文化书院,应建立“学业导师+名誉导师+辅导员”联合导师制度。“学业导师”由各专业抽调的在公共文化方面有研究成果的学科带头人、学术骨干和精英教师担任。他们自身具有博硕士指导经验,与学生建立一对一指导,制定契合学生研究兴趣和导师研究专长的个性化培育方案,这也是书院学生在学期间以公共文化研究获得学位顺利毕业的保障。“名誉导师”由聘请的公共文化机构负责人担任。他们作为公共文化事业的管理者,对公共文化人才岗位素质要求的把握更精确,可以把人才需求无时滞地传递给书院,促进书院课程体系的调整完善。另外,名誉导师可以提供公共文化机构实习、公共文化项目参与机会,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辅导员”由思政专业辅导员专职专任。负责思想教育和日常的学生管理,协调公共文化书院、学生管理机构和学业导师所在学院的关系,这也是公共文化书院持久健康运转必不可少的。

第三,实行学分制管理。公共文化书院作为一个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人才培育基地,不像已有建制的学院,可以按照本学科专业统一制定教学计划,统一管理。其人才培养是多元化的,要结合学生研究兴趣和导师研究专长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学分制可以保障这一培养模式的有序性和可控性[22]。公共文化书院设定课程学分、项目学分、社会实践学分和证书奖励学分等学分项目,由学生自主选择相应的课程,达到相应的学分才能毕业。需要注意的是,要保证学分课程比重、排课算法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3.3 课程知识要素: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设计

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公共文化人才培育课程体系应包含通识课、学科基础课、专业课和实践四方面内容。通识课的设置以培育公共文化人才的“境界”为目的。其具体学科设置要依照国家对高等教育必修通识课大类的规定,在此基础上,侧重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国际视野以及文化认同感。如设置语言类、体育类和军事类、思政类课程,“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23]。

学科基础课的设置培育公共文化人才的“思想”。这部分的课程设置要增加研究性工作的比重,培养公共文化人才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的公共文化人才要能收集、整合、筛选、评价和重组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呈现的公共文化信息,进而研究公共文化的发展过程,推动理论创新。应重点选取上文中提到的公共文化母学科相关课程,包括图书馆学、公共管理学等已经产出较多公共文化成果的学科中关于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发展趋势的课程。除此之外,还应包括培育人才创新能力的研究性项目,例如论文写作、项目设计等。

专业课和实践课培育公共文化人才的“知识和能力”。专业课程和实践课程主要培训公共文化人才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可以根据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的特点、社会需求等设置。课程侧重讲授公共文化管理、公共文化服务营销推广、公共文化法制建设、公共文化服务评价等方面的专业知识[24]。学生可以针对感兴趣的公共文化研究方向,重点选修与其相关的专业课程。实践课程主要通过在公共文化机构实习、参加比赛等形式完成。为立足公共文化实践发展前沿,可充分利用导师的科研项目和实践项目,并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公共文化竞赛,这在全面提升公共文化人才理论与实践能力的同时,也对公共文化书院进行了宣传,彰显书院模式下公共文化人才的社会价值。

课程体系设计要立足实践,保证设计的科学性。公共文化人才培育课程体系需要在上述课程大类的框架下,结合院校的学科特征、科研和师资资源配置进行设计,同时制定具体课程选课的配比和学分制。在保证课程培育连续性的前提下,适当保持一定的弹性机制,以便随实践进行调整,培育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公共文化人才。

4 多学科交叉融合公共文化人才培养模式建设策略

4.1 争取设立专项经费,保证公共文化学习共同体运行的持久性

新时代公共文化事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公共文化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的立足点。促进公共文化研究发展、推动公共文化事业成长、培养公共文化高水平人才,是该模式发展的驱动力和凝聚力。要实现该模式的健康长久成长,仅仅依靠公共文化研究者的热情是不够的。国家对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的关注以及相关政策、资源的支持才是该模式得以付诸实践的关键。政府应制定专项办学经费来支撑公共文化学习共同体在人力、设备、科研等方面的支出。在经费充足的情况下,学校对多学科交叉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师资投入、制度约束以及思想引导才会进行得更加顺利。

4.2 以“研究性”为主教学方式,注重培养人才的创新性

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公共文化人才培育具有复合型等特点。在本模式中,参与成员可以通过公共文化学习共同体内部的智慧设备获取公共文化研究相关成果、示范课程、经典和最新书籍,智慧设备是针对公共文化共同体的目标、任务、成员等特点定制的学习和服务支撑工具,利用好智慧设备会使学习效率更高,利于成员知识内化,并将内化成果应用于实际教学和学习中。学习者要主动思考、自我整合,以培养自身获取学术思想、专业知识的能力,提高综合素质;助学者要尊重学生的差异性,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提高其知识整合能力。可以使用翻转课堂、启发式教学等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法,采用角色扮演、演讲、案例研究等多样化的授课方式,促进学生素质全面发展,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推动组织整体自我成长的实现。

4.3 以“共同意愿”为纽带,强化成员的稳定性

培育出跨学科的公共文化顶尖人才是多学科交叉融合公共文化人才培养模式的目标。区别于传统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公共文化书院没有“专业”作为教育组织的框架,可以不受专业限制,根据实践发展需求进行多学科融合教学。但是缺少了“专业”管理的制度刚性,维护公共文化书院的组织结构稳定性就更加重要[25],特别是师资科研队伍建设。因此,在形成教学研究队伍后,应及时选派一批首席研究员,重点引导他们在科研立项、专利发明、论文发表、项目获奖等多方面拓展,建立教师发展共同体。积极寻找新的学科生长点,多方面增加多学科交叉融合师资队伍的黏性,增强教师发展共同体的凝聚力,把个体优势转化为群体优势。

4.4 打造有利于公共文化良好发展的文化生态

基于学习共同体理念建立的公共文化书院,作为一个多学科交叉的新生机构,其科研师资队伍以及学生来源于各自所在的已有建制的学院。由于办学惯性的影响,协调来自各个学院的老师按照公共文化书院新制定的课程教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公共文化人才培养模式要注重“内聚力”,打造提高全体成员归属感、促进自我价值实现的文化生态。基于成员认同的文化期望,构建引领公共文化发展的生态环境,激发成员个体的学习内驱力和自我效能感,通过个体间的相互启发,实现群体自我发现和修正,持续成长。在建立知识共享、信任互助的文化导向的同时,还要从制度上进行约束。具体来说,公共文化书院要建立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整体机制,建立考核和激励机制,提升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从学校顶层设计层面加强统筹,规范制度,明确公共文化书院、各学院和学生管理机构的职责,规划制定明确清晰的管理规章,让三者有章可依,协调共长。

4.5 推动公共文化学科建立

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公共文化人才培养模式是把双刃剑,拓展公共文化的多学科研究视角的同时,也容易造成研究主题分散、深入度低、系统化差、研究成果割裂等问题[17]。因此,公共文化学科的建立才是公共文化得到系统、持久发展的必由之路。依托已初具凝聚力的公共文化学习共同体,在公共文化书院的协同共享引导下,通过公共文化基础文献、研究文献的建设与推介,搭建公共文化研究基础数据,从而构建公共文化学科的知识基础。整合研究力量,培育公共文化学科增长点。只有建立了公共文化学科,公共文化研究才能建立话语体系,长久立足于学术研究之林,公共文化人才培养才能更系统、科学、规范和与时俱进[4]。

5 结语

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公共文化人才培养模式,可以满足公共文化事业融合发展趋势下对跨学科复合人才的需求缺口。该模式符合“双一流”建设中打破单一学科局限、科学合理地分析现有交叉学科、发现前沿领域、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的要求。培育出的高层次、复合型公共文化人才可以与公共文化研究相互促进,提高公共文化研究的科学创新力。要保证多学科公共文化人才培养模式的持续发展,公共文化学科的建设是必由之路。如何通过公共文化学习共同体的建设和多学科公共文化复合人才的培育促进公共文化学科的构建,仍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艰巨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