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生态思想的立论之基、核心论题及目标向度*

赵孟磊，李国锋

（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作为马克思主义形成起点上的一部代表性著作，是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回顾和梳理自己的思想以及弄清正在思考的问题而创作的一个未完成的手稿，是马克思思想演变和发展过程中一次极具开创意义的重大转折与艰苦探索，是马克思发动存在论革命的关键一环和创建新哲学世界观的根基，既蕴含着新思想的萌芽，又不可避免地具有旧思想的痕迹，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充满了传奇色彩，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手稿》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理论发源地和真正诞生地，是马克思把生态思想的哲学、经济和社会三大维度有机地贯通为一个统一整体的初步尝试。科学研究《手稿》中的生态思想对于构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体系和夯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根基具有理论价值，对于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实践意义。

一、对象性理论是《手稿》生态思想的立论之基

马克思在《手稿》中的生态思想受到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深刻影响。马克思从“对象性”这一哲学命题入手，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诠释为经由感性对象活动而创设的一种对象性关系。对象性理论作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点的初步拟定和劳动立场的本质确立，是体现《手稿》主要内容的一大理论成果和贯穿整个《手稿》的基本线索，为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理论视域。具体来说，这一理论是马克思把纯粹“对象性活动”原则和“感性对象性”原则加以改造而成的一种理论。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改造并非机械式的单纯理论整合，而是在对扬弃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和以隐晦形式超越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所实现的一种具有原则高度的哲学创造。

黑格尔是人类思想史上第一位真正把“异化”作为哲学范畴加以探讨的思想家，并将异化同对象化、外化混淆起来加以使用。换言之，黑格尔主要是在对象化、外化的意义上使用异化。从理论逻辑来说，对象化是异化的基本前提。所谓“对象化”，主要是指自我意识外化为物性的整个过程。纵观整个黑格尔哲学体系，自我意识是人的本质，物性是一种抽象的物，是自我意识对象化而产生的一种思想上的创造物，而非现实地存在于客观世界中的某种存在物。这就直接预示着扬弃异化和重新占有人的本质具有扬弃异化与对象性的意义。换言之，在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理论境域中，作为主体的人并不是现实的人本身，而是非对象性的存在物，即抽象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对象化的自然界也不是现实的自然界，而变成唯灵论的存在物，即抽象的自然界。但是，马克思并非彻底否定黑格尔哲学，而是高度肯定黑格尔哲学所具有的深厚的历史感，因为黑格尔把劳动原则提升到人的本质层面加以探讨和分析。正如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205但黑格尔的整个哲学体系却是“哲学精神的自我对象化”，黑格尔语境中的劳动是从德国古典哲学发展起来的对象性活动思维，即纯粹思维的对象化，因而这种劳动并非人的物质生产的劳动实践，只是一种劳动的思想物。针对黑格尔哲学的纯粹思维即意识的对象化，费尔巴哈把“感性对象性”作为其哲学体系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是费尔巴哈相比于黑格尔哲学所能达到的本质理论高度。在“感性对象性”原则的指导下，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感性对象性关系。从人与人的关系来说，他人在你之外并非奴役你的异化力量，而是你本质力量得以确证的一种对象性存在；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说，自然界并非外在于人并作为人类征服对象的纯粹自然界，而是客观的人本身。马克思高度肯定了“感性对象性”原则，但也运用委婉的方式指明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内在缺陷：“正像人的对象不是直接呈现出来的自然对象一样，直接地存在着的、客观地存在着的人的感觉，也不是人的感性、人的对象性。”[1]211“感性对象性”原则生成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感性对象性关系是一种脱离现实个人对象性活动的抽象关系。也就是说，费尔巴哈并未解决自然界如何从天然自然演化为打上人的主体烙印的人化自然，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对象性存在这一问题。自然界起初并非与人这个类存在物相适合地存在着，而是现实的人通过自由自觉的对象性活动或劳动实践把自己的本质力量设定到自然界上，使自然界最终表现为人的作品。

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纯粹“活动”原则和费尔巴哈“感性对象性”原则进行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本质性地生成了“感性对象性活动”原则（简称“感性活动”原则，即后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劳动、实践观点）。“在‘感性活动’的全新境域中，人与自然……共同构筑起一个须臾难离的生存共同体……达成一种和谐共生、良性循环、永续发展的圆融状态。”[2]作为马克思转向实践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对象性理论是马克思在批判性继承“感性对象性”原则和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和“活动”原则的基础上所能达到的核心理论基点，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根本超越，因而其对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把握是一种现实的、能动的和辩证的把握。

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象性关系”蕴含着自然和社会两种属性。一方面，自然性是这种关系的基础层次。先于人类历史而客观存在的纯粹自然作为一种“物质实在”，具有相对于人而言的优先存在性与本原地位，是整个人类社会赖以延续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与外部环境；“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作为一种有血有肉的“自然存在物”，起源于自然界并对其具有无法割舍的深刻依赖性。人的自然性决定了他为了满足肉体需要必定要从外部自然界中获取生存资料，这直接反映出人在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过程中要把自然界作为肯定和确证自身生命本质的感性对象，在此基础上作为自然的人本身也成为感性的外部世界的现实对象。正如马克思指出：“说一个东西是对象性的、自然的、感性的……或者说，它自身对于第三者来说是对象、自然界、感觉，这都是同一个意思。”[1]210所以，人与自然自发形成了以人是自然存在物为基础的纯粹自然的“感性对象性关系”，但这一较低层次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提升为更高层次的辩证统一。一方面，在这个层面上，人作为一个纯粹自然存在需要依赖自然产品以维持生命机体的正常运转；自然界尚未被真正纳入人的对象范围也几乎未被人类历史进程所影响，人与自然是天然统一体并具有狭隘的直接同一性。另一方面，社会性是这种关系的更高层次。人在自然界中经历了持续的生存斗争和漫长的演变历程之后，逐渐成为一种不同于一般自然存在物、具有自我意识和劳动特质的类存在物。人的社会性不断地把人自身从自然界中分化并进一步“提升”出来，能够同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把人自身的类和他物的类视为自己的客观对象。就理论领域而言，人可以把自身之外的自然界视作自我意识的对象，通过意识活动的能动作用即人的意识所特有的积极反映世界的能力把自然界对象化为人关于自然界的知识体系，而动物无法从事自我意识的对象性活动且与自身生命活动具有直接同一性。“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163就实践领域而言，人又能够把自身之外的自然界作为物质生产的劳动实践对象，按照任何种的尺度和美的规律来构造和再生产整个自然界，这种生产是一种不受肉体需要影响的真正生产和人的劳动；而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来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崽所直接需要的东西，这种生产是一种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影响下所进行的片面生产和本能活动。

由此可见，对象性关系所蕴含的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都深刻反映出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意味着自然界在人之外并不是与人相对并反过来统治人的异己力量，人从自然界身上看到的是自身的本质，自然界也成为一种凝结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存在”。马克思通过对象性理论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即自然对人的客观本原性和根本制约性以及人对自然的深刻依赖性和价值主体性。

二、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生态批判是《手稿》生态思想的核心议题

在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中，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说，人作为自然界的存在，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自然与人的关系来说，自然界作为人的存在，是人的无机身体。但为什么在人类社会迈入资本主义阶段之后，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一种有机统一的对象性关系逆转为单纯敌视的对立关系？换言之，人与自然的对立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这实质上可以追溯到异化劳动。需要注意的是，异化劳动是在“资本和劳动”发生对立的前提下产生的一种具有强制性和压迫性的劳动。虽然异化劳动产生于资本主义阶段之前，但人与自然的对立在那时只是一种“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1]182。只有到了资本主义阶段，异化劳动造成的人与自然的对立才以一种矛盾的形式真正凸显出来。马克思从当时的客观经济事实出发，揭示了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条件下人与自然之间对象性关系的异化，这构成了《手稿》生态思想的核心议题。

一方面，异化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对象性关系异化的深层根源。马克思从劳动产品的异化这一现象导入推出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而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又从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推导出人的类本质的异化，最终直接推出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异化。马克思在对异化劳动四重规定性进行层层逻辑推导的过程中阐明了自然界对人而言的生存论意义。自然界作为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现实基础，既为人类最基本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提供了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也为人类生活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资料和外部环境。如果没有物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的生产，那么人类文明走向毁灭成为一种必然。但人在物质生产实践过程中相比于动物所具有的自由自觉的主体地位和社会属性等独特优势都在自我牺牲和自我折磨的异化劳动中变成了内在缺陷，即“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1]160。在原初意义上，人的生产是一种不受肉体需要影响并懂得按照美的规律和任何一个种的尺度而进行的真正意义上的生产活动，而动物的生产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在直接肉体需要的影响下而进行的一种片面的本能活动。在异化劳动中，人从具有主体性的社会人降格为同动物一样的自然人，把自己的类本质变成了一种维持肉体存活的手段，把作为自己无机身体的自然界变成了工人获取生存资料和资本家谋取物质财富的工具。工人为了生命机体的正常运转必须通过占有外部自然界而进行物质生产的劳动实践。这种异化的物质生产的劳动实践越多，工人自身就愈发地丧失对象，导致自然界变成了异在于人之外并与人分离的统治力量。自然界在工人这里表现为一种异化状态，在资本家那里也必然表现为一种异化状态。资本家为了谋求利润的增长和财富的增加，必然要对工人进行最为残酷的压榨，疯狂地占有外部自然界。由此可见，在异化劳动条件下，工人对自然界的无偿占有、资本家对自然界的恣意掠夺以及自然异化（人化自然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非正常状态）的不断加重是人与自然之间对象性关系异化的深层根源。

另一方面，私有财产是人与自然之间对象性关系异化的直接原因。在私有财产条件下，工人和资本家的生命活动主要表现为生命的异化，并陷入这种异化所造成的生活无意义化中，因而其生命活动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异化的社会现实。人对人的本质规定性、生命活动、劳动产品以及感性的外部世界的占有都被狭隘地理解为一种直接而片面的占有，导致人自身也以一种片面的方式和非主体化的人表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人与外部自然界的关系是一种异化关系而非“人的关系”。人类的五官感觉只是为了满足粗陋的实际需要，人类的主观感受也只能通过直接而片面的占有方式来完成，人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性与感性丰富性，从而表现出“一切肉体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1]190。因此，自然界在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条件下不再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也不是人的无机身体和现实生活要素，而变成了只具有征服意义的纯粹客体。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一种互动共生的对象性关系异化为敌视分离的对立关系。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只有在被人类直接而片面地占有或被视作谋求利润增长和创造物质财富的资本的过程中，自然界才是属人的自然。自然界只是在纯粹有用性的意义上被理解为属人的自然，这种极其狭隘和片面的理解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从侧面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对象性关系的严重变异。

马克思在剖析人与自然之间对象性关系异化的深层根源和直接原因的基础上，揭示了这种关系得以异化的主体性诱因在于人的需要的严重变异，外在动因在于自然科学或科学技术的严重变异。就前者而言，在对象性关系的本质境域中，人的需要不再是一种永无止境的贪婪欲望，而是肯定和确证了人的本质力量的真实的和丰富的需要。在私有财产条件下，资本家不惜一切手段不断地生产新的需要，并通过广告宣传不断地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影响人们的消费方式和消费习惯，这就促使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一种新的人身依附关系。概括来说，消费活动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保持着一种永恒的结构。这种消费控制使个体日益远离社会，加剧着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导致人的关系被物的关系所吞没。马克思对此强调：“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获得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1]223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成为人的唯一需要，因为它具有购买一切东西和占有一切对象的特性。所以，人类的“一切情欲和一切活动都必然湮没在贪财欲之中”[1]227。在这种贪图财富和逐利欲望的驱动下，资本家不再按照人的真实的和丰富的需要进行科学合理的商品生产，而是通过大众文化对整个市民社会进行潜移默化的引导，消除人们在思想上的独立性和自主判断能力，使其接受资产阶级所宣扬的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念，从而不断地生产新的商品，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对工人来说，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商品生产促使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为工人的生活环境，导致工人回退到充满污浊毒气的穴居状态。就后者而言，自然科学或科学技术与以大规模使用机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工业具有密切联系，通过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对人们的生活实践进行深层次改造，但“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1]193。作为先进生产力的重要标志，科学技术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向前演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克思曾对科学技术的伟大历史作用做过高度概括，认为科学技术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历史的不断进步。因为它改变了社会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人们的劳动形式和社会经济结构，意味着人们增强了改造自然的能力和创造了更多的物质财富。但马克思也指明了自然科学在私有财产条件下表现为一种具有无限威力的异化力量，因而主要以异化的形式发挥历史作用。自然科学依靠工业实践深层次地改造人们的现实生活。“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1]192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们只看到工业推动物质财富增加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它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由此可见，人们在工业实践中也是从效用、功用或纯粹有用性的意义上去把握自然科学，这就势必造成科学技术的严重变异。科学技术变成人类最大限度地掠夺自然、创造物质财富和满足自身需要的一种手段，给自然环境造成了史无前例和最大规模的破坏。自然科学在摆脱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桎梏之后，人们也不再是从纯粹有用性的意义上理解自然科学。它在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之后，二者之间的对立将消除，从而成为同一门科学，“因为它们实际上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其研究对象成为同一个对象——人和自然界，而这一根据就是人和自然界之间的‘对象性关系’”[2]。

三、共产主义是《手稿》生态思想的目标向度

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条件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由一种和谐共生的对象性关系逆转为二元对立的对象关系。马克思在剖析人与自然之间对象性关系异化的过程中，又指明了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之谜的解答。作为扬弃私有财产和人的自我异化的共产主义实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矛盾的双重解决，是人、自然和社会逻辑生成与历史演进的价值旨归。

一方面，人的自我异化暗含或预示着人与自然之间存在关系的严重变异，所以扬弃人的自我异化是共产主义的基本内涵和首要任务，即“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1]185。马克思之所以将“私有财产”与“人的异化”这表面看来似乎不同的两大概念直接在等同语境中使用，是因为一方面私有财产和人的自我异化的活动即异化劳动在资本主义阶段是互为前提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但需要注意的是，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在产生的根源上是不能等同的。如果在逻辑层面探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根源，那么前者是后者的根源，后者是前者的结果和产物。换言之，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得以产生的现实根据，创造了人与人之间异化的私有财产关系。异化劳动意味着作为主体的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活动已经发生异化，私有财产则表明自身是异化劳动客观的物质表现形式，所以对私有财产的扬弃应建立在对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的基础上。虽然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现实存在状态，但它们都是人的本质力量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种特定表达方式。因此，对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扬弃意味着对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的再度强调，意味着人本身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另一方面，粗陋的共产主义和政治、经济性质的共产主义虽然都主张否定私有财产和消灭私有财产，但从根本上说，粗陋的共产主义试图通过私有财产的平均分配来消灭私有财产，其直接结果是私有财产的普遍化，其实质是从私有财产这一基本前提出发将其推广到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导致每一个成员成为资本家或每一个成员成为无产者；政治性质的共产主义虽然主张依靠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扬弃私有财产，但政治解放并非普遍的人的解放，即所有社会阶级和所有社会成员的解放，而只是资产阶级这个特定的阶级解放自己而实现自身的普遍统治，因而其实质在于把人的政治权力作为私有财产是否扬弃的衡量标准；经济性质的共产主义试图运用经济权力取代政治权力作为私有财产是否扬弃的衡量标准，依旧受到私有财产的束缚。由此可见，粗陋的共产主义和政治、经济性质的共产主义并未理解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并未从本质上触及作为其现实根基的异化劳动本身，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的异化状态。

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在扬弃人的自我异化的基础上，又消除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矛盾，其核心内涵是“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1]185。在《手稿》中，“自然主义”意味着自然界是世界唯一的真正本体；“人道主义”意味着人是世界一切创造物的主体。而“完成了的”是“全部实现了的”意思，这意味着人与自然、人与人对象性关系的最终达成。共产主义在扬弃私有财产和人的自我异化之后，劳动从一种为资本家创造货币财富的异化劳动复归为自由自觉的类本质活动，即“感性对象性活动”。“感性活动”创设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感性对象性关系。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象性关系来看，自然界就是客观的人本身，人是人的自然界。从人与人之间的对象性关系来看，“对象是他的公开的本质，是他的真正的、客观的‘我’”[3]。在扬弃私有财产和人的自我异化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达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状态。在这种对象性关系的和谐状态中，自然界成为“另一个对他来说感性地存在着的人”[1]194，人类历史进入人化自然的终极理想状态，人与自然在本质上最终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生态人”；人与人的关系也不再是一种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经济关系，人与人摆脱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纯粹敌对和彼此漠视的异化状态，最终达成一种和谐相处和稳定有序的社会状态。马克思还指出，共产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体系和社会制度，而且还是一种消灭现存状态的现实运动。而实现共产主义这一运动的主体力量就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遭受资产阶级的暴力统治而变成人类异化状态的极端表达形式，进而成为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共产主义的现实革命力量。马克思主张通过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建立普遍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形态，消除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对象性关系的异化状态，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历史统一和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综上所述，马克思在《手稿》中以对象性理论为根基，阐释了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应然状态，以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生态批判为核心议题，剖析了人与自然之间对象性关系异化的实然状态，以共产主义为目标向度，强调了人与自然之间对象性关系复归的必然状态。马克思《手稿》中的生态思想实现了哲学、经济和社会三大主题的有机统一，在历史发展维度上具有前瞻性的基本特征，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作为一个实践唯物主义者不同于一般环境保护主义者的理论视野和价值立场，对于当代中国的生态治理和全球生态危机的有效化解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无论现在的生态环境与马克思当时所处的情况多么不同，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他的方法、他解决社会和自然相互作用问题的观点，在今天仍然是非常现实而有效的。”[4]因此，我们要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征程中努力“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