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社会有机体理论形成、内容及价值研究

孙丽娜，纪天阳

(河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401)

社会有机体理论把社会看作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不断运动发展的整体，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始终在不断丰富，包括瞿秋白在内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对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有所发展，但是由于之前受到苏联哲学界的影响，我国对于这一重要理论曾经长期忽视。自改革开放以来，出于对苏联哲学的反思以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需要，我国学术界开始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有机体理论，这一理论也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而不断发展。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所强调要推进的“五位一体”整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都是一个内在的、统一的有机整体，它们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有机体理论都是一脉相承的。瞿秋白作为近代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宣传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当前关于该理论只有少量研究成果，如周建超的《论瞿秋白的社会有机体理论》，该研究侧重于理论内容，但是对于瞿秋白这一理论的启示论述较少，因而研究瞿秋白社会有机体理论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瞿秋白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形成

瞿秋白社会有机体理论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早在20世纪初期，瞿秋白就对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心存疑惑，但是囿于唯心主义的他并没有找到真正的答案，只好继续在“佛家”和“道家”那里寻求心灵的寄托。远赴苏俄之后，瞿秋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进行了“心灵的碰撞”，深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才认识到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内的一切社会现象都是由社会的物质生活方面决定的，正如恩格斯说的那样“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1]1002。立足于唯物史观，瞿秋白认为，“社会不是什么‘心理的机体’，不是什么‘意见之总和’；而不过是‘劳动的组织’，或者说是‘生产的机体’。”[2]439“社会乃包含人类之一切经常的互动而且依据于人类的劳动联系上的最广大的‘系统’”[2]460。这才形成了瞿秋白对于社会有机体的最终定义。

“有机体”作为一个生物学的概念泛指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马克思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立足于实践对社会有机体进行了全新的阐发，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五四以来，为了深入传播马克思主义，瞿秋白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有机体理论进行了研究和阐释。在瞿秋白看来，有机体是具备生命力的生物，不管人还是动物都是有机体，由人构成的社会也是有机体；社会则是“能制造工具的人类之劳动结合也”[2]545。他进一步指出这一劳动结合并不是固定的，它能够伴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衍生出上层建筑，从多方面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即“此劳动结合一‘经济体’之演化，乃生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风俗、艺术、科学等现象，以应组织劳动之需”[2]545。

瞿秋白认为社会有机体具有三个主要特征：其一，社会有机体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之系统”[2]458。人是社会的主体，人能够有意识地参与社会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联系与实践活动构成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现象，这些复杂的社会现象形成之后又和人之间相互作用，这种互动的现实总和才能构成社会有机体。其二，社会有机体“具有一定的规律性”[2]402。无论是因个性动机还是群体动机产生的社会现象变化都植根于生产力基础之上，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最终具有决定作用。其三，社会有机体是“动的物质”[2]441，整个社会处在永恒的变动当中，正是这种变动在推动着社会有机体的进化，社会中矛盾双方的斗争结果决定了社会有机体发展的趋势。

瞿秋白的社会有机体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并将之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的，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具有一定指导作用。“从整体上看，瞿秋白的这一理论是为着宣传解释马克思主义相关哲学原理到中国，是为着当时中国思想界相关论争而展开的，不是纯粹为着理论而理论，某种意义上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解答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动力、规律等问题而展开的。”[3]

二、瞿秋白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内容

(一)农民阶级是“最有力最伟大最主要的同盟军”

瞿秋白从社会有机体的角度出发，认为社会有机体作为一个大的系统是由很多小的系统构成的，这些小系统可以是团体或者阶级等，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基于中国的国情，瞿秋白对农民阶级进行了深入分析，明确提出农民阶级是无产阶级“最有力最伟大最主要的同盟军”[4]485。

在瞿秋白看来，中国的农民阶级之所以是无产阶级“最有力最伟大最主要的同盟军”，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因为中国的农民人口多，阶级力量强大。他指出，“中国农民受的痛苦最深，但他们的数目占全国人口的绝对大多数，农业亦为中国的主要生产事业，农民实为中国经济生命的主体”[4]378。针对帝国主义入侵之后中国农民阶级逐渐觉醒、农民运动日益高涨的情况，瞿秋白认为农民阶级能够在革命过程中为无产阶级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瞿秋白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分析了五卅运动失败的原因，“因为缺少农民参加(虽有红枪会等起来，但是太少，太迟了)，致五卅运动没有结果”[4]385。第二是因为当时的农民阶级已经有了相当的觉悟，并且能够自觉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瞿秋白曾评价“义和团的运动实在是一种原始的农民暴动”，义和团运动之所以会失败“完全在于不能以自己的阶级斗争引导一般的普通农民的群众，更不能以这种阶级斗争来领导各阶级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他们于‘扶清灭洋’的狭隘国家主义的口号以外，什么‘阶级的要求’都没有，他们自身虽是农民，却甘心做反动贵族(所谓‘国家’或‘民族’)的工具”[5]345，借以说明现在的农民阶级由于无产阶级的出现“不再像以前那样的原始暴动而为有组织的斗争了”[4]383。他指出，农民已经知道“在革命的行程中，无论什么时候，他们必须要有组织与团结，并且知道要得胜利必定要与工人联合”[4]383。第三是因为农民阶级是地主、买办阶级的直接压迫对象，在打倒他们的过程中，农民阶级就成为革命主力，“‘匪徒、惰农、痞子……’这些都是反动的绅士谩骂农民协会的称号。但是真正能解放中国的却正是这些‘匪徒……’”[4]557农民阶级要求获得土地，这些都是可以和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结合在一起的。

瞿秋白关于农民阶级的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通过对法国大革命、德国1825年革命和1848-1849年革命以及巴黎公社革命等革命运动的分析，认为农民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恩格斯曾经指出，“毫无疑问，总有一天贫困破产的农民会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到那时无产阶级会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向资产阶级宣战”[6]511。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中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检验，团结农民阶级建立了新政权。瞿秋白在吸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有机体的现状，丰富了其社会有机体思想。

(二)中国革命“应当以土地革命为中枢”

“马克思认为，社会有机体的发展过程也是旧的有机体最终为新的有机体所取代的过程”[7]。瞿秋白也认识到要改变当前中国社会有机体的现状，就必须要努力构建一个新的社会有机体，而且马克思强调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来建立新的社会有机体，因此瞿秋白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始终坚持要在落后的中国进行革命斗争，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瞿秋白眼中的革命斗争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土地革命。

瞿秋白认为“社会中常常有许多矛盾，——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原动力”[2]451，他把社会中的革命斗争比作自然界中某些突发的现象，并且认为这些突变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它具有深层次的社会根源，“社会发展的需要与社会的结构相冲突之时，便不能不发生革命式的突变”[2]451，其认为中国社会中的问题只能以革命的方式才能得到解决。在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之后，伴随着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以及新的社会阶级出现，社会各阶级间的矛盾冲突不断激化，面对这种情况，瞿秋白认为，要想彻底改变中国人民的命运，改变中国的前途，就必须“要使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农民群众联合起来，组织力量进行革命暴动，从而推翻这些军阀以建立自己的政权”[2]36。他指出国共合作背景下的国民大革命就是被剥削阶级特别是农民阶级反抗剥削阶级所进行的抗争。因此，瞿秋白在开展国民大革命时就强调要关切农民的利益，强调“中国国民革命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用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工人阶级的领导来斗争，才能得到胜利”[4]385。为了更好地实现农民的利益，他呼吁当时国共合作背景下的国民党人：“要即刻拿出决心来制裁地主、买办、土豪、劣绅……这是目前重大的问题，是国民革命的重大问题”[4]385，“换句话说，便是中国国民革命应当以土地革命为中枢”[4]563。

随着大革命的深入，国民党内部严重分化，直至1927年国民党背叛了革命推行专制统治，阶级矛盾更加激烈。瞿秋白在1928年4月撰写的《中国革命和共产党》这一报告中指出，中国社会中存在着“五大矛盾”，即各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国之间的矛盾、地主豪绅和军阀之间的矛盾、地主豪绅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农民和地主以及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中国的国情实际上是不断的剧烈的阶级斗争”[8]188。想彻底解决这些矛盾使中国人民解放，就必须进行最彻底的土地革命，因为“中国的民族解放问题实在就是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8]201。

土地革命中的一个核心部分是“耕地农有”，就是在把地主的私有土地没收归公的基础上再分配给农民，这是最能反映出农民诉求的内容，瞿秋白在大革命时期就认识到了“耕地农有”的重要性，指出只有实现“耕地农有”才能使农民阶级摆脱封建地主阶级和军阀的剥削，“耕地农有的要求，是中国革命客观上的结论”[4]563。此外他还在大革命的过程中提出了“农民武装”“农民政权”等观点。“八七”会议之后，上述理论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瞿秋白强调要通过农民暴动，来发动群众进行自觉斗争，从而得到政权和土地。在此基础上，他还分析了这种革命的性质和主要任务：“中国革命之所以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最主要的是因为他的现时客观上的任务在要解决土地问题，——土地革命根本就是肃清资本主义前期的封建式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8]222。1928年6月瞿秋白在总结革命经验时对海、陆丰农民暴动进行高度评价，这次暴动“一开始便有极大的规模，而且在土地革命的性质上，也是空前的深入，极有组织，极有活动力量”[8]456。这次暴动充分展现了农民阶级的诉求，农民群众主动和工农兵共同围攻地主，要求地主的一切土地财产都被没收充公，进行分配，在乡村地区建立志愿兵和苏维埃政权，这些都体现了瞿秋白关于“中国革命的中枢是农民革命”[4]499“中国国民革命当以土地革命为中枢”的论断。

(三)“革命的文化运动的大众化，就是目前最重要的中心问题”

立足于社会有机体，瞿秋白认识到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可以推动军事斗争的发展，“新旧阶级的思想斗争不过是他们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思想的冲突是革命的先声”“这种思想斗争，这种深刻的哲学、科学、文艺的理论的研究，必须完全和群众工作以及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必须和研究现实的社会现象联系起来”[9]230。因此瞿秋白认为应当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革命斗争，他特别指出“这种文化革命必须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广大群众的斗争”[9]228，从而强调无产阶级对文化运动的领导权。在这个过程当中，大众化的文化运动是无产阶级掌握文化领导权的有效途径。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我们党逐渐失去了城市中的阵地，国民党和青年党借机在高校学生和普通民众中大力宣传他们的反动文化来愚弄国民，竭尽全力扼杀革命。再加上农村地区封建落后的文化氛围浓郁，以及来自帝国主义文化上的侵略，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瞿秋白认为要增强革命的斗志，要同一切反动派斗争到底，首先必须要同反动的思想文化进行斗争，以文化运动来推动革命事业向前发展。早在1923年，瞿秋白就认识到了资产阶级文化的妥协实质，他在《社会科学概论》中指出：“资产阶级及贵族遗孽正在造作所谓‘人生艺术’，以寄生阶级怜悯平民的温情政策缓和革命情绪”[2]573。在瞿秋白眼中资产阶级文化是“精英文化”，是为少数人服务的。他认为创造这种文化的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而且他们已经背离了革命，不足以去领导革命。于是瞿秋白倡导要发生一场真正的文化运动，作为五四运动的继续，这场运动必须由无产阶级去领导，一切革命的文化团体必须“为这文化运动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斗争”[9]228。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瞿秋白认为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文化革命中，必须注意发动广大的群众，发挥他们的力量，因为“革命的文化运动的大众化，就是目前最重要的中心问题”[9]227。关于如何使文化运动大众化，一方面，瞿秋白强调必须要实现“文艺大众化”。他指出无产阶级要把自己的新思想新观念渗透到文学艺术中以潜移默化地启迪民众的思想，转变他们落后的思想观念，为革命事业服务，从而充分发挥文学艺术“用阶级意识来对抗以致消灭民族意识”[10]195，“在情绪上去统一团结阶级斗争的队伍，在意识上，在思想上，在所谓人生观上去武装群众”[10]197的作用。王铁仙对于瞿秋白“文艺大众化”的观点给以很高评价，他认为“对于文艺与工农大众的结合，把文艺深入到人民当中去，深入到群众中去，在整个文学史上，是瞿秋白首先提出来的”[11]106。另一方面，瞿秋白指出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向群众讲述与他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科学文化。瞿秋白认为文学作品要“向大众说人话，写出来的东西也要念出来象(像)人话——中国人的话……要真切的，绝对不要理想化什么东西的”[10]300。他进而指出文学艺术要来源于民众的生活，同样要在民众的生活中开展一切文化问题上的斗争，“革命的普洛的文艺运动和科学运动，必须和大众的斗争及日常生活联系起来”[9]229。为了顺利地开展文化运动，瞿秋白认为必须要在苏区开展教育事业，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甚至也要在白区尽可能地由无产阶级发动“平民教育运动和识字运动”[9]229来支持全国范围内的文化运动。

瞿秋白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革命家，同时也是一名出色的文学家，以文化运动的开展来助推中国社会有机体中革命事业的发展是瞿秋白社会有机体思想中极具个人鲜明特色的一项，其社会有机体思想中关于思想文化领域斗争的理论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三、瞿秋白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当代价值

(一)把促进理论阐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统一

瞿秋白在掌握社会有机体理论之后，并不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而是以理论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并且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中国化的阐释。他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阶级矛盾的根源，从社会有机体的阶级构成角度特别指出农民阶级是我国无产阶级“最有力最伟大的同盟军”，从社会有机体系统性的角度认识到了文化对社会革命的推动作用，并强调无产阶级掌握文化运动的领导权，带领群众开展运动等观点。这对我们在全新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下，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本的解读，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全新的研究和阐释具有强烈的时代价值。

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探索、阐释及其对中国革命实际的具体运用启示我们一方面必须系统地学习理论，深入把握理论各层面的内涵，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有全面性的认识，与此同时要专门培养一批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人才，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另一方面要认真进行调研，立足实际，求真务实，搜集社会中最真实最现实的问题，把理论应用于最真实的实际。此外对于知识理论要灵活运用，随机应变，绝不能生搬硬套，而是要把知识理论与客观实际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得好，党和人民事业就能够不断取得胜利；反之，党和人民事业就会受到损失，甚至出现严重曲折。”[12]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断进行新的理论研究，新的理论阐释。

(二)把促进民生改善与增强农民的政治认同感相统一

瞿秋白从社会有机体的角度认识到了各阶级之间是相互作用的，他特别注意到了农民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作用，他以实现农民阶级的利益的方式来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团结农民阶级进行革命斗争。虽然当前的社会背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瞿秋白对于农民问题的重视与解决，启示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农民问题，增强农民的政治认同感，从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谭德宇曾经在《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农民观》中强调：“中国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因而应该重视农民；中国农民既具有胸怀宽广的高尚品格，又拥有开拓创新的勇气和精神，因而应该热爱农民；中国农民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却没有充分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文明成果，因而必须关心农民。”[13]农民是实现伟大梦想不可或缺的实践主体，其作用体现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农民的政治认同是社会和谐与发展的重要基础，“政治认同是社会成员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意识和感情上的归属感，具体表现为对政治主体的信任、认可、支持与同意等”[14]。瞿秋白对于农民问题的解决路径及经验启示我们农民选择谁以及认同谁，都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所做出的判断，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农民就会给予高度的认同感。事实上，在当今社会中，由于农民在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做出的贡献巨大，以及基层治理在某种程度上力度不够，农民的利益无法得到真正的满足等因素的影响，农民的政治认同感亟待加强，否则就会危及社会和谐。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15]82。对于农民来说，他们的利益诉求则是“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16]4，因此，国家要加大在政策方面的农民倾斜度，不断出台各种政策实施各种举措来关注和保障农民的权益，切实提升农民的政治认同感，吸引农民自觉投入社会主义事业当中。只有不断提升农民的政治认同感，才能真正地实现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说的“有机团结”，使组织起来的社会更加有力量。

(三)把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与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

瞿秋白从社会有机体的系统性出发，认为各种社会现象都是相互联系而非独立存在的，文化艺术作为社会现象当中的一种，能够推动社会改造。他还指出大众文化以及文艺的大众化在满足群众文化需求的同时，还可以对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增强他们的精神力量，从而激发他们的革命动力。“文化需求是指人们为了满足各种精神生活需要而形成的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要求”[17]，与物质生活发展水平成正比。“精神力量，通常是指人的思想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中产生出自信、自强的激情与活力，及其与之相对应的自我控制力和自我约束力。精神力量包括思想、文化、理想、信念、志向、道德、气魄等诸要素”[17]。如果蕴含于其中的要素是积极向上的，那么这种精神力量也会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瞿秋白认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能舒畅无产阶级刻苦斗争的精神，增长群众的写作习惯及能力，振作创造的情绪，以达到改造的目的”[2]573。文化不仅能够在过去的革命中改造人们的思想，成为一把看不见的武器，在现在和将来，仍然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因此在当今社会的文化建设中要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

在当今时代背景下，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异常激烈，一些西方国家企图以他们所谓的普世价值观来侵蚀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观念，我们社会中还存在着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危害社会和谐、阻碍社会建设的错误思想。为了增强抵御敌对势力及抵制错误思想的能力，我们必须大力加强文化建设，在不断满足人民文化需求的同时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瞿秋白关于文化领导权的重视以及大众文化、文艺大众化等思想启示我们，一方面必须弘扬主旋律，坚持党对于意识形态的领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18]，筑牢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加强群众的理论知识教育，让群众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它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它能够努力地抵制腐朽落后的文化，从优秀的文化中吸收精华，能够让人们在奋斗的过程当中不断汲取养分，坚定信念。另一方面，文化创作要来自于人民群众的实践，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这里的大众文化既要包括“阳春白雪”又要包括“下里巴人”，能够满足不同层次群众的文化需求。总之，文化建设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18]，不断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才能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四、结语

毛泽东同志曾经称赞：“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19]瞿秋白在掌握社会有机体理论之后，并不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更没有把社会有机体理论当作教条，而是以理论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并且在实践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有机体思想。他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阶级矛盾的根源，他从社会有机体的阶级构成角度特别指出农民阶级是我国无产阶级“最有力最伟大的同盟军”，从社会有机体系统性的角度认识到了文化对于社会革命的推动作用，并强调无产阶级掌握文化运动的领导权，带领群众开展运动。以上理论都是把社会有机体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他的社会有机体思想中夹杂着一些机械、片面的观点，比如认识到农民作用的同时没有突破“城市中心论”的限制，在强调革命斗争的同时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在强调人的意志受制于客观规律时弱化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人在自然界中的特殊性。但他仍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并且在当今社会发展过程当中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注释：

(1)特别是在唯物史观方面，他开创了社会有机体理论中国化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