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乾隆《柳州府志》对柳宗元的叙述

莫山洪

（南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299）

乾隆年间刊刻的《柳州府志》，编修人为王锦。王锦字纲斋，顺天府析津（今北京市大兴区）人，乾隆间进士，翰林院编修，时任右江分巡道，驻柳州。本志规模颇为宏大，包括星野、地舆、沿革、山川、驿站、沟洫、田赋、积贮、盐法、户口、风俗、物产、城池、廨署、学校、坛庙、古迹、兵制、秩官、选举、名宦、乡贤、忠孝、节烈、迁谪、隐逸、瑶壮、艺文、纪事、杂志等内容，涉及柳城、融县、象州、罗城、来宾、雒容等州县。全书四十卷，其中有多处提及柳宗元或与柳宗元有关，体现了柳宗元在柳州地方的巨大影响力。

一、有关柳宗元对柳州贡献的记述

柳宗元在柳州担任刺史的四年时间里，为地方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柳州府志》卷二十四“名宦”关于柳宗元有如下记载：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人。元和十年由永州司马移为柳州刺史。时刘禹锡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禹锡有老母在，若不偕行，便为母子永诀。”欲以柳易播。会裴度亦为禹锡请，乃改连州。柳州土俗，以男女质钱，过期则没为奴婢。宗元设方计，悉赎之。尤贫者，令佣书，视直足相当，还其质。已没者，出己钱助赎。江岭间为进士者，走数千里从宗元游。经指授者，为文辞皆有法。元和十四年卒于官。子幼，观察使裴行立营护其丧，妻子得还。［1］201

这里提到柳宗元被贬谪到柳州后的几件事情，一是“以柳易播”，表现其对朋友的关心；二是释放奴婢，表现其对百姓的关爱；三是指导后学，表现其对学子的提携；四是死后靠朋友裴行立帮忙，灵柩及妻儿得以回到长安，表现其为官清廉。

柳宗元在柳州多有贡献，其为民办事，可谓呕心沥血。关于他释放奴婢、修文庙、复大云寺、打井种柑、指导后学等，历来多有记述，在《柳州府志》中也有一些叙述。卷四十“杂志”中有一则关于柳宗元在柳州时期为政的故事，一些资料及柳宗元自己的文章中虽有记述，但不是很引人关注：

柳宗元为柳州刺史，民莫诚救叔兄莫荡，以竹刺莫果右臂，经十二日身死。其莫诚禁在龙城县，准以他物殴伤。十二日辜内死者，各以杀人论。宗元《上桂管观察府状》：“右奉牒准律文处分者，窃以莫诚赴急而动，事出一时，解难为心，岂思他物。叔兄有急难之戚，中臂非必死之疮。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文固当恭守，抚事似可哀矜。断手方追于深衷，周身不遑于远虑。律宜无赦，使司明至当之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轻之愿。伏乞俯赐兴哀，特从屈法，去全微命，以慰远黎。”［1］403-404

此段文字叙述的是柳宗元对当地百姓莫诚救叔兄误杀他人一事的处理意见。按照唐代法律，犯人用器物殴伤他人且伤者在养伤期间死亡的，应以杀人罪论处。据此，则莫诚当判死刑。柳宗元在《上桂管观察府状》中希望能够开脱莫诚的死罪，其理由是“叔兄有急难之戚，中臂非必死之疮”，从情理上考虑，莫诚是“救叔兄”，情有可原，从法理上说，“中臂”不是致命之伤，法有可循。柳宗元提出的这些理由，根本上还是从儒家的伦理观念出发，考虑的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力图维持儒家的伦理秩序。从柳州地方文化建设的角度考虑，柳州地处南方，远离中原，传播儒家思想、建立儒家伦理道德秩序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正因为如此，《柳州府志》在“杂志”中详细收录了柳宗元的这篇状文，也表明编纂者希望以儒家伦理道德建设柳州，推动柳州文化教育的发展。

虽然唐代柳宗元已经为柳州的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对于推动柳州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柳州毕竟地处岭南，远离中原，交通不便，文化落后，所以在唐宋时期多为贬官流放之地，即使到了清代，也还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地区。因此，从建设柳州出发，从宣传儒家思想出发，《柳州府志》的编纂者特意将柳宗元对莫诚一案所写的状文收录，突出其中的儒家教化思想，也使方志的编纂更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

柳宗元在柳州的政绩颇多，很多史料和文章都有记述，大都为人们所熟悉，因而在《柳州府志》中，编纂者也就没有再对柳宗元在柳州期间的很多政绩做具体描述，而是点到为止。这并不是编纂者不熟悉，而是在写法上的一种处理方式。对于大家熟悉的事情不必作过多的描述，而是腾出篇幅来记述更为重要的内容，这也是编纂者对《柳州府志》中涉及柳宗元的很多地方均一笔带过的原因。

二、有关柳宗元榜样作用的记述

柳宗元于唐宪宗元和十年至元和十四年（815—819）担任柳州刺史，卒于任上，因其在柳州颇有政声，后人称其为“柳柳州”。历代到柳州为官的知识分子，大多对柳宗元怀有深厚的敬仰之情，并将其视为学习的楷模。乾隆《柳州府志》的编纂者也充分表达了其对于柳宗元的敬仰之情。参与编纂《柳州府志》的人员众多，除了主持编修者右江分巡道王锦，还有柳州知府刘组曾、马平知县舒启、雒容知县杨企曾、柳城知县倪宪、罗城知县胡位铸等人，其中刘组曾在扶风等地做过官，对柳宗元颇为了解。他在所作《柳州府志》序言中提到：

余前守扶风时，尝巡封域，至郿邑，登太白山，读柳侯《祷雨碑记》，以为侯虽庙祀柳州，而世居河东，固吾乡前哲令德人也，向往久之。……余以菲才，承乏夙夜。自惟所守者，犹是柳侯之土也；所涖者，犹是柳侯之官也。俯仰前徽，流风未替。窃思上继柳侯之治于万一，而才识短浅，终虞有志未逮，愧弥甚耳。［1］3

刘组曾是山西临汾人，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任柳州知府，与柳宗元算是山西老乡。虽然柳宗元从没到过河东，但毕竟河东是柳氏郡望，因此人们称其为“柳河东”“河东先生”。刘组曾之所以对同乡先贤柳宗元有“向往久之”的感慨，一方面，因为柳宗元是唐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影响巨大，有这样的乡贤，肯定会有荣耀之感。另一方面，刘组曾时为柳州知府，官职与唐代柳宗元担任的柳州刺史相似。在同一个地方做官，又是同乡，那份感情自然难以名状。

主持全书编纂工作的王锦虽然在其所作《柳州府志》序言中没有提到柳宗元，但是《柳州府志》卷三十六“艺文”中却收录有其《重建柳刘二公合祠碑记》，表达了王锦对柳宗元的敬仰之情，其中写道：

呜呼！论者谓二公合祠非古，而不知贤良与文惠同道。昔文惠当宪宗时宰相忌其才高而迁谪于此，贤良当文宗时宦监嫉其忠直而放逐于此，其弃于时，一也；文惠为政，动以礼法，故能去鬼息杀，而趋于仁爱，贤良不卑小官，不怨遗佚，故能巡行劝课于烈日之下，坠马捐躯而不悔，其有功于民，一也；及其卒也，一则预知死期，罗池是馆，一则诚能动物，虫鸟啣哀，赫赫厥灵，邦人永赖，岂非其道同，其祠宜无不同者哉。记曰：法施于民则祀之，柳侯有焉；以死勤事则祀之，刘公有焉。［1］353

王锦叙述了将柳宗元与刘蕡合祠的原因，一则因为柳宗元和刘蕡都被排挤，遭遇相同，因而表示同情；二则因为柳宗元和刘蕡均有功于民而祭祀之。王锦认为，对于这两位先贤，后人应当纪念他们。虽然所论包括柳宗元和刘蕡，但仍可看出其对柳宗元的推崇。王锦是主持编纂《柳州府志》的官员，时任右江分巡道，将其文章收入府志，当然与其身份有关。而收入的文章恰恰又是与柳宗元相关的，足以看出其对柳宗元的重视。

编纂地方志，一般都是由外来的官员主持，具体的撰写工作则可能是当地的文人。外来官员身份特殊，到来前后必然会对地方的先贤有所了解，才能在治理地方中获得地方士子及百姓的拥护。柳宗元是柳州历史上最为出色的官员，他在柳州担任刺史四年，为柳州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柳州刺史，他为官清廉，为人称道。他还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所做文章雄深雅健，被视为古文的典范之作。因此到柳州做官的后世文人，都会了解柳宗元。在编纂《柳州府志》的时候，自然不可避免会记载柳宗元。加上刘组曾又是河东人，在序言中极力推崇先辈，也就在情理之中。当然，他也是以柳宗元为楷模的。刘组曾不仅在《柳州府志》中推崇柳宗元，在《马平县志》的序言中也极力赞美柳宗元：“自有唐柳子厚开此邦之文教，代有伟人。”［2］赞美唐代柳宗元开启柳州文教之后，“代有伟人”，足见柳宗元的榜样作用。

不仅如此，后来出版的与柳州相关的县志，名人序言中也都或多或少表达出对柳宗元的敬仰之情。如夏威为《雒容县志》所作序言称：“雒容毗连柳州，柳州昔为柳侯驻节地，流风善政，在在足资观感。”［3］黎庶从《柳城县志序》也称：“徘徊八龙江畔，谒柳侯祠，幸文惠侯教化未湮。”［4］他们都提到柳宗元，把当地文教的发展都视为柳宗元的功劳，可以看出柳宗元在当地文人士子心目中的榜样作用。

三、援引柳宗元关于柳州山川风物的记述

柳宗元是山水游记的大家，其在永州期间曾写下著名的“永州八记”，对于山川风物的记述，柳宗元可谓得心应手。从方志的编撰来看，地方山川风物无疑是其主要内容。《柳州府志》在记述境内山川风物时，不少地方都提到柳宗元。

一类是柳宗元诗文中记述的山川风物。这类山川风物大多在柳州境内，柳宗元在担任柳州刺史期间所写的诗文，提到了这些山川风物：

鹅山在城西二里，隔江十里，水自半岭喷出，流小河入大江，远望如双鹅飞舞。又名深峨山。唐柳宗元有诗。（卷四）

奕贵双山在城北二十里，即柳子厚记中所称背石山也。（卷四）

柳郡城垣，素称雄壮，若柳子厚诗云“城上高楼接大荒”是矣。（卷十三）

东亭在城东南，唐守柳宗元建并记。（卷十八）

柳语称瘴乡，无柳。柳子厚任柳时曾种之，有“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之句，今江边砍伐殆尽，而陂池水榭间有存者。（卷十二）

莺即黄鹂，柳子厚有闻黄鹂诗。（卷十二）

蜮短狐似鳖，三足，以气杀人，柳子厚云“射工”。（卷十二）

白术，柳子厚《种术》诗云：守闲事服饵，采术东山阿。（卷十二）

大叶榕，在水南上寨，叶生则暖，叶落则寒。唐柳子厚有“榕叶满庭莺乱啼”之句。明末为兵所伐。（卷十七）

以上的山川风物，涉及地理、物产等方面，与之相对应的柳宗元诗文有《登柳州峨山》《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登柳州城楼寄彰汀封连四州》《柳州东亭记》《种柳戏题》《岭南江行》《种术》《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等。为了行文方便，这里仅仅提到柳宗元诗文涉及上述风物，因为在“艺文”部分，编撰者收录了柳宗元的大量诗文。

另一类是柳宗元诗文或者有记述，或者与柳宗元生前身后相关的事。比如：

柳城……城外则有柳侯祠，相传子厚所书龙城柳故迹，实肇于此。（卷二）

柳州府学创自唐初，元和间刺史柳宗元重修，有记。（卷十五）

柳江书院在城东，即柳侯祠也。（卷十六）

柳侯祠在城东，旧名罗池庙，祀唐刺史柳宗元，有昌黎韩愈碑记。（卷十七）

大云寺在城南仙弈山下，唐刺史柳宗元复建，今圯。（卷十七）

雷塘庙在城南雷山，两崖出泉，曰雷水，柳宗元尝于此祷雨。（卷十七）

柑子堂在府城西，唐柳宗元在城西手植黄柑，作诗刻石。（卷十八）

罗池亭在罗池上，宋守朱轨建石刻柳宗元像，后碑遭毁断。（卷十八）

断碑在柳侯祠内，唐韩昌黎诗，宋苏子瞻大书，刻石遗柳民，歌以祀侯者，俗称韩诗苏字柳侯碑是也。（卷十八）

柳侯手书龙城柳一碑，横尺余，高六寸，亦在祠内。（卷十八）

乾明寺碑，唐柳子厚来刺是邦，建寺立碑。今废。（卷十八）

柳侯遗碑，在夫子庙，盖子厚亲笔，久仆无闻。（卷十八）

锦秋亭，唐柳子厚建，在府署内，久废。（卷十八）

这类山川风物大多为与柳宗元相关的碑、庙、祠、学校等，有些是柳宗元曾经在这里做过事的，如雷塘；有些是当年柳宗元曾经修复的，如大云寺；有些是柳宗元当年修建后来又损毁的，如锦秋亭、乾明寺碑等。更多的则是与柳侯祠相关的学堂、书院、碑刻等。这些遗迹的存在，显示出柳宗元作为柳州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意义不容忽视。

《柳州府志》中的这些山川风物多以柳宗元记述为主，或用其诗文句子，或提及其曾做某事，因为柳宗元是历史上第一个真正记录柳州山川风物的文人。在柳宗元之前，柳州虽早已建城，但是除了史书上偶尔的一些记载，并没有留下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柳宗元到柳州后，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写下100多篇诗文，其中涉及很多与柳州相关的山川风物，这为人们认识柳州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后世修志，必然要从他这里寻找相关的文献。王锦等人编撰乾隆《柳州府志》时，对唐代柳州的叙述和记录，主要以柳宗元诗文为参考。从这个意义上说，柳宗元可谓第一个发现柳州山川风物之美的文人，也是第一个将柳州推向世界的文人。

四、《府志》对柳宗元诗文及相关文字的大量收录

柳宗元是唐代著名文学家，其诗文俱佳，诗歌与韦应物齐名，称“韦柳”，又与刘禹锡为好朋友，称“刘柳”；散文上位列“唐宋八大家”，与韩愈齐名，称“韩柳”。对于与柳州有着密切联系的这位伟大文学家，《柳州府志》卷三十一这样记载道：

柳郡文苑，除制诰外，断推柳河东为最。其修文庙也，谓学者道尧舜孔子如取诸左右。其复大云寺也，欲人去鬼息杀，务趣仁爱。而昌黎记罗池庙碑，亦称柳侯不鄙夷其民，动以礼法，何一非言裹于道者？［1］254

将柳宗元视为柳郡文苑中最为杰出者，所见甚当。无论是从作家名气和作品质量，还是后世的推崇来看，柳宗元都无愧为“柳郡文苑”第一人。正因如此，乾隆《柳州府志》“艺文”部分收录了柳宗元的大量诗文。

《柳州府志》“艺文”部分收录柳宗元诗文共计35篇，其中文有《柳州刺史谢上表》《柳州上任谢表》《贺破东平表》《谢赐端午绫帛衣服表》《井铭》《为裴中丞伐黄贼转牒》《雷塘祷雨文》《祭井文》《柳州新修文宣王庙碑记》《柳州东亭记》《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柳州复大云寺记》共12篇，诗歌有《南中荣橘柚》《种术》《种白蘘荷》《寄韦珩》《答刘连州邦字》《种柳戏题》《岭南江行》《南省转牒欲具江国令尽通风俗故事》《登柳州城楼寄彰汀封连四州》《柳州寄丈人周韶州》《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柳州峒氓》《酬娄秀才寓居开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见寄》《峨山》《柳州署中作》《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柳州寄京中亲故》《种木檞花》《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浩初上人见贻绝句欲登仙人山因以酬之》《雨中赠仙人山贾山人》《铜鱼使赴都寄亲友》共23篇。这些诗文有些是柳宗元在柳州时所作，有些则是在永州时所作。有些诗文的题目与通行本《柳宗元集》不一致，如《峨山》，通行本为《登柳州峨山》。由于题目不一致，因此产生一些误解。如其卷三十八收录的题为《柳州署中作》一诗：“南州溽暑醉如酒，凭几独眠开北牖。日午睡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臼。”在宋本《河东先生集》中，此诗题为《夏昼偶作》，其中“凭几”为“隐机”，“独眠”为“熟眠”，“睡觉”为“独觉”［5］。又据今人尹占华、韩文奇所作《柳宗元集校注》，认为此诗“当亦作于永州，年月无考”［6］。谢汉强等人选编的《柳宗元柳州诗文选读》［7］一书并未收入此篇，则此篇当非柳宗元在柳州时所作。乾隆《柳州府志》将此诗的题目定为《柳州署中作》，其原因恐与诗歌第一句中的“南州”有关。“南州”并非确指，其意本指南方的州郡，一般认为指永州，所以《柳州府志》的这一做法显然有失允当。如果用通行本中的《夏昼偶作》，当不会引起误解。事实上，在《柳州府志》收录的柳宗元诗文中，也有不是柳宗元在柳州期间的作品，如《南中荣橘柚》《酬娄秀才寓居开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见寄》等。

大量收录柳宗元的诗文，其意图是很明显的。一是突出柳宗元在柳州文坛的重要地位。在《柳州府志》中，被收录作品最多的当然是柳宗元，这是由其在柳州文坛的地位所决定的。收录柳宗元的大量作品，既是对他的肯定，也是编撰者不可避免的做法。二是借此宣传柳宗元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其在柳州期间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并以此为榜样，提升柳州学子的文学素养。柳宗元在柳州期间，曾指导来自各地的学子学习，虽然他不像韩愈那样好为人师，但传承文化确是他在柳州期间的重要作为。很多优秀学子在他的帮助下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如吴武陵就是一个例子。所以，收录他的文章，既有利于传承他的精神，又有利于让更多人了解柳宗元的文学成就，学习其诗文创作的方法，从而成为好的写手。

值得注意的是，乾隆《柳州府志》“艺文”中还收录了很多与柳宗元有关的诗文，包括朝廷的敕文，如《宋徽宗封柳州灵文庙文惠侯敕》《宋高宗加封文惠昭灵侯敕》，而更多的是凭吊柳宗元的诗文，如韩愈《罗池庙碑记》、刘禹锡《吊柳子厚》等；还有很多与柳侯祠相关的诗文，如卷三十六就收录有王命岳、戴玑、戴朱紘等人的《重修罗池庙记》，还收录有杨廷璋《重修柳侯祠记》、王锦《重建柳刘二公合祠碑记》等。这些文章都与柳宗元有关，既反映出柳宗元的影响，又体现出后人对柳宗元的敬仰之情。

乾隆《柳州府志》卷四十“杂志”中还有与柳宗元相关的颇为独特的两则材料：“柳宗元谪永州，吴武陵亦坐事流永州，宗元贤其人。及为柳州刺史，武陵北还，深为裴度器遇。每言宗元无子，说度曰：‘西原蛮未平，柳州与贼犬牙，宜用武人以代宗元，使得优游江湖。’”［1］404“吴武陵与孟简书曰：‘柳子厚斥已十二年，程刘二韩皆已收拭，独子厚与猿鸟为伍。’”［1］404

吴武陵于元和三年（808）与柳宗元在永州相遇，两人意气相投，同游永州山水，来往甚密，直到吴武陵于元和七年（812）返回长安。柳宗元比吴武陵年长10岁，两人亦师亦友，柳宗元对吴武陵应多有指导。吴武陵回到长安后，不忘朋友，往往借助适当的机会向有关官员反映柳宗元的情况，希望能帮助柳宗元回到长安。这些材料在新旧《唐书》中均有记载，乾隆《柳州府志》将这两则材料收入，显然是有意图的。柳宗元虽然被贬谪，但是其为人值得信赖，其为官值得推崇，所以才会有朋友在他遭遇贬谪的时候不断地帮助他，这也足以反映出柳宗元的人格魅力。

历史是客观的，“有德于民，民祀之”。柳宗元在柳州留下美名，后世之人编纂地方志，自然不能避开这一话题。也正因为如此，乾隆《柳州府志》在很大程度上以柳宗元作为柳州先贤，将之推为柳州地方文人的最高典范，足以看出柳宗元对于柳州文化的影响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