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区域环境质量的影响研究综述

郝慧慧

（河南工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3 ）

为寻求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之间的平衡，促进低碳经济发展、降低污染排放成为有效路径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以及外资流入规模的扩大，我国的资源、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生态环境部近期发布了对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期5个月的空气质量监测报告，数据显示全国平均超标天数比例为14.9%。在2022年全球环境绩效指数报告中，我国的环境绩效分数为28.4分，在全球180个国家中位居第160位，可见我国环境质量并不乐观。目前，政府及相关部门制定强力措施以持续推进环境保护，已出台的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防治等国家环保标准数量突破1200余项，北京、上海、天津等市共制定了107项在人大备案的环境保护地方法规。除了日趋完善的环保法规，积极引进外资已成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核心，由于FDI集资本、先进的生产技术于一体，不仅能改善东道国资金短缺问题，其技术溢出效应有利于东道国的技术进步与创新，改善区域环境质量。目前，在FDI对区域环境影响的研究方面，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框架与多样化的研究方法，相关文献梳理如下。

1.基于国际贸易的环境效应的研究

在Grossman等(1991)的研究中，国际贸易对环境的影响效应首次被划分为三种，即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围绕该理论，国内外众多学者开展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Reppelin-Hill(1998)利用30个国家钢铁行业为研究样本，检验贸易开放对推动环境保护技术扩散的影响，证实了贸易的环境技术效应使得技术在实行贸易开放政策的国家扩散得更快，而Dinda etal(2004)认为环境改善可能是技术限制引起的暂时现象，原因在于如果应用新技术带来新的污染源，即当新技术显现出污染外部性时，那么技术效应对于环境的改善作用将削减。Managi（2009）在模型中使用工具变量法，把收入、贸易作为内生变量，估计贸易开放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因国家类型不同而产生异质性，即贸易开放对OECD国家的环境有积极作用，而对于非OECD国家而言，贸易开放不仅没有促进清洁技术转移反而导致污染增加；对模型动态调整后的研究发现，从长期来看国际贸易对环境质量存在显著影响。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贸易环境效应给予较大关注，模型设定差异和研究方法不同，得到的关于我国贸易开放与环境质量之间的互动关系存在一些争论。国内学者马建平等 (2010)、张云等（2019）的研究认为贸易开放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他们在研究中分别选取“三废”排污强度、二氧化碳排放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环境技术效应降低了废水、废气和固废排放，即贸易自由化在整体上有利于降低污染排放强度。在考虑一般贸易、加工贸易等不同贸易方式后，张晓莹（2017）对中国工业产业6年面板数据的检验结果表明，加工贸易是导致中国对外贸易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

2.基于“后发优势理论”的研究

“后发优势”理论指出后起国家通过模仿和学习先进国家技术、引进设备及高效的组织制度等获得后发利益，从而具有后发优势。基于“后发优势”理论，Toru Iwami(2004)检验环境技术转移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发现，东亚国家通过吸收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实现污染减排技术升级。Brock等(2004) 提出了“环境质量追赶假说”理论，该假说认为在贸易初期，任何收入水平下富裕国家的环境质量始终高于贫穷国家，但环境技术的跨国转移有利于改善贫穷国家环境质量，逐渐缩小二者的环境质量差距。Arup Mitra等（2014）对印度1994-2008制造业行业数据，检验了贸易自由化和技术转移对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实证检验表明，本国的R&D投入并不能有效地提高印度制造业的生产效率而技术转移则显著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主要原因是由于低收入国家缺乏自主研发资源创新能力有限，低收入国家主要依赖技术转移及模仿来缩小技术差距获取后发优势。徐圆等（2014）构建“生产-污染”的一般均衡模型，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检验表明，东道国企业通过引进先进环保技术来达到本国环境规制时，其所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与扩散对东道国环境规制有积极促进作用，并抑制了污染，此外，东道国技术存量的增加进一步促进对技术的有效吸收。李平（2019）、丁日佳（2021）分别从行业和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国外先进技术带来的技术溢出对制造业能源效率和大气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均得到了积极的结论。

3.基于“污染避难所假说”的研究

“污染避难所假说”的理论观点表明，实施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会增加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边际成本，从而削弱其国际竞争力，导致该产业从环境标准严格的国家向监管标准相对宽松的国家转移，从而改变了本国的比较优势产业和贸易模式。发达国家通过对外投资将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环境监管宽松的发展中国家，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组织生产，用进口替代方式代替本国生产，从而以更加低廉的价格满足国内需求，避免本国环境恶化，而发展中国家将最终成为污染避难所。对于“污染避难所假说”的检验并没有得出一致结论。Dua等（1997）指出各国会为了维持或提升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放松环境标准，引起环境标准的“竞争逐底”并最终导致国际环境质量的总体恶化。罗经华等（2010）通过对我国1993-2006年间29个省市的FDI 对环境污染的动态效应与区域差异分析，发现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 FDI 均未对环境污染产生显著影响。“污染避难所”现象同样在金春雨（2016）、冉启英（2019）等的研究中得到证实。谷继建（2020）基于中国式分权体制研究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污染会随着FDI流入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即出现了“竞争逐底”，提出应对FDI带来的污染问题应给予必要的关注。

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但也有研究得出了与之相反的结论。Porter and Linde（1995）提出的“波特假说”认为实施严格的环境规制会激励本国企业加大对清洁技术的创新研发投入，并通过“创新补偿”机制帮助企业形成技术垄断优势，即从长期来看，合适的环境规制措施的实施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Raman Letchumanan等（2000）从新技术贸易视角检验污染避难所假说的有效性，研究结论未能支持该假说，原因主要在于积极引进FDI是发展中国家获取先进技术的重要渠道，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技术升级至关重要，同时环境友好型产品和生产工艺的引入有助于提高其环境福利。

4.基于“污染光环理论”的研究

“污染光环”理论强调FDI流入时所带来的先进技术，即FDI可以通过环保技术溢出、知识扩散等方式提升东道国技术水平并改善其环境质量。Eskeland等(2003)对美国对外投资区位分布影响因素和发展中国家治污技术的研究表明，来自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实施先进环保技术和环境控制标准，显著促进发展中国家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治污技术进步。Perkins等(2009)在检验FDI技术转移对东道国治污技术影响的研究中，采用98个国家的碳排放和二氧化硫排放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FDI技术转移有利于提升样本国家的碳排放技术。Eri Saikawa等（2014）通过构建一个博弈模型提出研究假说，并在此基础上选取中国汽车行业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通过制定实施严格的环境规制能够促使先进技术溢出到东道国企业，提升产业竞争力，即FDI技术溢出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提高环境规制水平。

污染光环理论的存在性在中国也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一般来说，作为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跨国公司往往具有较高技术水平，其子公司较为重视环境保护效益。在FDI效应方面，刘玉博（2016）、霍伟东（2019）等从FDI的规模效应、技术效应、结构效应、创新溢出效应等不同角度，验证FDI对环境质量的影响，表明FDI从总体上改善了中国的环境质量。在验证双向FDI对区域环境质量的影响方面，杨恺钧（2018）、路正南（2021）、董婉怡等（2021）的研究表明，双向FDI能够有效改善区域环境质量。

5.文献小结

通过对国内外已有的关于FDI与环境质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梳理后发现，从变量设定来看，环境质量变量和FDI变量的设定并没有达成广泛认同的做法，不同指标和度量方法都会导致估计结果的差异，影响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在贸易与环境问题的研究方面，多围绕“三效应”模型展开的，即将国际贸易的环境总效应进行分解后验证不同效应产生的影响，现有实证研究基本验证了环境技术效应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由此可见，贸易开放带来的先进技术的转移扩散是提升东道国技术水平的重要因素，这为考察FDI对区域环境质量的影响提供了理论基础。

基于对“污染避难所假说”和“污染光环理论”两大对立研究体系的文献研究可以看出，两种理论的立论基础存在差异，前者强调伴随FDI流入而发生的产业结构变动，而后者则聚焦于FDI技术溢出给东道国带来的技术进步效应。由此来看，FDI对东道国环境的作用效果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受疫情影响以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调整，全球跨国投资波动较大。同时，在新形势下，数字经济为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了深刻变革，产业数字化转型、城市数字经济发展逐步体现出对国际直接投资流向区位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有关数字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对于夯实数字经济发展，从招商引资转变为招商引智，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