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1915年川边镇守使张毅治康初探

裴儒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 北京 100101）

关于川边镇守使的研究，目前学界关注较少①。1914-1925年正式的川边镇守使一共有4位，依次分别是张毅、刘锐恒、殷承瓛、陈遐龄。张毅是首任川边镇守使，在任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部分措施具有开创性，为历届川边镇守使所沿用。张毅是民初康藏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学界尚无专门探讨川边镇守使张毅的研究成果。

本文拟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广泛收集和整理相关史料，试图梳理张毅出任川边镇守使的经过和治理康区②的主要措施，最后分析张毅治理康区的困难，以加深对川边镇守使张毅治边的认识，进一步升华对民国康藏人物的研究。

一、川边镇守使的设置与张毅的出任

民国初建，中国边疆危机不断加深，北洋政府在国内重要不靖地带，先后设立镇守使以绥靖地方。镇守使原为临时设置，一般是设于省界以内之军政机关，1913年9月《镇守使署条例》和1914年3月《各镇守使薪公表》相继颁布，镇守使才逐步制度化。随后镇守使多设于重要城市和边疆地区，由大总统兼任。镇守使主要为军政人员，但川边镇守使除负责军政外还兼管民政。川边镇守使是由尹昌衡西征后设立的川边镇抚使演变而来。

1912 年春，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国分裂势力的煽动下，趁民国肇建和北洋政府根基未稳之时，发动藏军东犯川边，声言“打箭炉以西，皆为藏地”[1]（p515）。同时，西藏地方发生驻藏川军官兵被驱逐事件，康藏形势危急。康藏局势很快引起了全国各地军阀，尤其是西南军阀的强烈关注，他们纷纷要求北洋政府尽早规划，以固边圉。6月北洋政府命令四川都督尹昌衡率领川军西征西藏，并派滇军协助川军。就在川滇军取得节节胜利之时，8月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向北洋政府提交“五点备忘录”③，阻挠川滇军西征，袁世凯受英国势力的逼迫，不得不下令川滇军停止西征。9 月北洋政府任命尹昌衡兼任川边镇抚使，此时川滇军基本收复了川边失地，尹昌衡在川边进行整顿，委定县官府官，以加强对川边的控制。

1913年6月尹昌衡任川边经略使，裁撤川边镇抚使，川边经略使直接由北洋政府节制。同月胡景伊接替尹昌衡，被任命为四川都督府都督。1913年3 月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7 月“二次革命”爆发，全国掀起了讨袁战争，9月尹昌衡部下张煦（护卫团团长）参加讨袁行动，从而引起了袁世凯的不满和忌惮，再加上尹昌衡受胡景伊的排挤，11 月尹昌衡被袁世凯召入北京。“12月边东观察使颜镡暂行护理川边经略使，尹昌衡因劳成疾被准予给假一月”[2]，尹昌衡晋京原本为了请款并陈述治边计划书[3]，不料遭囚禁。

尹昌衡被迫离开川边后，北洋政府在川边拟设立镇守使，四川都督胡景伊举荐张毅为川边镇守使[4](P69)。张毅（1876-？），原名义新，别号蓬山、篷山、朋山，后改名毅，登记籍贯为湖北德安府，原籍为湖北安陆，生于四川成都，幼入中西学堂。1901年张毅与胡景伊等六人由清政府资遣出洋，10 月考取公费留学日本，1902年6月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1903 年11 月张毅和胡景伊等人毕业，回国后入川，襄助总督锡良开办四川陆军武备学堂，担任监学。1906年锡良调任云贵总督，张毅和胡景伊一同随去，张毅任统带官兼督练处参议、学兵营总办，后军队扩编，改任第三十七协协统，而胡景伊任云南督练处参议、参谋处参谋。1911 年胡景伊担任广西桂林混成协协统，张毅和胡景伊就此短暂分开，各司其职。

辛亥革命后，张毅离开云南入川，胡景伊回川担任四川陆军军团长，1912年3月张毅任四川都督（尹昌衡）府参谋总长[5](P587)。7 月尹昌衡率军西征，胡景伊任护理四川都督，于是张毅投奔胡景伊，继续担任四川都督府参谋长，成为胡景伊府下的重要人物。1913年“二次革命”发生，8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下，都督府参谋长张毅和四川都督胡景伊领衔，会同四川陆军第一师师长周骏等人一起发电声讨熊克武[6](P570)（讨袁军总司令）。以上可见，张毅与胡景伊不仅是同学关系，张毅又在胡景伊府下担任要职，且在一起长期共事，两人意志相合。1912 至1913年底“张毅佐胡督（胡景伊）治川两年，策划经验，久为胡督欣赏”[7](P209)。因此，张毅被胡景伊举荐为川边镇守使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1914 年 1 月 13 日张毅出任川边镇守使[8]，1 月20 日就职任事[9](P877)。尹昌衡在京也主张：“取消川边镇抚使（应为川边经略使），改设镇守使，归川督节制”[3]。北洋政府设立川边镇守使，裁撤川边经略使，川边镇守使受四川都督节制，边饷由川中接济。显然，川边镇守使比川边经略使权力下降一级，但从川边临时流官（川边经略使）到正式流官的设置来看，这是北洋政府为了加强对川边的控制而做出的有力举措，进一步达到固川卫藏的目的。

二、张毅在任时治理康区的措施

（一）整编军队

1914 年川边军队驻有边军和陆军，边军十一营，陆军有三个团，陆军分别为九团、十一团、护卫团（仅两营）。边军可以追溯到赵尔丰时期的川边巡防新军，1912年边军由顾占文任统领。1912年9月陆军部发布军制更改令：“应即通行各省凡沿用镇、协、标、营、队名称之军队，查照新订军队名称一律更改，藉免纷歧。所有统制、统领、统带、管带、队官等项名称，应改为师长、旅长、团长、营长、连长。”[10]于是边军随之改编为十一营。川边陆军可以追溯到尹昌衡时期的西征军，1913 年西征军才按师、旅、团、营进行改编，九标改为九团，十一标改为十一团，六标二营并入护卫团。

1914 年张毅对川边部队进行了新的整编：他同意边军统领顾占文辞职，边军增设帮统、分统，这样边军共分为三统。张毅以刘瑞麟为统领驻巴塘，率防军一个营、炮兵一个队；以刘赞廷为分统驻宁静（原名江卡），率防军四个营；以彭日升为帮统驻昌都，率防军三个营、由川内到川边的陆军一个营、炮兵一个队。实际上，三统各自专决用事，互不统属，他们只受制于川边镇守使。边军三统没有按新军制改为旅长，帮统和统领的名称一直沿用到1918年第二次康藏战争期间，即聂明德帮统被杀，彭日升统领投降，帮统和统领的名称至此取消；分统的名称一直沿用到1921 年，即边军各营被改编为川边陆军第二旅，分统的名称才被取消[11](P97)。张毅对陆军也进行了改编，他将朱森林、张煦两团编为川边陆军第一旅，以参谋长稽廉为旅长，解总指挥孙绍骞职，旅部仍驻定乡。朱宪文率一团驻甘孜，其余由旅长稽廉率领驻南边。九团改为独立团，直隶镇守使署。

川边土地广袤，1914 年川藏两军在康藏边界还处于对峙状态，川边部队防地四千余里，而边军和陆军人数有限，故张毅将边军分为三统，分领数营，就近节制以便统属，收效匪浅。张毅将边军和陆军分布在川边一些重要的城镇，一旦某地出现告急，若请兵救援，镇守使就近派兵支援，以资策应。边军基本上驻防在金沙江以西地区，陆军基本上驻防在金沙江以东地区。张毅还打算撤销边军，扩充陆军，拟将边军改编为川边陆军第二旅，后由于“陈步三兵变”的发生，改编计划被搁置下来。

（二）缩减开支

1914年张毅上任时，查明川边经略府编制，其办理政务人员和军政务人员共114员，其他司书同事，弁兵夫役约两百余人，每月开支经费共两万数千两，而此时川边财政奇绌。张毅认为“现藏议未定，边务方殷，所有边军十一营，陆军十三营，均正分任战守。使署办理军事人员，拟比师司令部组织，伸缩规定。又边地设治地方，计三十余县，一切行政，较内地节简，凡办理民事人员，拟缩小规定。”[12]因此，张毅提出对川边镇守使署缩小人员编制，1914 年1 月16 日川督胡景伊将此情形呈报给陆军部[13](P879)，拟定镇守使署详细编制如下：

“镇守使一员，参谋长一员，参谋三员至四员；副官长一员，副官三员至四员；军务科长一员，科员三员；军需科长一员，科员三员；军法科长一员，科员三员；军医科长一员，科员三员；书记四员，共计29 员。又民政组织，设秘书一员，科长二员，分为第一、第二两科，每科设科员四员，第一科办理内务、教育，第二科办理财政、实业，共计11员。其余应设雇员、土兵、夫役各项概从减少，以足敷分布为限”。[12]

这样川边镇守使署机构人员大幅缩减，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经费开支。之后，张毅将军费和政费明确划分，军饷由四川协济，政费由边地收入自取。川边军饷月需十四万九千四百两，由四川都督胡景伊按月拨放。他规定民政两科和各县局之经费一切开支，均由边地之直接收入田赋杂税，与炉关拨济之茶常两税，撙节支付。张毅缩紧以前地方政府之经费，定各县为三等，全边共计一等县4个，二等县18 个，三等县3 个，外有九龙和丹巴两设治局（尚未成县），共计27县治。一等县经费七百元，二等县六百元，三等县五百元，设治三百六十元。1914 年6 月张毅呈准北洋政府，设立川边财政分厅，自兼厅长[14]，在民政第二科下设总务、赋税、会计三科。1914年10月，川边废两改元，川边协饷削减为按月十三万五千三百元。

（三）推行新税

1914年张毅在边地开始推行新税，如验契税、契税、屠宰、印花、酒税、烟酒牌照税等。其中，契税推行的成效最大。5 月张毅成立川边镇守府契税筹办处，5 月15 日正式启用，6 月开始征收。1915年春新税征收后统计，新税增收以契税为最。

契税是对房屋买卖、典当、赠与或交换而使用权发生转移变动时，按照当事人双方订立的契约，向产权承受人征收的一个税种。[15](P147)川边“改土归流”未久，向无官契，荒地牧场占有多数，所有垦辟田地及房屋并无买卖典当，验契一节，无从办理。但边地因无官契，侵占纷争，层见叠出，如发给官契，以杜争端而裕税入。此项税率甚轻，仅收一次，不再征收。1914年5月张毅镇守使颁布契税实施细则，主要内容有：“川边田地、牧场、房产、寺庙向无官契，兹由本府颁发官契，注明界址，给与业主永远管业，以杜侵占纷争之弊。田地、牧场按照征收粮税清册，造具契税底册，房产、寺庙由保正村长报造具底册。”[16](P122-124)1914 年仅有康定、泸定、丹巴、九龙四县开征。凡典卖应一律注册，每契收纸价1 元，注册费0.1 元，所有旧契不呈验者，予诉讼时不能作为凭据。

川边镇守使张毅颁布了新税之一的“契税”，既减少了房屋、田地的侵占纷争，又增加了川边赋税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川边的地方稳定。1914年9 月以后，“川边苦旱霜雹，各处成灾，继以陈逆（陈步三）扰乱，边南各县复生障碍，各属纷纷陈诉困难，恳请展缓。”[17](P114)于是张毅镇守使拟定分期筹办契税方法八条，并概算期限表，遵照契税预算表所定期限和方法，各县知事按期督程，不得再有逾延。

（四）维护康藏边界稳定

1914年初，康藏边界冲突仍有发生，张毅努力维护康藏边界的稳定。藏军时而东犯昌都、类乌齐和三十九族等地，张毅下令边军积极迎战，并及时调兵支援，除三十九族被藏军占据，川边其余地方皆被平定。

1914 年2 月昌都告急，据《申报》记载，川边统领彭日升发电打箭炉，电文曰：“现有藏军四千余名进逼昌都，所带快枪俱系英式，已将我前哨侦察队击退，夺取粮饷器械甚多，沿途所雇乌拉驼只也被驱掠一空，现我军饷械缺乏，不能前进，请镇守使速接济”。[18]张毅镇守使饬令巴塘边军统领刘瑞麟就近派兵支援，并由炉城运送子弹多箱前往。[19]4月，藏军围攻昌都与察雅间的噶备、巴贡等地，断绝昌、雅粮道。不久，据4月29日的《申报》记载，彭日升统领在桑加楚击败藏军。[20]1914年初，川军先后收复了下乡城、丹巴及三十九族地区，从而基本稳定了川边局势。[21](P247)1914 年夏，藏军再东犯三十九族，彭日升败退昌都，三十九族复陷，类乌齐仍为汉军驻守。“于是汉藏两军，缘瓦合山脉布防，不复相犯者，阅时三年”。[1](P522)

川边镇守使张毅在其任内，军事上克丁青、烟袋塘、乡城，平贡噶，澜沧江以东地区全部肃清[7](P207-208)。1914 年7 月北洋政府与西藏地方进入交涉和平解决藏事阶段，张毅也积极回应西藏地方，努力维护康藏边界的稳定。1914年7月3日北洋政府蒙藏院致十三世达赖喇嘛电文中表达了川军恪守和平之意，电文中提到：“大总统严令，只准恪守暂驻地点，不得西进……总之，川藏同为民国领土，中央毫无歧视，惟欲奠安川藏之民，息兵保境，所有宗教等均加意维持固护，一以复旧为归，想贵喇嘛仁慈素普，道法高深，必能深体中央之意，恪守和平，倾诚归向，以保教民也”[22](P187)。1914 年12月，硕板多噶伦喇嘛派人送达赖致川边镇守使张毅函，函内称：“镇守使赴藏交涉，和平定议，汉番依旧和睦。”[23](P189)1915年1月，硕板多噶伦喇嘛派遣番官到打箭炉投递文件，并陈述请愿退兵情形。6 月1日，川边宣慰委员李福陵由洛隆宗报告，称“汉藏隔阂现已疏通，若汉军勿妄动，则番军绝不侵越等语。迄今已届半载，风鹤无惊。”[24](P189)此报告虽有点过于乐观川边形势，但川边局势确实是已有半年的安定状态。

（五）其他方面

张毅在中英关于康藏划界谈判中发挥过积极作用。1914年初正值中英藏三方面在印度西姆拉会议上交涉康藏划界，外交部电函张毅：“西藏议约，界务棘手，非有确证，难资争辩。……至我军在会议前兵力范围所及，极西抵于何处等，以为中藏区域之根据，统望查明即电复。”[25](P14)张毅立即着手调查，随后电函中央：“宣统二年春，边务大臣奏请划分边藏界线，系以江达为限，前清民政理藩等部，必有案可稽。……在前清时，边军本进驻江达。……毅自奉职以来，夙夜兢兢，只以巩固国防恢复主权为宗旨，边藏关系密切，固不敢孟浪偾事，然亦不敢稍涉退步。伏读此次钧令，印度会议（西姆拉会议）尚在争持，无论江达非复边有，即察木多一带，亦在要索之列。”[26](P15)就在会议阶段，藏军袭击下噶茹等地，国务院电令张毅查明并派兵支援昌都，严防桑昂等处[27](P187)，张毅镇守使严饬各军慎重防守川边，并详细电复外交部，为北洋政府在康藏边界交涉中提供有力支持。

张毅还首创了县知事奖惩制度，通行全边，“定岁会季考月要之法，实行加俸罚俸处分”。[7](P208)这项措施为后期历任镇守使所沿用，是一项重要的改革措施。各县知事政绩考核的内容主要有：“以赋税未复旧观也，改定征收支拨粮税章程，以为考核县知事功过之标准。严禁各县折征地粮，统收实粮，盖数拨充军食，将粮价照数拨还政费，以其余积，拟设立川边官银行，调剂全边金融。先于各县设军事邮便，于甘孜、巴安两县设督察处，亦附设汇兑，以便利军政职员之兑取。以上各政，均列为知事考成。”[7](P208)可见，赋税征收是县知事的重要任务和考核项目。张毅制定的赏罚措施，使得各县知事有章可循，提高了行政效率和执行力，川边吏治渐渐走上了常轨。

另外，张毅改定了乌拉支应章程。川边军事频繁，转运粮饷和输送枪弹都需征用乌拉，一些乌拉弊病又滋生出来，如强迫支差、估拉过站、刻扣脚价、违章滥支、虐待夫役等。张毅颁布了新的乌拉支应章程，限制了官兵在支应交通乌拉中的不法行为，适当地保护了差民的利益，提高了广大农牧民的支差积极性，加强了川边的稳定。

三、张毅因“陈步三兵变”被解职

张毅本打算于1914年10月1日起将川边镇守使署移往巴安（巴塘），改编巡防边军为陆军第二旅，淘汰老弱，并计划在巴安、乡城实施屯垦，已将公物赏需运出两千驮至雅江，不料1914年9月发生了陈步三兵变，④张毅忽然得到乡城嵇旅长变耗，而中止进发。“陈步三兵变”对张毅镇守使一职及其治边计划带来重大影响。

1914 年 9 月 20 日夜，⑤陈步三因故兵变，杀死旅长嵇廉及继任营长许幼文，打死旅部官佐19人。[11](P171)川边镇守使张毅在康定获悉，一边密电成都胡景伊，一面立即派官兵征讨，陈步三自知兵力不足，假意投降，计诱前来征讨的邱昂青旅长和朱森林、张煦二团长前往稻城受降，途中出其不意将3 人围捕，禁锢于乡城，康南大震。张毅命令边军分统刘赞廷，率部向盐井、得荣、巴安（巴塘）结合部严密防堵，并派独立团团长陈遐龄奔赴理化之喇嘛垭。他又急电川督胡景伊，请求派两个团到川边进剿。11月，胡景伊委任刘成勋为旅长兼“征乡军宣抚司令”，带预备团及特科两连前往川边，从川中调四师兵一团，以团长陈子献为征乡支队长，率本部兵由康定经河口，期会于理化，分道进攻。

陈步三将部分枪弹分发给乡城人，得知征乡军消息，率其部由定乡出发，经稻城桑堆，越木拉石，到达雅江西俄洛。1915 年2 月28 日，陈步三攻破雅江，率领五六千人直扑炉城，打箭炉防兵仅三百人，防阻之兵大败，城中一日数惊。张毅闻讯陈步三直逼炉城，和法国传教士一起逃至泸定桥。3月6日，陈步三率军围城，当夜城破，驻军与叛军激战于街巷，城中商店遭抢劫。打箭炉最终被攻陷后，英国驻打箭炉特别助理路易斯·金成功说服了陈步三制止其手下已经开始的烧杀抢掠[28](P42)，避免打箭炉城镇遭到更严重的破坏。

炉城失守期间，张毅镇守使和刘成勋司令一并被褫官，北洋政府责令二人戴罪立功。3 月6、7、8日四川胡景伊将军陆续饬令出兵，“亦发枪支子弹甚夥，驰赴剿办”。[29]不久，刘成勋部与陈步三率领的叛军在炉城激战，陈步三败退撤离。陈步三率部至泸定烹坝渡河，由昂州（今泸定岚安）窜至天全、芦山、名山。3 月22 日，叛军侵扰邛崃县，未至城内，遂折北窜入崇宁县，“3 月23 日，陈步三部下叛兵进入崇宁县城内，将当铺商店掳掠一空，又窜至分州（分县），将富商居民劫掠一空，分州知事早即逃匿”。[30]3 月25 日，陈步三见大势已去，化装潜逃，与护兵胡金廷至犍为县牛华溪，⑥被川边财政科员曾济光和乡城知事署庶务员高琨认出。[31]陈步三被擒获，押解至乐山县，讯供确实，陈步三被就地正法，[32][33]后首级被悬于炉城，历时半年之久的陈步三兵变始平。[34](P11)4月30日张毅因应对“陈步三兵变”事件不力被解职，刘锐恒接任川边镇守使。

“陈步三兵变”是民初康藏史上发生的重要事件，事件经历时间长达半年，直接导致了川边镇守使张毅下台，使其正在实施的和拟实施的川边治理计划戛然而止，从而导致了民初乡城地区长期处于失治状态。陈步三兵变后，一些土匪民众加入到叛军里，叛军串扰川边数县，造成康区人民财产损失严重。陈步三出关后，乡匪返回乡城，一路劫掠大肆抢掠，康区社会陷入动荡。陈步三兵变后，他发给乡民快枪千余支，陈步三叛乱之后约将年余，汉官不能恢复乡城之治理，虽有团长朱宪文与王耀南曾试图恢复治理，终无结果。乡匪抗拒汉官入境，导致乡城长期成为化外区域。1917 年，川边镇守使派遣定乡（乡城）县长，试图行使职权，川边政府派兵保护，但不到数月，县长被撤回。[35]直到1927年颜虎成上任，乡城才恢复县治，[34](P213)可见，“陈步三兵变”对乡城的治理带来了深远影响。

1915 年4 月30 日张毅镇守使被免职后，专任川边财政分厅厅长，然而其任职时间不到一月，他又转投四川将军陈宧，张毅与陈宧是亲戚，他再任四川将军府参议。1916 年6 月张毅随陈宧联袂去职，至北京将军府赋闲。1919 年11 月刘存厚和熊克武将滇黔军全部驱逐出四川，刘存厚为了抢夺四川督军一职，分划川军各部，密电北洋政府，请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省省长，并专派张毅赴京活动，[36](P92)此时张毅任职不详。1922 年7 月12 日，刘成勋在成都就任川军总司令，张蓬山（张毅）为总部参谋长，宣布四川自治，筹备制定省宪法。[37](P585)1922年11 月 24 日至 1923 年 5 月 28 日张毅还担任过四川盐运使。⑦卒年未详。⑧

四、张毅治理康区的困难

（一）边地欠饷

川边位于青藏高原东南边，地势高寒，土地贫瘠，物产甚少，自然条件恶劣，灾害频发。可以说，地不足以养民，民不足以养官，更无以养兵。自清末赵尔丰经营川边以来，边务经费就全靠四川协济。粮饷是收拾川边军心的重要因素。

尹昌衡西征结束后，1913 年边地开始出现欠饷现象。《申报》记述：“川边边军共十一营，自尹昌衡担任经略使时已积欠饷款，张毅任内不承认尹之欠饷，然而张毅应给之饷因饷源不济，也未月清月款”。[38]自张毅时期起，军饷依靠四川接济，民饷就地解决，由于自然灾害和兵燹，川边粮税收入低下，川边常由四川政府挪借。张毅饬令边军统领、帮统、分统各率所部，直接到镇守使署领饷，然而民初川内政局不稳，四川军阀一旦发生混战，四川政府对边地无暇顾及，边地欠饷现象频繁发生，这就很容易导致边军叛乱。《边藏风土记》记载，“至于粮饷军需，边外各县粮赋不能接济。三统（统领、帮统、分统）则请镇守使运援，或稍迟误，立称边军哗变”[39](P14)。欠饷也是导致“陈步三兵变”的重要因素。可见，欠饷解决与否关系到川边的稳定，而川边依靠川内接济的方式具有一定的风险性，这无疑给了张毅的治边增加了困难，也是后任川边镇守使必须面对的重要挑战。

（二）边军腐败滋生

1912年8月，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要挟袁世凯制止西征军西进，袁世凯俯首听命，边军锐气顿沮。[40](P123)1914年随着川边局势的缓和，川边驻军除陆军尚知纪律外，边军十一营开始纪律败坏。由于边军素乏教育，从未整顿，在川边出现骚扰藏民和毁坏寺庙的现象，一度引起西藏地方的交涉和抗议，袁世凯责令川边镇守使张毅严查，随时重惩不受约束之官。1914年7月3日北洋政府蒙藏院致十三世达赖喇嘛电文中提到：“总之，川藏同为民国领土，中央毫无歧视，惟欲奠安川藏之民，息兵保境，所有宗教等均加意维持固护，一以复旧为归……”[41](P187)

1914 年前后，蒙藏事务局派曾遣过两位自费前往川边的调查员周文藻和李明榘，目的是搜集涉藏情报，更好地为中央提供治边治藏政策。其中，两位调查员根据切身观察对川边吏治皆表达了担忧，他们在向中央政府呈报中提到：“宜饬四川将军、及川边镇守使嗣后用人宜慎，以免借寇兵而卖盗粮也。”[42](P45)“今边藏地方之知事出于某营官之录事，或缘于某私人之私人，其学问、经验全然没有，将何以抚藏民等等。”[43](P348)显然，“学问、经验全无”的说法有点夸张，张毅经过查证发现，川边确有营官兼任县知事，如“边军帮统彭日升兼昌都县知事，边军第一营营长时传文兼任恩达县知事，陆军营长陈步三兼任定乡县知事，这些都是由前任（尹昌衡）委任”[44]，张毅给北洋政府呈报县知事尚未调整的原因是：“（张毅）任事之处，藏番东寇，该处系前敌要地，未便骤易生手”[44]，以及“上述各地接触藏番，因时因地不能不委用与军队情谊舒洽之员，以免龃龉而滋窒碍”。[44]实际上，张毅上任时对川边吏治制定了赏罚措施，但边军和川边吏治滋生腐败并未彻底根除，营官和县知事徇私舞弊、中饱私囊时有发生，这给张毅治边带来了一定的困难。1918 年康藏发生冲突时，边军一败涂地得以显现，与此时吏治失去民心也有一定关系。[45](P202)

（三）交通梗阻

交通状况也是制约川边治理成效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川边地势高寒，空气稀薄，道路崎岖，交通梗阻。清末民初川边军事频繁，道路建设未有进展，邮传系统日益衰败。1912 年尹昌衡西征，成都和泸定间公路分16段开工建筑，未几尹昌衡和胡景伊争权，路款停顿，已修之路复为农田。张毅时期川边交通状况未有改善。

川边陆路交通完全以牛马代步，公务人员进关内需提供乌拉，一遇军事活动，官商人民交困，百姓承受交通乌拉之痛。民元以后台站撤废，往来者要么投宿村民，要么露宿道旁。邮局和电线业务滞后，公务信件邮局投递时间过长，有线电报边地久已失修，川边电线在第一次康藏冲突和1914年“陈步三兵变”中被割毁，只剩下雅安至康定一线。川边交通滞后，边民与内地几乎隔绝，束缚了边民的眼界和思想，与内地相比边民还使用落后的生产工具维持生计，社会生产力低下。同时，川边镇守使署与各县之间道路信息不畅通，影响川边政令的传达，加重了康民的乌拉差役负担，这些必然给川边治理带来较大的困难。

总之，民初北洋政府设立川边镇守使，划立川边特别行政区，化边地为腹地，以加强对川边的控制。张毅是首任川边镇守使，在任不到一年半，基本遵循了北洋政府的治边战略。他积极经营川边，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1914 年9 月乡城发生“陈步三兵变”，张毅应对不力，镇守使一职被撤，其治理康区的计划付诸东流，乡城地区也长期处于失治状态。因此，张毅担任川边镇守使期间，其治理川边的整体成效并不显著。后任川边财政厅分厅长的陈启图认为：“张毅治军有特长，惟战术少实地经验，故讨陈（陈步三）一役，归于失败。然留心征拔才俊，注意吏才，故戍边年余，而政治大有进步。”[56]若非“陈步三兵变”突然发生，假以岁月，川边有望恢复到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傅嵩炑时期的面貌。

[注 释]

①主要成果有：裴儒弟的《1916-1917年殷承瓛出任川边镇守使及其治边探析》（《西藏研究》2020 年第2 期）、《1915～1916年川边镇守使刘锐恒治康研究》（《西北民族论丛》2021年第22 辑）、《川边镇守使陈遐龄治边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18 年第4 期），分别论述了殷承瓛、刘锐恒、陈遐龄出任川边镇守使的过程，及其治边措施和困难；裴儒弟的《民国时期川边镇守使的治边活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2期，第149-159页），涉及张毅的治边活动，但其所占篇幅短小，内容简略，有待深化。

②本文康区是行政区划概念，民初又叫“川边”，“康藏”，主要指当今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和昌都市所辖区域。

③五点备忘录主要内容为：“英国不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不允许西藏改为行省的建议，反对川滇军入藏，有条件的接受中华民国的承认，在藏事解决之前断绝印藏交通等等。”参见《会议前英国要挟中国派员开议之经过》，载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6），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2385页。

④1914年9月营长陈步山杀死川边第一旅旅长嵇廉后叛变的事件，叛变原因学界有多种说法，主要有陈步三县知事被撤、积怨和欠饷因素导致。见裴儒弟：《略论民初康区“陈步三兵变”事件》，《西北民族论丛》第17辑，2018年。

⑤1914年蒙藏事务局派遣李明榘赴川边调查，11月18日川边调查完毕，他在《筹藏政策》中提出：“九月二十三日，有乡城之乱”（参见李明榘：《筹藏政策》，载张羽新编：《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14册），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348页）；陈启图在《廿年来康政得失概要》中提到：“不料9月24日，忽得乡城稽（嵇廉）旅长变耗”（参见陈启图：《廿年来康政得失概要》，载赵心愚、秦和平：《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上），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 年，第208 页）；《东方杂志》（1914年第11卷第5期）记载的时间为“1914年9月20日”；《申报》（1914 年11 月8 日）也记载“九月二十日夜，乡城兵变”，本文依照“陈步三兵变”的发生时间为1914 年9 月20日。

⑥一说陈步三在牛华溪被认出，参见乡城县志编纂委员会：《乡城县志》，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11 页。另一说陈步三在竹根滩被认出，参见《纪川边兵变原因》（续），《申报》，1915年4月2日。

⑦见郭卿友：《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09 页。另有记载，1922 年 11 月张毅为四川自流井盐运使，见《金永炎电稿》，《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4期，第94页。

⑧陈予欢的《中国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将帅录》（广州出版社，2013 年，第 185-186 页）认为：“1926 年 8 月30 日张毅任闽浙赣苏皖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部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周荫人）部第一军军长，率部在福建与国民革命军北伐东路军作战。1926年12月3日张毅所部被北伐军全歼，张毅被俘虏，1926年12月20日在广东汕头被处决”。此处张毅和本文张毅同名，但不是同一人，此处张毅，字仲刚，河北沧县人，系国民党中委张继的族弟，1913年袁世凯将第四镇第七协李厚基部改编为旅，由海军总长刘冠雄率领入闽，张毅随旅来福州，1923年被孙传芳委任为福建陆军第一师师长兼厦门镇守使，1926年12月被国民革命军就擒，1927年4月被押至汕头中山公园枪毙。参见阮镇秋：《北洋军阀张毅》，《福建文史资料》第4辑，1980年，第64-65页；《台湾民报》，第169 号（五），台北东方文化书局复本，1973 年，转引邵名煌：《台湾人民与抗日战争》，团结出版社，2014 年，第5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