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中小学德育政策分析

宋昱增

（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沈阳 110034）

一、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中小学“德育”教育政策内容分析的标准

一个健全的教育政策规范，涉及政策目标、政策对象和优惠政策这三项内容。“德育”教育政策的政治目标就是教育政策所要实现的政治目的，首先需要由各级各类人民政府或教育部门制定完善的教育政策措施并对具体的教育政治目标进行具体解释，如此才能有利于各级各类高校制定出正确、合理的工作方案、教育工作的政策目标。其次，各高校也要全面地根据自己的实际状况，力求教育教学工作能够有规划、有目标地顺利开展。

孙绵涛指出，“教育政策对象就是指政策问题所涉及的主体，即解决谁的问题和由谁解决问题，包括哪些人和组织。农村小规模学校的政策对象应包括各级各类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还应包括相关的教育政策监督和评价部门。教育政策措施是指为解决教育政策问题、实现教育政策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政策规范，教育政策要与时俱进，根据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在“德育”教育政策中，应该有针对性地充分完善中小学“德育”教育政策规范，以中小学“德育”教育政策规范为主体实行合理的措施，以中小学为重点提升“德育”教育水平，建立更为完善的“德育”教育体制，推进各级各类学校“德育”教育均衡发展，构建家庭教育社会支持网络，加大中小学校经费投入和制度保障来建立健全中小学“德育”教育政策。

所以可以从教育政策的三要素，即“政策目标”“政策对象”“政策措施”出发通过规范中小学“德育”教育政策的政策文本这种表现形式，对中小学“德育”教育政策的内容进行分析，看这些政策规范是否满足教育政策规范三个要素的要求。

1.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中小学“德育”教育政策内容分析标准的理论论证

从理论论证来看，通过以上对政策文本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政策内容分析的标准具备全面性、系统性、逻辑性。

全面性表现在，从中小学的“德育”教育政策具体内容出发，分为政策目标、政策对象、优惠政策三种对象以及具体的教学内容，所提供的德育政策分析标准全面包括了所要分析的德育全部政策方面的具体内容。从政策目标出发，2017年国家教育部出台的《全国中小学生“德育”教育工作指南》，提出将课程育人作为“德育”教育工作的重要途径，要求把中小学“德育”的内容细化并渗透到各学科教育目标之中，要针对不同专业、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教育特点，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对中小学生在价值观、人生观等方面潜移默化地进行引导。在2018年9月举行的全省德育工作大会，已经做出了比较清楚和具体的论述，要将德育渗透到学校思想道德教育、人文知识教育、现代社会实践性教育的各环节，并贯彻于小学、职业技术、高等学校的各学科领域。课程体系、教育管理体系、课程体系、学生管理体系都要围绕着这个目标来设计，老师要围绕着这个目标来教，学生也要围绕着这个目标学习。从政策对象出发，2000年8月15日颁布的《有关加强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2005年1月13日颁布的《有关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师德育建设工程的若干意见》、2013年9月颁布的《有关完善中小学校教师德育建设工程有效管理机制的若干意见》都对中小学教师职业素养基本条件进行了规范。2009年8月4日颁布的《中小学校班主任工作规范》，明确了中小学校内日常工作德育教导和校园管理的重点落实者必须为班长，我校进一步要求加强班长团队建设工作，始终以教书育人为本、“品德”教学为首。2004年和2005年，党和国家又分别制定了《有关继续加强和完善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有关继续改善和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若干意见》，还有《国家教育部有关整体规划大中小学“品德”教学体系的若干意见》，三部《若干意见》共同明确，要努力营建利于“品德”教学、宣传的社会氛围，有效净化环境，家庭、中小学校、社区要共同用力，共同努力，营造和实实在在推动“品德”教学和其他教学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局面。

从政策措施来看，2000年开始，我国有关部门陆续出台了《有关推进高等院校宣传进互联网管理工作的几个建议》《有关在高等院校中推行中南高校进行网络思想政治工作方式的通告》《有关继续强化和改善大学生思想政治管理工作的建议》等重要文件，都明显强调了宣传进入互联网的重大意义。2000年1月，按照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室的《有关顺应新趋势继续加强和改善中小学生“品德”培养的几个建议》提出，把多姿多彩的教育实践活动当作“品德”培养的主要载体，并明确，没有按标准进行规范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初中生，不允许毕业，强调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重要性。2004年，党中央国务院政府陆续印发了《有关继续加强和改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几个建议》《有关继续改善和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几个建议》，更加确定了继续深入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性[1]。

系统性即有序，本研究以时间为序，收集了2000—2021年的相关政策文本，更有利于客观地对政策文本进行分析；逻辑性是指本文按照政策目标、政策对象和政策措施三个要素逐一开展分析，在政策内容分析上构成严密，在政策规范上框架合理，并且呈现递进关系。因此可以说，政策内容分析的标准是全面的、系统的、逻辑的。从三者的内在逻辑来看，这三者的关系是不能分割的，全面性是在系统性与逻辑性基础上的全面性；系统性是在全面性与逻辑性基础上的科学性；逻辑性也是在全面性与系统性基础上进行创新的。

2.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中小学“德育”教育政策内容分析标准的事实论证

从实际论证结果出发，通过总结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中小学校“德育”教学政策规范，我们可以得出中小学“德育”教学政策措施的主要内容是“优先发展教育事业”，“要全方位坚持党的教育思想，履行德育基本教学任务，进一步发展素质培养，促进教学公平竞争，培育德智体美全面开发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如从中国宏观的高教政策措施内容标准出发，就是要分析中国的高教质量水平政策措施、教育体制政策、教师政策措施，以及教学资助政策措施。这一标准可以从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得到佐证。

二、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中小学“德育”教育政策内容的问题分析

1.政策目标整齐划一，强调共性忽视个性

总结近年来中国高校的政策措施，不难看出某些政策制定往往偏向于把学校设计为一个单纯的无差别的高尚个人，或者过分拔高了每个学生的道德水准，然后再根据学校所设计的目标和认定的教育价值去制订政策，以指导和规范每个学生的言行，但很显然以这种方法制订出的政策很容易偏离学校的实际，也往往出现过于理想性、单一性的政策目标。同时，在设定目标过程中，忽略了学校和学生之间的差别，对于各个年龄、各种心智发展水准和各种道德水准的学习者用统一的政策目标规定。用这种理想主义、背离了社会现实和学校实践状态的教育目标与内容去统一规定中小学生的言行，教育政策实施时总会呈现出表面性与形式化，会极大地影响“德育”教育的有效性，这种过于理想主义的东西，漠视了学校的教育实践状态，也背离了学校主体的德育心灵发展规律与德育生存需求，缺少感召力、深远影响力与亲和力，无法得到学校和社会的认同，从而形成无法实现的空中楼阁。

2.政策内容存在矛盾现象

“品德”教育具体内容分为政治制度教育、思想、道德、心理教育等几个方面。每一种品德文化内涵都自成体系，如思想道德教育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为框架有序地组成教学内容系统，通过对学生的道德意识、道德情感、家庭道德的培育，让学生逐步成为具有美德的人。而政治制度教学则以爱国主义教学为核心内容，通过系统地掌握政治基础理论、研究我国近现代史、理解基础现实国情、社会时事政治制度，逐步培育学生正确的政治学立足点、观念与方式。不过，目前各种德育内容相互之间陷入了无序状况，造成了学生顾此失彼或互相影响。各种品德由于目标、含义差别较大，它们相互之间有着不同的教学规律，必然需要不同的教育方式与实现路径，而在“品德”教育政策中，由于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它们的特征、教学实施途径都缺乏具体标准。政策基本内容的冲突现状，使得我们很难掌握其真实含义，在很大程度上致使“品德”教学工作根本无法正常有序地开展，“德育”教育政策的预期目标也无法达成[3]。

3.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不配套

基本德育政策措施是宏观意义上的具体实施“品德”教育的政策，对“品德”教育指导较为抽象，宏观整体抽象出的“品德”教学政策目标要靠具体政策措施去有效贯彻和实施，所以基本“品德”教育政策和具体实施“品德”教育政策需要形成良性的“配合”关联。但是在中国的“品德”教育政策中，有些基础政策措施与具体实施政策措施之间又常常产生脱离现象。因此，针对新形势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存在的问题、新动态，人们在基础“品德”教育政策中会有针对地增添或强化新的“品德”教学内容和需要，比如思想道德教育、心理健康、道德建设等相关领域，在具体实施政策措施中就应当反映出相关领域的内容和要求，而实际上有许多的具体内容并未受到应有的关注，往往是某些基础政策措施的制定缺乏相关的基础具体实施政策措施来支撑，甚至有某些具体实施“品德”教育政策也会严重滞后于基础“品德”教学政策法规的制定。

三、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中小学“德育”教育政策内容的建议

1.政策价值观的清晰体现

从“德育”教育政策价值观上来讲，应该体现出清晰的“德育”教育思想。其中应包括本质精神、“德育”教育内容、道德能力这三方面。中西方思想史都清晰地展现了社会环境的重要性。而在我国与其说缺乏教育的传统，不如说缺乏培育的土壤，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我们缺乏真正的精神，而“德育”教育体系的构建，是要将实现的本质精神作为出发点和归宿。首先是个体的人，是承载着多重社会关系及其规范和约束的个体。因此，“德育”教育政策首先应以人为本，尊重人权，关注人的具体生存状态，使人得到全面发展，这也应是“德育”教育政策的主线[4]。其次，也是一个社会身份，人的社会性的实现要求人从个体转化为社会主体，主动参与社会公共生活，遵守公共规范并具备公共精神，这也是本质精神的核心，应承担着多重角色，在私人领域应讲究个人修养和私德，在公共生活空间还应注重社会公共规范，参与政治生活。在我国目前的“德育”教育政策中，以人为本，尊重人权的理念已经体现出来，但精神的核心——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具备公共精神方面还非常欠缺。“德育”教育政策的建构不仅要以本质精神作为着眼点，还要针对本质精神在目前社会的存在状况，确定“德育”教育的内容。

2.政策系统化的协调

政策系统化的协调需要一个政策在有效实施的过程中跟其具体下位政策配套，在政策自身的建构中，下位政策的配套也是极其重要的。具体的下位政策可以使“德育”教育有效地实施，而在我国的政策中，更多地是从宏观层面对“德育”教育作出要求，几乎没有配套的下位政策，因此也导致了政策与实践呈分离状态等问题，所以需要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重视，及时颁布“德育”教育相应的具体实施政策[5]。

3.“德育”教育政策应通过法治保障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任何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要做到长治久安，都需要使用好的法治和道义这两种武器。法治和德治作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治国方法，一直都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事实证明，“德育”教育的维护也离不开“他律”，不仅离不开制度政策，也离不开法律。“德育”教育也只有坚持“自律”和“他律”的统一原则，把道德规范的软制约与法治规定的硬制约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建设好“德育”教育。当然，在突出“德育”教育法治性的同时，并不等于说“德育”教育就可以完全由法规所制约。我们在重视它对“德育”教师的支持保护功能的同时，也要避免它产生的片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