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为巴赫金画像

□马 欣

【导 读】《巴赫金对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研究》以鲜明的问题意识，聚焦20世纪60年代至今巴赫金在当代西方的影响轨迹，采用重点人物、理论思潮与核心问题交叉牵引的布局策略，呈现出巴赫金之于西方文学理论影响的多维面孔。

一、文学的，还是哲学的——重新定位巴赫金

该著取名为“巴赫金对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研究”，在巴赫金的作品中，文学理论类的著作的确占据半壁江山；书内引述了巴赫金晚年接受俄国学者B.Д.杜瓦金采访的一段对话，杜瓦金问，“你更多的是哲学家还是语文学家？”巴赫金斩钉截铁地回答：“更多是哲学家。”［1］2-3这样，如何定位巴赫金，作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导论中被提出。结论是巴赫金是难以定位且无处不在的。也就是说，该著既没有根据作品类型直接将巴赫金归入文学理论家的行列，也没有选择“让巴赫金给巴赫金定位”，将其不假反思地划入哲学家的队伍，而是立足其不同时期著述的具体内容，以及在接受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所产生的影响，揭开巴赫金丰富且复杂的面向。

其一，该著表明巴赫金终其一生的思考向度——伦理哲学。具体说来，巴赫金在思考语言、文学乃至人文科学问题时，背后的目标指向是以行动为核心的道德哲学，欲以此解除现代哲学面临的危机。这一危机是什么呢？尼采于19世纪末在《快乐的科学》中宣告“上帝死了”，我们已经看到“上帝死了”的直接后果是作为整个西方世界道德基础的基督教信仰的崩塌，以及随之而来的人们陷入将生命判定为无意义的虚无主义之中；福柯于20世纪下半叶在《词与物》中宣称“人死了”，这里的 “人”特指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一种观念性的存在，“人”的形象孕育了各种各样的“人文主义”。作为构建知识主体的“人”的消失，意味着以“人”为中心的现代知识型行将就木，对“人”本质的追问以及与其相关的伦理、道德主题也将枯朽凋零，与此同时，人被降格为受潜意识支配的存在，或是符号的动物。

该著指出，虽然巴赫金最终没能实现自己的宏愿：在以审美活动为对象的艺术创作伦理学领域，在以政治活动为对象的政治伦理学领域，以及在以宗教活动为对象的宗教伦理学领域，同时展开研究来解除现代哲学的危机，但是巴赫金的确在艺术创作的伦理学方面有所推进。［1］2由此也可看出巴赫金文学研究的超越性的维度，即重新思考和发掘文学作品中的作为主体的人与人际关系，把更新文学理论的思维范式，作为破解现代哲学危机的可能性路径。

其二，该著勾勒出巴赫金学术影响的圈层，标明它几乎覆盖了20世纪中叶至今几乎所有的理论思潮，如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新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思潮。在“无处不在的巴赫金的幽灵”的标题下，分析、归纳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从外部来看，“无处不在”伴随着俄罗斯与西方学界对巴赫金的“三次发现”而逐渐形成，经过20世纪50年代、20世纪60—70年代与20世纪80年代的“三次发现”，巴赫金理论的辐射面才由文学研究的领域，扩充至各种“后现代”思潮、跨学科研究，对巴赫金的定位也从单一的小说理论家，跃升为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社会符号学家、叙事理论家、伦理学家、哲学家等。从内部来看，“无处不在”由巴赫金理论自身多维度的可接受性决定。例如，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之所以成为无可替代的理论高峰，是因为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研究全面而深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全新的研究范式——复调小说理论，与极具解释力与拓展性的范畴——对话主义。

值得深思的是，该著将巴赫金对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产生影响的特质喻为幽灵式的，除去强调巴赫金思想的渗透力之强、波及范围之广外，是否还潜藏着其他意涵？在学术界，大家颇为熟悉的关于“幽灵”的两种用法，一种是来自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另一种来自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两种用法的共同之处是，“幽灵”是普遍公认的一股力量，它能够在不同范式和学科间游荡，并且这种力量与其他力量之间存在着博弈，“幽灵”的任务是揭开真相、指明真理与发出指令。有意思的是，《共产党宣言》中的 “幽灵”是“一”，而《马克思的幽灵》中的“幽灵”变成了复数，那么我们要问“无处不在的巴赫金的幽灵”是单数还是复数呢？在曾军看来答案显然是后者，因为“任何一个巴赫金的接受者，都是在多个思想资源、渠道、来源的影响下完成对巴赫金的接受的。巴赫金思想影响的深与浅、思想侧面的异和同，都取决于接受者自身在接受过程中的学术背景、研究环境、时代氛围，甚至偶发因素”［1］26。因此，有理由认为，通过“影响的多元网络”重新绘制巴赫金对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地图，是面对巴赫金的理论在阐释与误读、超越与解构、引申与滥用并存的复杂状况时应采取的基本方法。

二、局部的，还是整体的——重新思考“平等的对话”

“对话”在巴赫金思想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这是我国学界逐渐形成的共识，正如程正民在《跨文化研究与巴赫金诗学》中所言：

我国对巴赫金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开始是关注他的复调理论，继而关注他的狂欢化理论，最后才抓住对话理论。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才逐渐体悟到复调理论和狂欢化理论的背后和深处是巴赫金毕生追求并为之付出重大代价的对话精神和对话理论，认识到不理解对话就谈不上真正理解复调和狂欢。［2］

“对话”不是通知，更不是独白，“对话”存在于“我”与“他者”通过提问—回答—再提问—再回答—三提问……不断荡起涟漪的交际圈层中。“对话”意味着尊重他者，尊重话语中的“第二个”声音，在巴赫金看来，这是文化进步的根本。［3］刘康在《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中指出，贯穿巴赫金一生的对话思想是“为了完成自我，必须创作一个他者”［4］。曾军将来自巴赫金阐释文学作品的对话思想，运用到对巴赫金的影响研究当中，即为了完整阐明巴赫金的意义，必须引入他者，并且是多个他者。

该著引入克里斯蒂娃、托多洛夫、韦恩·布斯等多名20世纪在西方文学理论界声名卓著的学者，剖析巴赫金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反思受到巴赫金影响的西方文论当中最具创新性的部分，其研究的展开源自贯穿始终的问题意识：在西方文论阐释作为外来经验的巴赫金思想时，即“我”与“他者”之间的对话，如何抵达巴赫金在复调小说中提出的理想的“平等对话”？下面我们来介绍该著提供的具有代表性的两种方案。

第一种是克里斯蒂娃采用的局部接受的方案。该著的第一章细致梳理了克里斯蒂娃接受巴赫金思想，并且在法国结构主义的背景下逐步发展出互文性理论与解析符号学的整个脉络，其中指出了三个关键点：其一，克里斯蒂娃将巴赫金的思想引入法国学界，这一行动背后有着明确的目标：超越结构主义。当然，她也的确实现了这一目标，通过借鉴巴赫金的复调、对话、狂欢的思想，创造出互文性理论，克服了结构主义对历史与主体的忽视，实现了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过渡。［1］38-39因此，互文性理论与巴赫金的理论便拉开了距离，它其实是克里斯蒂娃选择性地接受巴赫金思想中的要素后，按自己的逻辑进行理论化改造的成果。其二，克里斯蒂娃接受巴赫金理论的同时也受其他理论（如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语言学、现象学、精神分析、符号学等）的影响，她对巴赫金的接受并不是单向的线性逻辑，而是复杂的多元逻辑。［1］41-42其三，从克里斯蒂娃受到巴赫金理论影响的早期文献中，可以看到接受程度与重点的差异，而且在几乎同一时期的不同文本中，她对巴赫金思想的理解与阐释也存有区别。［1］42-43立足以上三个关键点可以概括出克里斯蒂娃接受与发展巴赫金理论，进而实现文学理论之间“平等对话”的基本方针是有目标、有选择与去中心化的接受，有对话、有实践与有问题意识的发展。

第二种是托多洛夫选择的整体接受的方案。该著的第二章详细对照了托多洛夫与克里斯蒂娃的学术轨迹，呈现出二者在学术起步阶段的相似性与学术发展过程中的差异性。这番比较也烘托出托多洛夫接受巴赫金思想的特异之处——迟到的转向。具体而言，托多洛夫不像克里斯蒂娃从介绍巴赫金思想伊始（20世纪60年代）就试图超越结构主义，而是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初一直主要从事结构主义诗学研究，当他完成了自己的回乡之旅，才把学术重心正式转向文化人类学、当代思想史领域，转向的标志之一是《米哈伊尔·巴赫金：对话原则》的出版。该著指出，在俄国形式主义与法国结构主义的双重学术传统下，托多洛夫对巴赫金思想的接受，经历了由体裁历史诗学到对话主义的转向，当中也有三个关键点：其一，在接受史研究中，托多洛夫既是大师又是专家。所谓大师，是就其在学术思潮中的引领地位而言的，大师同时受到多种学术思想的影响，并且能够提出具有重大影响的思想观念。所谓专家，是就其对某位思想家接受的全面性、深入性而言的，但是专家往往囿于狭小的视域，而无法产生广泛的学术影响。［1］132-133托多洛夫身上高度融合了专家与大师两种身份，意味着他在对巴赫金的接受中，既有一个系统性的把握，又能形成具有价值的理论立场、观点。其二，托多洛夫对巴赫金的定位超越了文学领域，将其放置于广阔的人文科学领域。巴赫金之于托多洛夫，不仅是提出众多原创性思想的文学理论家，而首先是一位思想家、哲学家；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对话原则经过托多洛夫的理论转化，上升为人文科学的研究范式。［1］133-134这意味着，托多洛夫所倡导的巴赫金的对话原则与巴赫金本人的对话原则既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又极大地拓展了巴赫金对话原则的范围，使其成为一种可以替代结构主义并扩散到整个人文科学研究领域的乔纳森·卡勒意义上的理论。其三，托多洛夫在巴赫金研究中既贯彻了对话原则，又发展出一种对话批评。托多洛夫对巴赫金对话原则的运用具体表现在《米哈伊尔·巴赫金：对话原则》的写作方式上，托多洛夫放弃了自己的对话立场，即尽量在书中避免与巴赫金对话，去除掉体现学者个人观点的评述以期让读者真正读懂巴赫金。对话批评是托多洛夫在巴赫金对话理论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在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教育小说》中可以看到，他在充分吸收了巴赫金思想的精髓后开启了自己的理论创造，这部作品不仅大胆表露作者的个人倾向，而且选择对自己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家（包括巴赫金）进行“平等的对话”，即不再以膜拜之态度对待这些思想家，也不再是这些作家的传声筒，而是去比较这些思想家在某一问题上观点、方法上的异同，甚至对他们的思想发出某种疑问，提出自己的看法与原则，形成分庭抗礼之势。

从表面上看，克里斯蒂娃的局部接受方案与托多洛夫的整体接受方案大相径庭，但二者的理论归旨十分相似。这两位大师介绍、传播与阐释巴赫金的思想，并不是想在巴赫金身后亦步亦趋，也不仅限于提出自己的疑问和批判，而是要进行理论创新，去革新或提升现有的理论，不断地拓宽理论的适用范围。该著将其称为“创造性接受”，认为“创造性接受”包括 “正读”与“误读”，并且将其视为理论创新的动力与基础。这无疑提出了一种新型的接受方案，接受者在对研究对象思想的局部理解或整体把握下，展开新的思考、提出新的理论，使自己成为拥有独立观点、价值判断与学术立场的“主体”，与阐释对象展开“平等的对话”。

三、“接受史”，还是“影响研究”——重新建构研究模式

如果将曾军在2004年出版的《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与其2021年出版的《巴赫金对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研究》进行一番对照，会发现二者之间的根本差异，并不是聚焦区域上的置换——从中国到西方，而是研究模式上的跨越——从 “接受史研究”到“影响研究”。这一跨越意味着该著在研究模式上，由《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中尝试建立一种多元的历史描述框架，升级为重建影响与接受的思想地图。这两种研究模式有何关联，又有何差异？

从关联看，两种研究模式都旨在构建巴赫金接受—影响的多元网络。《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将“接受史研究”的模式概括为“复调的接受史”，它“主张在尊重线性历史发展的客观存在的基础上发展一种多元接受史观”［5］。这种模式呈现出巴赫金在中国的接受史并不是单一声部的历史，也不是多种声部历时呈现的历史，而是由不同声部组成的复调的历史。《巴赫金对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研究》把“影响研究”的模式概括为“影响的多元网络”，认为“将影响以网络的形式建构，这正是对影响研究的最精彩的比喻”。［1］24这种模式建立的前提是，充分认识到文学理论的影响研究当中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它几乎完全规避了单一的影响与被影响、接受与被接受的传统比较诗学的研究模式。

从差异看，“接受史研究”模式，既可以从总体把握为一种对各种接受视角加以梳理和总结的描述性框架，又可具体化为从需要与可能两个角度探讨对话性的基础，从知识背景和问题意识两方面讨论接受视野，从现实性接受者与想象性接受者两个维度思考接受者，从接收者主体间关系的角度审视接受者之间的对话交流。这种研究模式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对接受者的考察上，换言之，把接受史中的复调性更多归因于不同接受者的理解与参与。而“影响研究”的模式则从发送者的在世与不在世之别、从传播者的文献整理和翻译介绍的程度、从接受者的思想来源的多元性三个维度，全面而立体地勾画出巴赫金对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地图。从中也可看出，两种研究模式虽都主张建构接受—影响的多元网络，但后者无疑是在前者基础上的拓展与深化。

在书评的结尾，我不禁回想起曾军在 “万象讲谈”的线上讲座“从‘之间’到‘之中’——对话主义再思考”讲座结尾答听众提问的环节，当他面对该用何种方式深入对话之中的问题时坦言：“我其实不是巴赫金的研究专家，我对巴赫金的认识和了解还比较肤浅，但是我自己觉得自己的学术受巴赫金思想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的……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巴赫金的对话主义思想对我的影响，我想这可能是我与其他巴赫金研究专家最大的区别。…… ‘对话’教给我最重要的观念其实是平等的意识、对他者的尊重，要学会倾听，要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思考、来理解，我想这可能是 ‘对话’在日常生活层次上的意义；同时‘对话’还提醒我们，做一个合格的对话者必须有思想，真正的对话是思想者之间的对话，思想者之间的对话简而言之，就是面对同一个议题，各自阐明各自的立场，而且不为尊者讳，勇于发表与他人不同的见解。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话’是学术生产的最根本的特征。”

这段简明直白的表述，其实包含着一个不太引人注意却分外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曾军对自己的学术定位并不是巴赫金研究专家，而是一名巴赫金主义者，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名对话主义者。由此，当我再次打开《巴赫金对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研究》时，读到的几乎是另一部著作，它真正要探究的，或许是如何去打破人文研究各个学科之间的壁垒，以及如何让关于某一问题的学术讨论更加丰富，甚至能够将“古今中外”不同研究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讨论都纳入其中，真正进入“在世界之中”展开对话的维度。

注释

［1］曾军.巴赫金对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2］程正民.跨文化研究与巴赫金诗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2.

［3］［俄］孔金，孔金娜.巴赫金传［M］.张杰，万海松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372.

［4］［美］刘康.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

［5］曾军.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