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方法论的第一书记介入乡村治理的探索
——以北京市房山区石板房村与南窖村为案例

梁 盼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北京 102442）

2021年2月，国家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同时在全国脱贫攻坚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了“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发挥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作用。”第一书记之于乡村振兴的作用与意义再次被总书记提及。而方法论是关于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早在2009年中央党校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暨专题研讨班开学典礼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领导干部“很需要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

方法论涉及到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观察事物和处理相关问题。第一书记的工作在乡村治理体系中具有某种特殊性，但方法论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思想资源，依旧是第一书记在工作实践中不可忽视的导向性选择路径。

国内学者对第一书记制度做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其主要研究焦点聚集在第一书记角色作用发挥、第一书记外生领导力供给的治村机制、第一书记扶贫效能提升以及困境破除路径等方面。本研究立足于笔者在北京市房山区的两个行政村任职第一书记的第一手经验（自2016年12月到2021年7月先后在佛子庄乡石板房村和南窖乡南窖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并以这两个村作为案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法论体系的框架下，对第一书记工作实践的普遍性规律和路径进行初步分析和探索。

1.两个案例：兼顾统一性和差异性的案例选择方法

案例一石板房村。石板房村位于北京市房山区西南部山区，村域面积11平方公里，距108国道5公里，距房山区政府约50公里，距北京市中心约70公里。全村户籍人口300余人，常住人口100人左右，冬季常住人口50人。石板房村有十个特征：一是面积大、人口少；二是山地多、耕地少；三是资源有、资金少；四是想法有、干法少；五是农产品有、规模化无；六是个体农户有、集体产业无；七是公路很美、坐公汽难；八是村庄美、宣传少；九是短期发展有、长期规划无；十是发展潜力大、发展动力小。

2012 年北京市“7·21”北京特大暴雨发生后，石板房村第二村民小组（二队）因位于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易发区的范围内，村民的房屋和生命财产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遂在“7·21”特大暴雨”后，由区政府统一安排，第二村民小组整体搬迁到房山区阎村镇的平原地区。而剩下的第一村民小组和第三村民小组因各种原因未能实现搬迁，这就造成一个行政村被割裂为两个定居点，也在很大程度上增添了乡村治理的难度。此外，搬迁到平原地区的第二小组村民并未能及时入住安置楼，直到2020前后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搬迁，这也是有关石板房乡村治理中的一个巨大挑战。必须指出的是，本文所指的石板房若没有特别界定，则专指主体依旧位于山区的石板房村。

案例二南窖村。南窖村地处房山区西南部山区，村域面积约10平方公里，距108国道9公里，距房山区政府约46公里，距北京市中心约65公里。全村户籍人口3000余人，常住人口800人左右，冬季常住人口400人左右。南窖村是北京市房山区南窖乡政府所在地，是南窖乡八个行政村中土地面积最大、居住人口最多的村落。据《房山县志》记载，南窖村地处大房山西麓。大房山是北京市房山区境内的一座历史名山，房山区也因此得名。在村中心区域，遗存一条有近百年历史的古街。清末到民国时期，南窖古街商铺林立，当时的老店铺有义和祥、义和城、郑大号等60多家店铺，人称房山的“小北京”。20世纪80年代初，南窖某村民在自家宅基地上挖出一枚铜铸印章，上面刻有阳文九叠篆书“都统之印”四个字。此印底座为正方形，边长8.5厘米左右，厚2厘米上下，印把长约4.7厘米。后经考证，此印为金代官印。2016年，南窖村入选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1938年3 月，八路军代表、房涞涿联合县游击大队长包森翻山越岭来到南窖村，成立了房涞涿抗日游击支队——此为房山第一支抗日游击队伍。从此，南窖地区掀起如火如荼的抗日高潮，并最终在南窖打造出房山区第一块抗日根据地，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

两个案例的相同点：集体经济薄弱，集体产业的发展还处于摸索阶段。两个案例不同点：石板房村以山地野趣和原始生态为主要资源，而南窖村则拥有较为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红色文化资源；石板房村初步建立了发展乡村旅游的硬件设施，而南窖村则采取文旅融合的发展路径，已形成一个硬件设施和相关配套设较为齐全的乡居环境，并将历史文化与红色文化与之融为一体，为乡村民宿旅游打造出一个较好的基础。

比较这两个村的同与不同，目的并不仅仅只是着眼于这两个村，而是通过这两个村具体情况的对比，给予第一书记的工作实践地——即所在地——一种动态的范式。这种动态范式既源于各地区第一书记所在村有很明显的差异性，又源于每一个第一书记具体所在村本身也因某些内外部力量的推动在发生或隐或显的变化。而且，因为这两个村都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的西部山区，人文历史、方言和习俗差异不大，相隔距离仅20公里左右（这是公路距离，直线距离则更短），所以上述这种动态范式既可以让这两个案例有某种内在的统一性，又兼具差异性。甚至也可以在这种动态范式的主导下，把这两个案例收束聚合为一个新的案例（一个行政村），从而使这个新案例（一个行政村）有了两个维度（一个行政村的两个发展阶段）。

这种案例的动态范式，也是一种处理案例的方法论。方法论就是“怎么办”的问题，而这种案例的动态范式也就是处理案例的一种方法。方法论是一种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理论体系，通常涉及对问题阶段、任务、工具、方法技巧的论述。所以用动态范式来处理案例是在问题初始阶段就引入方法论。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系统总结第一书记的工作实践，最终提出较为一般性的原则。

2.工作实践的方法总结

2.1 理性动态地把握现状的方法

理性认识现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驻村第一书记所在村的现状，二是第一书记个人现状。

2.1.1 所在村现状：稳固性与可塑性的辩证分析方法

以石板房为例，石板房村面积大、人口少；土地多、耕地少（50亩）；资源有、资金少；农产品有、规模化无；村庄美、宣传少等。板房村人口少、资源禀赋相对较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集体经济薄弱和发展落后也是长时段累积的结果。这种现状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亟待改变。而且这种状况是能够改变的，但前提是要经过充分的先期调研和全方位多角度的论证和座谈，尤其要广泛听取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科研咨询机构的意见建议，才能开始进行人力资源、科技资源、资本资源的投入，而且在投入的过程中一定要进行成本与效益的评估核算。

所在村以南窖村为例则相对有所不同，南窖村人口多、资源禀赋相对较强并已有一定的发展基础的现状决定了第一书记的主观能动性必须快速被激活。这种现状也决定了村民对集体经济产业的突破、发展以及本地形成优势产业之后带动村民家庭经济收入的增长都有着迫切期望。各级党委政府、研究机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社会公益组织对这样资源禀赋较为优渥的村进行了长期的指导与跟踪调研，各种政策扶持和资金扶持也相对较多。这种状况的村在村两委的领导下和致富带头人的引领下，已形成乡村振兴和发展集体产业的共识和紧迫感。这种共识和紧迫感与第一书记的主观能动性形成了互为推手的关系，既为乡村振兴和集体产业发展打造了一个正能量舆论环境，也为第一书记所在村的现状提供了某种较大的可变性和可塑性。

综合分析，对第一书记所在村的现状既要承认其稳固性，也要因势利导，全面研判，辩证地发现其可变性和可塑性。

2.1.2 个人现状：利用第一书记制度平台，采取持特长、减短板的学习方法

第一书记的派出单位和个人身份较为复杂。有各级机关派出的优秀年轻干部、后备干部，有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高等级院校派出的优秀人才，有以往因年龄原因从领导岗位上调整下来、尚未退休的派出干部；有男同志，有女同志；有老同志，有年轻同志；有高学历高职称的同志，有工作能力很强、在派出单位独当一面的同志；有中央国家机关下派的同志，有乡镇党委下派的同志。这就决定了第一书记驻村开展工作的多样性和较强的自主性。正如俗话所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以笔者作为高校派出的第一书记为例，在精准扶智方面因派出单位有较强较多的教学科研方面的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而具有一定的优势。但驻村第一书记的工作是一个系统性工程，第一书记任何一个方面的特长都不能成为其只发挥这一面特长的理由。选派第一书记的第一要求是政治素养，即全面贯彻和执行党的乡村振兴大战略，在广大农村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所以第一书记的专业特长与国家三农大战略既是完美融合的，其施展专长的方式方法也在这个大战略下进行着调整和更新。

发挥第一书记本人的优势和特长是开展工作的突破口，而第一书记本人也在这种优势的发挥中与其他各项工作对比，发现了个人现状的不足，并尽最大可能通过学习（包括第一书记培训、第一书记听党课、虚心接受当地村干部的意见、向村民学习方言习俗等），减少了短板，并同时加强了自身优势。这是第一书记制度发挥第一书记个人优势的整体效果、宏观效果和全局效果，也是担任第一书记的党员干部在任职中得到充分锻炼和充分提升的表现形式，更是第一书记制度培养优秀干部和优秀人才的集中体现。

综合分析，第一书记既要持续发挥个人特长，也要在第一书记制度给予的平台上不断学习，减少短板。

2.2 以局部精准施策的思维方法来开展整体全面工作。

无论从党中央对驻村第一书记的指导要求来看，还是从地方各级党委制定的各种有关第一书记的规定的来看，驻村第一书记的工作都是一个整体的全面工作。所以第一书记驻村工作实践对于全国和某个地区来说，都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首先从第一书记获得的工作支持范围和力度来看，一有派出单位的鼎力支持，二有各级党委和政府全方位的政策扶持，三有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资本扶持，四有各类科研院所的技术、文化、教育、培训等各项支持，五有社会各类公益组织的慈善援助。这是从社会影响面来看驻村工作的多面性和整体性。第二从农村实际工作来看，正所谓“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相对于城市各级党委政府和各单位各口分工较为明细的情况来说，村两委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工作内容本就复杂，工作方向也是多头绪。第三，“第一书记”的制度安排就是第一书记负责制，国家乡村振兴大战略对驻村第一书记有着高要求高期许，还有各级党委政府对第一书记的要求也有着更为全面和细致的落地标准。但这种状况不能简单理解为第一书记的工作就是要“面面俱到”。

以石板房山村旅游发展因天然生态的属性有其自身特征、但同时受到人力资源不足、致富带人欠缺、原有乡村体制和习惯的顽固等多重因素制约的局面为例，这种状况的第一书记所在村对第一书记反倒产生了某种心理驱动力和激励机制。在既有北京市委市政府“脱低消低”的全政策面帮扶下（当时的石板房村是北京市核定的低收入村，于2018年脱低），又有村民期盼产业发展的民意支持下，第一书记在提供外生领导力和外生驱动力时极易过分强调全面铺开，不能以精准施策、精准投入、精准获益、精准评估的方法引领各项工作的开展。

以南窖村软硬件相对完备、村两委干部的工作潜力得到较大程度的激发以及村两委的组织能力得到较大程度激活为例，这种状况的第一书记所在村对第一书记的工作积极性的调动也具有较大的正面影响力。这种情况下，第一书记找准发力的细项，从他人忽略的细节中加强对所在村整体全面工作的梳理，辩证看待细节与整体的关系，辩证看待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辩证看待村集体与全国的关系，辩证看待农村工作与城市工作的关系，辩证看待原工作岗位与现工作环境的关系。通过这个分析细节、追究细节、总结细节，并以点见面、以小见大、以一个行政村见诸多行政村的过程，第一书记最终把自身工作热情、工作策略与村干部长期的关注点融为一体，也把第一书记的工作方法并行不悖地嵌入到了村两委原有的工作模式中。

综合分析，全国各地的第一书记所在村的情况千差万别，即便是本文重点关照的这两个案例（村），也存在较大差别，但不管第一书记所在村的村情村貌有什么共性和特性，开展整体全面工作绝非意味着那种欠缺精准思维的面面俱到。局部精准施策是第一书记开展整体全面工作的基础，局部精准施策的思维方法更是第一书记开展整体全面工作的逻辑路径。

2.3 以换位思考的方法介入乡村治理

第一书记在驻村工作之前，大般都是各级机关单位、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科研院所的优秀年轻干部。而第一书记制度是一项公共政策，就是把这些年轻干部从城市嵌入农村和下沉到农村去。这样的年轻干部不管有没有农村生活经验，大都对具体某个所在村相对是陌生的，对所在村的本地人文习俗、历史沿革、习俗方言、饮食习惯等也有较多隔膜。这首先在地缘因素上产生了第一书记在开展工作时可能面临着与村民、村两委干部建立密切联系的障碍问题。而在解除这个障碍的过程中，第一书记的换位思考是一个极其值得探索的工作方法。

从村干部的角度来看，以石板房村和南窖村两委干部普遍年龄偏大、学历偏低、观念有待于进一步更新为例，这种状况是大部分第一书记所在村共有的特性。这种状况下，第一书记深刻认识到某些村干部个人能力素养的不足正是乡村治理上一个必须打通的难点，其大部分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而第一书记制度与提高村干部的治村能力一样，都是乡村振兴这个大战略的组成部分。村干部与第一书记都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组织者、实践者、参与者、推动者，只不过两者分工和角色有所不同。在乡村振兴这个大舞台上，村干部在本乡本土的治村经验和治村策略得到了第一书记的借鉴，而第一书记对村干部的心路历程也感同身受，用换位思考的方法理解和支持村干部。这样的结果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村干部启迪了第一书记，第一书记带动了村干部，使得两者形成巨大的合力，从社会成本的角度看降低了内耗，提高了乡村治理的效率。

2.4 以临时变换身份的方法解决民生问题

以石板房村老人普遍年龄较大，而且长期在大山中生活、亟需得到关爱为例，第一书记举办了老年人中秋聚餐等活动，对老年人进行心理疏导。农村老龄化与养老问题并非本文讨论的重点，但的确是当下中国农村必须直面的问题，自然也与第一书记的工作息息相关。第一书记普遍年轻，是老年村民的晚辈，所以站在晚辈的角度，而非仅仅作为一个第一书记来举办相关针对老年村民的帮扶与照顾是一个很好的路径。再以南窖村某位因患尘肺病、经济压力较大、亟需社会援助的中年人为例，第一书记站在朋友和家人的角度，全方位、有针对性地介入，并联系专门针对尘肺病患者的公益机构“大爱清尘”，为其捐赠一台价值3000多元的呼吸机。

推而广之，针对不同状况、不同年龄、不同观念和不同诉求的村民，第一书记除了原本的下派干部的身份之外，还做到了临时变换身份、以各种不同的身份来走近普通村民，体恤普通村民，为其解决各种民生问题。基于普通村民生活需求和精神需求的乡村民生问题是乡村振兴大战略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第一书记以临时变换身份的方法，高效率、高质量地解决了一系列与以上两种情况类似的民生问题。

3.余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法论体系是“以人民为中心”为价值灵魂的方法论体系。虽然第一书记制度是一种嵌入式的乡村治理模式，具有某种特殊性，但“以人民为中心”的方法论价值灵魂也是第一书记制度探索乡村治理“方法”的基础。“方法”是人们为了实现价值目的而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以改造世界的手段与途径，而具体到第一书记身上就是为了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而认识和利用乡村发展规律以改造乡村的手段与途径。这种基于第一书记制度在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方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法论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法论在具体领域的运用。在运用的过程中，既丰富了乡村治理的手段，又处处时时彰显了第一书记制度以“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