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集聚能促进绿色产业发展吗？

叶阿忠， 邢晓卫， 陆 峰

(1.福州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08； 2.东北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67； 3.广西财经学院 金融与保险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3)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人口、土地、政策红利及低环境规制成本等比较优势，通过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的价值链体系，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中高速增长，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人民美好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升[1]。然而，长期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的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资源与环境约束也日趋严峻。现实中，无论从经济总量还是经济结构上来看，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日益突出的矛盾皆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也严重制约着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实现，因此向集约化、效率化、绿色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迫在眉睫。对此，《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再次充分强调了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体现，也是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开放以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点和难点，中国经济的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生活方式等绿色转型的成效。然而，不论绿色生产、绿色转型发展，还是绿色生活、消费的践行，最终都会落实到绿色产业发展之中[3]。

经济崛起及结构转型离不开金融的强力支撑，而金融集聚又是金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形态，因此，金融集聚对经济的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公众、政府和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源于经济转轨时期制度变迁所导致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和金融集聚也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就导致金融集聚增强的金融服务在促进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升级方面可能仍然存在诸多困难，难以有效识别并促进具有高成长潜力的绿色产业等优势产业成长，甚至因金融错配、金融抑制效应[4]38-54[5]24-39[6]2652-2667[7]28-49而对其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关于中国金融集聚的提升能否促进各地绿色产业发展仍然存有一定的争议，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那么，金融集聚对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影响效应如何？金融集聚在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此背后,金融集聚又通过何种渠道和机制对绿色产业产生影响和发挥作用？鉴于此，笔者认为，实证研究金融集聚对绿色产业的影响，有利于加深对金融与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解，可为中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双循环”构建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提供科学的决策参考。

二、文献综述

金融集聚有利于引进、聚集优质金融资源，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发挥金融资本集聚、杠杆撬动、信用助力、产业扶持的核心作用，为经济发展“输血”的同时更能实现“造血”[8]55-71[9]39-52。纵观世界各国发展史，荷兰、英国、美国、日本等经济体起飞与崛起的实现皆离不开专业而又多样化的金融服务的有力支持，金融更是直接推动了英国工业革命等经济结构转型的进程[5]24-39[10]。中国的发展实践也同样表明，持续优化金融体系是经济腾飞的重要基础，是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直接推动力，且经济实践也证实金融集聚的辐射效应和空间溢出对相邻地区的经济发展、产业升级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4]38-54[8]55-71[11]61-75。

理论和实证分析均表明，金融集聚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有助于提高储蓄-投资转化效率、投资水平等，促进技术进步、优化资源配置和激发企业家精神，进而激发结构转型供需内生驱动力以促进生产绿色转型和绿色产业发展[4]38-54[5]24-39[12][13]2793-2811。一方面，随着收入增加及绿色理念的深入，人们的消费结构会随着产品边际效用不同而改变，绿色产品因更符合绿色生活、消费理念而受到较高青睐，从而强化对绿色产业发展的驱动[14][15]4230-4242[16]12-21[17]。金融集聚则通过引导、激励更多社会投资及技术进步来推动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加，进而在需求内生驱动力作用下通过“收入效应”来提升绿色产业水平。另一方面，随着技术进步与资本深化，绿色产品与非绿色产品的相对价格因技术、资本深化差异而改变，进而从供给端推动生产的绿色转型[15]4230-4242[16]12-21。金融可得性则通过激发企业家精神、技术创新来促进生产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进而通过供给内生驱动力来促进生产的绿色转型及绿色产业的持续推进[4]38-54。

然而，理论分析还表明，金融集聚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其积极促进效用并不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达到一定水平后，金融集聚的促进效用会逐渐削弱甚至产生负向影响[9]39-52[18]。首先，金融机构过度集聚将促使成本提升，削弱优质金融资源继续进入和成长的速度，而一旦成本高于收益，金融集群将会衰退，原有功能则不能发挥作用，甚至转变做功方向，减弱其对经济发展和转型的支撑，不仅不利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甚至导致居民收入出现大幅波动，不利于绿色生活、消费理念践行及绿色产业良性发展。其次，受资本谋利本性驱使，金融过度集聚将造成超出市场需求的金融产品被竞相推出，从而加剧行业拥挤和竞争程度；恶性竞争还将导致不经济现象，降低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加大金融业风险，进而扩大市场波动，加剧市场风险，直接降低企业研发动力和资金获取水平，最终不利于供给内生驱动力对绿色产业发展的驱动。

此外，不同类型金融体系对经济转型、技术进步的影响具有明显异质性。股市、债市等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能较好地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而银行等传统金融中介则对传统产业的发展更加有利[5]24-39[8]55-71[13]2793-2811。就中国而言，金融体系虽在不断完善，但银行等传统金融中介仍是金融市场主要力量，中国资本市场在有效识别并促进具有经济优势的绿色产业、高科技产业等发展方面还存在不足，进而导致中国金融市场资本流动还存在明显扶持传统落后产业的非市场行为，绿色产业等高成长潜力产业难以获得发展所需的充足资金[4]38-54[13]2793-2811。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国长期存在较为严重的“金融错配”“金融抑制”问题，阻碍了金融体系依据经济发展阶段变迁适时调整并形成耦合协调发展的能力，金融体系还需持续优化以实现经济结构转型、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和可持续增长[4]38-54[6]2652-2667[7]28-49[19-20]。

针对既有研究中存在的争议,笔者拟在构建各地绿色产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基础上，通过实证模型评估金融集聚影响绿色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并分析金融集聚通过何种影响渠道作用于绿色产业，从而尝试深入剖析金融集聚与中国绿色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三、数据与实证模型

(一)实证分析策略

为了对金融集聚影响绿色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进行检验，笔者利用2008—2017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除金融集聚(FQ)外，相关文献中的劳动生产率(Lp)、城镇化率(Ur)、产业结构(IND)、法治建设(Legal)、对外开放水平(Open)、路网密度(Road)、要素禀赋(Factor)和能源消费结构(Energy)也是绿色产业发展、绿色经济发展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等的重要影响因素，故笔者将在实证模型中引入上述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计量模型具体设定为

GIit=c+β1·FQit+β2·Lpit+β3·Urit+β4·INDit+

β5·Legalit+β6·Openit+β7·Roadit+

β8·Factorit+β9·Energyit+μi+θt+εit

(1)

式中：GI为通过熵值法测度的绿色产业发展指数；μi和θt分别为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c为截距项；β1～β9分别为核心解释变量金融集聚及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

绿色产业乃是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与完善，地区间商品贸易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导致绿色产业在空间上可能存在显著关联性。首先，市场“无形之手”将促进全国各类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地区间产业的合理分工和优化合作，从而构成绿色产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的有效途径。其次，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及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发展新格局的作用下，各地发挥自身优势实现整体协调、可持续发展将成为必然选择。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以及地方政府间的政策互动可增强地区间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从而促使绿色产业自身发展也具有较强的空间依赖性。由于空间关联性，影响各地区绿色产业发展的因素可通过地区间绿色产业发展的空间关联而作用于其他地区，因而，金融集聚等解释变量均可能与其他地区绿色产业发展存在空间交互效应。鉴于此，有必要将绿色产业及金融集聚等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引入计量模型式(1)中，并扩展为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SDM)，公式为

β4·INDit+β5·Legalit+β6·Openit+β7·Roadit+

(2)

式中：ρ和φ1～φ9分别为被解释变量绿色产业发展和金融集聚等解释变量空间交互项系数；wij为空间权重矩阵W的元素。此外，当假设条件成立φ1=…=φ9=0时，SDM模型将简化为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SLM)；而当假设条件ρ=φ1=…=φ9=0成立时，SDM模型则简化为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SEM)。

(二)变量测度及数据说明

笔者以2008—2017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为样本，各指标采用的原始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国家统计局等网站，部分缺失数据通过线性插值法与外推法予以补齐。

1. 被解释变量

绿色产业发展水平(GI)。在杜永强和迟国泰、周颖等以及石宝峰等的研究基础上，从绿色生产、绿色消费和绿色环境3个层面出发，构建了3个系统层26个具体指标的绿色产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21-23]。考虑到数据量纲的影响，所有指标测算过程皆进行均值化无量纲处理。此外，为了避免主观因素或某些客观因素对权重确定的影响，通过熵值法对26个具体指标进行赋权，并利用加权求和方法测得绿色产业综合评价指数。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绿色产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2. 核心解释变量

金融集聚(FQ)。考虑到区位熵被广泛应用于衡量各种要素在特定区域的空间分布及产业部门专业化程度的分析，金融集聚指标采用区位熵方法来进行测度，具体计算公式为

(3)

式中：Financeit为在t年第i地区金融业增加值；GDPit为i地区在t年实现的地区生产总值；Financet和GDPt则分别为全国在t年的金融业增加值和国内生产总值。

3. 控制变量

四、基准实证结果与经济解释

(一)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鉴于区域经济交流及协同发展拉近了不同地区间的联系，而地理距离又增加了区域联系中的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直接构成地区间互动的现实约束。因此，参考冯烽和叶阿忠的研究，空间权重矩阵采用同时考虑经济交流和地理距离综合作用的万有引力空间权重矩阵W[24]。具体计算公式为

(4)

式中：dij为利用经纬度计算的地区i和地区j的行政中心间的距离；Y为样本期内以人均GDP 衡量的各地经济实力。

基于上述空间权重矩阵，运用莫兰指数(Moran’s I)检验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空间相关性结果，如图1(a)所示。样本期内，绿色产业发展的莫兰指数均为正，指数变化范围大致为0.260～0.360，且均通过1%水平显著性检验，说明中国绿色产业的发展存在着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即各地绿色产业发展在空间上并非随机分布，而是表现出“俱乐部”式集聚发展的特征，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邻近地区也具有较高水平；反之，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倾向于聚集在一起。此外，图1(b)～图1(d)显示的是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局部空间特征，样本期内大部分地区位于“高-高”型或“低-低”型集聚区，且历年空间分布特征变化较小，说明各地绿色产业发展空间的相关性具有稳定性③。

图1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空间相关性莫兰指数检验

(二)金融集聚对绿色产业发展的基准模型

1. 基准空间计量模型检验

由于笔者以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来研究金融集聚对绿色产业发展的影响，因此固定效应模型应是较好的选择[25]。同时，Hausman检验也拒绝随机效应的原假设，支持建立固定效应模型。进一步地，时间和空间双向固定效应联合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中的似然比(LR)对时间和空间固定效应联合显著性(p)检验结果可知，LR统计量均通过了1%水平显著性检验，说明时间和空间固定效应具有联合显著性，时间空间双向固定效应空间计量模型更符合客观需要。空间自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中不同固定效应模型的拉格朗日乘数(LM)和稳健拉格朗日乘数(LM Robust)检验，大部分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中国各地绿色产业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性。SDM模型简化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SDM模型能否简化为SLM模型和SEM模型的Wald检验和LR检验均通过了1%水平显著性检验，拒绝将SDM模型简化为SLM模型或SEM模型，因此，建立时间空间双向固定效应SDM模型是较优选择。此外，通过对比时间空间双向固定效应SDM模型、SLM模型和SEM模型的判定系数(R2)和自然对数似然函数值(LogL)可以发现，时间空间双向固定效应SDM模型较其他模型有更好的拟合效果。同时，笔者还展示了无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空间固定效应下SDM模型的估计结果。

表2 时间和空间双向固定效应联合显著性检验结果

表3 空间自相关性检验结果

表4 SDM模型简化检验结果

2. 估计结果分析

金融集聚对绿色产业发展影响效应的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表5中的绿色产业发展水平空间滞后项(ρ)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地区间绿色产业发展在空间上存在溢出效应，各地绿色产业发展对邻近地区绿色产业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机制，说明中国绿色产业发展在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

根据表5中的全样本时间空间双向固定效应SDM模型结果，金融集聚在1%水平下对绿色产业发展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可见，金融集聚整体水平提升有利于促进绿色产业的发展。这说明，一方面，随着金融集聚整体水平提升，各地区专业且多样的金融服务能力也在不断增强，不仅可以通过释放绿色红利来支持绿色产业发展，还可以有效增加绿色经济效益，保持并提升绿色产业地位，促进绿色产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良性循环的快速形成；另一方面，金融集聚能够识别出绿色产业发展的经济优势和潜力，引导金融资源及控制资本向绿色产业倾斜，在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实现双赢，有利于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目标。

此外，由表5中的实证结果可知，金融集聚至少在5%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各地金融集聚不仅不利于甚至还会抑制邻近地区绿色产业发展，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地理距离增加了金融交易的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在信息不对称约束下，异地潜在资金需求者难以提供足够的信息来“公平”获得本地资金[8]55-71。同时，资本逐利特性决定了自由市场下跨空间金融竞争强度不断加大，特别是对信贷资金争夺行为的加剧，导致金融资源分布差异化明显；也可能因为“虹吸效应”导致形成邻近地区金融资源向某一地区集聚的“此消彼长”关系，进而导致该地区金融集聚水平提升对邻近地区绿色产业发展产生负向影响[11]61-75。

表5 金融集聚对绿色产业发展影响效应估计结果

从其他解释变量来看，劳动生产率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绿色产业的壮大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密切相关；而劳动生产率空间滞后项系数不显著，表明劳动生产率对绿色产业发展仅具有直接促进效应，而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城镇化率空间滞后项系数和产业结构空间滞后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各地城镇化提升及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邻近地区绿色产业发展。其中：产业结构空间滞后项系数为0.422，高于城镇化率空间滞后项系数为0.235，表明邻近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比城镇化存在更强的间接促进效应。法治建设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人们信服的公正司法结果及透明、完善的司法体制有助于促进绿色产业的发展；但法治建设空间滞后项系数不显著，则又表明各地法治建设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区域限制，区域间可能还存在司法“壁垒”。然而，对外开放水平及对外开放水平空间滞后项系数至少在10%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各地经济开放不利于自身绿色产业发展，也对邻近地区绿色产业产生抑制效应。原因在于，发达国家(或地区)基于自身发展考虑，并不会毫无保留地将其先进产业或技术直接转移至中国，且中国国内通过对外开放引进的技术或产业质量也存在参差不齐的现象，进而导致对外开放水平对各地绿色产业发展产生了较为明显的抑制效应。

(三)基于绿色产业空间发展特征的分析

根据图1(b)～图1 (d)部分年份莫兰散点图刻画的中国绿色产业发展局部空间相关性显示，绝大部分地区聚集在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即各地与邻近地区绿色产业发展水平在观测期内基本处于类似水平。且近十年来中国各地绿色产业发展的空间分布情况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大部分的东部沿海地区位于“高-高”区域，而大部分中、西部地区则处于“低-低”区域。因此，结合中国传统的三大地带划分方法，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分别建立时间空间双向固定效应SDM模型以考察金融集聚对绿色产业发展的区域差异影响效应④，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分区域金融集聚对绿色产业发展影响效应估计结果

由表6可知，三大区域金融集聚对绿色产业发展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其中，东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金融等第三产业在经济结构中占比较大，金融集聚水平已趋于平稳，因此金融集聚带来的金融服务水平提升对绿色化产业发展的冲击力度也将趋于稳定，进而可能不再表现出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然而，东部区域内金融资源的争夺却也使得各地金融集聚同基准回归结果一样对该区域内其他地区绿色产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西部区域则通过把握住西部大开发、丝绸之路的重要战略机遇，充分利用自身的清洁能源优势，不断构建并加快发展清洁能源、文化旅游等绿色生态产业，在产业集聚效应下金融集聚能够集中更多金融资源投向绿色供应链体系建设并促进最具经济优势的绿色产业快速发展，从而实现了金融集聚促进绿色产业的积极发展。中部区域虽在崛起，不断承接东部区域及国际产业的转移，但因对资源过分依赖、产业链尚未健全以及产品附加值较低等，产业空间逐渐扩大的同时落后产业占比尚未得到显著改善，且绿色产业未充分得到发展，发展水平虽稍高于西部区域却明显低于东部区域，进而使得金融集聚更多侧重服务传统产业的发展，而难以对高发展潜力的绿色产业提供充足的支撑。另外，中部快速崛起会打破各种要素、资源间已形成的稳定关系，尤其金融与绿色产业之间的不协调发展，会影响金融集聚对绿色产业发展作用效果，所以，受制于中部区域崛起中各种要素不理想的协同效率，可能会冲击绿色产业发展，甚至产生负向影响。

从其他解释变量来看,东部区域劳动生产率及劳动生产率空间滞后项系数均显著正相关,说明东部区域对经济发展质量的追求可以有效促进绿色产业发展，而且劳动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也会加快邻近地区绿色产业发展。但受制于中、西部区域相对粗放的发展方式，劳动生产率并不能促进这两大区域的绿色产业发展。城镇化及产业结构升级的协调发展对东部区域绿色产业发展具有强大的支撑，且该区域内城镇化的溢出效应能够促进绿色产业的联动式发展；但因为中部区域落后产业占比较大，产业结构仍存在较大升级、优化潜力，仅城镇化率提升能促进中部区域绿色产业发展；而鉴于西部区域城镇化和产业结构相对落后的发展现状，城镇化率和产业结构升级并未对西部区域绿色产业发展起到任何的支撑作用。对外开放水平和路网密度对东部区域绿色产业发展有显著负向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东部区域对外开放时间比较早、开放水平比较高且基础设施比较完善，进一步对外开放并不能引进促进绿色产业发展的技术或产业，而基础设施的继续扩建则可能会破坏生态环境并挤占相应的资本等；但是与东部区域不同，中、西部区域路网密度的提升的确能促进绿色产业发展，且持续深化对外开放也是西部区域绿色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从直接影响效应来看，要素禀赋和能源消费结构仅对东部区域绿色产业发展产生负向影响，说明社会资本存量在绿色产业发展进程中并未得到较好利用，这会抑制绿色产业发展，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也不利于绿色产业发展；而从间接空间溢出效应来看，要素禀赋和能源消费结构均不利于东部区域内绿色产业发展，且西部区域能源结构构成抑制该区域内绿色产业发展的间接原因，但社会资本存量的增加及能源结构的转变却能够促进中部区域内的绿色产业发展。另外，西部区域法治建设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西部区域司法环境的改善能够对绿色产业发展形成支撑，但是当司法服务水平及司法结果公正、透明程度达到较高水平时，可能对绿色产业发展就不再具有促进作用。

(四)稳健性检验及内生性讨论

首先，考虑到实证模型的稳健性问题，笔者对金融集聚影响绿色产业发展的结果采用如下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鉴于各地不同年份会出台促进绿色产业发展的文件，各地对绿色产业发展的促进力度和发展政策也不同，因此在模型中引入“地区-时间”联合固定效应，以获得更“纯净”的回归结果；二 是 分别以地理距离矩阵和经济-地理嵌套矩阵作为新的空间权重矩阵进行模型估计；三是使用银行存、贷款余额在GDP中分别所占的比例作为评估金融服务效用度的指标重新进行回归。基于三种变换估计结果显示，个别控制变量参数估计虽有差异，但不同模型中金融集聚的估计结果存在较高一致性，由此表明，笔者所构建的模型的估计结果具有较强稳健性。

其次，考虑到建模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变量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会导致实证结果出现偏差，笔者运用滞后期变量的方法，即采用金融集聚的滞后一期和二期项做其工具变量进行回归。该工具变量在5%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进一步地，将采用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与基准估计结果进行比较，各解释变量的弹性系数和正负号均变化不大。此外，运用前沿计量分析方法——面板格兰杰检验，对均是平稳变量的金融集聚和绿色产业发展是否互为因果进行检验。参考Hsiao和Hsiao以及叶阿忠和邢晓卫的研究，在识别出滞后一阶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构建PVAR模型的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以及Wald检验发现，金融集聚是绿色产业的格兰杰原因，但绿色产业并不构成金融集聚格兰杰原因[26-27]。综合来看，上述计量模型及其估计结果稳定较强，不存在因内生性问题给模型结果带来“致命性”冲击的问题。

五、金融集聚对绿色产业发展的影响机制分析

为探究金融集聚对绿色产业发展的作用机制，结合绿色产业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现实需要，进一步从绿色生产、绿色消费和绿色环境三个方面进行影响机制检验，分别探究金融集聚对绿色产业发展综合指标中三大组成层面的具体影响。由于绿色产业发展指标在构建时就已包含了绿色生产、绿色消费和绿色环境三个层面，因而金融集聚引起的这三个层面的变化也必然导致绿色产业发展的同向变化。加入模型(1)(即式(1))中考察的控制变量后，采用时间空间双向固定效应SDM模型对金融集聚与绿色产业各组成部分影响效应的估计结果，如表7～表9所示。

表7 金融集聚对绿色生产影响效应估计结果

表8 金融集聚对绿色消费影响效应估计结果

表9 金融集聚对绿色环境影响效应估计结果

(一)影响途径：绿色生产

由表7可知，从全样本层面上来看，金融集聚系数为0.022，且通过了5%水平显著性检验，这表示金融集聚能够识别出具有相对经济优势绿色生产方式，激励更多金融资源和资本流向低能耗、环境友好的高技术、知识密集型生产活动，促进绿色生产方式的普及和推广。与显著正向直接效应不同，金融集聚空间滞后项系数并不显著，这表明金融集聚对绿色生产仅具有本地效应，而通过金融集聚促进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水平协调互动机制尚未形成，即各地金融集聚的提升对邻近地区绿色产业的发展没有任何影响。此外，绿色产业发展空间滞后项系数在5%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各地间绿色生产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各地绿色生产水平的提升会带动其他地区一同提升，绿色生产自身的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已形成。

但从分区域结果来看，金融集聚并不能对区域内绿色生产形成促进效应，表明各区域金融集聚在有效识别并促进区域内具有经济优势的绿色产业、高科技产业等发展还存不足，金融资源及资本更倾向扶持传统的落后产业，而未主动流向能实现绿色发展的生产活动，进而难以获得生产所需要的充足资金。此外，各区域长期以来对GDP增长的追逐，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带来的阵痛，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绿色生产获得完善的政策支持。此外，中部区域金融集聚空间滞后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中部区域各地金融集聚水平提升会抑制该域域内邻近地区的绿色生产活动。这可能是由于中部区域内各地的崛起会加剧对信贷资金的争夺，金融资源的“虹吸效应”导致该区域内各地金融可用资源的此消彼长。另外，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绿色产业发展水平空间滞后项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区域内部绿色生产具有相互抑制效应，区域内各地绿色生产水平的提升不利于区域内其他地区提升，即各大区域内并未形成绿色生产的协调互动机制。

(二)影响途径：绿色消费

金融集聚对中介变量绿色消费的影响，由表8可知。在全样本层面上，金融集聚在5%水平下显著促进绿色消费水平提升，表明金融集聚可以助推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及绿色生活、消费的践行，加快形成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的新型消费方式。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金融集聚空间滞后项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可能是因为金融资源在不同地区之间自由流动、集聚，不利于促进各地绿色消费形成协调促进的发展互动机制，反而产生不利影响。此外，同绿色生产形成的区域协调互动机制类似，各地绿色消费间会自发形成持续稳定互动促进的良性溢出效应。

由表8可知，不同区域金融集聚对绿色消费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其中，东、中部区域金融集聚对绿色消费影响均不显著，西部区域则不利于绿色消费的发展。金融集聚水平在东部区域趋于稳定，且东部区域居民较早践行了绿色消费理念，因此金融集聚带来的绿色消费冲击力度趋稳，从而相关关系不再显著。而受制于中部区域崛起过程中金融集聚与绿色消费未形成良性发展关系，导致两者数量关系也不显著。由于西部区域地区消费水平较低，且处于迎接新事物的“好奇状态”，西部区域金融集聚虽会提升消费水平，但却不利于绿色消费的推行。从空间溢出角度来看，中部区域的金融集聚能够带动该区域内其他地区绿色消费的推进，但中部区域内各地区绿色消费本身并未形成良性互动机制，而东、西部区域金融集聚将对这两个区域内其他地区绿色消费产生不利影响。

(三)影响途径：绿色环境

表9展示了金融集聚对中介变量绿色环境的影响，在全样本层面上，金融集聚对绿色环境发展影响效应不显著，说明绿色环境尚不构成金融集聚直接影响绿色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也说明金融集聚对绿色产业发展存在职能失衡现象。然而，显著为负的绿色产业发展水平空间滞后项系数和金融集聚空间滞后项系数表明，不仅各地绿色环境发展之间存在明显“竞争”关系，且各地金融资源的“此消彼长”也对绿色环境产生负向影响。

三大区域金融集聚对绿色环境的影响效应则具有异质性。其中，金融集聚在东、中部区域不仅产生直接负向影响，而且金融集聚空间滞后项系数也为负，可见，东、中部区域金融集聚的提升不仅不利于自身绿色环境的改善，甚至会恶化各自区域内邻近地区的绿色环境。而金融集聚在西部区域则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表明西部区域金融集聚能够引导金融资源和资本更好地服务绿色环境，从而改善绿色环境。但是，同绿色环境整体未形成协同发展关系类似，绿色环境三大区域内也未自发形成稳定互促的良性溢出效应。

综上可知，无论是从整体还是从分区域结果来看，金融集聚均未在三条途径中发挥积极作用，而是在职能上存在一定的失衡现象，这为如何实现金融资源优化供给促进绿色产业发展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另外，笔者通过分析还发现，三条途径本身及金融集聚产生的作用还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再次说明绿色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区域间的互动以及整体协调发展的推进。

六、结论及政策性启示

(一)结论

立足于中国绿色转型及绿色产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笔者在构建绿色产业综合评价体系以期全面衡量绿色产业发展的基础上，以及在充分考虑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情况下，利用2008—2017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研究了金融集聚作用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经济学机理。从回归结果来看，中国绿色产业发展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地区间绿色产业发展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存在相互影响的互动发展关系；金融集聚会对当地绿色产业产生正向影响，但不利于邻近地区绿色产业的提升，即金融集聚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此外，笔者还试图探究金融集聚影响绿色产业发展的区域差异及作用机制。金融在东部区域的集聚对绿色产业影响不显著，在西部区域促进了绿色产业发展，中部区域则不利于绿色产业发展，且中、东部区域各地金融集聚对邻近地区绿色产业发展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在作用机制方面，从整体上来看，绿色生产、绿色消费是金融集聚促进绿色产业发展的两个直接途径，而金融集聚通过绿色消费和绿色环境途径对邻近地区绿色产业发展产生抑制作用；分区域来看，绿色环境是金融集聚在三大区域影响绿色产业发展的主要途径，同时绿色消费也构成西部区域的主要途径，而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则构成主要的间接影响途径。

(二)政策性启示

综上所述，笔者得出如下政策性的启示：

第一，在思考和制定绿色产业发展政策、战略时，应从全局角度注重区域间的协同发展，实现区域绿色产业的优化配置，充分发挥自身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共同达到绿色产业协同发展，最终实现中国经济绿色转型，以助力实现中国经济绿色、可持续且高质量的发展。

第二，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增加金融资源供给，实现金融资源在各地优化配置及集聚，通过适宜发展的金融集聚水平，提供各地绿色产业发展所需的最高效、最专业且全面的金融服务，并实现金融与绿色产业的耦合协调发展。

第三，积极拓展金融在绿色产业中的渗入性，提高金融服务绿色产业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在金融集聚职能发挥存在失衡情况下，积极探索金融创新及绿色金融生态构建等步伐的加快将有利于深化金融集聚促进的金融服务水平与绿色经济、生态环境的融合，为中国绿色产业发展提供更强支撑。

注释：

① 社会资本存量根据永续盘存法进行测算，基期选定为2008年，折旧率统一设定为10.96%，增长率根据各地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测算。

② 8种主要能源包括煤炭、焦炭、煤油、汽油、原油、柴油、燃料油和天然气，对应的碳排放系数及标准煤折算系数均来源于《2006年 IPCC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

③ 限于篇幅，仅列示部分年份莫兰散点图，其余年份莫兰散点图及稳健性检验结果、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作者将在后续研究中予以展示。

④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1个省(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8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