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游酬唱与登临咏怀
——论清代端溪书院掌教士人的诗歌创作

2022-11-21 03:15莫岸洪

广东开放大学学报 2022年1期

莫岸洪

（肇庆学院，广东肇庆，526061）

明清时期，两广总督（含广东总督）实际驻肇庆的时间长达153年[1]，这有利于促进肇庆的书院教育发展。明万历元年（1573），广东佥事李材创办端溪书院（在今广东肇庆市端州区）[2]，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两广总督赵宏灿复建书院，取名“天章书院”。乾隆三年（1738）两广总督马尔泰改天章书院为端溪书院，可招两广学子入学，为省级书院，一度为两广规模最大的书院，被称为广东四大书院之一[3]。可见清代端溪书院在广东省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书院教育的兴盛，聚结和培养了众多的书院文士，尤其是书院建设者或掌教者（即山长或监院）一般是德高望重的饱学宿儒或者是著名的文士官员。端溪书院院长（山长）“由督抚学臣不分本省邻省,已仕未仕,择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4]387有清一代，历任院长约有38位，其中进士出身者33人（占总人数的87%），进士占大多数，且不乏具有全国影响的著名学者,如全祖望、何梦瑶、冯敏昌、赵敬襄、马俊良、谢兰生、林召棠、梁鼎芬、朱一新、林绍年和傅维森等[5]。黄登瀛编纂的《端溪书院志略》卷三的附录收录了部分山长和学政为书院所作的诗文[6]。傅维森编纂的《端溪书院志》卷六的词翰部分收录了部分山长及官绅有关书院的诗歌文辞[7]。本文考察的范围即是端溪书院掌教士人与书院相关的诗歌作品。掌教士人即是书院的山长（院长）。笔者主要以黄登瀛编纂的《端溪书院志略》和傅维森编纂的《端溪书院志》中记载的28首诗歌为文本范围，并参考肇庆地方文献资料及诗人别集来考察端溪书院掌教士人与书院相关的诗歌作品。这些诗歌作品主要内容为一是书院师生之间雅集吟咏、赠别酬唱、悼念学子的作品。二是关于书院的登临咏怀作品。本文拟运用“诗用”的视域探析这些与书院相关的诗歌作品，探究诗歌背后蕴含的与掌教士人相关的生存实境、生命际遇、情感意蕴与社会文化意义。

一、交游酬唱的“诗用”价值与生命际遇

端溪书院作为两广有重要地位的书院，聚结和培养了众多的书院文士社群，包括书院的掌教者（院长、监院）、讲学者、主管官吏、生员学子以及与这些书院主体文士交游的文士们。文士们的聚结、交游，除了讲学、切磋学术，也必然从事文学创作，包括雅集吟咏、赠别酬唱、怀友悼念等，这类诗歌可统称为交游酬唱类。颜崑阳先生认为，在中国古代，诗不只是一种文学“类体”，更是一种不离社会生活的“文化”现象或产物。“用诗”是古代知识阶层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行为模式，而诗就是这种行为模式的中介符号[8]247-271。所谓“诗用”，指的是把“诗”当作“社会行为”的“语言媒介”去使用，以达到诗歌本身艺术性之外的某种社会性目的。此种行为，不是个人偶发性的，而是社会上某一阶层普遍地反复操作而又自觉利用其价值的模式化行为[9]。掌教士人在端溪书院的交游酬唱类诗歌，也可运用“诗用”视域，考察诗歌在交游酬唱表现下的社会文化性功用，及其反映士人所处的生存实境与生命际遇。端溪书院讲学士人的交游酬唱诗歌，内容分述如下：

（一）诗可以“教”——师生酬唱与赠别

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浙江鄞县人。乾隆元年进士，于乾隆十七年掌教端溪书院。尚气节、精于史学，生平服膺黄宗羲、有绍述之志[10]202。我们看其《九日诸生请予登高于定山，予病未能也，梁新、谢天申、黄文各有长句一首，予亦同赋》：

秋来蕉萃倦题糕，诸子行吟兴各豪。

五岭炎风宜落帽，八能清韵在登高。

东篱何处寻黄菊，左手相看握巨螯。

我亦掞天阁上望，七星岚翠自周遭[4]394。

看题目可知这是一首酬唱诗歌，是因端溪书院的学子们登高吟咏有诗见示，全祖望虽然没有参与登高雅集，也写了这首诗酬唱学子们。可见书院的师生酬唱的风气。此诗艺术水平不是很高，主要抒发了一种高雅风流的情怀。但作为师长对学子的酬唱，即具有鼓励学子、促进创作的作用。

全祖望在端溪书院任上颇有建树，制订了《端溪书院讲学条约》[4]376-377，据《全谢山年谱》云：

释奠礼成，祀陈白沙以下二十有一人，从前未有之典也。有《示诸生》诗。九月，故疾复动，然少间必与诸生讲说学统之流派，考订地望古迹……又为诸生改定课艺百篇，刻之……病日甚，决意辞归，而大吏及诸生尚苦留不已[11]。

可知全祖望为书院设定祭奠岭南先贤21人的典礼，其《天章精舍释奠礼成示诸生》五首七言绝句即是祭奠礼成后所写示予学子。在此组诗中，分别吟咏了陈白沙、邱琼山、卢冠岩、湛甘泉、李见罗等5人，表达了对岭南先贤的尊崇及释奠之因，为诸学子解释疑惑。遗憾的是，全祖望痼疾发作，不得不于几个月后辞归。看其《示诸生三首》诗，则是与学子离别时的作品：

其一

辛苦诸都讲，朝朝问起居。

稽疑频筮易，侍药罢观书。

共学情原挚，当归恨有余。

服勤真古谊，惆怅别征车。

其二

自我开堂后，相依未一年。

所怀多不尽，有待或徐宣。

遂而匆匆去，谁将耿耿传。

诸君能自得，定不待言诠。

其三

雅怜维系意，决去定非情。

其耐多忧患，谁为久合并。

相孚在志气，不隔有神明。

他日学成后，扁舟慰老生[4]394。

其对莘莘学子的离别不舍之情，以及殷殷教诲和厚望溢于言表，令人感动。据《清史稿.列传》云全祖望：

乾隆元年，荐举博学鸿词。是春会试，先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不再与试。时张廷玉当国，与李绂不相能，并恶祖望，祖望又不往见，二年，散馆，寘之最下等，归班以知县用，遂不复出。方词科诸人未集，绂以问祖望，祖望为记四十余人，各列所长。性伉直，既归，贫且病，饔飧不给，人有所餽，弗受。主蕺山、端溪书院讲席，为士林仰重……祖望为学，渊博无涯涘，于书无不贯串。仪征阮元尝谓经学、史才、词科三者得一足传，而祖望兼之。其经史问答，实足以继古贤，启后学，与顾炎武日知录相埒。晚年定文藳，删其十七，为鲒埼亭文集五十卷[12]481卷。可知，全祖望因受排挤一生没有出仕，以讲学著述为业，故其在书院掌教任上兢兢业业，施教颇有成效，与学子们也结下了深厚情谊。故《示端溪书院诸生三首》诗乃其真实感情的显露，并非泛泛应酬的赠别之作。

冯敏昌（1747-1806），字伯术，广西钦州人，乾隆四十三年进士，授编修。据《清史稿·列传》记述：

大考，改户部主事，调补刑部。性至孝友，闻父丧，一痛呕血，大雪，徒跣竟日……平生足迹半天下……其悱恻之情，旷逸之抱，一寓于诗。著有小罗浮草堂诗集、孟县志、华山小志、河阳金石录。学者称鱼山先生[12]485卷。

冯敏昌自乾隆五十三年42岁开始书院任教生涯,于嘉庆四年至五年掌教端溪书院[10]213。主讲端溪书院期间：

诸生数百人朝夕砒砺无虚日,立学规十六条,宽严并用,学者乐而循之,间自修院后日读书之所……谈艺之余,作七经解说,《四书》讲义,并刻端溪课艺……以及古今文赋诗选十余种。日夜与诸生口讲手书[13]。

可见冯敏昌掌教期间也是兢兢业业，并颇有建树。他诗名颇著，在端溪书院有作《端溪书院后有爱莲亭，庭前有池状如半月，岁月为恶木侵翳，池栏倾圯，径道蚀坏。余自去春主讲，追感昔游于夏秋之交，以叩诵之暇课童，伐木去翳，并命工甃治径道，周池仍缭曲栏，亭上为治文牕开月户。移旧碑二于庭前，绕庭植松十余株。遂疏池淤，将以今春植莲。赋诗纪事得五律四章，属诸同志和作焉》（下文简称《赋纪事得五律四章》）：

一

我有前游恋，其如旧观非。池亭荒草木，径道冷烟菲。

未覩安心法，还疑杜德机，平生复初意，要使愿无违。

二

杂桑原必敬，恶植更当除。径甃平宜步，池栏亚好扶。

文章先气象，吾道不泥塗。莫漫嗤多事，劳人但坐迂。

三

机息原何虑，情忘比在山。亭还开月户，斋自掩云关。

载酒奇劳问，言诗赏不悭。若为便腹笥，相见好容颜。

四

环亭即松种，疏淤复莲栽。预想千寻势，还思并蒂开（乾隆壬午之岁，此池曾开并蒂白莲二茎，是科读书于此院者，秋榜得隽最盛，曾目覩者）。

形骸奚学尔，经济亦何哉。独有堪欣处，潘舆间一来[14]61-62。

诗中记叙了冯敏昌重修端溪书院爱莲亭的经过，表达了他对端溪书院的热爱之情，以及对岭南后生学子的深切期望。值得注意的是，较长的诗题明确表示“属诸同志和作焉”，说明他此诗是有意和书院的师生们酬唱赋诗。

冯敏昌另有《励志诗示书院诸生》五言古体诗一首：

彬彬礼乐地,肃肃堂虎深。属此祖署交,相从在文林。

火云郁成峰,骄阳赫流金。缅彼畦中农,拼锄汗谣谣。

亦有道上人,牵车走骏骏。而我亦何事,拥书坐长吟。

生徒复予赓,锵然韵琅琳。气类云从龙,鸣声鹤在阴。

群居岂不乐,而仍惕予心。圣道渊矣哉,于何用求寻。

颜生优不发,何由示来今。千载有涤溪,与点同胸襟。

希颜况逸志,空谷诚足音。至教匪游扬,契心在潜湛。

往矣荷姜磐,邀哉师襄琴。

日月不待人,寒暑如掷梭。渐见火星中,行复秋风多。

我生过半百,志业两磋陀。归来对群经,感激重摩掌。

昔汉承秦火,风诗始萌芽。易道既晦昧,尚书最缺讹。

礼乐况崩坏,春秋非一家。区区马郑徒,掇拾兼搜爬。

涉津岂无梁,寻源在沿波。如何后代士,抵隙兼蹈瑕。

说经用空谭,责人忘过苛。后生惜所闻,讵肯勤切磋。

兵农与礼乐,一视谓浮华。道术既已裂,异端宁责他。

穷经只如斯,求志将谓何[14]63-65。

此诗先用古代圣贤故事来勉励学子互相砥砺上进，接着用自己的亲身读书体会鼓励学生以道业为重,注重实学，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勤奋读书,追求志业。

再看冯敏昌《辛酉初春自端溪将之粤秀留别见送诸君及同学诸子四章》：

一

四十年来叹素居，鸿泥重觅意何如。纵来须识终当去，由后奚堪更益初。立雪同心凡几在，传经家学尚全虚。讲堂但许门生摄，亦愿重寻未竟书。

二

圣道如天岂易登，希颜且复望吾朋。从知叩诵千回意，不忘濂溪一泪承。精舍百间流静咏，莲池五夜照书灯。虽然谭艺称洵美，但语求仁恐未能。

三

登临暇日亦流连，不异随游向昔年。石室窥寻看水月，江楼觞咏出风烟。

相逢但觉人情好，深眷还欣地主贤。此日萍蓬须别去，能无信宿为缠绵。

四

一片骊驹就道声，况教祖席出重城。生徒已愧留余意（谓具公呈向当道见留），朋友何堪送我情。光弼入军应有色（闻今年主讲此院者为名宿），廉颇将楚恐无成。惟余广肇程还近，好看贤书接俊英[14]66-67。

这是冯敏昌于嘉庆六年调任掌教广州粤秀书院时留别端溪书院学子的诗，当时端溪书院的生徒不舍冯离去，还呈公文向主事者求留，另据说冯由端溪书院到粤秀书院时,肇郡人“陈饯觞数十筵,相连十里,市为之罢”,“郡人各以诗饯送者二百余篇”[13]。可见肇庆当地人对冯敏昌的珍重之情，而冯在诗作也表达了书院师长对学子的恋恋不舍之情，以及安慰学子离别不远，勉励学子励志求学之意。

全祖望和冯敏昌作为甚有名望的学者型掌教士人，他们与书院学子的酬唱和赠别诗歌，不仅是个人抒发情志，更有由上对下的社会教化意义。也即诗歌在表层的赞赏、勉励的意涵背后，体现的是中国古代仕途失意的士阶层以诗作为教化的载体以实现政治理想的意义。

（二）诗可以“哭”——生命怜惜与悼亡学子

冯敏昌有悼《三子诗》五言古体诗三首：

谓阳江姚生天培、高要谭生仁表、开平张生应龙也。三子皆志学,而数月内继谢,惜哉故作此诗。

一

姚生世力田,崛起思勤学。笔力既少加,文机复清澈。于心有不厌,颜面辄发热。磋哉伏枕际,要我作墓碣。

二

谭生家苦贫,四十衿始青。人称小三元（谓县府试及入学皆冠军也）,或曰边五经。老成旧推榖（生旧为学博周竹里先生最赏识）,干莫待发硎。如何一舸归,化鹤还如丁。

三

张子绝简默,雅有仲蔚风。以此学古姿,平渊称一龙（余尝评生之渊有二龙焉,今生可为一龙矣）。既去复重来,岂为悬棺封（开平之俗,葬后二三年,多易旧棺,今将为说止之）。有志不得遂,令人悲填胸[14]65-66。

此诗作于嘉庆五年,冯敏昌54岁时[15]。当时其最赏识的三位书院学子在短时期内相继谢世，令他悲痛不堪，故作此三首悼诗。这三首诗先分别将去世的学子性情与优长处勾勒出来，然后表达了惋惜悲痛之情。

赵敬襄（1756—1828），字瑞星，号竹冈，江西奉新人。嘉庆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改用吏部文选司。嘉庆九年乞归终养，遂不复仕。此后，历主江西的南平、琴台、岐峰及广东的端溪、丰山等书院讲席[16]。嘉庆二十一年掌教端溪书院[10]218。赵敬襄有《哀周渭川》和《哀韩生蔚廷》两首悼诗：

哀周渭川：

寒氈四载镇相从，词藻翩翩笔札工。

优行已曾甄学使，早年奚乃促天工。

青灯母老哀谁倚，黄口儿佳怙竟空。

我愧成连刺船晚，海波汩没思何穷。

哀韩生蔚廷：

身世由来泡影中，独嗟钟毓费天工。

沈珠业已伤吾子，泣玉何堪继乃公。

聚散因缘知有定，云霄属望竟成空。

可怜摧折丹山翼，竹碎桐枯憾未穷[4]398。

第一首，诗前小序介绍了学生周渭川的姓名、籍贯及病逝经过，然后言“予久不作诗，闻渭川之卒不能己已，成是数言邀知渭川者同作以为予哀”，诗中表达了对学生品行兼优却青春早逝的深深痛惜。第二首诗前有长序，大意是先介绍了韩生蔚廷的生平及去世经过，然后说“余以新正闻耗，忍不作诗，今晨端坐，秋风萧飒有触于中，依周渭川韵成兹数语，更不敢乞同人属和，恐益予悲耳。”表达了对学生韩蔚廷隽才过人却青春不幸过世的深深遗恨及悼念之情。

这两首悼诗写得情真意切，令人不忍猝读，虽然赵敬襄没有诗名，但按诗前序言，则知古代士人面对生离死别的生存实境自然会赋诗言情。第一首序言，赵敬襄表示想以此诗邀同人和诗共遣哀悼之情，第二首序言，虽然表明自己生怕加重哀伤，不敢乞求同人和诗，其实也是反证悼亡诗的社交功能。这其实表明了悼亡诗具有的酬唱性质，也表明悼亡诗在清代乃至整个古代具有的哭殇遣哀的作用。此苦殇遣哀的作用不仅是个人通过诗歌抒发哀思，也是通过诗歌达到与他人的生命“感通”从而得到精神慰疗的效用。这就揭示了古代诗歌具有的精神慰疗的社会文化性效用。

综上，端溪书院掌教者的诗歌，一是师生酬唱与赠别诗，二是悼亡学子之诗，皆属交游酬唱类诗歌，其功能一是教化，二是精神慰疗的效用，在更深层的文化心理上，即如颜崑阳所言诗歌具有“感通”效用，“感通”行为发生于个体交往场域中，彼此感发、沟通内在的情志[8]247-271。这种“感通”的效用，又能达到孔子所说的“群”的社会文化性功用①《论语·阳货》篇记载道：“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群”的解释，《论语集解》引孔安国云：“群相切磋”，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说是“和而不流”，实质是认为诗歌具有使人们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交流感情，加强团结的作用[17]。上述端溪书院掌教者交游酬唱的诗歌，正如冯敏昌诗所言“气类云从龙,鸣声鹤在阴。群居岂不乐……”，师生之间相互切磋学问，以诗歌沟通情志，正可教学相长、“群居而乐”。

二、登临咏怀的“诗用”价值与情感意蕴

端溪书院掌教者现存与书院相关的诗歌，除了交游酬唱类，还有一部分是登临咏怀的作品。

康熙四十七年,两广总督赵宏灿在原端溪书院故址改建天章书院，亭、池、楼、阁、堂、舍一并建就,使之初具规模。雍正十年,总督郝玉麟在天章书院基础上修葺。乾隆初,天章书院复名为端溪。此后至嘉庆末,又经历了几次修葺扩建[18]。可见，端溪书院规模宏大，环境优良，这有利于吸引文士在书院游览并创作诗歌。前文所述冯敏昌的《赋纪事得五律四章》就是例证。今存关于书院的登临吟咏诗歌作品，描述了书院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抒发了作者作为书院掌教者的思想感情、师友和师生情谊。

今存端溪书院院长陆嘉颖有《书院树下》五言律诗一首；院长胡森有《端溪精舍题壁》五言律诗一首，皆是书院掌教者观赏书院的题咏之作。吴诒澧，号华川，安徽桐城人，乾隆七年进士，嘉庆十五年掌教端溪书院[14]74，有七律《九月二十七日端溪书院作》：

强健犹能胜食眠，不妨节钺羡神仙（百宫保见讲堂修洁称为神仙）。

曲池高阁亲鱼鸟，虚竹幽兰想胜天。

浴日径看三岛外，御风须上七星巅。

汉阴本是忘机客，抱甕翻迟四十年（忆自庚寅乡荐，奔走无黔突矣）[4]397。

诗中可见端溪书院雅致、优美的环境，末句表达了有意归隐的情思。

吴诒澧另有《庚午十月二十二偕诸生小集五峰园作》：

蹀躞花骢入上都（窦观察护暹罗贡使北上），星岩月榭冷菰蒲。

每思泛菊作重九（用志林语），便拟寻春到舞雩。

徂豆只缘存正气（像祀包公），江山亦合助吾徒。

要将真迹留王宰，咫尺应成水石图（座有王明经竹埜善画）[4]397。

此诗可见端溪书院常有雅集的氛围，亦可见作者“以诗教化”的深层意图。

何梦瑶，广东南海人，雍正八年进士，曾官知州，乾隆十八年掌教端溪书院[10]201。有《登天章阁有怀杭山长》七律一首：

开豁真宜境界宽，不堪销凝值春残。心同谷鸟长求友，身似池蛙半属官。

双峡殷雷虚阁动，孤帆斜日暮江寒。鼎湖山色当窗堕，那得邀君拄颊看[4]394。

天章阁即端溪书院内的楼阁，杭山长乃杭世骏。杭世骏，浙江仁和人，乾隆元年鸿词科翰林，乾隆十七年掌教广州越秀书院[10]202。与全祖望友善，有同年来游端溪书院后作的《登端溪讲院天章阁望州衙后图》：

萧闲门巷履綦稀，独上层台吊落晖。汀草有情随岸远，海鸥无伴破空飞。遥峰云絮犹披帽，碧甃苔花欲上衣。等是乡园归未得，几人曾采北山薇[14]58。

杭世骏诗中描述了书院清幽的环境，表达了自身思乡之情。何梦瑶诗则表达一种隐逸情怀，以及怀念友人的感情。这两首诗也有酬唱的性质，何梦瑶比杭世骏晚来书院，应该读了杭诗后作了这首《登天章阁有怀杭山长》，题目和诗意皆呼应了杭作。这两首诗也表现了“诗可以兴”的作者创作的过程。“诗可以兴”出自《论语·阳货》，孔安国释为“引譬连类”[19]，朱熹则释为“感发志意”[20],两注虽有区别，但可以贯通理解，即诗歌是通过“引譬连类”的方式达到“感发志意”的目的。“引譬连类”指的是通过某一个别的、形象的譬喻，使人们通过联想的作用，领会到同这一譬喻相关的某种带有普遍性的关于社会人生的道理[21]。古典诗歌就是惯用带有形象性和譬喻性的意象组合诗句，表达诗人的心志情感。颜崑阳认为，“兴”义到了六朝，由创作过程而言，它指的是“作者”与“宇宙”（自然物象）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互动关系，就是《文心雕龙·詮赋篇》所谓“情以物兴，物与情观”。也就是自然景物触发了诗人的主观情感，反过来诗人用主观情感观赏自然景物，从而创造“情景交融”的诗境[22]。诗人们在端溪书院的雅致环境中登高远眺，自然触发了内心的思想感情，由“兴发感动”而“赋诗言志”，通过“引譬连类”创造“情景交融”的诗境，抒发心志情感，并通过书信传阅，让诗作发挥群体“感通”的效用，然后产生“群”的社会文化性功用。

因此，以上端溪书院掌教士人登临咏怀的诗作具有“诗可以兴”的“诗用”价值和诗人自身的情感意蕴。

三、诗歌实现“群”的社会文化性功用

本文运用“诗用”的诠释视域探析清代端溪书院掌教士人与书院相关的诗歌创作，内容不外交游酬唱类和登临咏怀类，然而通过文本细读与知人论世的解读方式，我们发现这些诗歌与诗人所处的生存实境和生命际遇密切相关，他们通过诗歌抒发情志并互相传阅、和诗酬唱，使交游酬唱类诗歌产生了彼此生命交通之“感通”的效用，并体现了古代诗歌具有的“教化”与精神慰疗的效用。书院掌教士人诗歌的“教化”效用，体现的是中国古代仕途失意的士阶层以诗作为教化的载体以实现政治理想的意义。诗歌的“教化”与精神慰疗的的效用，体现的是“群”的社会文化性功用，即士阶层之间以诗歌沟通情志、教学相长、“群居而乐”的意义。登临咏怀的作品通过诗人的“兴发感动”，创造“情景交融”的诗境，再通过社会交往而产生“感通”的效用，同样实现“群”的社会文化性功用。由此，表明清代乃至历代士人阶层诗歌创作具有的“实用”性质，即具有社会文化性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