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对北宋驻军防御探析

张 静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 071002）

辽宋并存百余年，两者军事史、关系史的探讨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①宋辽关系史的研究内容十分丰富，如陶晋生的《宋辽关系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是较为全面探讨宋辽关系史的一部著作。宋辽战争史的细化研究成果也很丰硕，漆侠先生两篇宋辽战争的文章，分别为《宋太宗第一次伐辽——高梁河之战—宋辽战争研究之一》（《河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宋太宗雍熙北伐——宋辽战争研究之二》（《河北学刊》，1992年第2期），将宋辽战争史研究进一步推进，之后相继的硕博论文也有进一步的研究，如曾瑞龙的《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于2013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总之，辽宋关系史与战争史的研究已相当丰富，早一辈学者如傅乐焕、漆侠、徐规、张其凡等都有关注和研究，再到后来的小专题更加细致的研究，对辽宋的战与和及关系发展变化的整体面貌已有较为全面的论述。因相关著作论文繁多，况不是本文直接的研究对象，故在此简单介绍，不再一一枚举。。具体到辽朝边防的研究，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从辽朝全面的疆域防御出发，考察辽朝整体的防御态势。如李锡厚的《辽朝的边防》、杜鹃的《辽朝边防研究》等介绍了辽朝整体的边防状况与边境防御举措，但关于辽对宋具体的驻军防御论述较少。辽军兵种的研究有武玉梅、张国庆的《辽朝军兵种考探》，刘雄的硕士论文《辽朝军队的军兵种研究》等，都对辽朝军队的划分、兵种的来源有一定的论述，但多局限于辽军的组成、特点等角度的考察，也未有辽对北宋驻军的专门论述。在更具体的兵种研究中，部族军的研究是热门，研究成果有关树东的《辽朝部族军的屯戍问题》，武文君、杨军的《分镇边围：辽朝部族军驻防研究》等，相继分析了辽朝部族军对辽边境的驻守区域、驻防特点②李锡厚《辽朝的边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2期；杜鹃《辽朝边防研究》，辽宁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武玉梅、张国庆《辽朝军兵种考探》，《黑龙江民族丛刊》，1999年第1期；刘雄《辽朝军队的军兵种研究》，辽宁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关树东《辽朝部族军的屯戍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武文君、杨军《分镇边围：辽朝部族军驻防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辽与北宋关系史、辽朝边境防御的研究中有涉及对北宋的部分，但辽宋的驻军情况并非其论述的重点。故而，本文从辽朝对宋驻防的角度分析辽军驻防的种类、数量、特点等问题，探析辽朝多兵种的对宋防御。同时，辽对北宋的重视，使其驻军防御也最能体现辽朝政治与军事的特点，有进一步讨论的意义。

十至十一世纪，辽朝崛起并逐渐强大，基本统治了东亚的北部。疆域广阔的辽朝“东接高丽，南与梁、唐、晋、汉、周、宋六代为劲敌，北邻阻卜、术不姑，大国以十数；西制西夏、党项、吐浑、回鹘等，强国以百数。居四战之区，虎踞其间，莫敢与撄，制之有术故尔”[1]742。辽朝边境线漫长且与多个国家及政权相接，历经中原五代十国至北宋建立，辽宋南北分治，北宋成为争夺辽朝东亚统治地位最有力的竞争者。故终辽一朝始终未敢松懈对北宋的防备，边境驻军上尤重南面。辽朝边境防御以驻军为主体，《辽史》载：“辽宫帐、部族、京州、属国，各自为军，体统相承，分数秩然。”[1]735辽朝军队兵种众多，其中承担防御北宋任务的有：部族军、宫卫军、五京乡丁、汉军与其他军种。

一、核心驻军部族军

作为辽朝防御北宋的核心部队，部族军镇守辽朝边境，承担日常防御任务，谓之“分镇边围，谓之部族。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畋渔为生。无日不营，无在不卫”[1]361。辽朝部族既是生产的主体也是军队的主体，实行“兵民合一”的军制。部族军按照组成的阶级可划分为三个等级：一级为贵族组成的“辽内四部族”①分别为遥辈九帐族、横帐三父房族、国舅帐拔里、乙室己族及国舅别部。，二级为四大王府②分别为五院部（北大王府）、六院部（南大王府）、乙室部（乙室王府）、奚六部（奚王府）。，三级为其他小的部族及辽朝的属部。其中负责辽朝对宋事务最核心的力量是四大王府的五院、六院、乙室部族军。

五院、六院、乙室部族军对北宋的驻防有其自身的演变过程。天赞元年（922），辽太祖将迭刺部分为五院、六院两部，始派之驻守幽云地区。太宗时期增加两院部族兵力，至穆宗应历五年（955），命耶律屋质为北院大王掌管五院部“总山西事”[1]1258。景宗乾亨元年（979），在高梁河战役中部族军就有参与。《耶律休哥传》载：“乾亨元年，宋侵燕，北院大王奚底、统军使萧讨古等败绩，南京被围。帝命休哥代奚底，将五院军往救。遇大敌于高梁河，与耶律斜轸分左右翼，击败之。”[1]1299战争结束后，辽景宗诏：“北院大王奚底、乙室王撒合等以兵戍燕。”[1]101北院大王耶律休哥带领五院部族军“总南面戍兵”[1]1300。其次，“以南院大王勃古哲总领山西诸州事，北院大王、于越休哥为南面行军都统，奚王和朔奴副之，同政事门下平章事萧道宁领本部军驻南京”[1]107-108。辽宋签订澶渊之盟后，辽宋边境稳定下来，三大部族成为了辽朝驻防北宋的常备核心部队。

《辽史·营卫志》中概括为五院、六院“镇南境”[1]384，“其大王及都监镇驻西南之境，司徒居鸳鸯泊，闸撒狘居车轴山”[1]385。五院部、六院部的驻防情况，宋人也有记载，“西南至山后八军八百余里，南大王、北大王统之，皆耶律氏也。控弦之士各万人”[2]1015。两院各领兵一万驻守山后，这两万部族军可谓是辽朝精锐之师。“山后”地理范围上指太行山北的西侧地区，主要有八州之地，包括云州（山西大同）、归化州（河北张家口北），在今河北北部与山西中部。余靖在《武溪集》中又载：“有北王府、南王府，分掌契丹兵，在云州、归化州之北。”[3]305云州、归化州与上条史料所讲山后区域符合。这也就能说明辽朝北王府、南王府统领的五院、六院部驻守在河北北部、山西中部以防御北宋。在辽朝核心防区划分中，五院、六院部族军负责镇戍辽南京道与西京道。天祚帝保大二年（1122），辽中京被金兵所陷，“上出居庸关，至鸳鸯泺”[1]342。天祚帝出逃鸳鸯泺（今河北张北安固里淖）。“知北院大王事耶律马哥、汉人行宫都部署萧特末并为都统，太和宫使耶律补得副之，将兵屯鸳鸯泺”[1]343。完颜宗翰率兵追击至鸳鸯泺与辽朝五院部族军相遇，由此可推断五院部驻扎中心便在此附近。保大三年（1123）“三月辛酉，上闻金师将出岭西，遂趋白水泺”[1]343。《金史》载：“宗翰复追至白水泺……希尹追辽主于乙室部，不及。”[4]36又金兵“袭辽权六院司喝离质于白水泺，获之”[4]1634。金兵攻至白水泺（今内蒙古察右前旗北黄旗海户）与辽朝乙室部、六院部族军相遇交战。故白水泺极大可能是六院部、乙室部的屯戍中心。直至辽朝末期，完备的南境驻防体系中，三大部族军始终是辽朝防御北宋的核心军队。

乙室部“镇驻西南境”[1]413，同样驻守于辽宋边境地区，乙室部族军承担防御北宋、西夏的双重任务。沈括在《入国别录》中记载：“乙室王及北界一百部族，在彼住坐放马半年有余。”[5]6501余靖《契丹官仪》记有“以乙室王府山后”[3]305山后八州多是辽宋边界相邻州县，可知乙室部驻守更靠南端。景德三年（1006）代州上书言：“大石寨得契丹伊实（乙室）南大王府牒，欲自大石谷至境上深山打围，已命本寨及缘边巡检报牒禁止。”[5]1386也说明乙室部族军活跃在代州北，负责雁门关以南辽宋边境地区。另外，大石寨属应州（今山西应县）东南，是辽宋边界的堡寨之一，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辽宋边界争议发生时，北宋沈括出使与辽交涉河东重新划界之事，此时驻牧在河东辽宋边界北部的正是乙室大王，说明河东辽宋边界地带由乙室王府负责，为乙室部族军驻守。

宋人记载辽军驻守情况中，在地理范围上主要集中于辽宋边境，这与辽宋南北对峙宋人不能轻易入辽境有关，故宋人较为了解的辽朝驻军多分布在边境地区。实际上，辽朝对北宋驻军范围更为广泛，五院部“大王及都监春夏居五院部之侧，秋冬居羊门甸”[1]384。六院部“隶北府，以镇南境。其大王及都监春夏居泰德泉之北，秋冬居独卢金”[1]384。乙室部“隶南府，其大王及都监镇驻西南之境，司徒居鸳鸯泊，闸撒狘居车轴山”[1]385。三大部族军空间分布是十分广泛的，不仅只局限于边境地带。

此外，《辽史》中有“糺军”一称，其载“边防糺户，生生之资，仰给畜牧，绩毛饮湩，以为衣食”[1]377。关于“糺军”是否为辽朝独立的军种，学界尚有不同意见。一部分学者认为“糺军”是一种特殊的军队①藤田丰八认为糺军代指一种军队，为“拓揭”及“绿旗军”，认为“契丹之糺军，当为柘羯之遗制，其名称当亦由柘羯而来者。（日）藤田丰八《释迦与塞与赫羯与乣军》，《史林》，1917年第10期。陈述认为“乣军之名，本取旗色。”乣军是为“青帜军”。陈述《乣军考释初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1949年。，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辽史》中的“糺”原意就为“军”，是辽朝戍边军队的一种泛称，并不是独立的军种[6]。糺军驻防时需要参与劳动生产，粮食多是自给自足，而辽南京地区是辽朝农耕经济的中心，部族军驻防的同时也参与生产，这与部族“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畋渔为生。无日不营，无在不卫”[1]361的记载十分吻合。故笔者认为“糺军”具体到南京、西京地区所指是五院、六院、乙室部族军的另一种泛称。

三大部族驻防北宋的兵力问题可进一步探讨。《北大王耶律万辛墓志铭》称其“四十万之军戎。咸归掌握”[7]154。《耶律宗政墓志》载：“二十年，为四十万军南大王。兵府浩繁，暂资统领。”[8]307南北院大王各领兵四十万，无论是在辽朝哪个阶段都是不现实的。墓志之所以这样记载多为彰显墓主人的显贵，这里南、北院大王所统领的兵力数字便是极其夸张的，辽朝总兵力也不及如此，故而不可信。“山后八军八百余里，南大王、北大王统之，皆耶律氏也。控弦之士各万人”[2]1015。也就是在辽宋边境地区五院部与六院部的驻军有两万左右，加之乙室部镇守南境一万兵力，约为三万精锐部队驻守防御北宋。

其他部族同样承担防御北宋的任务。辽南境还驻扎着其他小部族，如涅剌越兀部、斡突盌乌古部、梅古悉部、颉的部、北敌烈部、匿讫唐古部等[1]390-391。这些较小的部族大多属西南路招讨司统辖，驻扎在陕西榆林黑山一带。辽朝以小部族掺杂在三大部族驻防区附近共同驻守南境。《宣和录》中有载：“易州守城契丹亦众。涿易之间有牛欗寨，皆契丹素屯兵马去处声援相接。”[9]114-115在易州地区有众多契丹兵驻守，南面与涿州之间又屯驻少量的契丹兵以备相互支援。这些部族的驻守区域不属于三大部族军，说明镇戍的契丹兵是人数不多的小众部族军。易州、涿州等地都是辽朝防御北宋的军事重地，北上可通辽南京幽州，南下可进攻北宋雄州等地，军事战略地位突出。笔者猜测，辽朝在边境要塞插以小部族军驻守意指与三大部族军形成互援，进一步加强对辽宋边境重要军事要塞的控制。

辽南京地区奚军也有驻防。契丹建国前便已开始了对奚族的征服活动[1]2，奚人有“为契丹守界上”[10]1029的军事防御义务。之后，唐天复元年（901）阿保机世选为迭刺部夷离堇，“以太祖为本部夷离堇，专征讨，连破室韦、于厥及奚帅辖剌哥，俘获甚众”[1]1。阿保机征服了奚族东六部后，于太祖五年（911）正月，又亲率军征讨西部奚，“于是尽有奚、霫之地。东际海，南暨白檀，西踰松漠，北抵潢水，凡五部，咸入版籍”[1]4-5。奚族成为了辽朝的一部分，为辽朝镇驻边境。圣宗即位后，令奚王和朔奴率部协助北大王耶律休哥负责南面军务。统和十二年（994），改编“奥里、梅只、堕瑰三部为一；特置二勉部以足六部之数”[1]439。次年，东北属部兀惹叛命，奚王和朔奴奉命率部东征，战败而归，圣宗乘机削其官，“籍六部隶北府”[1]387，将奚军收为朝廷直管部族，加强了对奚军的控制。宋人记载中也有奚族驻南境的记载。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宋绶等使辽记：“由古北口至中京北皆奚境。奚本与契丹等，后为契丹所并，所在分奚、契丹、汉人、渤海杂处之。”[5]2253辽兴宗、辽道宗时期先后使辽的余靖、苏辙均提及奚王府位于南面。李攸记辽朝奚军“奚家、渤海兵不过六万”[11]314。

辽朝有私甲军，称大首领部族军。“辽亲王大臣，体国如家，征伐之际，往往置私甲以从王事。大者千余骑，小者数百人，着籍皇府。国有戎政，量借三五千骑，常留余兵为部族根本”[1]409。大首领部族军的任务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保卫辽朝亲王大臣，二是在战争时期补充兵员，抽调人数大概三至五千骑兵。在辽初期与北宋战争中大首领部族军也有参与，但并不作为日常驻守南面防御北宋的军队。大首领部族军在辽前期有一定随军作战的能力，辽中期以后便完全沦为了辽朝权贵的私兵，更多用以争权夺利的斗争，失去了对宋的作战与防御功能。

二、要地驻守宫卫军

宫卫军是辽朝另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辽史·营卫志》云：“天子践位置宫卫，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备兵军。崩则扈从后妃宫帐，以奉陵寝。有调发，则丁壮从戎事，老弱居守。”[1]362辽朝宫卫军为契丹兵且多为骑兵，《兵卫志》中有“宫卫骑军”条目，其载“十二宫一府，自上京至南京，总要之地，各置提辖司。重地每宫皆置，内地一二而已”[1]406。辽朝各宫卫设提辖司管理，但是各提辖司并非设在斡鲁朵本地，而是按照“重地每宫皆置，内地一二而已”的原则设立。辽宋边境地区提辖司的设置数量最多，辽朝腹地提辖司的设置反而较少，这说明由提辖司管辖的宫卫军逐渐被用以驻守四方、防御外敌。

辽宋边境宫卫军驻防尤多，显然宫卫军是辽防御北宋军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宫卫军对北宋防御的重点区域南京设有十一处提辖司①分别是弘义宫提辖司、兴圣宫提辖司、长宁宫提辖司、延昌宫提辖司、延庆宫提辖司、崇德宫提辖司、彰憨宫提辖司、积庆宫提辖司、永兴宫提辖司、敦睦宫提辖司、文忠王府提辖司。。辽会同三年（940）“契丹主次奉圣州，大阅诸州军，时山后五州兵半隶营卫”[12]44，故西京宫卫军设八处提辖司驻防管理②分别为弘义宫提辖司、长宁宫提辖司、延庆宫提辖司、崇德宫提辖司、彰憨宫提辖司、积庆宫提辖司、永兴宫提辖司、文忠王府提辖司。。此外，平州与奉圣州（河北涿鹿县）各有九处，中京只有两处，上京只有一处。对比来看，南京加西京地区的提辖司设置数量占辽朝总的一半，足以见得宫卫军是防御北宋的重要力量之一。

但是，目前学界的研究多强调提辖司的民事管理职能，杨若薇、李桂芝、津田左右吉都认为此机构并非专掌兵，而是诸宫卫下的一级行政组织，与一般国家所辖地方州县平级。但其实提辖司管兵与管民并不矛盾，和平时期管民，战时提辖司可以是征募蕃汉转丁从军的机构。至于提辖司“重地每宫皆置，内地一二而已”，笔者以为与辽代农业人口分布有关。所谓蕃汉转户、蕃汉转丁，是宫卫下辖的农业定居人口。《营卫志》中所说的“内地”，指的是契丹腹地，即上京、中京地区。这里的农业人口远不及南京、西京诸地繁盛，蕃汉转户较少，因而提辖司设置少是正常的。“重地”在这里是相对于“内地”而言的一个概念，很显然指的是边防要地。南京、西京诸地皆是边防要地，也是传统的农业区，蕃汉转户较多，他们战时会被提辖司动员当兵。

但是靠提辖司“有兵事，则五京、二州各提辖司传檄而集，不待调发州县、部族，十万骑军已立具矣”[1]402，这确实有夸张之处。《营卫志》云：“宫用契丹兵四千人，每日轮番千人祗直。”[1]375又《长编》载：辽朝降臣李信对宋廷奏报辽军兵力时说到：“内五千六百常卫戎主。”[5]1208宋人王易对辽廷宿卫的描述为：“大小禁围外有契丹兵甲一万人。”[12]317照此看来，辽帝的宫卫骑军至多数千到一万，远达不到十万人的规模。况且，从《辽史》记载来看，旧主一死，各宫卫人口存在被不断析分出去的情况，数量逐渐变少，规模随之萎缩。《辽史》所载宫卫人口数，应是将各宫卫在各自主人在位时人口鼎盛时期数值叠加计算所得，故“丁四十万八千，出骑军十万一千”有十万宫卫骑军，有误。综上分析，辽朝宫卫军本就没有《辽史》记载之数，而驻守辽宋边境的宫卫军数量更少，加之可能有万人左右。

辽朝初期，皮室军作为辽朝皇帝的宫卫部队而设立，承担守卫皇帝的任务。

太宗选天下精甲三十万为皮室军。初，太祖以行营为宫，选诸部豪健千余人，置为腹心部，耶律老古以功为右皮室详稳。则皮室军自太祖时已有，即腹心部是也。太宗增多至三十万耳。[1]738

辽世宗时期，为加强皇权，需要更加精锐的宿卫部队来专门负责自身的宿卫工作，故仿中原官制设“殿前都点检”与“禁卫长”逐渐取代皮室军。皮室军地位下降，成为了皇帝出征的前锋部队，不再负责皇帝的守卫任务。辽兴宗之后，皮室军作为一种特殊的兵种逐渐从宫卫部队中脱离出来，成为了辽朝镇戍边境的野战部队。辽道宗时期，皮室军作为对北宋防御的边境驻军已多见于史料之中，以下会有论述。辽道宗后，皮室军已完成从野战部队的转型，成为了对宋边境防御的专门军队，驻守在辽朝西南与宋交界地带。南京元帅府下有“南皮室军详稳司、北皮室军详稳司”[1]746。这说明辽南京道与宋交界处有皮室军的驻守。《契丹国志》也载：“燕山路备御南宋。置燕京都总管府、节制马步军控鹤指挥使、都统军司、牛栏监军寨、石门详稳司、南北皮室司、猛拽刺司，并隶总管府。”[13]236皮室军驻守在辽南京的幽州府附近及南面的牛栏山等辽宋边界，同样也驻守在辽朝西南地区，辽道宗咸雍九年（1073）“会宋求天池之地，诏（萧）迂鲁兼统两皮室军屯太牢古山以备之”[1]1515。次年（1074），“经略西南边，撤宋堡障，戍以皮室军，上嘉之”[1]1565。由史料可知，皮室军驻扎地多在辽宋边界附近，或是辽朝南面军事战略要地，与三大部族军形成互补，以防备北宋对辽朝的偷袭。

史料中已见关于皮室军数量的记载差别较大，关于驻守南境的皮室军的数量及规模，史料中记载也较为混乱。从《辽史》中记“御帐亲军”条下有大帐皮室军三十万骑，同时也属御帐亲军的属珊军更有二十万骑。《宋会要辑稿》则记为“皮室，约三万人骑，皆精甲也，为其爪牙。国母述律氏头下谓之属珊，有众二万”[14]9719。为此邓广铭先生对其考，认为《辽史》中所记皮室军数量是为夸张之数。皮室军的数量被《辽史》夸大了十倍之多[15]。《国语解》又载“皮室军制，有南、北、左、右皮室及黄皮室，皆掌精兵”[1]1543。辽朝官制分南北，左即北、右即南，故北皮室即左皮室，南皮室即右皮室。皮室军仅北南即左右二部，其数量在两万至三万之间。

三、防御先锋汉军

辽朝有汉军，并同样负责对北宋的防御。辽朝的汉军中汉人占主体，但并非指由汉人组成的军队，而是指辽朝按照中原军制编成的军队。之所以说辽朝汉军中汉人占主体，是因为辽朝的汉军中多半是辽初收编中原军队而来。较大的两次汉军收编分别是太祖神册元年（916）“收山北八军”[1]11，与太宗耶律德光收编后唐卢龙节度使赵德钧与赵延寿父子的兵马，“契丹主乃集山后及卢龙兵合五万人，使延寿将之。山后，即妫、檀、云、应诸州。卢龙，幽州军号”[16]9256。辽太宗“以延寿为幽州节度使，封燕王；及改幽州为南京，迁留守，总山南事”[1]1247。在随后与后晋的战争中赵延寿统领这支收编的汉军为辽征战，说明其完全归入了辽王朝军队的正式编制之中。收编之后的汉军并未迁往辽朝腹地，而是更多地屯驻在南境，《辽史》载会同二年（939）六月，“阅步卒于南郊”[1]48，这里辽太宗所阅南郊军队即是燕京收编的这支汉军。此外汉军中还包括南京的“禁军”，路振出使辽朝所见幽州“城中汉兵凡八营，有南北两衙兵、两羽林兵、控鹤神武兵、雄捷兵，骁武兵，皆黥面给粮，如汉制。渤海兵，别有营，即辽东之卒也。屯幽州者数千人，并隶元帅府”[2]1011。记载中南京八营的编制按照汉军编制而成，也被称为汉军。汉军以其在幽州的驻军位置分为南、北衙，幽州城大内以南兵称为“南衙兵”，以北称为“北衙兵”，汉军驻守幽州城有数千人。

辽朝的汉军多驻守在辽南京与西京地区，分布在辽宋边境重要的军事隘口，“雁门以北十余州军部落汉兵合二万余众，此是石晋割以赂蕃之地也”[17]9126。辽西京地区同样也有汉军的屯驻，“契丹、九女奚、南北皮室当直舍利及八部落舍利、山后四镇诸军约十万八千余骑”[18]9595-9596，其中，山后四镇当指其汉军。辽朝汉军大多原为河东中原人户，故驻守本地能更大发挥其步兵作战优势。况其屯户多以传统农耕经济为主，不适应辽朝腹地草原游牧生活，所以汉军屯驻南境符合辽朝统治的需要，也是辽朝统治者的最佳选择。

辽朝部族骑兵虽然十分勇猛，但是往往在与北宋作战中也需要汉军的支援。辽朝的汉军多以步军为主，对宋作战方式更为熟悉，也善于守御之策。在征战时汉军可作为前锋部队探听宋军虚实，配合辽军主力骑兵部队作战，从而形成联动防御。汉军作战能力不容忽视，辽朝所收汉军多来自于河东地区，史载“河东地险人勇，步兵为天下冠，可尽调以戍诸隘”[4]2347。此外，汉军主要为步兵，相对于骑兵来讲其主体为汉人，对中原工事更加熟悉，也更善于攻城与守城之术，是辽王朝驻守南境的重要军事力量，尤其是对北宋的驻防有重要意义。西京建立前，汉军归南京留守司节制，西京设立后，两京留守司分别统领所属汉军。但战时统领权归负责南面军事总事务的南京元帅府，无论何时，汉军最高指挥权始终在辽朝贵族手中，以防止汉军的叛辽。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在史料记载中便有汉军叛辽事件的发生，如“朔州威胜军一百七人叛入宋”[1]148。辽朝为进一步加强对汉军的监督，将部族军穿插在汉军附近，出现三大部族军、小部族军、汉军相互交叉分布，共同驻守于南境的局面。

四、辅军乡丁与临时属国军

辽朝有乡丁，乡丁的分布也集中在辽西京与南京地区。宋人余靖在《武溪集》中记载：“山后又有云、应、蔚、朔、奉圣等五节度营兵，逐州又置乡兵。”[3]305从余靖所说“逐州又置乡兵”来看，辽在“山后”地区每州皆设乡兵。宋人所谓“山后”，共有一府、八州，《辽史》中记载的西京道包括一府、十五州、一军。余靖所言“山后”诸州占辽西京辖区一半，可见西京道乡丁存在的比例很高，而且多是在与北宋接壤的“山后”诸州。又《宋会要辑稿》载：“（辽）幽州神武厅直并乡兵四百人来降。”[17]62自幽州而来有乡兵四百人投宋，《宋史》《长编》亦有相同记载。幽州是南京道的治所，所以可以肯定的是，辽朝南京道也存在乡丁。五京乡丁也可称为京州军，是辽朝防御北宋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征五京民丁组成，成年男子皆隶军籍，由南面官的枢密院及诸军司统领。乡丁和平时期负责农业生产、参与管理州县治安，一旦有战便应召组编成军。乡丁组成的京州军通常作为后勤补给军队，辅助前线骑兵作战，亦或作为军队出征前的工兵，负责砍伐北宋种植的防护林，铺平宋军所掘沟壕等任务，具有工兵的属性。

《辽史·兵卫志》中关于防御北宋的五京乡丁数量的记载主要是在辽西京与南京地区，如：

南京析津府，统县十一，辖军、府、州、城九，有丁五十六万六千。[1]423

西京大同府，统县七，辖军、府、州、城十七，有丁三十二万二千七百。[1]425

如上《辽史》所记南京析津府所辖军、府、州、县有乡丁共566 000人，西京大同府所辖的军、府、州、县有乡丁322 700人，数值十分庞大，不符合辽朝实情，从宋人的记载中也有印证。“乡兵义军不过三万”[11]315。李攸在这里提到了“乡兵义军”，其数量“不过三万”，由此观之，辽朝的汉人虽规定丁男皆为乡丁，但在实际的征召中兵员的动员力是有限的，也只有数万人承担乡兵之役。故《辽史》中称有一百一十余万乡丁，显然是不可信的。苗润博从史源上也论述了《辽史》中五京乡丁数是根据《地理志》所记户口折算而来，丁数严重不符事实，是由元朝史官妄加所成[19]195。笔者认同乡丁之数不实的观点，但五京乡丁确实存在。在北宋余靖、南宋李攸等同时代宋人记述中均有提及辽朝乡丁，这足以说明《辽史》中五京乡丁一条目并非虚构。五京乡丁中南京与西京地区因汉人较多，其乡丁数也是最多，只是数量远不及《辽史》所记。五京乡丁的存在体现了辽朝吸收汉人制度，并结合自身部族军的特点，调动乡丁共同保卫国家安全。

辽朝有相当数量的属国，他们分守诸州，东面“屯女罗、女真、新罗、百济、野人国、狗国、灰国、黑水国，西屯珠尔布固番、游猎国、沃济国、室韦国、托欢番、舒噜国、党项部族番、达靼国、川瓜、沙州、土番、遇野国土番、夹山土番”[11]315。辽朝属国有义务承担辽朝的边防任务，对宋防御亦是如此，南面有吐谷浑与沙陀军队驻扎在河东、河北边界的州县替辽朝防御北宋。《契丹国志》载：“其三部落吐浑、沙陁，洎幽州管内雁门以北十余军、州部落汉兵，合三万余众。”[13]249而《长编》载：“其三部落，吐浑、沙陁，洎幽州管内雁门以北十余军、州部落汉兵，合二万余众。”[5]605此外，《宋会要辑稿·蕃夷一》与《宋史·宋琪传》中记载同为二万，故《契丹国志》记载有误。

属国军并非辽朝直接统领的军队，与辽朝的统领关系也较为松散，属国军是辽朝临时调防或者有急需的战斗任务时调动的临时军队，并非常驻边防的辽属军队。属国军对辽朝的边防助力也具有不稳定性，《兵卫志》载：“辽属国可纪者五十有九，朝贡无常。有事则遣使征兵，或下诏专征；不从者讨之。助军多寡，各从其便，无常额。”[1]429在辽朝国力强盛之时或能发挥其作用，一旦辽朝国力衰弱，属国军往往诏而不来，不能算作辽的日常防御的驻军之一，只能认为属国军在防御北宋中发挥过一定作用，故在此略加提及。

五、辽对宋驻军特点

（一）辽军御宋数量大、比重高

北宋末的李攸在《宋朝事实》中对辽朝兵力作过估计：“其他方兵旅，大约计之，未必满三十万。且自诸京统军司，及寨幕契丹兵，不过十五万，奚家渤海兵不过六万，汉儿诸指挥，不过一万五千，刺字父子军，五指挥，不过数千，乡兵义军不过三万，刺手背、拣不中老弱兵，不过七千。然而分守诸州，及河东、河北接界州县。”[11]314-315因此书成书较晚，故对辽军兵力的评估更接近辽朝整体的兵力总数，是在二十万至三十万之间的。考虑到辽朝全民皆兵的特点，还有一部分可动员的潜在兵力，加之粗略估算，辽朝总兵力应是有三十万之数的，且终辽一朝，其总兵力的变化较小，维持在三十万左右。

辽朝又极重视对北宋的军队驻防，据零散史料记载，驻南境军队中三大部族军约三万、乡丁约三万、皮室军约两万五千、汉军两万、宫卫军约一万，加上其他军种的辅助驻防，除去短时间段的增减因素与乡丁动员能力，各驻军数量大概记之，辽朝澶渊之盟后对宋日常防御的军队人数在十万左右。契丹的兵力分配大概为“寨戍纵少，亦须十万，方可分守，外余二十万为战关之兵，若倾国而来亦须留三万人防守外”[11]315。对外驻防之兵最少用于十万之数，实际中还有三万战时留以守家之兵，故御外的总驻军数是高于十万的。而在辽朝边防驻兵中，其他面的防御人数亦只有数千人，用于南面防御北宋与西夏之数最重。从契丹降将论述辽朝对宋驻军形势中可知，辽对宋日常“九万三千九百余即入寇兵也”[18]9596。这里他所指“入寇兵”即辽朝驻防在辽宋边境地区的驻军，日常防备北宋的兵力便是如此。其数值记载与各驻军数分别相加大致相同，便可在宏观、长时段的概念中评估辽对北宋防御的驻军之数在十万左右，短时间内的增减都是存在且符合史实的，但整体性的把握更能纵观辽朝对宋驻军的特点。辽朝疆域辽阔，边境防御并非只对北宋，但在对北宋的军队防御却占到了全国兵力的三分之一，辽朝军队对宋驻军数量在总兵力中的高占比是辽朝防御北宋的重要特点之一。

（二）因俗而治、寓兵于民

辽朝得幽云十六州后，坚持寓兵于民的实边策略以御宋。“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1]685，辽朝以汉制治汉人的国策同样也运用到治边问题上，从而使原被战争破坏的幽云地区迅速恢复。这一系列的举措使“汉人安之，不复思归”[10]886，逐渐成为辽朝的属民。辽用以幽云安抚治理的策略是辽朝“因俗而治”的具体表现，同时也是辽朝制度包容性的体现。

辽朝邻国众多，戍边军队需求大，但是地广人稀、兵源不足的问题却成为了其戍边的一大难题。为解决这个难题，辽朝实行“寓兵于农”[17]4569①“秦、汉而下得寓兵于农之遗意者，惟唐府卫为近之”。“寓兵于农”之制在先秦之前便早已实行，秦汉继承，唐朝继续发展。至辽朝也有吸收，虽不如唐时期全面实施此政策，但在边境防御中辽朝确也有继承。的策略，边境地区兵民合一。兵与民的结合即是专业生产群体与专职士兵的结合，故辽宋边境屯户多为军屯。边境屯户闲暇时间从事耕种、放牧等生产活动，战争时国家征召即成兵员，从事行军作战任务，即：

边防糺户，生生之资，仰给畜牧，绩毛饮湩，以为衣食。各安旧风，狃习劳事，不见纷华异物而迁。故家给人足，戎备整完。[1]377

辽宋边境屯户称为糺户，他们平时负责南京、西京地区的农耕生产，在生活上自给自足，农忙外参加军事训练，以保证其战斗能力。糺户各自屯驻在所属领地，不轻易地迁移，是边境日常驻守十分稳定的防御力量，战时能组成军，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武装力量，如宫卫军、五院部、六院部、乙室部军队，这种“兵农为一，寓兵于民”的戍边制度有效解决了军队兵源不足与戍边军队需求大的矛盾。

（三）多类型、多兵种共同防御

辽对宋防御军队的类型是多样的。首先，从军队的类型上划分，有部族军、宫卫军、汉军、乡丁及其他类型的军队。其次，从兵种上划分有骑兵、步兵、工程兵等。骑兵是辽朝的优势部队，是其以武立国的基础，也是辽朝防御北宋的核心部队。步兵在防御北宋中也充当了重要角色，汉军中以步兵为主体，分别驻守在辽南京与西京地区，辽朝步兵的防御主要集中在山后，军队仍是以辽初所收编的中原军队为主，军队的兵源主要来自河东地区，是一支颇具战斗力的军队。汉军更善于驻城防御，故在辽西京地区，辽朝的军事防御工程也甚是繁密。所谓工程兵，主要执行军事后勤保障任务。辽军中承担着工程兵角色的是乡丁。乡丁日常参与民事生产，战争时往往为先行部队负责疏通道路、挖掘工事及运输物资。

（四）驻军多靠近河流、草场

辽朝部族军多为骑兵，军马的饲养依赖于草场与河流，所以部族军驻地往往是草场丰硕、水源充足的地方。在最南面与北宋直接接壤的地方尤其如此，辽朝部族军与汉军交叉存在，汉军的驻扎依赖农耕种植经济，而骑兵多依赖草场与水源，故二者驻区会出现相互交叉的情况。这样的方式不仅能使辽军最大化地利用自然条件发展自身，也利于辽朝部族军对汉军或其他军队的监督。此外，为保证部族骑兵的机动性，辽道宗咸雍四年（1068）三月，对汉军耕种也作出了要求“诏南京除军行地，余皆得种稻”[1]267。辽朝对南京道军行地实行了特殊的保护，不允许耕种水稻，以防阻碍战马的驰骋。

结论

北宋始终是辽朝驻军防御的重点，澶渊之盟以后辽日常对宋驻军约十万左右。辽对北宋的驻军分布在辽南京道与西京道，三大部族一字排列，山后乙室、五院、六院部族军，汉军驻守在辽宋前沿边界地区，其他小的部族穿插在三大部族军与汉军之间，往往在重要军事隘口加强驻防，多种军队相互交叉布防还能起到互相监督的作用。对宋驻军的相互关系上，部族军与州县军有各自的管理机构与统兵机制，但随着辽朝在南京、西京地区对宋长期的驻守，地方上的部族军与州县军的管理有由分治到统一管理的发展趋势，辽对宋边境设立防御的区域性最高军事统领机构正是其重要原因。军队更是以精锐的五院、六院与乙室部为核心，加之宫卫骑军对南京与西京地区的加强驻守，共同成为南面安全的保障。此外，汉军中多源自河东兵士，知宋长、善防御、作战能力强，故而汉军驻守在较前的辽宋边境地区，为辽军先锋。辽朝在与宋边境地区仍驻有相当数量的乡兵，闲时负责生产，战时可转为兵投入战斗，辅助辽军主力部队作战。总之，辽朝以三大部族军为主体，配合汉军与其他军种严守辽朝南境安全。驻军特点上，辽朝对宋驻军分布范围广、驻军数量多、军队种类多，多兵种联合共同驻防。这种军队防御体系既体现了辽对宋以兵驻防为核心的防御策略，也体现出辽朝的军事特色。辽对北宋的驻防是成功的，充分发挥了其游牧骑兵优势，又吸取了中原汉军防御的经验，融合二者共同体现在边防策略之中，保证了辽朝百年的国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