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前期知识人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
——以“村治派”中的吕振羽为中心

察应坤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文史哲》编辑部，山东 济南 250100)

1928年，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全国后，朝野上下对如何建设国家与恢复社会充满了憧憬，其中，如何解决农村危机更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不同政治派别、不同社会集团各自提出解决方案并付诸实施。早期同盟会会员、山东地方实力派人物王鸿一在阎锡山支持下，联合米迪刚、吕振羽(1)关于吕振羽早期思想的研究，戴开柱提出，吕振羽与村治论者分道扬镳的选择革命道路的根本动因应当归结于他炽热真诚的爱国激情和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见戴开柱：《吕振羽早年与村治运动》，《江汉论坛》，1997年第4期。刘鹏程认为梁漱溟对于政治的排斥及自身没有革命的亲身经历导致了他与吕振羽理论的分歧。见刘鹏程：《吕振羽早期研究》，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也有学者以后见之明认为《村治月刊》时期的吕振羽所提出的乡村自治的理念与制度设计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自治理论相暗合。见荆月新：《从暗合到皈依：吕振羽马克思主义人民自治观的形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年第4期。这一观点过于牵强，吕振羽在这个时期的多篇文章中表述了他对三民主义的忠诚和对其他主义的反对。、梁漱溟、尹仲材、王惺吾、孙则让等人在北京创办《村治月刊》。他们以《村治月刊》社为平台，鼓吹以河北翟城新政、山西“村治”为经验而总结出的“村本政治”模式，邀请政学各界讨论村治学理，传播村治经验，推动村治实践。这一团体时称“村治派”。他们的社会活动与国民政府颁布关于地方自治的《县组织法》互相呼应，一时间，全国村治舆论氛围高涨，引发了全国性的“村治运动”思潮，“村治是因应革命的建设的需要而在思潮上政治上的猛进了”(2)王惺吾：《民运与政治》，村治月刊社编：《村治之理论与实施·第一部分理论》，北京：西北书局，1932年版，第162页。。

一、“村治运动是革命的唯一出路”

近代中国知识人所背负的“救亡”使命及青年群体对主流思潮的追随，形成了吕振羽对三民主义的热切信仰(3)吕振羽在这个时期称自己为“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见吕振羽：《党内和党外的反动势力》，《大公报》，1928年12月29日，第10版。。1928年10月26日，湖南全省地方自治筹备处委任吕振羽为北方自治考察委员，并派其赴河北山西等处考察。因此项工作，吕振羽得以认识尹仲材，并经其介绍结识米迪刚和王鸿一。1928年11月19日吕振羽开始他的北方自治实地考察，出发前半个月，他得到了阎锡山、王鸿一、米迪刚的“周密指导，并先电通知该各地招待”(4)⑥吕振羽：《北方自治考察记》，《村治月刊》，1929年第1卷第1期。。其后，三位“村治派”当家人将吕振羽定为即将创刊的《村治月刊》的主编，由其负编辑总责。担任《村治月刊》主编，吕振羽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不仅得以解决生计问题，还结识了阎锡山、王鸿一等实力派人物，更重要的是吕振羽找到了自己所从事的“村治”运动这一项“革命”事业的伟大意义所在：“我现在来参加村治运动，并不是放弃革命，而且认为是革命的唯一出路，我已经看真了村治运动，到今日又比军事工作重要。……中国的农业社会之松懈涣散，自然要运用良好的政治制度去补救，但还应从学术的思想着力，使一举而正本清源。”(5)吕振羽：《通讯·答冀云》，《村治月刊》，1929年第1卷第3期。当时几家报纸对《村治月刊》即将创刊的报道是：“该社主办人物，均系国内学术界之耆宿，且属于热心党务之忠实同志，对于村治、殖边、垦务，尤具有实地经验。该刊内容渊极丰富，不仅村治讨论极详，它如党义、文艺、政治、外交、殖边、水利、社会状况、劳工情形、社会问题等各项材料，皆博收兼畜，均系极有价值之文字。”(6)1929年2月26日《益世报》第7版，1929年2月26日《京报》第6版，1929年2月27日《华北日报》第7版均有报道。这些消息除了标题以外，内容基本上都是雷同的。这是吕振羽对于《村治月刊》的整体编辑思路。

《村治月刊》管理团队在这个时候给予了吕振羽充分信任，并且发动一场民主政治倾向下的村治问题的广泛讨论本身就是他们办刊同仁的思想共识，“村治学说是我们同人在理论上研讨种种学术和解答种种社会问题的结穴，同时又在实际上认为是中国民族的唯一出路”(7)尹仲材：《十八年各地村治工作访问录》，村治月刊社编：《村治之理论与实施·第三部分调查》，北京：西北书局，1932年版，第89页。。

吕振羽主持编辑的14期《村治月刊》以及他在这个时期所发表的文章，都具有鲜明的批判现实的倾向和“民主政治”思想的内容。《北方自治考察记》是吕振羽研究村治思想的出发点。河北、山西的所见所闻让吕振羽感奋不已，并称赞乡村民众自下而上建立的民主政治的两个典范，一是翟城村“组织甚为完备为北方首创”，二是山西村政“实开下层政治重心之先河”，“可备训政之楷模，为宪政之基础”⑥。基于实地考察，吕振羽认为民主政治实施存在两个矛盾：一是特权阶级维持其统治与民众觉悟和民权政治发展趋势的矛盾，一是民众智识与民主政治实施距离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就是推行人民自治，把国家政治的重心放在地方的自然区域或职业团体，使全社会的人民都主动成为国家政治的原动力，政府为被动的执行机关。“国家政治的基础，要建设在社会的实体和民众的心理上才能稳固”(8)吕振羽：《由现代民主政治之一般的矛盾说到人民自治》，《村治月刊》，1929年第1卷第5期。。

吕振羽对乡村自治的总体设计和规划的核心有三点。一是乡村自治基于民众自决精神，乡村自治区域为国家行政区域的基本单位，乡村自治团体须是国家正式行政组织，需赋予公法人的资格(9)吕振羽：《乡村自治问题》(上)，《村治月刊》，1929年第1卷第6期。，并形成国、省、县、村自治政治机关的层层连贯。二是实施乡村自治有十大先决问题需要解决，分别涉及到村治思想开导、人才与经费储备、生产改良、村区划分、户口编制、教育普及、职业调查、村民自卫、交通规划等事项。三是实施农业社会化运动来造成工业化的农业社会，如此才能解决好足以支撑乡村自治的经济基础。吕振羽将此命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设计，并与中国古代乡治、近代地方自治、原始共同体、傅立叶欧文的理想村进行了比较，得出结论为：“只有三民主义的村治，是以人类平等为立场，以经济平等为目的，政治平等为办法，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跟着进化的事实而产生的”。吕振羽直接点明：“村自治体到了人类政治活动的最高发展的阶段。”(10)吕振羽：《乡村自治问题》(下)，《村治月刊》，1929年第1卷第7期。

与此同时，一大批知识分子纷纷著文发声响应吕振羽。如王惺吾的《民运与村治》，陈聘之的《反对殖民政策的帝国主义》，邓美羹的《革命与进化》，谢仁声的《历史的革命化与科学化》，宋斐如的《国家的繁荣与自然界》，田子泉的《中国古代民权思想之发端》，鄢远猷的《新德国之领袖人物与政党》，杨天兢的《由解放佃耕农到农民总解放》，张廷健的《民众政治与民众道德》，梁汉三的《民主势力与乡村自治》，李涵虚的《政党之研究》，若愚的《村治与民众运动有什么关系》，范甲胸的《村里民自由的认识》，萧然的《从西方民治说到中国民治及其途径》等都有力地支撑了吕振羽的主张。另外村治派中各位实力派地方人物也纷纷就民主政治议题发表看法。王鸿一《民主政治下考试选举两权并用之精神》，米迪刚《农村与民治主义及一切政治之关系》，茹春浦《村治之理论与实质》，尹仲材《十八年间各地村治工作访问录》等文章都强调通过由村级至国家递进选举的路径解决全国政治问题。这些带有学理分析、倡导民主政治的文章，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巨大波动，为同时代向往“民主”的人们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村治月刊》刚一出版，就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社会人士评价为“如久居空谷，欣闻人声”(11)《通讯-张心齐来信》，《村治月刊》，1929年第1卷第3期。，“内容极丰富，立论极正确，……希作理论的开辟者，作建设的急先锋”(12)《通讯-赵可夫来信》，《村治月刊》，1929年第1卷第2期。，“人类暮夜中的光明，社会进化的主力军，天下为公的启蒙，世界大同的途径”(13)东木：《祝村治月刊词》，《村治月刊》，1929年第1卷第4期。。

在吕振羽的主导下，《村治月刊》作为在全国涌现的第一家乡村改革杂志以及鼓吹村治学说的最力者，成为了鼓吹乡村民主政治思想的阵地，不仅促进了“村治”舆论的建构、话语体系的形成，而且在山西、河北、湖南区域“村治”实践的落地等方面，都推动了初期“村治”运动朝乡村民主自治方向快速发展。当时的《益世报》《京报》《华北日报》《三民半月刊》等报刊对《村治月刊》的文章进行了大批量的转发，对村治运动、地方村治实验也做了大篇幅的报道。村治月刊社还连续系统性地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村治理论与实践的著作，全国形成了一个广泛宣传村治、推广村治的舆论氛围，民主政治声势高涨，村治实践气象万千。特别是在这一时期，“村治学”还进入了民国部分大学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当时的北平郁文大学开设村治、垦殖专业班，添设自治讲习所，为地方培养自治人才。内政部警官高等学校、私立民国大学、郁文大学、山西商业专门学校多次邀请王鸿一、米迪刚等到学校演讲。

二、吕振羽与“村治派”的分歧

吕振羽在接受、弘扬村治思想并主导村治走向民主政治的过程中，还有另外一个线索——从最初受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初步影响到对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再到唯物史观——在他的心中潜移默化地成长着。在社会情境和现实生活影响之下，吕振羽的内心动力和态度发生了变化。五四运动之后，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深受欢迎。“无政府主义”论调与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相一致，迎合了中国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追求。吕振羽在早期是社会进化论者，深受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影响，对于克鲁泡特金主张的人类通过互助就可以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甚为陶醉。于此同时，吕振羽“经夏明翰介绍，于1924年下半年开始，每周到湖南法政学校旁听李达讲授的‘新社会学’课程，李达是我国有系统地成体系地传播唯物史观的第一人，吕振羽在李达的课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启蒙”(14)吕坚：《李达与吕振羽长达四十余年的师生情》，《北京日报》，2018年4月23日第16版。。唯物史观启发他在对社会问题的分析上重视经济因素。

1928年12月，当时已经负责筹备《村治月刊》出版事宜的吕振羽，出于对三民主义的信奉，对当时的国民党怀着浓厚的希望，“有主义、有组织、有政纲、有力量的中国国民党，谁都承认她是中国民族的福星，是全世界弱小民族的光明，她是负了实现整个三民主义的使命，是革命的先锋，人类幸福的创造者，她的责任是何等的重大啊！”同时他提出要对当时国民党内“封建势力的恢复”“地盘的分赃”“党员的派系化”等问题保持警醒，因为正是国民党“自身这般的腐化”导致了“无政府党势力共产党势力的进攻和这种党外反动势力的猖獗”(15)吕振羽：《党内和党外的反动势力》，《大公报》，1928年12月29日第10版。。此时，他明确反对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对国民党施政所造成的威胁，从另外一个层面亦可见他对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持续的关注。

在此思想倾向基础之上，显然，吕振羽不会赞同采取阶级分析和武装斗争的方式去解决农村问题。重视经济因素和坚持民主政治在吕振羽对农村问题解决路径的初期设计中一直并存。吕振羽谈到施行乡村自治的目的，其中之一就是要去辟开经济的出路，使无组织、无秩序而破产了的农村经济，以人民协作、平等发展的原则，去建设社会经济的基础；他在分析社会祸患的时候，特别指出，“社会种种复杂事实的反映所引起之人民心理上的变态和种种隐伏的危机，就更不是偶然的问题，而是缘于整个社会的矛盾事实和环境所造成的问题。其焦点在于社会的经济问题”(16)吕振羽：《乡村自治问题(上)》，《村治月刊》，1929年第1卷第6期。。据此，他提出农业社会的前途就是由农业社会化运动去创造工业化的农业社会。

吕振羽主张的非暴力倾向的民主政治社会改造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他对于人情教化给予了正面肯定。他认为“以人情先法律之用，以法律济人情之穷，否则不教而杀是民贼也。吾人于青年份子，为感情所冲动者，主张用感化教育，即此意也”(17)吕振羽：《北方自治考察记》，《村治月刊》，1929年第1卷第1期。。第二，他认为中国社会不存在阶级斗争。吕振羽分析农业社会的本质，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各有其阶段性的特征，但是“在农业社会里，通常并没有显明的固定的阶级，而且我们也没有办法把他分析成某种某种的阶级，……因为根本上就没有完成阶级的制度”(18)吕振羽：《农业社会之本质与前途》，《村治月刊》，1929年第1卷第4期。，在中国社会里，基于政治区域共同体之上的阶级的身份，是“各阶级互相承认融合的”(19)吕振羽：《变态的封建社会与中国社会思想》，《村治月刊》，1930年第1卷第11期。。第三，他主张革命是一种积极的建设，“反对任何属性的阶级制的政治。……革命的意义，是主张进化的，要基于高深的学问，不是盲从的和撞动的。……革命是一种积极的建设，我们今日要继续迎合进化的途径，便不得不努力去研究革命建设的学问。不然，把旧的破坏了，新的又建设不起，那就全无意义了”(20)吕振羽：《从青年心理之病态研究青年出路》，《村治月刊》，1929年第1卷第10期。。

吕振羽自认为这种非暴力倾向下的“村治”民主政治是“村自治体到了人类政治活动的最高发展的阶段”。这一点非常契合王鸿一的想法，“今后的村治学说，实即今后的新政治学说”(21)尹仲材：《十八年间各地村治工作访问录》，《村治月刊》，1929年第1卷第10期。，然其本质是在不改变政权的前提下所作的政治改善的设计方案。这一想法并没有得到梁漱溟的认同。

1929年春，认为与王鸿一为“至交”(22)梁漱溟：《我与阎锡山的交往》，马勇编：《末代硕儒》，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258页。的梁漱溟从广东回到北京，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村治考察后，梁漱溟宣告认同“以农立国”及阎锡山、王鸿一村本政治的主张。梁漱溟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文化的失败，在于缺乏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在于社会秩序的缺乏。梁漱溟和王鸿一文化伦理本位的总体倾向是一致的，即看重中国社会特殊性的一面。而一直以进化论指导从事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吕振羽看重的是决定着社会性质共同性的一面。在村治派的阵营里面，王鸿一最初对于偏于激进的吕振羽一派和趋于保守的梁漱溟一派采取了兼容并包的对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理论认识方面的分歧加大，王鸿一更加趋向于认同梁漱溟强调传统文化所进行的“儒家民主式”精神的实验，建设符合民族伦理礼俗的新政治。梁漱溟谋求以文化复兴解决中国问题的倾向逐渐在村治派的主张中占了上风。

除了吕振羽与梁漱溟在中国出路解决路径的分歧之外，吕振羽在这个时期对于中国外交问题的高度关注，也与《村治月刊》的管理团队产生了罅隙。有学者认为《村治月刊》背后的支持者阎锡山对于《村治月刊》1929年第1卷第1、2、3期连续刊发吕振羽的长篇文章《中国外交问题》大为不满。该文“表达了坚决反帝和铲除军阀官僚、地方豪棍的政治思想”(23)《吕振羽全集》编委会：《前言》，载《吕振羽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阎锡山认为外交问题与《村治月刊》的主旨不符。但此文连载完毕后，吕振羽紧接着就对这三篇文章重新编列，将内容大加充实，以专著的形式经过京城印书局印刷，交由北平村治月刊社发行。并且在同年第7期《村治月刊》以《〈中国外交问题〉出版了》为题刊登了该书的广告，内文称此书为“中国解放运动过程中最有价值之著作”。此文体现了吕振羽“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立场，表达出此时吕振羽“谁有办法，能保障民族的永久生存，我们就拥护谁”(24)吕振羽：《中国外交问题》，北京：村治月刊社，1929年版，第9页。的政治态度。

1930年1月，吕振羽发表《变态的封建社会与中国社会思想》一文。这是吕振羽发表在《村治月刊》上的最后一篇文章。该文对当时社会形态的判断和批判一针见血，不啻一声惊雷。文中指出：“今日中国的社会，自上至下的一级一级的统属，是一种武力威权的统属。下对上的一级一级的从属，是一种对武力的威权的屈服和从属。法律和道德，也都是武力威权的表现，这种武力的威权，又发为多种多样的方面，而产生多种多样的偶像的崇拜之一种新的形态”。这种社会形态，吕振羽称之为“变态的封建社会”，“一种赤裸裸的军事专制独裁”，“中国人今日思想情况，就好像大家都是背向背的坐在一个封建的蒲提上面，一个个都走入了极端，然而无论他们怎样的极端与背驰，它们本身，都没有离开那个封建的蒲提”(25)吕振羽：《变态的封建社会与中国社会思想》，《村治月刊》，1930年第1卷第11期。。他的这一尖锐批判引发了包括为《村治月刊》提供资金支持的阎锡山等保守派军阀的极度不适。

其后，《村治月刊》编辑内容重点的刷新显示了《村治月刊》管理团队对吕振羽激进言论的不满。新拟定的《本刊征文》开篇即说：“本刊经编辑委员会决定，自第2卷第1期起，集中论点，刷新内容，并拟定征文题五十二则。”(26)《本刊征文》，《村治月刊》，1930年第1卷第11期。这五十二则题目主要集中在东西文化比较及农村问题、村治学说这几个大的方面。吕振羽在其后的第1卷第12期、第2卷第1期、第2卷第2期上都没有发表任何文章。1930年4月起，《村治月刊》主编改由梁漱溟担任。

1930年4月11日，《京报》第6版披露了村治月刊社的人事变动一项:“村治月刊社经王鸿一与梁漱溟、吕振羽、王惺吾协商结果，决定大加扩充，由王鸿一任总务各方面事务，梁漱溟任编撰方面各事务，吕振羽等分任撰述，增加篇幅，减少售价，以期其村治学说之普及于各方面。”梁漱溟接办《村治月刊》即发表声明：“漱溟承村治月刊社聘请主编本刊事宜，自十九年六月一日起新编第一卷第一号起负责，对于以前本刊言论或本社事务，均不负责。……我眼中的乡治或村治，……与四五十年来全然不同的一新方向；——以前都是往西走，这便要往东走。……如果大家于旧方向不死心断念，则我的乡治或村治即无从谈起!这时你和他说些个乡治或村治的怎样怎样办法，中什么用呀？我不开口说话则已；我说话，劈头一句，就要先打破他往西走的迷梦，指点他往西走的无路可通。”(27)梁漱溟：《启事》，《村治》，1930年第1卷第1期。

根据梁漱溟的回忆，王鸿一在谋划《村治月刊》的创刊时，曾多次邀请梁漱溟担纲编辑《村治月刊》，而梁漱溟尚处在“怀疑烦闷的时期中”，对于是否投身“村治”事业仍在徘徊犹豫中，因此对王鸿一的邀请未作热情回应。梁漱溟言，“(民国)十七年我在广东时，王鸿一先生曾一连打许多电报给我，催促我北来。其中有一个意思，即为要办村治月刊。那时我实不能离开广东；鸿一先生看我不来了，就先筹备出版了。”(28)梁漱溟：《主编本刊之自白》，《村治》，1930年第1卷第1期。尽管这些话是梁漱溟接手编辑《村治月刊》后发表的，所谓“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些言语无论是否有影射的意味，但对于当事人吕振羽来说终归意味深长且含有极大的杀伤力。

理论的分歧还可以再争锋，但人事的纠纷必须做抉择。吕振羽旋即离开村治月刊社。

三、思想抉择：从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被边缘化是他放弃“村治”路径的一个现实因素。承载着“对外争取民族主权、对内注重民生和建立乡村自治等具有改良倾向的”(29)胡逢祥：《“从选题到著述，每每是感于历史使命”——吕振羽的治学之要》，《历史评论》，2021年第3期。村治理想的破灭，让以经济学贯通社会研究的吕振羽认识到，依靠点滴的改良和小团体主义的闭门造车来实现改造中国社会的路径是行不通的。中国经济处于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下，伴随社会结构的变革，产生了温和改良主义不可能解决的大量问题。固守伦理本位的意识形态立场，不可能满足社会变革的政治需求，也不能促成现代工业社会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吕振羽在实践和现实社会中寻找理论的依据和对理论的批判，他认识到改变社会必须彻底改变社会经济基础，拯救中国农村必须整体性解决，必须推翻一个旧社会，才能创造一个新社会，也才能创造一个新农村。

《变态的封建社会与中国社会思想》《中国农业经济的前途》《农村自治问题论》这三篇文章代表了吕振羽立场的转向。这些文章与过去的改良态度一刀两断，并对社会现实展开了极为尖锐的批判。《中国农业经济的前途》一文开篇就说，我们在中国来谈农业问题，就不只限于农业的救济，而是关系国家整个产业兴衰的问题。吕振羽非常敏锐地指出，中国的产业前途，必须是农业和工业的平衡发展之路。要实现这个平衡发展，便不能走私人资本主义的道路，必须有社会国家来指挥生产，是农业和工业在一个统合的组织之下，才有可能。从农业的本身来说，要实行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必须在社会化的经营之下(30)见吕振羽：《中国农业经济的前途》，《三民半月刊》，1930年第3卷第9、10期合刊。。这一主张的实质是后进国家突破工业殖民时代重围的一种快速有效的解决办法。

离开村治月刊社一年以后，吕振羽写就《农村自治问题论》。这篇文章成为了他对“村治”问题研究的封笔之作。文初，他就开篇明义亮明了自己的态度：“然我对于这个问题，虽曾一度主编过《村治月刊》，抱有浓厚的学理研究的兴趣；但是在我对这个问题研究的当中，所遇着的问题，愈来愈多，以致这问题在我的认识上，至今还是问题。然而问题的自身，至今还在一个模糊论战的过程中，并不曾成立一个科学的范畴和体系。”(31)⑥吕振羽：《农村自治问题论》，《三民半月刊》，1931年第6卷第7、8期地方自治专号。

吕振羽反思后认为“我们只能从全社会经济整体的问题上，去追求农村经济问题的解决”⑥。通过村治路径解决农村问题并进一步解决中国问题只能是本末倒置。他重点批判了从事农村乡村自治运动者的两种理论倾向。一是当作文化运动看的农村自治运动，以“哲学者”梁漱溟为代表。吕振羽认为，第一，梁漱溟对于农村经济问题的核心认识不清，特别是对于“严重的土地问题之存在”和“游民兵匪如何才能复业”问题没有考虑，“起不了有机的作用”(32)②④吕振羽：《农村自治问题论》，《三民半月刊》，1931年第6卷第7、8期地方自治专号。。第二，关于梁漱溟提出的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一起“打拼”的问题，吕振羽认为：“现在乡村的土豪劣绅，甚至历史上压迫农民的乡村士绅，城市和乡村出身的贪官污吏，……何尝不是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呢？”“以为第一步从教育着手问题便可以解决，然面在这样农民贫乏的现况下，方救死之不遑，教他们仗着什么去享受这些仁人志士所给予他们的教育呢？”②到了1932年，吕振羽直接批判“所谓名流梁漱溟先生之流，……一面在欣赏资本社会的‘秩序’和‘技术’，一面又憧憬于封建社会的所谓‘先王之道’”(33)吕振羽：《谭丕模〈新兴文学概论〉序言》，载《吕振羽全集》第9卷，第745页。。吕振羽批判的第二种理论倾向，就是把乡村自治运动当作“政治运动看”。通过内容来看，他应该是针对王鸿一的某些方面的思想主张。吕振羽认为，中国民众中绝大多数知识薄弱，自治的能力和识力极其有限。如果让占极少数的“土豪劣绅”和“无知农民”在一个组织内去实行“自治”，实质是“土豪劣绅治农民”；农村政治平等，要有其经济基础，然而对于赤贫(占六分之一)、无地佃农和贫苦小农(占五分之二)，生活得不到安定，其他问题就等于虚悬；另外，“不能只看见农民才是受痛苦最深的阶级层，只有农民才是发动中国问题的客观力量的存在，还须把我们的眼睁开再去看看其他的民众”④。吕振羽最后指出农民自身是解决“耕者有其田”的主人，农村经济与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相互关联。

土地问题始终是农村危机解决的核心问题。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办法，即坚持依靠租税政策和有偿收购逐渐废除地主制度。1924年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对此进行了具体说明：平均地权的实行方案是“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34)《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17-18页。。在当时，这一方案只停留在表面的决议层次，并没有得到有效落实(35)杨天石：《蒋介石与陈诚在台湾的土地改革》，《文史哲》，2018年第6期。。吕振羽原来认同的，也是收购分配土地，是土地改革的办法。离开村治派后，吕振羽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不仅要“耕者有其田”，还要不丧失，那就是土地革命；不仅是没收分配土地，还要在乡村政权方面实现彻底的革命。这种主张来自于《共产党宣言》中的土地没收理论(36)[韩]柳镛泰：《耕者有田的方法与话语：是土地改革还是土地革命》，《苏区研究》，2018年第5期。。由此认识，吕振羽政治思想的抉择已经显而易见。

学术的分歧归因于“政治的成见在横梗着”(37)陈峰：《吕振羽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构建》，《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1期。。此时，吕振羽在对中国阶级问题分析的学理上，已经由阶级的融合与相互承认变化为阶级的不可调和与斗争；思维的逻辑上，由从下而上的地方自治逻辑变化为自上而下的国家治理逻辑；依靠的组织基础，由乡绅地主富农变化为底层的农民；社会改造的方式，从谋取政治改良变化为发动民众夺取政权。由此价值取向，吕振羽走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凸显了其理论选择的自觉。

1930年7月，王鸿一去世。吕振羽在为王鸿一所写的悼诗中说：“反田临案擅壮志，阨途援手志私衷。防边反蒋余豪慨，村治儒宗旧幡幢。先生恼我溺唯物，我悲先生蹈虚空。人间恩怨何是论，盖棺他年别过功”(38)吕振羽：《悼王鸿一先生》，江明、吕坚编选：《吕振羽诗选》，第61页。。诗中既有对王鸿一的感恩，和对王鸿一“村治儒宗”的高度评价，也有“旧幡幢”“溺唯物”“蹈虚空”等对两人思想认识分歧的真实表达。

在吕振羽上述三篇文章发表大概五年之后，以陈翰笙、孙冶方、李紫翔、千家驹为骨干的左翼学者，集中对乡村建设的改良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尽管这些从不同方面入手力图解决农村危机的改良主义取得了一时的成效，因为他们不触动农村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并将农村经济从整个国民经济中分离，以“固有文化”弥缝，企图恢复农村宗法社会的礼教，明显不是对“现代化”的促进，终归是“推车上山”的开倒车运动。他们认为只有在农村建立代表最大多数农民利益的农民组织，对内开展土地革命，对外反抗帝国主义压迫，“必须采取暴力、战争的形式，不能寄希望于和平改良的手段”(39)王学典：《全党工作重心的第四次转移与文化自信的提出》，《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才能真正应乎时势要求，拯救中国农村，赢得国民经济的自由发展和中华民族的自由独立。

四、余论

20世纪20年代末兴起的村治运动思潮，随着社会发展的不同态势出现了转折，它既是现实情境在村治思想变迁上的映照，也是近代知识人对于农村危机的不同思考和多样拯救思路的体现，更是不同的政治势力在意识形态话语权上争夺的反射。

吕振羽起初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主笔，努力在社会调查、理论总结、实施方案等方面推动村治的落实，在“村治思潮”中发挥了理论旗手的作用。随着吕振羽的退出、王鸿一的逝世、梁漱溟的加入，原本充满政治意涵的村治运动思潮发生了变异，从对于政治、经济、社会革命等问题的重视和热烈讨论，转向文化问题，力图在发扬固有传统价值的基础上开出民众自治之花。吕振羽对地方民主自治的主张和对中国外交问题的关注与《村治月刊》管理团队发生了分歧。在此期间，吕振羽与政界、学界、文化界都有交际。这种社会上的声望和交游，是他后来得以从事社会活动的主要资源之一，也成为了他参加近代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史论战的必要社会条件，而在《村治月刊》发表的《农业社会之本质与前途》《变态的封建社会与中国社会思想》是他参加论战的先声(40)《农业社会之本质与前途》《变态的封建社会与中国社会思想》两文被视为吕振羽参与社会性质与社会史论战的历史学作品。见王学典：《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

基于建立一个强大民族国家的核心关切，吕振羽出于对中国问题、中国出路的思考，寻求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的系统解决方案，并始终把经济问题的解决放在首位。吕振羽认识到靠局部的村治实施、靠温良的政治改善不可能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有效重建必须依赖一个全国性的整体的推动力。如果没有政权的介入，在“变态的封建社会”里实施民主政治只是一句空谈！在此思想趋向下，以吕振羽为代表的左派知识人受阶级立场影响，把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视为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