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下的黑暗，暗夜中的星光
——对《井》中女性人格二元对立的分析

王茗灏 梁中贤

(牡丹江师范学院西方语言学院，黑龙江 牡丹江 157000)

一、引言

伊丽莎白·乔利(Elizabeth Jolley , 1923-2007)出生在英国，36岁移居澳大利亚，在其53岁时才出版了第一本书，用“大器晚成”来形容她再适合不过了。但是她凭借着个性独特的文风和诡异怪诞的叙事风格迅速席卷当时的澳大利亚文坛，甚至形成的“乔利现象”深受读者追捧。《澳大利亚妇女周刊》曾称她为“澳大利亚最著名的人”。乔利的作品曾多次获奖，其中小说《井》(TheWell,1986)让她获得了澳大利亚文学的最高奖项迈尔斯·富兰克林奖。小说讲述了小镇中一个性格怪异孤僻的老处女海斯特，在一次外出采买时偶然碰到了一个马上要被送回孤儿院的16岁的少女凯瑟琳，海斯特对她“一见钟情”，于是将其带回家中收养，从此两人相依为命。然而，随后发生的一场车祸，却让两人心生嫌隙。或许是因为那井中神秘的男子，又或者是凯瑟琳那即将到来的闺蜜，使她们的人格特征悄悄地发生了转变。正如荣格所说的那样“矛盾是人类天性中固有的一个规律”[1]。

《井》作为乔利的巅峰之作引来了许多学者的研究，但研究成果主要还是集中在国外，国内对于这部小说的研究寥寥无几。直至今日，据中国知网等学术平台的不完全统计，仅有10篇文献对《井》进行了不同视角的研究，其中有3篇文献采用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对小说中的两位主人公的人格结构进行分析，2篇文献是对小说的叙事结构进行论述，剩下5篇文献分别从新历史主义、哥特式写作风格、酷儿理论、存在与占有的关系和翻译角度进行论述。在评论界并没有文献对小说的女性人格的二重性进行分析解读，本文将从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及心理学的视角对小说中女性人格中的矛盾点进行分析解读，深入探讨在父权当道的社会中女性的精神状态及扭曲的心理。

二、因爱无私却为爱自私的海斯特

海斯特作为一个地方首富的女儿，从小就不缺周围人的夸赞与疼爱。在这样充满爱的环境下，海斯特成为了一个善良有爱心的女人。“海斯特保持着祖母的传统，常常会给贫穷家庭的孩子们缝制一些衣物。”[2]海斯特经常会为一些值得资助的慈善机构捐赠一些善款，因为她觉得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慈善机构的存在，那些生活在城市中的饥寒交迫的贫民才不至于饿死。她也会定期把不再穿的衣物捐赠给孤儿之家。海斯特会定时给一个贫寒的家庭寄钱，已经持续了几年的时间，在那个家庭中有一个孩子需要抚养，她寄送的支票也作为了孩子上学所需的教育基金。但是在她发现了这个家庭可能是在欺骗她之后，她虽然有些气愤，却还是为他们找了合理的理由，认为他们可能有太多孩子需要抚养，实在承受不住压力才会选择欺骗，然后继续捐助他们。在他人眼中，海斯特或许是一个绝对善良的代表。但是再善良的人，也会有不为人知的黑暗面。正如赫拉克里特提到的“反向转化”这个概念一样，“一切都会转向对立面。”[2]

这种转化或许在海斯特与凯瑟琳的一个对视中就开始了。海斯特对这个年轻灵动的少女动了心。但她只是一个跛脚残疾的老女人啊！一种从未有过的情绪涌上心头。没错，她自卑了，面对一个健康、年轻、美丽的少女，在看向自己那只能依靠拐杖才能行走的双腿和已然瘦削苍老的面容，海斯特意识到自己与凯瑟琳的差距，于是她发挥自己唯一的优势——收养了这个年轻美丽却又无依无靠的女孩。她狡猾地采用了一种满足社会许可的做法，将自己本能的冲动和欲望转变为崇高的社会活动(升华作用sublimation)。海斯特妄图用这种升华过的行动来掩饰自己原始的欲望。在海斯特的潜意识中是渴望得到凯瑟琳的，她嫉妒乔安娜的存在，讨厌凯瑟琳与乔安娜任何书信的往来，在意属于她们姐妹之间所有的小密语。但是海斯特又一直在压抑自己的欲望，把意识所不能接受的欲望与冲动，在不知不觉中排斥到潜意识中去，使它们无法进入意识层面以免形成痛苦的情绪(压抑作用repression)。但是，显然海斯特失败了，在凯瑟琳“爱”上那井中男子的时候，她苦心压抑的情感爆发了。长时间的压抑使海斯特的“自我”造成了分裂。她不再对凯瑟琳百依百顺，处处考虑凯瑟琳的感受，她开始对凯瑟琳心生怀疑，认为可能是凯瑟琳为了与乔安娜“私奔”进而卷走了她的家产。她的欲望不再压抑，心理倾向也出现偏移，她开始厌烦凯瑟琳的“疯言疯语”，要求凯瑟琳忘掉那晚发生的一切，与她重新开始生活。正如荣格所说的：“激动情绪总是出现在适应失败的地方。”[1]

海斯特这种自私与无私交织的矛盾心理，与她的家庭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生活在单亲家庭的原因，作为父亲的哈珀先生对海斯特的影响毫无疑问是最为深刻。而家庭是一个同时具备稳定性和变化性的系统。家庭系统因其开放性是会受到来自外部环境的影响。同时家庭成员之间也会相互影响，当其中一个成分发生改变，意味着其余成分都会发生变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随之改变。在海斯特的家庭中哈珀先生作为这个家庭中一个重要的成分，对整个家庭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尤其对少女时期的海斯特来说，父亲的存在是她安全感的来源，即使她从小身体残疾，父亲给予她的教育与关爱也为她的身心带来了另一方面的满足与温暖。但是当海斯特无意中发现自己尤为尊重的女老师被自己敬爱的父亲所侵害时，这种家庭的稳定性随之崩塌，父亲这个成分的突然改变，使得海斯特变得不再相信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男人。父亲的伟大形象也与那些恶心的男人划上了等号。正是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让海斯特童年时期那些对男人和以后幸福生活的幻想从此破灭。直至她遇见凯瑟琳之后她才对未来的生活产生一丝期待。作为她生命中除了金钱之外唯一的救赎，凯瑟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作为海斯特生命中的救世主而出现的。她不允许凯瑟琳做出任何背反她的事情，她不能接受类似父亲那样的事件再次发生在她的身上。所以在海斯特发现凯瑟琳与乔安娜关系亲密之后，她的内心慢慢发生变化，直到车祸事件的发生，她们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貌合神离。

海斯特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富家千金在资本方面是从不缺乏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在当时所处的环境中是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的。但是因为内心世界的残缺，这种物质上的优越感并未让她得到身心上的满足。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海斯特其实在情感方面是非常自卑的。她散尽家财只为得红颜一笑，堂堂千金在一个穷困潦倒的小丫头面前也仅仅是一个爱而不得的失败者。作为一个感情世界的失语者，它不仅失去了她引以为傲的资本优势，也失去了主体地位的话语权。海斯特是矛盾的，她高傲与卑微的人格相互对立又相互影响，她既是万众敬仰的慈善家又是感情世界的索取者。只是不管她慷慨相助多少可怜人，也无法改变她那已然夭折的爱情。针对海斯特这一个对象，我们得出了两种不同的命题，自私与无私，掌握权力话语与失语症的二律背反，它们彼此矛盾却都在不同范围内表达了当时海斯特真实的境遇。

三、生性阳光却深陷黑暗的凯瑟琳

也许是孤儿的原因，这个身材瘦弱，脸色苍白的女孩，眼神中对世界的态度大多是紧张、谨慎的。从小生长在孤儿院的她，凭借自身的智慧研究出来一套属于自己的处世规则。她极尽全力地去讨好能够给予她生存机会的一切人。在凯瑟琳被本地最大农场主家的小姐海斯特选中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跟随海斯特，无论海斯特是因为什么目的收养她，她都可以接受。因为她心中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会比孤儿院更恐怖，她知道这是她唯一逃离孤儿院的机会，她必须要抓住。她能有什么邪恶的心思呢？她只是想活下去罢了，而海斯特则是她活下去的希望。所以，在进入海斯特家中时，面对哈珀先生的调戏，凯瑟琳会用一种轻松俏皮的语气化解尴尬，在得到海斯特的维护时，她热情的用亲吻表示感谢。从此之后，“感恩”便成了凯瑟琳的人生主题。在哈珀小姐展示自己的歌声和演奏时，即便这种语言她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她也会学着倾听和欣赏并为其深深地陶醉。她会尽全力地去帮助海斯特，她承包了全部的家务这样海斯特就有更多的时间去料理财产事物和做慈善，因为她知道正是因为海斯特的善良，她才有机会重获新生，所以她希望更多人能够逃离羁绊住他们的噩梦。这样感恩的凯瑟琳又怎么能说是不善良的呢？

然而，在人格面具的掩盖下，凯瑟琳压抑的自我还是觉醒了。车祸的发生，让凯瑟琳所处的客观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凯瑟琳成为了一个“杀人犯”，其原本已经重生的命运又将陷入无尽的黑暗，她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海斯特的反应也让凯瑟琳措手不及，虽然海斯特帮助她掩盖罪证“毁尸灭迹”，但是彼此之间却又因财产丢失问题产生了怀疑，这是她最不能接受的事。这个给予她二次生命的人，想要亲手把她“杀”掉。在她经历了如此大的心理落差时，“能量开始流动，势能的差距就表现在矛盾双方之间。能量的淤堵造成神经症状，当一方彻底排空时，矛盾组合彻底解体，这是所有的障碍中都会出现的现象，小到轻微的精神症，大到个体的彻底解离、分裂，都不例外。”[1]她“疯了”，她的自我出现了反向形成(reaction formation)，她“爱”上了这个井中的男子，她不再压抑对这个男人的恨意，反而将那刻骨的怨恨全数转化为畸形的爱，她每天细心的为井中男子准备餐食，害怕男子着凉加重伤痛为男子准备毛毯和药品，想象着男子对她“撞死”自己的行为并没有责备，反而心怀感激，因为这样他才能与凯瑟琳相遇、相爱。凯瑟琳每日疯魔般地与井中男子谈情说爱，甚至幻想着能够嫁给他。她真的“疯了”吗？我想也许不是的，她正在用一种“自我能够接受、超我能够宽恕的理由来代替自己行为的真实动机或理由。(合理化 rationalization)”[3]她在找一种借口和理由来宽恕自己杀害男子的过错，这种甜柠檬机制(sweet lemon mechanism)促使她认为她杀死男子的这种行为是一种好的结果，因为自己无意地“撞死”男子，她才能够邂逅她的真命天子。

凯瑟琳对海斯特的感情或许可以用依恋关系来解释。所处的环境使凯瑟琳的依恋情绪被不断推迟。凯瑟琳从小生活在冷冰冰的孤儿院中，造就了她小心谨慎的性格。在那里没有一个像父母一样的人物给予她持久的感情投入，直到她遇见了海斯特。凯瑟琳对陌生人的态度表现得过于讨好。每一个与她相处过的陌生人都夸赞她是一个懂事能干的姑娘。“依恋的基本功能是保护：在一个相对来说无助的、依赖他人的状态下儿童需要从扶养人那里得到保护。”[4]凯瑟琳急需一个扶养人的保护，她受够了如此冰冷压抑的生活，所以她欣然接受了海斯特的收养。在16岁的凯瑟琳心中，海斯特的出现对她无疑是一根救命稻草。对于一个16岁的少女来说海斯特在她生命中的角色接近于母亲。而海斯特对她的照顾似乎已经超越了母亲的角色，凯瑟琳对海斯特形成了一种不安全类型的依恋关系——混乱型依恋关系。这种依恋关系是所有不安全依恋关系中最为危险的。“因为它体现了与看护人关系中最杂乱的一种。这样的孩子似乎在人际关系中不能发展任何持续一致的策略，因为他们一会儿表现出寻求接近父母，一会儿又表现出躲避和抵抗，恐惧和不解交织在一起，根本没有任何积极的情绪。”[4]因为这种混乱型的依恋情绪，凯瑟琳对待海斯特这种复杂的态度便可以解释了。而这种内部情绪的影响和车祸事件后外部世界的崩塌，最后导致了凯瑟琳悲惨的结局。

凯瑟琳是一个孤独胆小的女孩，孤儿出身的她经历了噩梦般的童年，人性使然凯瑟琳渴望得到温暖与关爱的。她无暇顾及人类至善的道德标准，她唯有抓住一切机遇，直至得到海斯特的帮助。她似乎找到了通往幸福的捷径。但“至善包括幸福和德行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5]因为贪婪和感性认知的驱使，凯瑟琳无法协调幸福与德行之间的关系。人性的弱点使她深陷欲望的沼泽。德行与幸福的二律背反也直指凯瑟琳内心的善良与丑恶。

四、为人刻薄却本性善良的博登太太

在小说中描写博登太太的篇幅并不多，她为数不多的几次出场，都为当时的气氛增添了几分尴尬。博登太太是一个为父权妥协的传统女性，并且深受其害却不自知，即便她极力地将自己容身到这个男权制的社会中但是她却仍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她虽然作为一个地方最富有的庄园主的妻子被人们所尊敬，但是回归到家庭生活中，家族的重心还是牢牢地掌握在她的丈夫博登先生手中。博登太太的每次出场，都是作为博登的妻子，博登子女的母亲出现的，仿佛离开了博登家族，她就失去了作为一个女人的价值。她可以满足丈夫为了家族兴旺而将她当做生育工具那般几近变态的欲望。她也可以忍受即便大着肚子也要帮助丈夫应酬酒会的那种轻视。也许在博登家族的眼中，罗莎莉·博登的存在就在于延续自家的“香火”，满足自身的欲望和照顾小博登们的茁壮成长。生活在如此这般的家庭中，博登太太的自我逐渐出现了内摄(introjection)的状态，她吸收了社会中各种对女性的感觉、要求、欲望、观念、情绪，从而内化形成了其超我的一种心理历程。在这种父权当道的社会中，女性被自然划分到边缘地带，而这直接导致了博登太太封建刻薄的性格。

然而，曾几何时博登太太也是一个对未知世界充满好奇，对社会的不公抱有不满的懵懂少女，直到她嫁为人妻遭受到更多来自男权社会对她的苛求与打压。她屈服了，她妥协了，甚至她成为了他们当中的一员。在她习惯了这种男权至上的意识形态时，她也就不愿再去接受新的观点了，所以当她面对海斯特这种不需要男人陪伴的女性时，她的态度往往是轻蔑的。因为在博登太太的眼中海斯特这种存在是不合理的。博登太太拒绝一切新鲜的观念，因为这会让她非常没有安全感，她害怕自己会失败，害怕被人嘲笑，害怕被惩罚。这主要源于她的自我出现了一种固着(fixation)的状态，其思想已经完完全全地被这荒谬的男权主义侵蚀了。因此，从她对待凯瑟琳的态度可以看出，她正在用一种过来人的视角来帮助这个青涩的“后来者”，传授她一些融入这个社会的经验。她希望凯瑟琳可以早点步入婚姻，因为在她现在的认知里，只有男人才可以给一个女人安全感，只有家庭才是女人一生的归宿。从她的语气中我们也许会读出一丝嘲讽，她嘲笑那个天真无畏的少女，或许这个少女就是曾经的自己。事实上，博登太太是善良的，作为女人她是真心想要帮助海斯特和凯瑟琳，只是受到这个不健全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她的方向出现了错误。她迷失了自己，也引导了一个错误的方向。

“人的行为出自他的观念。”[6]博登太太在自我意识形成时期接受到的是典型的传统式教育，女人是温柔的、贤惠的、隐忍的。甚至在家庭中父母给她灌输的观念也是如此，所以当她进入社会只要遇到因为性别原因所遭受到的不公平时，她会理所应当地认为这个世界本该如此。这种错误的观念一直延续到她的婚姻中，其丈夫博登先生完全体现出一副处于主体地位并且掌握中心话语权的嘴脸。在她信仰的世界中女性必须和男性结婚，女性通过在家庭中的生殖和家务活动来换取与男人平等的地位。但是婚后的生活并没有像博登太太想象的那样，自己依然是处于从属地位。她对家庭的奉献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这样的发现使得博登太太对女人的标准有了重新的定义，她变得不那么温柔甚至尖酸刻薄。就像“每一个邪恶都可以发展出另外的一面，每一个信仰某种世界观的人都会在他的世界里显露出与其他共同信仰者的世界观不同的远景。”[6]博登太太正在用她的方式来报复这个畸形的社会。

博登太太的身份看似风光无限，实则委曲求全。在外人面前她是嫁入豪门的清闲阔太，每天珠光宝气养尊处优。但是在博登家族眼中，她被排挤到了家族边缘，沦为传宗接代的生育机器，逐渐博登太太的主体地位消失进而成为了博登一家的附属品。自我意识被不断打压，最终沦为社会与家庭的他者。自我与他者的二律背反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形态中对边缘女性的轻视与压迫。

五、结语

“乔利主张创作更应关注人的内心疾苦，释放人的内在欲求，通过深入别人的内心而认识我们真实的自己。”[7]《井》这篇小说向我们展示了三位性格矛盾的女性人物，她们在善与恶、明与暗之间徘徊。复杂的生存环境决定了她们无法不谙世事的生活。乔利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被迫生活在社会边缘的角色，她们在追求真实自我的过程中，不断发觉现实世界的要求与真实自我之间的冲突与矛盾。“现实要的是和社会感一致的解决办法[6]，”但是她们没有选择直接向现实妥协，而是开始了与冷酷现实之间的战斗。这种对自我的追求也让她们受到了现实给予她们雷电般的打击。她们躲避这些打击的同时，也将自己束缚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她们生于“淤泥”之中，周围的大环境决定了她们注定无法独善其身。这世界种种恶俗的规则，虽侵染了她们的外在，但在她们内心深处仍旧愿意尝试接受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存在，即使她们非常弱小。她们彼此帮助互相依偎，守护着对方心里那虽然微弱却又炙热的光亮。纵使她们卑微如尘土，也绝不愿扭曲如蛆虫。尽管她们被现实逼着跌跌撞撞的前行，而她们对自由和独立的向往也成为指引她们在暗夜里前行的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