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类节目主持人的多元角色分析
——以《典籍里的中国为例》

■北华大学：吴晗嘉

2021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央视创造传媒联合推出大型文化类节目《典籍里的中国》，节目播出后广受好评，在各大媒体平台的转发、评论、点赞量已破亿。该节目在节目编排、舞美设计等方面融合古今，将传统的历史厚重感和现代科技相结合，呈现出一台过去与现实结合的文化盛宴，是文化类节目创新的成功实践。

节目以传播古籍为核心，用演员演绎、故事讲解等方法将遥远的历史带到现代演播厅，迎合现代受众的审美趣味。在典籍故事演绎与讲解当中，主持人角色也呈现出了多元化的趋势，不仅充当理性的讲述者，还参与到故事演绎当中充当感性的叙事者，主持人角色的多元化将节目内容以及受众需求一以贯之，为文化类节目主持人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模式。

1.文化类节目主持人多元角色成因

1.1 全媒体时代的要求

媒体深度融合必然导致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全媒体具有信息量庞大、开放灵活、信息传播速度快以及互动性强等特点，全媒体时代的电视节目发展也迎来了高峰时期。电视节目的主题也更加新颖，与传统文化的联系更加紧密，近年来，历史事件、经典古籍、文学名著等与现代舞台科技相结合，呈现了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文化盛宴。

电视节目发展以来，经历了数十年的内外革新，主持人成为一档文化类电视节目必不可少的一环，不再是为串通节目流程而服务，而是成为了传达节目内核的核心人物，兼具着群体和个人的两种属性，一方面向群众传达节目的具体信息，另一方面保留着自己的个性，形成独属个人的主持风格。正因如此，优秀的节目制作与优秀的主持人密不可分。全媒体语境下，节目与主持人的配合程度也决定了节目的质量与经典程度，这就需要节目为主持人预留更大的自由发挥空间，主持人根据节目的调性调整自身的角色定位。《典籍里的中国》作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类节目，主持人则应该以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做基础来烘托舞台的文化氛围，转变角色定位让其更加符合节目整体风格，这是主持人角色转变的一次新的尝试，也是文化类节目的创新，可以让节目在全媒体语境下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

1.2 文化叙事的需要

1.2.1 理性和感性交叉的叙事结构

《典籍里的中国》采用理性叙事和感性叙事相结合的方式，以形象演绎和理性表达这两种方式向受众传达典籍内涵，从而提升受众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以及文化归属感和文化自信。

该节目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以向受众介绍传统典籍，传达典籍内涵为目的，对于现代受众来说，古代典籍本身不好理解加上其创作背景与现代文化相差较大，典籍里包含的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就很难在现代受众中传播开，也很难将典籍中展现的传统精神内化为现代人的精神品质。

节目运用感性的作品演绎和理性的旁白讲述这两种方式将典籍创作的背景、目的以及作者等历史事实以大众便于接受的方式传播出去。节目分为历史和现实两个平行时空。在历史时空中，由演员扮演历史人物、还原历史故事，典籍原文和各种各样的历史典故通过影像的方式在舞台上重现；在现实时空中，不仅有主持人的介绍，还有专家对典籍更加深入的剖析。

理性叙事与感性叙事是两条线在节目中有主持人王嘉宁和撒贝宁同时完成。王嘉宁的作用是与嘉宾进行对典籍的深入探讨，向观众传递更加理性的观点。撒贝宁的作用是参与到典籍故事表演中，起到连接古代学者与现代受众的作用，向观众传递感性的审美感受。两种叙事方式互相联系又相互独立，各自承担的任务是不同的，但联系起来构建出了完整的叙事空间。

1.2.2 介绍和演绎融合的叙事视角

《典籍里的中国》将戏剧的表演方式搬到大荧幕的舞台上成为文化类节目创新的一大亮点。整体的叙事视角也在不断地切换以配合节目叙事，从演员多视角的剧场演绎到嘉宾访谈以及主持人的介绍共同传递着丰富的文化内容。节目运用介绍和演绎融合的叙事视角，共同针对一期的主题向受众传递深层的文化内涵。

王嘉宁在节目当中的角色是介绍者，访谈嘉宾的角色是阐述者，他们的视角是当代视角，在对典籍作品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讨以后，用理性视角对文本进行阐释。每一期节目的内容不同，因此访谈嘉宾针对节目内容的叙述角度也会不同，呈现出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特点。例如《徐霞客游记》这期节目请到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曼、中国徐霞客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室主任孙靖国，共同探讨《徐霞客游记》的来历、发展，分析徐霞客一路游行的经历，纠正了对这部游记的错误认识。

撒贝宁在节目当中的角色是演绎者，他的视角是古代视角，以当代“读书人”的角色推动演员表演节奏，帮助观众深入演员的表演中，沉浸在古今对话的场景中。撒贝宁的古代视角是面向现代的，成为受众的代入视角，主要的作用就是引导受众进入更深层次的沉浸式历史体验，从而起到传播传统文化的最佳效果。

1.3 传播对象的改变

1.3.1 大众审美的改变

随着时代发展，视频图像成为传播信息主要的方式，受众不再满足于讲解式的信息传入，听觉上的刺激对受众的吸引力越来越小。随着文化类节目的逐渐发展，受众对文化类节目的观赏要求提高。单单讲解的方式很难让观众有沉浸式体验，节目想要起到传播传统文化的作用很难实现，需要对文化类节目进行创新，符合大众审美的节目才有更持久的生命力。

1.3.2 大众需求的扩大

受众在观赏节目时，不仅要得到美的享受更加注重对心灵的震撼。在演员演绎中受众更能感到强烈的心理共鸣，在主持人与专家探讨讲解中受众获得的是丰富的历史知识，心理共鸣与历史知识相结合达到深刻丰富的审美体验，符合现代受众观看文化类节目的心理预期和需求。

文化类节目需要有丰富的看点才能吸引受众的注意。《典籍里的中国》通过丰富的情绪触及、精确的选题切口以及传统文化元素的展现满足受众对文化类节目的多元要求，这是节目创新得以成功的重要影响因素。

2.文化类节目主持人多元角色类型

2.1 理性旁白的分析者

《典籍里的中国》中，主持人王嘉宁的角色就是理性的分析者，她的任务是跳出古籍演绎的语境，通过与读书人的聊天，向观众传达和解释典籍表达的内容以及其丰富的历史底蕴，打破受众对晦涩难懂的文言文的抵触心理。作为偏理性分析的角色，王嘉宁以贯通全场为目的，既要承接古籍演绎又要开启与专家学者的聊天环节。例如在《论语》中，通过主持人和三位专家的访谈，从“论语”这两个字的内涵讲起，对核心“仁”进行阐释。这种聊天更像是访谈，起到向受众传递信息、解释典故的作用。主持人通过访谈，深入挖掘其文化背景、历史成因以及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丰富了节目内容，赋予每一集的典籍故事以新鲜感和少许幽默，打破了一板一眼的典籍在观众心中神圣、不可被理解的形象，让典籍“活”起来的同时，也让典籍“火”起来。主持人的理性分析不仅增强了节目的可信度，而且起到了对典籍情节演绎的收束和总结作用。

2.2 感性叙事的参与者

2.2.1 历史回忆的重现

《典籍的中国》每一期故事的开头都是演员对典籍创作以及背后故事的演绎，这种演绎是对当时历史情境的艺术加工，演员表演重现历史，是艺术真实，虽无法百分百还原，也带给观众沉浸式的观赏体验，加入现代成分，比历史真实更生动且易于接受。

主持人撒贝宁在重现历史回忆中充当了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梁。他以现代“读书人”的身份参与到演员表演当中。例如《天工开物》中，宋应星穿越到现代与撒贝宁这一当代读书人进行对话，将原本不会交集的两个时空贯通起来。当谈到《天工开物》这一书籍的创作以及同行兄弟的逝世时，老年宋应星眼含泪光，撒贝宁一句“节哀”仿佛穿越了千年，将观众带到了千年以前的耕种时代，也将古书里的人物带到了现今物产丰足，河山大好的理想社会，一步一步把故事推向了高潮。《天工开物》创作的历史背景通过“读书人”的介绍仿佛将历史的大幕拉开，历史回忆重新展现在高科技的现代舞台上。主持人的感性叙事通过讲述历史故事，展现历史回忆显现出来。

2.2.2 舞台以及服装的沉浸式设计

撒贝宁以当代读书人的身份参与到历史故事的表演中，每一期节目的开头都有撒贝宁研读古籍的镜头，这样的节目设计起到了过渡作用，是现代镜头与古代镜头间的过渡，将观众的视野跟随撒贝宁一同到古籍的中去。作品创作年代、创作背景以及故事演绎随着撒贝宁的朗读缓缓展开，这样撒贝宁也就被代入了故事情节中，成为故事中沟通古今的探寻者，是表演的一部分。

撒贝宁的服装以中山装为主，符合当代读书人的气质，虽是当代但也不乏历史厚重感和正式感。与演员的古装扮相相配合，兼顾了现代与古典两种色彩，与舞台融合度高。沉浸式的舞台与服装设计，让主持人以“读书人”的新身份参与到作品演绎中，主持人的作用在于沉浸式的感性叙事，其角色也成为了历史故事的参与者。

2.2.3 主持人称谓的隐形

在传统的节目中，主持人出场的姓名条开头都是“主持人”，开场介绍时也是以“主持人”为第一头衔。这样的称谓把角色限定在串场、介绍、旁白的功能中，变动性差，缺少新鲜感。

在《典籍里的中国》中，撒贝宁虽是主持人角色，但称谓变成了“现代读书人”，是带有主持人串场功能的表演者。从称谓来看，撒贝宁在整场的作用比较灵活，是典籍故事表演的参与者，也是介绍典籍故事的讲述者。

播音主持创作基础当中，主持人对稿件的技巧分为“内三外四”，“内三”分为情景再现，对象感和内在语，“内”为内心活动，很难通过外部技巧来表达，但在稿件表达当中不可或缺。《典籍里的中国》中撒贝宁在参与演员表演时，显化了“情景再现”这一重要技巧，投入角色，感受自己所承担的人物角色的内心变化，将表演的成分融入到主持中。“读书人”是主持人在节目当中的特定角色，与节目本身融为一体，主持人与节目的适配度更高。

3.文化类节目主持人多元角色发展路径探索

3.1 注重多元角色融合

文化类节目发展至今，主持人与节目融合度更强，作为媒体的一员，主持人作为主体与受众有了更强的互动性，也使主持人的角色有了更多延展的可能。

《典籍里的中国》是主持人角色创新很好的范例，王嘉宁和撒贝宁两位主持人分别起到了理性讲解和感性叙事的作用，为今后文化类节目主持人的角色提供了参考。

撒贝宁所连通的表演舞台为受众营造出沉浸式的“拟态环境”，根据典籍故事、演员表演以及主持人的个性理解，对重要的部分进行加工整理，传达出一定的价值观，为受众提供正向的情绪价值。主持人虽然融入了节目的表演，表面上是主持人角色的淡化，这种淡化更加方便主持人行使职能，将观众带入到主持人和演员创造的场域中。

王嘉宁所主导的与专家访谈分享的理性叙事，针对古籍写作的实时环境，对知识进行理性分析，通过分析向受众传递知识，传播文化，对受众的认识文化和理解传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两种叙事方式结合需要两位主持人充当不同的角色，也是角色的融合，虽然承担的职能不同，但都以增强价值观引导、普及传统文化、增强民众文化自信为根本目的，主持人多元角色融合影响受众对节目内容的认识，促使文化类节目不断更新迭代。

3.2 强化理性叙事和感性叙事的角色定位

当前我国正处于媒体融合深度发展的时代，主持人在一档节目中的角色定位需要不断的深化才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典籍里的中国》中两位主持人坚定发挥自己的作用，完成了理性叙事和感性叙事两条叙事线索，使节目的叙事结构更加完整和多样化。

传统媒体主持人的角色比较单一，但在全媒体环境中，节目的形式在不断变化，主持人的角色也更加多元化。主持人在进行角色定位的同时，可以利用新媒体平台，例如抖音、快手、微博、小红书等加强与观众的互动，在互动中让受众提高对主持人角色的认可度，帮助主持人自身加强角色定位，也能激发群众参与节目的热情，提高互动体验感。

4.结语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和源，在媒体飞速发展的今天，电视媒介依然是播传统文化的重要中介，这就要求在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还要挖掘文化更加深刻的内涵，增强大众的文化自信，也增强我国传统文化的民族影响力。

《典籍里的中国》中主持人采用感性和理性双线叙事结构，营造沉浸式的表演空间，加以理性的分析和解答，以平民化叙事拉近与受众的距离。这不仅是主持人角色的多元化的应用，更是文化类节目的创新。文化类节目主持人角色多元化在今后的发展当中也将会成为一个新的趋势，成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播撒文化记忆的推动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