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与北方》：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工业小说中的共同体想象*

刘 爽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维多利亚时期是英国近现代最富变化的历史阶段。这不仅意味着政治经济生活领域的巨变，也意味着人们认识方式、思维框架和情感结构等精神领域的变革。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地展开，英国社会财富和阶层分化不断演变，传统与秩序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文学家们以敏锐的心智捕捉并反映这一社会转型期的种种矛盾，工业革命与农耕经济、城市与乡村、北方与南方、现在与过去，构成了十九世纪英国现实主义作品的根脉。工业小说便是其间兴起的一个创作流派，作家们聚焦工业革命题材，在作品中剖析维多利亚时期工业革命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以狄更斯的《艰难时世》为代表，大多数维多利亚小说对于工业革命的揭露多过赞誉，但盖斯凯尔夫人极负盛名的代表作《南方与北方》却别开生面。

《南方与北方》讲述女主人公玛格丽特由于牧师父亲的工作变动，从英国南方乡村赫尔斯通举家搬到了北方工业小镇米尔顿。在与米尔顿人交往，特别是与当地工厂主约翰·桑顿从对峙到倾慕的情感纠葛中，玛格丽特寻找到内心的新秩序，最终与桑顿先生携手，以爱情盟约的仪式实现了南方与北方的融合。在盖斯凯尔夫人笔下，南方与北方不仅仅代表两个纯粹的地理概念，而且还是指向新旧生产方式、新旧价值观念的交锋与对峙。女主人公玛格丽特由南向北的空间位移，以及主人公们在不同空间经历的异质碰撞及其行动选择，标志着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社会个体经历的思想冲击和精神嬗变。

盖斯凯尔夫人构置了南方与北方互为镜像的文本异质空间，并将文本异质空间的叙事策略作为反思历史、介入现实的一种方式，由此探察生命个体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生存与成长的种种可能。在这部对话体小说轻松的皮肤之下，蕴含着作者直面地域差异、性别冲突、劳资矛盾等社会问题的勇气，而圆满的爱情结局透射出作者调和阶级矛盾、建构和谐关系的理想愿景，反映出以盖斯凯尔夫人为代表的维多利亚时期工业小说家建构共同体的文学想象。本文从空间、性别和政治三个维度探讨小说中共同体书写的文本策略和社会价值，阐明其包容他者的共同体构想不仅指向性别共同体所代表的家庭契约模式，而且蕴含着一种超越地域的关系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理想，这一方面回应了英国十九世纪初的社会团结问题，同时对身处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的我们也有启示意义。

一、空间共同体：互为镜像的南方与北方

显然，盖斯凯尔夫人笔下的南方和北方，并不与真实社会中的物理空间完全对应。她借助小说文本和读者的阅读体验，构建了互为镜像的两个空间，这种透射着作者价值取向和文学关怀的异质空间，成为小说家探讨社会问题的一种叙事策略，并且在男女主人公精神成长的过程中呈现出一定的内涵指向和叙事功能。

福柯认为：“在任何文明中，都存在着真实的场所和现实的场所，它们被设计成为社会的体制以及实际实现了的乌托邦。在任何文化中，某些真实的位所，以及所有其他真实位所，它们同时呈现出来以引起争议，甚至被颠倒过来，进而形成一些外在于所有场所的场所类型，即异质空间。”[1](P22)所谓异质空间，与福柯的“乌托邦”相对，它尽管保留着场所的局部化特征，但又全然不同于它们所意指或反映的位所。如果说乌托邦指向现实社会以外的、遥远的、理想的虚构空间，那么异质空间则是嵌入社会内部，使某种理念、理想、文化或关系成为现实的空间场域。福柯以镜子的比喻进一步厘清异质空间的性质与功能。他指出：“由于镜子，我发现了自己并不在的那个‘我’所在的地方，因为我看到自己就在那里。从停留在‘我’身上的这一注视中，我回到了自身，并再次将眼睛转向‘我’自己，同时重组了我在那个地方的‘我’自己。”[1](P23)此处“镜子”呈现的就是异质空间的功能。在《南方与北方》中，现实位所分别代表着各种异质因素聚集的关系场域，“南方”与“北方”以其丰富而复杂的社会文化表意功能，构成互为镜像的一对异质空间，而异质空间所具有的隐喻功能又赋予“南方”与“北方”独特的叙事意蕴。

风景怡人的南方乡村赫尔斯通是女主人公玛格丽特自幼生活的地方，小说前五章以直接或间接笔法多次描写了赫尔斯通的自然景观。即使九岁之后她跟随姨妈长居伦敦，繁华都市和富裕的物质生活依然不能抵消她对家乡的向往和热爱。当友人亨利·伦诺克斯问起她家乡的样子时，玛格丽特首先是拒绝的，“我没办法和你描述我家里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那不是能够和你讨论的事情，因为你对那里毫不熟悉”。[2](P9)玛格丽特对于外人的打探拒绝回答，“它是我的家乡，没法用语言形容”。的确，赫尔斯通甚至连一个大点的村庄也算不上，有一座教堂，玛格丽特的父亲是那里的牧师；教堂旁边有几处房子，房子的外墙上都长满蔷薇。就是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简朴村落，对玛格丽特而言却有着“丁尼生诗里才有的样子”。她和父亲“在开阔的公园里行走，沐浴着温暖的阳光，看着阳光之下充满生机的花草，和自在奔跑的各种野生动物……她为这片生机盎然的森林而自豪”。[2](P14)赫尔斯通的田园生活古老而静谧，以其自身的节律将外部世界屏蔽，显示出某种强烈的排他性。在小说的第三章，亨利·伦诺克斯的突然到访使玛格丽特一家手忙脚乱，这个细节看似闲笔，实则凸显了作者心目中英国南方社会长期维系的稳定和秩序：这个与世隔绝的村落自有章法，家庭的伦理、乡邻的亲情、自然与人伦的和谐、田园牧歌般的童话生活，这一切都充盈着英国乡村文明的传统，构成了“南方”独特的空间场域。

对于迁徙者玛格丽特来说，北方城市米尔顿则意味着喧嚣与污浊、物欲与隔膜。当牧师父亲的工作发生变动，他们不得不北上，迁居到未曾听闻的工业城市。玛格丽特之前曾经听说过英格兰北部的情形，预感到米尔顿也不会例外，“那里是完全不同的地方，十分喧闹，那里的人和工厂主……还有落寞的旷野”。[2](P33)初到米尔顿，她和母亲就被这一北方工业重镇的自然环境震惊了。浓重的烟雾整日弥漫在空气中，干净的窗帘不到一周就落满了灰尘。走在笔直而狭长的街道上原本就索然无趣，还被装载货物的货车时不时堵住去路。玛格丽特的母亲无法适应，病弱的身体在这样的环境下似乎越来越糟。在她们一家看来几乎是无法忍受的北方生活，对于当地人，尤其是男主人公约翰·桑顿来说，却能处之泰然。桑顿的宅邸就在工厂旁边，周遭无尽的噪音他不曾察觉，连他的母亲桑顿太太也坚持认为，“在这条街的尽头才是机房，除非在夏天把所有窗户都打开，否则，我一点也听不到机器发出的声音”。[2](P64)

巴赫金认为，一部作品描写外在事物，其空间配置和价值判断所围绕的中心，始终是人的外在躯体和内在心灵。[3](P267)换句话说，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心灵与身体是作为衡量空间价值的标准。在盖斯凯尔夫人笔下，“南方”与“北方”的异质性显而易见，代表南方价值的玛格丽特与代表北方价值的桑顿从相互拒斥到彼此认可的过程，无疑预示着南北文化融合、价值沟通的可能性。玛格丽特的生命成长无疑与北方的异质空间密不可分，而桑顿这个北方异质空间的功能性人物，犹如福柯所言的“镜子”，促成了玛格丽特的精神嬗变。最初桑顿留给玛格丽特的印象并不美好——一个无视劳工生存权益、不择手段牟取暴利的工厂主，和米尔顿这个北方城市一样充斥着“工业味儿”。但在后来的交往与碰撞中，玛格丽特发现了桑顿的另一面，一种属于工业革命时期维多利亚绅士所独有的男性气概。促成其态度发生转变的契机就是桑顿家的晚宴。正是在这次宴会上，桑顿出色的表现让玛格丽特开始真正了解他。“此时此刻，在他的同行身边，他没有任何犹豫或者不自信的地方。在他们的心中，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一个非常有魄力的人……他们都出于本能地尊敬他”。[2](P146)而在接下来的交谈中，二人讨论起“有教养的人”和“真正的人”这个古典的话题，桑顿的北方价值观深深触动了玛格丽特，犹如镜子一般，使她发现自己对北方的刻板印象，促使她精神深处产生关键转变。在后续的故事发展中，玛格丽特逐渐接受并认可桑顿所代表的异质文化，她看到了北方工业城市中重物质、重竞争、重实力的文化属性，感受到桑顿凭借勤恳的奋斗使工厂发展的进取精神，她的改变甚至令牧师父亲始未料及——“在米尔顿这个地方她彻底变了，她成了一个民主主义者，成了一个赤色的共和主义者……”[2](P300)正是带有异质特征的桑顿先生的出现，促使玛格丽特重新审视南方与北方的文化差异，进而在认识论层面完成了一次蜕变。米尔顿的生活使她更加包容，父母和教父的去世使她更加独立，当她重返赫尔斯通希望在故乡修复自我时，却失望地发现旧时的乡村文明一去不返，她终于领悟到：无论是在故乡赫尔斯通，抑或是伊狄斯、伦诺克斯这些昔日友朋所居住的南方，她都是找不到未来的；她的新世界属于超越地域的异质空间，一个承载着新型价值观的空间共同体。

小说结尾，玛格丽特意外地发现桑顿竟珍藏着来自她故乡赫尔斯通的蔷薇花。桑顿，这位曾经将南方生活视为“被蜜蜂给粘住，飞不起来”的北方工厂主，这位厌弃南方弥漫着贵族气息、整日无所事事的北方奋斗者，曾悄然地完成了一次由北向南的空间之旅。这个桥段的设置颇具寓意。从叙事的显性层面来看，它是男主人公为爱启程，对钟情之人的浪漫追寻；从叙事的隐喻功能来看，它意味着“北方”对“南方”的探询和体认。那朵曾盛开在赫尔斯通的蔷薇花，寓含着南方的价值和秩序，虽然离枝干枯，却被桑顿珍藏,这预示着北方新兴资产者同样认可了南方的价值观，那些古老而美好的文化将与新的秩序并存。玛格丽特和桑顿心意相通的时刻，圆满的不仅是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也实现了作者盖斯凯尔夫人超越地域差异的空间共同体想象。盖斯凯尔夫人是在北方完成这部小说的，她本人和小说主人公玛格丽特一样，亲身经历了由南向北的辗转与历练。英国工业革命时代不同地域之间存在着完全对立的紧张关系，南方与北方一直是虽有联系却无法彼此融合的区域。盖斯凯尔夫人通过作品提出了一种可以尝试的空间融合方式，即通过人的交流，以个人的行为、彼此的关联和权力的运作，建构一种无限延展的“第三空间”。[4]

二、性别共同体：彼此成就的工业绅士与独立淑女

德勒兹和加塔利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千高原》中指出，“每个个体的生命轨迹贯穿着三种基本线条——分断之线、崩溃之线、断裂之线，它们构成了生命体的基调”。[5](P279)所谓“分断之线”，往往以个体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如婚姻、工作等，清晰地标志出个体生命宏观层面的组成阶段。与“分断之线”相对应的是一条柔韧无形的微观生命线“崩溃之线”，它具有一种内在的推动力，有时会在生命个体面对重大事件时，以对话的形式参与抉择，从而导致人生轨迹的重要转变。而“断裂之线”的出现，通常标志着分断之线和崩溃之线的彻底崩断，这条又被称为“逃逸之线”的线条，指向个体生命绝对的和真正的分水岭——“它们跨过了航线临界点，无法再回头，它们改变一切，如此彻底地改变了生命，使之无法辨识”。[6](P110)《南方与北方》中玛格丽特与桑顿的相遇，与空间变化并行发生的是生命个体的内在嬗变，“南方”与“北方”的人格互视激发了彼此生命之线的爆裂，男女主人公逐渐抛却陈腐的偏见，最终以决绝的姿态迎接彻底的改变，共同获得真正的人生成长。盖斯凯尔夫人通过刻画玛格丽特和桑顿这两个典型人物，塑造了维多利亚时期工业绅士和独立淑女两类新型理想人格，他们在文本叙事中彼此激发、彼此成就，最终以爱的盟约缔结工业时代的性别共同体，为家庭和契约模式的关系共同体注入了新的内涵。

小说女主人公玛格丽特这一形象与维多利亚时代“家庭天使”迥然不同。盖斯凯尔夫人赋予这一人物罕见的独立和勇毅，使她在家庭内外、南方北方的言行思想中无不具有“男子气概”。玛格丽特一家迁居到北方后，她与父亲一起，甚至替代父亲承担起一家之主的重任：从最初与父亲一起寻找房子，到为母亲四处寻找医生，再到后来冒着风险给逃亡在外的哥哥写信，玛格丽特拥有的品质是绝大多数养尊处优的南方贵族少女所缺乏的。“家庭天使”不能应对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风云，女性在家庭内外的角色功能急需重塑，果断和担当正是盖斯凯尔夫人加注在“新型淑女”这一理想人格之上的精神特质。小说强化了玛格丽特一以贯之的社会介入感——在南方，她并不囿于家庭宅院，一直在帮助村里的寡妇、慰问周边的穷人、照顾跛脚的儿童；搬到北方之后，米尔顿激烈的劳资冲突、分裂的社会群体都是她重新面对的现实环境，她非但没有逃避，甚至主动走进人群，善良的天性和介入社会的本能使她在邂逅贝西、尼古拉斯后施以援手，由此更深刻地观察并进入到北方城市的种种情态之中。感性使她同情弱者，因此导致她排斥貌似冷血的工厂主约翰·桑顿；理性使她懂得辨识，通过与桑顿接触而逐渐理解了工业社会的新秩序。当她挡在桑顿面前，劝说尼古拉斯等暴怒的工人停止武力时，她已经不再是置身北方之外的异乡人，而是以穷人社区的慈善家、公共事务的调解者身份，融入了北方工业文明的进程之中。盖斯凯尔夫人通过塑造玛格丽特这一形象，明确地回应了维多利亚时期对于女性角色调整的社会诉求，呼吁“家庭天使”走出庭院，参与社会变革，以独立勇毅的“新型淑女”形象拥抱时代的变化。

盖斯凯尔夫人笔下的男主人公约翰·桑顿先生，打破了英国传统绅士的“文气”形象，不仅以果敢进取的实业家姿态实现了阶层跃升，而且通过自我教育辩证地吸收了古典思想的精华，这一维多利亚时期工业绅士的典范形象，与玛格丽特所代表的新型淑女形象双生并行，成为盖斯凯尔夫人建构性别共同体的“人”字立轴。十九世纪,新兴资产阶级奉行“工作至上的福音主义”，桑顿所代表的工厂主们凭借自己的艰苦奋斗改变了低微的出身，摆脱了贫贱的生活，因此他们坚信只要足够努力，每个人都有机会站在权力和秩序的这一边。他们用自身的经历证明了拉斯金的论调：“ 既然人可以挣钱，可以出人头地，就应当心安理得地向往更高的地位，停留在原地就是一种耻辱，每个人都有义务努力成为一名绅士 。”[8]这种人生信条打破了社会宿命论所掩盖的专制关系，与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自由工业经济相契合，使维多利亚时代新型绅士阶层的出现成为可能。但在玛格丽特最初遇到桑顿时，她没法把工厂主这类职业与绅士阶层联系到一起，毕竟南方盛行传统世袭制度的血统论，上流社会的大门不会对新兴资产者打开。和持有保守观点的南方人一样，玛格丽特起初也认为教育对工厂主阶层而言，无异于对牛弹琴。当她得知父亲在米尔顿的新工作居然是一位工厂主的私人教师，她立即质疑道：“工厂主们要经典作品、文学或是一位有教养的先生的学问造诣究竟有什么用呢？”而当她发现桑顿先生在忙碌之余花费时间学习古典知识时，如同发现新大陆一般忍不住惊叹：“桑顿先生竟然在读书！他是如此的繁忙，还会抽出时间找家庭教师读书吗？”[2](P79)应当说，桑顿自我教育和接受教育的主动性，打消了玛格丽特原本对北方工厂主的偏见，进而加深了玛格丽特对他的好感。

约翰·桑顿的人格魅力不仅在于实现“小我”成功的坚实品质，而且同时表现在建构“大我”的社会理想。在桑顿身上，透射出盖斯凯尔夫人对工业文明社会“人”的存在的深刻反思。小说中桑顿努力实现“梦想中的秩序”，即工厂主与工人的交流可以超越“现金交易关系”，打破阶层壁垒，实现人与人的平等对话。盖斯凯尔夫人通过女主人公玛格丽特的眼睛发现并赞许这种桑顿式的努力，极力赞赏并推崇桑顿所展现的工业绅士的高尚品格——以自救为动力，与民众建立平等关系的男性气概。当玛格丽特和桑顿交流时，不时被他身上那种坚韧刚毅的性格震撼，就像她对母亲感慨的那样：“他长得说不上英俊，虽然不是特别平庸，但也不出众。看起来不是一个有身份的人，当然你也别指望他是。可是他脸上的神情那么坚定有力，能够具有这样的神情，那么无论他的长相多么平庸，也都不会显得粗鄙。”[2](P82)事实上，桑顿身上展现出的进取心和独立性，与伦诺克斯等人的软弱、慵懒形成鲜明对比，深刻地影响了玛格丽特，使她变得更有活力和勇气。正是这位自称属于条顿民族的男子，以“广阔的人”的理念逐渐改变了玛格丽特的价值观——“我们并不把生活看作是享乐的时期，而看作是行动和努力的时期。我们的光荣和我们的美，来自内心的力量。这种力量使我们战胜了物质的抵抗，还战胜了更为艰巨的困难 ……”[2](P540)这正是盖斯凯尔夫人倡导的维多利亚时代新人的核心价值理念。

工业革命给英国社会带来复杂而迅疾的变化，家庭作为最小的社会细胞，成为维多利亚民众最后的堡垒，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和角色等性别问题再度引起关注。如何重新定义“男子气概”和“女性气质”，如何在固有的价值体系与新的社会秩序之间树立人伦典范，成为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命题。在这一前提下，小说家们率先在文学世界里建构起“工业绅士”和“独立淑女”这类形象，充分地体现出文学的社会教化和价值引导功能。盖斯凯尔夫人在《南方与北方》中成功塑造了桑顿所代表的工业绅士和玛格丽特所代表的独立淑女这两类理想人物，他们不仅具备“雌雄同体”的性格特质，并且在时代洪流中并生同行。当然，盖斯凯尔夫人并不止步于描写一个消除偏见的爱情故事，她以桑顿和玛格丽特的爱情有力地回应了维多利亚时期关于性别问题的困惑，倡导建构性别共同体来解决两性关系中的误读和失衡，探索男女之间自我成长、彼此成就的新型契约模式。

三、政治共同体：技术理性与人伦之爱的博弈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工业革命成果初现，但民众尚未从技术革命的更新中品尝到生活的甜蜜，旋即就被急转直下的社会现实暴击。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里写的，“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新型生产方式正不断扩大贫富差距，经济危机接踵而至，大规模的疫病流行加之农业连年歉收，造成严重的民生问题。各种综合因素产生的破坏性合力使得英国阶级矛盾空前激化，民众陷入失望与焦虑，社会处在动荡与不安之中。面对社会经济和政治功能的失调，要求变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这一时期“工业小说”的盛行便是文学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的体现。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和思想家们针对劳资矛盾和阶级对立等问题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试图通过文学作品直面这场由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对立而引发的社会危机，为解决社会症候寻找良药。工业小说的很多描写甚至进入了英国国会蓝皮书，其价值不仅在于“提供了对动荡不安的工业社会最为生动的描写”，而且也阐明了“新社会的一些事实与存在的感觉结构”。[7](P121)作为工业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家，盖斯凯尔夫人在《南方与北方》中为读者提供了一条解决阶级矛盾的新途径，即运用“互相依存”理论在小说中建构一种弥合阶级矛盾的新秩序，实践技术革命与人伦之爱和谐相生的政治共同体理想。

盖斯凯尔夫人让女主人公玛格丽特充当自己的代言人，通过玛格丽特的视角审视新兴资产者、工人阶级和贵族阶层在这场变革中的角力，不断校正阶层对话的坐标，让不同阶层的人彼此依存、互为影响。女主人公玛格丽特最初对工厂主桑顿的误解就源于技术理性与人伦之爱的冲突。她并不了解工业化时代在生产车间抽烟的危险，当看到桑顿为此大发雷霆，甚至要责罚工人时，误认为他是个冷酷傲慢的资本家。玛格丽特固有的南方伦理使她对工人阶级产生了深深的怜悯，不遗余力地帮助工会领袖希金斯向桑顿争取权益。但在亲眼目睹工人们罢工斗争的过程后，玛格丽特逐渐改变了原先的看法，因此才会挡在希金斯面前，阻止他采取暴力方式袭击桑顿。盖斯凯尔夫人塑造了这个正义而有担当的功能性人物，使她不断斡旋于两个阶级之间，并最终促成了希金斯与桑顿彼此之间的谅解。

事实上，盖斯凯尔夫人一边赞赏北方遵循达尔文法则生存的技术先锋，一边为南方凋落干枯的蔷薇惆怅，她试图凭借宗教教化的宽厚仁慈，通过人性的相互理解来消除阶级隔阂。作者透过女工贝西之口劝教：“罢工有什么好呢，比如上一次罢工，大家都要忍饥挨饿，到最后有人又去上班，可是有的人就要乞讨度日了”。[2](P210)作者认为，罢工不能解决问题，暴力对峙反而会使更多人流离失所。组织暴力罢工的希金斯有两个女儿——贝西和玛丽，她们的生存境况也很有代表性。因为常年在浮尘漫天的纺织车间工作，年纪轻轻的贝西重蹈母亲的厄运，患上了肺痨将不久于人世。贝西常常感叹母亲没有来得及教会她打理家务，出于对这家人的同情，玛格丽特亲自调教贝西的妹妹，帮玛丽掌握了操持家务的能力，让她有机会不再直接从事劳动生产，而是当上为工人做饭的厨师。这一细节的设置蕴涵着作者的良苦用心，盖斯凯尔夫人设想将家庭生活与工厂劳动结合起来，实现维多利亚时期女工们回归家庭的梦想，同时能让她们的劳动继续转化成经济利益，承担补贴家庭费用的责任。

工业小说给维多利亚时代的阶级分化加冕了技术理性的光环，但其本质仍然是新旧观念和秩序的试金石。当社会工业化进程发展过于迅猛时，资本对劳动力的过分压榨只会激化矛盾，形成恶性循环。桑顿面对日益增多的订单，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将大量资金投入购买设备，不料内部罢工导致未能按期完成订单，资金运转失灵使桑顿不得已竟只能变卖厂房，甚至连工厂周边的房屋也得转租出去。面对久别重逢的玛格丽特，桑顿在人前从未讳言商场的失败和地位的改变。当玛格丽特以一纸贷款协议施以援手时，桑顿终于吐露心声，得到了玛格丽特的回应。小说结尾桑顿收获的不仅仅是爱情，他与玛格丽特的结合使资金危机迎刃而解，来自南方中产阶级的实力赞助保障了他在北方继续实现工业化的梦想。盖斯凯尔夫人借人物之口，再次宣讲了自己的政见：“让罢工改变过去的样子，但不要成为仇恨的根源。”[2](P395)作者在桑顿身上灌注了新兴资产者的理想人格，即使经营失利，他仍然渴望尝试与工人之间建立一种超越金钱交易之外的交流；他能够认清任何一种运营体制都不是缜密精细的，但他依然乐意建设体制内不同阶级之间的对话和沟通渠道。这位工业绅士的勇气与实践，再次印证了作者盖斯凯尔夫人构建政治共同体以弥合阶级矛盾的文学理想。

四、结语

《南方与北方》延续了盖斯凯尔夫人对社会问题的高度关注，以共同体书写的文学范式彰显出作者一以贯之的社会改良理想。而小说叙事的艺术形式也呈现闭环模式，营造出一种“圆满”的艺术氛围。小说谋篇重视首尾呼应，循环往复的“圆圈式”叙事不仅增强了文本的内在张力和表现力，更能引导读者感受时代变革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例如，小说第二章以“蔷薇与刺”为标题，并且以蔷薇作为赫尔斯通的象征，用刺表明黑尔太太对赫尔斯通生活的不满。最后一章又以桑顿手持干枯的蔷薇花瓣，隐喻他对南方异质文化的认可与接受。以蔷薇开篇，复以蔷薇收尾，点睛之笔，意蕴悠长。除了塑造出男女主人公鲜明的人物形象之外，作者还对应不同的场域塑造了一系列人物，运用对照原则赋予每个人物更加立体多元的文本辨识度，笔触轻盈，却能深刻反映出维多利亚时代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阶层生态。应当说，作为维多利亚时期工业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家，盖斯凯尔夫人以《南方与北方》等系列作品彰显着文学家的社会担当，强化了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和文化引导功能，以一种全新的共同体想象回应了时代的诉求，同时展现出不容忽视的历史预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