豳州驿(笔者摄于2020年11月)圆瑛的佛教入世转型实践

□朱昭平

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人’的学问，重视现实的人与人生问题是传统文化最根本的特质。”(洪修平：《中国儒佛道三教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3页)这种文化注重现世的人生，探索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人性、人的价值、人的理想、理想人格的实现以及人的生死、自由与解放等根本问题。本质上追求出世解脱的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中国传统文化强大凝聚力的感召下，铸造了它突出主体、肯定现实人生的入世精神和现实主义品格，“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出世不离入世”，“入世以求出世”成为中国佛教的基本信条和行为准则，近现代中国佛教的入世转型就是在这种认知下的一次文化复归，圆瑛是提倡佛教入世转型的杰出代表。

圆瑛(1878～1953年)是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以讲经说法和从事佛教社会活动而著名。1914年后，他曾主持过宁波七塔寺、天童寺、福州雪峰崇圣寺、鼓山涌泉寺、法海寺、林阳寺、南洋槟城极乐寺等名刹，担任过中国佛教总会参议长、会长、中国佛教协会首任会长等职务，也远赴南洋、日本和朝鲜等地进行弘法。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圆瑛被视为佛教界保守派的代表，与代表革新派的太虚在复兴佛教的理念上有所区别。但即使这样一位看似守旧的高僧，在佛教与社会的关系上，依然选择的是入世救世。有学者在总结圆瑛的一生时就曾这样评价到：“圆瑛以佛教为本位，反对有人把佛教称为‘消极’‘迷信’‘厌世’的看法，力主佛教是积极的，入世救世的学说。只因在当今物欲横流，人心不古的情况下，人们看不懂佛书，佛教宣传不够，贤举之士不出，乃使佛法不显，而不得昌明。所以欲要救世，就要昌明佛法，以大乘佛教菩萨行的实践，匡正人心，积极生活，以佛学为最高原理，为文化中心，提倡办僧教育，加强丛林建设，总之积极参与是佛教的入世特征。”(黄夏年主编：《圆瑛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页)

近现代基督宗教在华的传播活动为圆瑛振兴中国佛教提供了可以参照和借鉴的样板。在对待基督宗教的态度上，圆瑛颇为开明。他利用自己在佛教界的地位和影响，号召当时保守的寺院长老要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学习基督宗教在社会服务各项公共事业上的宝贵经验。1936年3月16日，他在《佛学半月刊》上发表了《告诸山长老书》一文，其中讲到：“因佛教都一向注重小乘，但求自利独善其身，少作大众救世事业，与国家社会不相接近。而天主耶稣各教，流入中国在后，而能得多数人民之信仰者，因积极创办慈善教育各事业，故得政府之拥护，人民之信仰。我佛教徒未有救世事业所以不生信仰。圆瑛有鉴于此，故三十年来大力提倡大乘佛教，有欲实现救世精神。唤醒世界。组织机关，在浙闽两省开办国民小学，创办宁波佛教孤儿院、泉州开元慈儿院、龙山职业学校。国民政府成立，组织中国佛教会，领导全国佛教徒，一致团结。对内整顿教规宣扬教义，对外创办慈善赈济教育公益各事业。现在大好年中宣扬我佛教义，社会信佛之人日见增多。由创办入世事业，社会诟病佛教之人，渐渐减少。惟愿武汉诸山长老，领导各县佛教徒体佛教慈悲宗旨，挽回世道救正人心，实现大乘救世之精神，则幸矣。”(明旸主编：《圆瑛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第128页)圆瑛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用心良苦。当时中国佛教处于时代的急剧变迁之中，形成了保守和改革两大阵营，以杨文会和太虚为代表的是改革派，以一些封闭的诸山长老为代表的是保守派。两者的主要分歧就在于是否能够顺应形势，向蓬勃发展的外来基督宗教学习，做救世利人的公益事业。如果一味地排斥基督宗教，漠视时代的进步，不但得不到国家和社会的认同，而且连佛教徒的信仰都会被动摇。圆瑛不仅说明了要以开放的心态向基督宗教学习的重要性，还介绍了自己卓有成效的做法，包括兴办教育事业、慈善事业等。当然，他最希望的是诸山长老能与他一样以实际行动来做佛教的入世事业从而振兴佛教。

圆瑛在其弘法利生的一生中经常讲演大乘佛教的精深义理。他曾在《佛教月报》上发表《促进佛教大乘思想》一文，谈到当时社会思潮并起，有倡自由的、言平等的、崇博爱的、主共和的，这些思潮各自宣扬自己，相互激荡，但在圆瑛看来，都可以导归至大乘佛教的理趣。他解释到：“大乘菩萨以慈悲为根本，以利生为事业，以六度为行门，以四摄为化导，视众生为一己，举法界以为家。众生未出轮回，菩萨不成正觉。慈者与一切众生之乐，悲者拔一切众生之苦。不分人我，罔间亲冤，而平等自由共和博爱。摄其宗旨，慈悲二字足以蔽之。是知佛教之于社会人心，大有裨益。”(《圆瑛法师年谱》，第128页)但现实情况是佛教在我国当时并不昌明，他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人们不精研佛教义理，只是随声附和，甚至指责佛教是迷信，二是佛教僧尼多局限于自了自度的小乘，以出世离名为要。所以走出佛教这一困境的路径是：“欲促进僧界大乘思想，潜消世人诟病，会性相各宗，融真俗二谛。不离世间广行方便，不存私见饶益众生。……我僧界当此之时，慎勿长抱小乘之思想，不发大乘之宏愿，此余所仰望于我十方同侣者焉。”(《圆瑛法师年谱》，第128页)

圆瑛也曾在《佛教大乘慈悲救世》一文中指出，现今中国佛教会，要实行大乘佛教，发扬救世精神。他说：“大乘之理，平等广大，佛教众生，依大理，发大心，大心即平等大慈大悲是也。慈能与乐，悲能拔苦。”(《圆瑛集》，第3页)大乘佛教的弟子要积极入世，发平等大慈悲心，视大地众生，皆如一子。要以大慈悲心，修大慈悲行，为一切众生，与乐拔苦。更要以慈悲之心，指引众生离苦之法，那就是修习戒定慧三无漏学。他还结合国内外的时局进行解说，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酝酿已久，一触即发，如果不提倡大乘佛教的慈悲救世之道，那么世界众生则会遭受更深的苦痛。国内八省也发生了水灾，灾民处于煎熬之中，中国佛教界应及时伸出援手给予赈济。

从宏观上看，近现代佛教的入世转型实践，使佛教从衰败的境地中逐渐恢复了生机，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认可。佛教形象从出世修行转为入世救世，提倡发挥佛教在人生、人间、人世中的积极作用，利乐有情，庄严国土，建设人间净土，促使佛教走上了“人间佛教”的发展道路。这一道路“以面向现代社会和人生为主要特征，以创办新式教育、融贯现代科学文化精神、借助现代传播手段来弘法传教，努力契合现代人的心理和精神需要，关注人生，服务于社会，并在随应时代的不断除旧创新中赋予佛教以新的活力、开拓佛教在现代发展的新途径。”(洪修平：《中国佛教文化历程》，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96-297页)时至今日，“人间佛教”仍然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主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