溢出与回归：《枣》中的异质性景观与“混血”体验

刘晓芳 孙 萌

（同济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092）

汤浅克卫于六岁时跟随父亲一起移居到朝鲜近畿道水原地区，并进入学朝鲜总督府立中学。成为作家后，他钟情于殖民地题材的文学创作，尤其关注朝鲜被日本殖民的历史，这与他在朝鲜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枣》（1937年）作为其殖民地题材的代表作，堪称一部“集结了批评性与抵抗性的文学作品”（池田浩士，1995:208）。该作品描述了在“日鲜一体”政策之下日鲜混血儿金·太郎的童年生活。作为“大东亚一体化”的通婚结果和日本殖民行为的见证者，无论是穿越“内地”日本与“外地”朝鲜去观照宏大日本殖民主义叙事的残酷性与灾难性，还是比照个体存在的脆弱性与渺小性，金·太郎这一人物都有着特殊的意义。

迄今为止，多数研究者聚焦于作家本人的创作意图和作品的出版时间，指涉日本殖民主义的暴力历史（池田浩士，1995；廖秀娟，2010；長瀨由紀峰，2014；河昇彦，2018），并进一步指出，作家汤浅克卫力图借助地理政治学视域中的“外地”朝鲜，来表征“日本暴力殖民历史中的以移民和种族差异构成的权力关系”，进而表现“对殖民者的批判性讽刺”（長瀨由紀峰，2014:42）。然而，对于小说通过个体的被殖民创伤置于个体之维、家庭之维与历史之维等多个维度建立起来的虚构与现实之间的镜像关系，诸如日鲜通婚中的女性、混血儿及其主体性等被宏大叙事所遮蔽的个体问题，却鲜有研究者进行分析与探讨。

鉴于此，本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结合后殖民主义理论与视点，以作品中被匿名化的“内地”女性为切入点，通过对“混血儿”的异质性身体景观及其自我认同的深入剖析，揭示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欺骗性与虚伪性所造成的个体伤害。

一、母亲：“日鲜一体”与疯癫的匿名者

“关于母亲的记忆，差不多都与集市相关。母亲从集市走失的那个背影，给尚且年幼的金·太郎的心中刻下了重重的伤痕。”（湯浅克衛，1995:169）小说开篇便向读者介绍了从“内地”日本嫁到“外地”朝鲜的这样一位特殊母亲。说她特殊，是因为她作为主人公金·太郎的母亲，在整篇小说中却几乎是一个“不在场”的存在，而且被匿名化处理了。“匿名”叙事在某种程度上既代表了身份的隐去，又暗含着作者对于不可言说之事的抵抗。

这部短篇小说发表于1937年，同年10月作者又发表了以该主人公的成年经历为题材的小说《心田开发》。长濑由纪峰（2014:39）指出：“鉴于《枣》与《心田开发》为同一主人公，且分别描写了同一个人的少年期以及成熟期，由此可见是极具连贯性的，我们可以把这两个作品看作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因此，若以续篇《心田开发》的故事时间点（1937年）为基准，那么《枣》的故事发生节点便是1920年初。众所周知，在1910年8月，日本迫使韩国签订《日韩合并条约》，由日本天皇颁布《日韩合并》诏书正式吞并朝鲜半岛，设立总督府开始了对朝鲜人民的殖民统治。日本总督府在朝鲜推行了以“皇民化”（奴化）为目的的所谓“日鲜一体”的同化政策，如1911年总督府颁布的《朝鲜教育令》，确立了“符合时势与民度、培养忠良之国民”的殖民主义教育方针。在此方针的指导下，日本提出“日鲜同祖”之说，试图以此同化朝鲜人，从1919年起，强迫朝鲜人民参拜祭祀天照大神和明治天皇朝鲜神社，进而通过缩短教育年限、限制高等教育和师范教育等措施，在“外地”朝鲜建立了一套依从于帝国需求的、机械而又“实用”的奴化教育体系，强行将朝鲜人民捆绑于日本的殖民版图内。在这套体系中，性别配置成了充当日本殖民者进行压迫个体的“最佳”工具。

日本人与朝鲜人的通婚原本是民间的个人行为，但自1909年被日本占领的朝鲜被迫成为了日本的“外部”之所在，即日本为“内地”、朝鲜为“外地”之后，“内地人”与“外地人”的通婚便成为殖民统治者利用的政治策略和同化手段。1921年，日本颁布了《内鲜人通婚民籍手续法》，次年又在朝鲜推行《朝鲜户籍令》，“日鲜通婚”作为“日鲜一体”的重要步骤而被推进。日本皇族梨本宫方子与朝鲜李王家的世子李垠的政治联姻，更是推进了日本的“日鲜一体”计划，使得日鲜通婚的数量大幅度增加（详情见表1），尤其是朝鲜男性与日本女性的婚姻组合数量翻倍增长，根据韩国研究者李正善的统计，在朝鲜王室与日本贵族完婚、日本政府大力推动“日鲜融合”的1922年，“朝鲜人男性＋日本人女性”的婚姻组合数量呈现翻倍增长，甚至远大于“日本人男性＋朝鲜人女性”的婚姻组合（李正善，2018:42），这与欧美的殖民主义模式截然相反，成了带有日本色彩的殖民主义暴力历史。就这样，朝鲜与日本建立起了短期的、带有性别色彩的、“被动”的血缘关系。

表1 “日鲜一体”政策下的通婚情况

（李正善，2018:42）

“日鲜通婚”政策不仅仅将日本与朝鲜的血统融合在了一起，在地理政治学视域中，亦是日本内地的版图与朝鲜，甚至与整个东亚紧密糅合的殖民主义权力运作方式。《枣》中的朝鲜男人金大吉与日本女人这一对“外地人”与“内地人”通婚生子的作品设定，正是当时社会现实的一个缩影。然而吊诡的是，文本中的宗主国女性始终都是一个被“匿名化”的存在。从权力关系来看，身为宗主国的“国民”、却被匿名的女性，与虽属殖民地却拥有着某种程度上的“主动性”的男性构成了对立性的联动符码，被殖民主义挟裹之下的性别机理扭转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主动与被动关系，而母亲的歇斯底里正是这种扭曲关系的集中体现。《枣》讲述的重点之一正是这些边缘语境中的匿名者。

苏珊·S·兰瑟（2002:3）在《虚构的权威》一书中指出，文本中的叙事声音“是一个社会权力问题，是意识形态冲突的场所”。文本中看似刻意的、多次重复的“内地人”与“外地人”的差异折射出的正是权力的交锋和博弈：一方面是日本殖民统治意识形态建构的巨大话语场，另一方面则是在这话语场中被压抑的个体竭力发声、突破重围的艰难认知之旅。在金·太郎的眼里，“内地人”母亲经常“夸张地摇着身子、捶着胸口大笑着”，看起来极度“不自然”，甚至到后来发展成了“歇斯底里”。

有些时候，母亲会与吵着要见父亲的金·太郎一起，开心不已地向金大吉的身影飞奔而去，也会和蹦蹦跳跳的金·太郎一起兴奋地迎接金大吉的到来。但又会在有时，闷闷不乐地蹲在家前面，即使听到了金大吉特意用日语为她说的“我回来了”，也无动于衷，仅仅翻了个白眼当作回应。在这样的日子里，金·太郎总会在睡梦中被一阵奇怪的声音吵醒，听见母亲大喊大叫、哭着狠狠地打父亲金大吉的声音。（中略）母亲喜怒哀乐的情绪总是被放得很大，即使碰到了一件非常小的事，她也都会敏感得大笑或止不住地大哭，金·太郎直到长大之后才似乎理解了母亲那时激烈的情绪，那种不受控制的情绪波动恰恰是母亲歇斯底里的症状之一。

（湯浅克衛，1995:171）

母亲的“歇斯底里”，实则是一种嫁入殖民地的宗主国女性的身份焦虑外在表达形式，从某种层面上来说，亦体现了她在特殊权力交锋场域中作为生存方式的一种非理性姿态。当国家的政治导向主流倡导，甚至奖励“日鲜通婚”（即日本的女性与朝鲜的男性通婚）以达到同化目的时，大多数民众亦被不停改头换面的权力政治所蒙蔽，自觉地将主体性上交于国家，面对权力或沉默、或迎合。根据《日鲜人通婚民籍手续法》，以及同年以破除国与国之间法律界限为原则的《共通法》，入赘至日本“内地”的朝鲜男性将被编入“内地”户籍，而嫁入朝鲜的“内地”女性应被“内地”自动排除在外、编入朝鲜户籍。受父权体制男性中心主义的户籍制度的影响，被日本殖民主义政治策略“运送”到“外地”朝鲜的“内地”妻子是永久性失语的，对于自己的身份毫无“言说”的权力，甚至在日本战败之后，嫁入朝鲜的“内地”女性即使作为遣返者回到日本也无法恢复日本国籍。金·太郎母亲的“歇斯底里”既是隐喻——隐喻着在一个充满压迫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中、被宗主国“华丽”的话语外衣遮蔽住的个体真实困境，又是表征——表征了一种既无法从通婚的日常生活中完全脱离，又试图溢出固有能指意义的存在状态，在让渡主体与抹杀真正自我中分裂开来。

在接下来的文本中，作者对母亲“歇斯底里”的原因亦做出了回应：身为内地人的母亲对自身身份认同的困惑性、对生存困境的迷惘性、对男权政治的妥协性使她认识到自己根本无法逃脱原有的宿命，并最终外化于精神疾病。

母亲一边吃着东京的盐饼干，一边回忆着关于东京的过去，眼泪时不时地滴落在茶杯里。母亲说：“我的一生也就这样了。”养父的老伴也与母亲一同流着泪，说道：“但，还好太郎在你身边，也不至于让你感觉到更加寂寞。”（中略）听了这句话，母亲哭得更加厉害了：“并不会，正是因为这个孩子，我才觉得自己更加可悲。这个孩子的一生也将会是乱糟糟的。”

（湯浅克衛，1995:173）

种种疯癫、痛苦的背后隐含着性别外衣之下的种族与情感的链接，虽然嫁入朝鲜变成了户籍上的朝鲜人，但在与朝鲜人之间高度冲突的无意识中，她发现了自我意象中其实并不存在任何“朝鲜”印记——她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居间者”。根据霍米·巴巴对萨义德殖民主义的二元对立消解，我们会发现对于殖民者而言，被殖民者的“他者性”以相同的方式引发了其精神心理的紊乱：对被殖民者他者既爱又恨的矛盾情感。身为“内地人”的太郎母亲在进入朝鲜这个“他者空间”时，她也将自身带进了与他者的对话之中，这样一来，想象中的“内地”身份的主体性便遭到了破坏，变成只能由朝鲜身份的“他者”来规定与感知的地位。这也为接下来母亲在金·太郎成长中的“缺席”埋下了伏笔。文本结尾部分，在给金·太郎的信中，母亲说自己其实并没有成功地逃离朝鲜，而是在靠近西伯利亚的小村庄过着更加贫困的生活，“被剥离”的身份、且以身体的降格为代价的逃离反映出了在殖民背景之下，作为嫁入殖民地的“内地”女性所面临的生存困境。

在现实社会中，如作品中的母亲一样陷入困局的“内地”女性并不少见。1920年初，《朝鲜公论》《满洲日日新闻》等多次发布以殖民事业做“牺牲”的“内地”女性为主要对象的报道，并称呼这些女性是“离巢小鸟”。与此相对的是，不能适应殖民地生活的女性则被定性为“歇斯底里”，且在同时段的《朝鲜公论》上屡屡出现关于新建的精神病院中关押歇斯底里女性的报道。如果说文学创作中的个人疾病诗学常常被当作了解国家政治病源学的关键（转自王雅静等，2022），那么“歇斯底里”并陷入困局的母亲之存在本体已经脱离了生理范畴，与“日鲜一体”之下的通婚政策与家父长制联系起来，因而拥有了特殊的政治内涵。此时，母亲的形象中折射出了在通婚政策之下看似同一的帝国政治机理，成为帝国主义日本凝结暴力的“母体”。

从殖民主义通婚政策的逻辑起点来看，相较于不受“污染”、清醒且理智的“内地”日本殖民者，作为战争工具外嫁“外地”朝鲜的女性被认为是容易沾染污浊、且极其可能歇斯底里的存在，犹如一块不断吸收着非“内地”因素的肮脏的海绵，所孕育的混血后代则是撕开被帝国主义模糊化的“日鲜一体”历史真相的最佳证明。

二、金·太郎：“混血儿”的差异身体景观

如果说疯癫的“内地人”母亲是作者为作品设置一个边缘化语境的重要角色，那么混血儿金·太郎便是作者要展卷的一部“长书”，作者将所有关于殖民扩张话语及其背后的虚伪性、暴力性、欺骗性能够展开的空间，都让渡给了拥有混杂身份的金·太郎。

在作者笔下，作为“歇斯底里”母亲与朝鲜人的后代，金·太郎的身体景观从幼年开始便亦展现出了不同于常人的、“异常”的一面。作品中屡屡出现关于金·太郎“头部”的描写：由于“头部非常重”（湯浅克衛，1995:182），金·太郎总是会失去重心，某天在被“普通朝鲜小学”的朝鲜小孩儿打了之后，他又因“重重的头”被一下子扳倒在地。文本中，关于金·太郎“头部”的形容反复出现多次，呈现出与“金·太郎”的名字一样的“违和感”——朝鲜姓氏“金”如同混血儿金·太郎的头部一样不平衡地摇摇欲坠——朝鲜姓氏和日本姓名有意区分开来的表述，凸显了“内地”与“外地”的隔阂，亦体现出对于日鲜一体的反讽，因而反映了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既融合又疏离的矛盾状态，隐喻着混血儿身份的不稳定性，暴露出混血儿“在血缘、国籍、语言、文化上的双重性以及身份认同的困窘”（杨伟，2018:4）。

而从身体动作层面来看，在剑道训练中，金·太郎的姿势亦是格格不入的——“太郎拿起儿童用的弓做准备练习的时候，因为腿脚不灵活，所以在实战练习时根本无法张开弓箭弦，为了让自己的腿摆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只能一遍遍地敲打着那‘不听使唤’的腿。上臂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当腿好不容易摆放正确时，上臂却怎么都抬不起来。每当抬起上臂时，肩膀又会酸痛不已不得不放下手臂。无论重复多少次，都会以失败告终，远远达不到养父的要求。金·太郎突然觉得自己的手臂好像与其他日本人不同似的，一直都无法弯曲”（湯浅克衛，1995:181）。此时，空间从背景转为前景，与“身体”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联动，养父的剑道场空间作为一种现实关照，映射出了宗主国在殖民地进行的一系列“皇民化运动”的缩影。在强调“皇国臣民炼成”的日本殖民主义逻辑中，培养学龄前儿童的剑道场成了宗主国在殖民地中构筑“标准国民”的地方，这与《朝鲜联盟运动纲领》对于“皇国臣民炼成”的要求不谋而合。“皇国臣民炼成”需要各年龄段的人透彻地理解国体的本质且为之努力，被殖民地的民众亦应当具有日本国民“大和魂”与刚健的体魄。因此，“内地人”开设的剑道场在某种意义上可被看作一个塑造标准日本国民的模具，在这个模具中如金·太郎一样极其不协调的人“并不常见，可以说少之又少”（湯浅克衛，1995:181），指涉着混血儿的“身体”在国民化规范中呈现出的异质性色彩，并且这种异质性被抽象化为特定的符号，承载了人为赋予它的隐喻内涵，进而成为某种社会意义的表象。

在同时代的政治言论中，混血儿身体的异常成了统治者进行政治洗脑与动员的话语工具。负责人口统计的日本政府部门编撰的《关于以大和民族为核心的世界政策的探讨》中详细地罗列了混血儿的种种缺陷：

1.由于混血儿是基于平均体质水准不同的种族进行交杂的结果，因此混血儿的身体具有某种异质性。

2.混血儿容易生病，抵抗力非常弱。

3.混血儿容易依赖他人，在民族责任上毫无责任感，意志力薄弱。

4.混血儿严格意义上来说既不从属于父亲的国籍，亦不从属于母亲的国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无国籍者”的存在。

5.混血儿没有民族与国家的概念。

6.如果混血儿数量过于庞大，那么就会形成一个不属于任何种族的新的社会，逐渐与“纯血”民族渐行渐远（因此不利于社会发展）。

（星名宏修，2001:306）

不难看出，在看似毫无逻辑的刻板化陈词中，无一不是强调大和民族优越性的证言，处处暴露着“血统说”的隐含弊病：既然同化政策是基于两个民族糅合为同一民族为目的实行，那么拥有同一化血统的混血儿为何又被当作溢出边界的存在？“混血儿”一词在同时代的社会中极具争论性，但无论是以人种改良为目的提出的“混血强势论”、抑或是强调民族纯血的“混血批判”学说，都将“混血儿”放置在“国民”的边缘加以讨论，此时“身体”不仅仅是“肉身”，而是一种具有特殊能指意义的符号。这种将“中心”与“边缘”进行区分隔离的做法，与朱迪斯·巴特勒提出的“规范的暴力”在根本上是一致的。统治者设置了种种规范，用区隔制度对那些不符合规范的人实施暴力，用形式定义了身份，规定哪些身份是可见的、哪些身份又是不可见的。在日本殖民扩张的过程中，“混血儿”就是这样一群不被承认、不被殖民制度规范所接受的人，但他们却是统治者“同化政策”之下的必然结果。因此，《枣》对于混血儿异质性身体的叙述表现直指殖民暴力话语、种族政治与知识权力的勾连。日本人养父惊异于金·太郎身体的异质性而试图对他进行改造，在荒谬且伪科学的生命政治逻辑框架中要求金·太郎始终保持“大和魂”，并要他时刻铭记自己的作为“内地人”的身份。在日俄战争获胜以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抬头，“大和魂”的意蕴便发生了质变，开始强调国民对于国家的牺牲精神，且用排外主义、殖民主义的色彩来强调日本民族以及日本人的优异性。基于此，日本人养父的教育除了拥有国民性的精神规训以外，还夹杂着日本国民标准化的身体雕琢：

夏天还好，一到冬天，路面上不是堆积着厚厚的白雪就是结着一层冰，路边的电线杆被烈风刮得咚咚作响，如同悲鸣一般。金·太郎牙齿止不住地打颤，泪水也常常在眼周冻成冰凌。有一次，金·太郎在神社的山坡上不小心滑倒了，重重的头撞到了地面的冰，整个人从山坡上滚落下来，疼痛无比的他不禁想起了扔下自己逃离朝鲜的母亲，哭着喊着“妈妈”。那时，从山顶传来的养父的怒吼声：“太郎，你还是日本人吗?是日本人的话就不要哭，赶快站起来！”（中略）看到重新爬到山坡顶的金·太郎，养父说道：“果然你还是有着大和魂的！”

（湯浅克衛，1995:180）

由此可见，日本人养父对金·太郎的“大和魂”教育与身体素质要求清楚地折射出了宗主国实施“皇民化”暴力的缩影，也造成了金·太郎身份矛盾性的生成。这种由压迫性的规范所引起的混血儿的脆弱处境，揭示了宗主国的政治操演与殖民地的谋和之处：若想拥有一个“明确”的身份（国民身份）成为主体，就必须遵守宗主国所决定的某些规范。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无论养父怎么将“大和魂”的民族精神施与金·太郎，金·太郎的身体都始终无法被嵌入“标准日本人”的身体模型之中。

正如“金·太郎”这个姓名的与众不同，金·太郎的混血身体亦呈现着异质性景观，在深层关联着整个宗主国与殖民地的现实矛盾与困境。如果说姓名是混血儿混杂身份的最外层的表现之一，那么其混血的身体则是在暗处指涉着宗主国与殖民地关系的符码，不仅传递着“内地”与“朝鲜”意识形态差异的有型讯息，而且携带着权力与欲望交织的暴力视觉符号。帝国主义殖民话语对身体的规训是一种蒙蔽性更强的暴力，其对象不仅仅是殖民地的原住民，亦将本国人同一在内，在“日鲜一体”“皇民化运动”话语的遮蔽下，日鲜混血儿对于“内地人”来说是他者，对于朝鲜人来说却是侵略主体，因此，混血儿这一群体的异质性身体特征在此时成了一个“大东亚版图”上的种族空白、一道种族景观、一种被“内地人”高高在上俯视的战略性视角遮蔽的“盲区”。

《枣》为同时代的殖民地书写打开了一处新的思想空间。作者以“内地”女性与混血儿后代为切入点，展开了对于同一化殖民话语的思考，这种思考直逼以“他者化”为底层逻辑的真相。殖民主义框架为嫁入“外地”的女性与其后代混血儿之间添附了一个所指接点，使这框架从表面上看严丝合缝、毫无破绽。中村古峡（1932）“证实”了歇斯底里的心理性根源——流浪，易受他者干扰，意志不坚定、模仿他者的语言和习俗、过度性欲化等。这种伪科学的果断论证与同时代对于混血儿的污名化言说如出一辙，然而对于其生物意义上的真实性却从未有人进行深入探寻与挖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内地”女性与混血儿的所在之处便是被埋藏的真相之处，统治者的阴谋是让他们能形成稳定的自我认同、盲从于意识形态暴力机制，以维护其看似健全的主体结构。然而，在文学作品《枣》中，混血儿对于自我认同的思考成了瓦解殖民主义话语的最佳武器，其进行主体性回归的尝试正是抗争的痕迹。

三、殖民话语矛盾性的揭示：混血儿的“自我”张力与阈限

依据巴赫金的观点，所谓“自我”是抽象与空幻的，只有通过一个坐标点，即“非我”的不断比照与互动才能实现自我认知，这个对构建自我不可或缺的坐标点，即为“他者”（转自李锋，2011:97）。在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中，日本炮制出大量的二元对立性的话语，妄图在帝国主体身份的建构中与排除“异己”的过程中画出一道鲜明的分界线，以支撑和巩固帝国主义自我界定。

同时拥有宗主国与被殖民地血统的金·太郎感受到了归属感的混乱与边缘化的在场体验。身为“内地人”的母亲与养父都希望金·太郎自觉地丢弃从属于“低劣种族”的朝鲜人身份，时刻提醒自己“是个日本人”，从行为来看，这与统治者在殖民地实施的同一化的暴力统治是一致的。在殖民统治期间，日本不断地进行着“皇国臣民教育”，通过篡改教科书等方式对朝鲜民众进行一番“洗脑”，强调“国体意识”，一味地灌输“强军养成”“忠君爱国”等思想。这种教育方式的目的在于强调个人与国家的一体化，强调民众对于日本天皇的忠孝与无条件服从，其实质是殖民者企图通过抹平日本人与朝鲜人的身份差异来达成战争人力资源的聚集。但“无差异”只存在于统治者的宣传之中，而差异性从一开始就未曾消逝过，如父亲让金·太郎选择唯一身份的举动，恰恰证实了身份差异的显性存在。在这场风波中，无论是“内地人”还是强行被“国民化”的朝鲜民众，都在压抑中丧失了主体性而沦为工具性的客体，而作为混血儿的混杂性身份却将金·太郎置于盲区之中。养父一遍遍地让金·太郎铭记“大和魂”，而母亲也告诫金·太郎远离朝鲜的酒馆、朋友，甚至是当地的歌曲，告诉他不要成为“鲜童”。那么，金·太郎是否如他们所愿自觉成为“内地”一分子，其真实自我又处于怎样的状况，这些问题无一不浓缩着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残暴和畸变的根源性谜团，却一直被学界所忽视。

朝鲜人父亲也曾无数次地让金·太郎选择“一个”身份归属：“是当我的儿子好，还是当你妈妈的儿子好?”（湯浅克衛，1995:176）。金·太郎回答道：“我选妈妈。”（湯浅克衛，1995:176）听罢父亲自言自语：“果然还是因为户籍（内地）啊。”（湯浅克衛，1995:176）年纪尚小的金·太郎虽不懂父亲提问的深意，但却主动选择了以“内地人”的身份生活，这种无意识选择既是金·太郎自我意识的萌芽，亦是被动地接受真实自我与朝鲜相疏离的开始。

按照户籍法，金·太郎从属于朝鲜，然而却因常用语“日语”进入了朝鲜儿童无法进入的“内地人”小学。在金·太郎升入五年级的时候，他和同班同学与一群“身穿破烂麻布衣服的鲜童”（湯浅克衛，1995:182）发生了冲突，他冲到了所有同学的前面，并不是因为要“坚守大和魂”，而是“不想被同校的同学排除在外”（湯浅克衛，1995:182），这种想法从侧面反映出金·太郎自觉将自己归为“内地人”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其“自我”想要从属于内地，而是出于一种怕被内地排挤的心理程式，但也正是由于这种心理程式，金·太郎一次次地将自己与朝鲜的意象割裂开来。

金·太郎所在的内地人小学里面到处充斥着“内地”二字，无时不在与“外地”对立。在其他同学对于“内地”的想象中，总是带有一种羡慕的目光，且这种想象是立体的，是知觉、嗅觉等感觉拼贴在一起的“实体”：“内地人的身上果然都有种特殊的气味”“是的，我也闻到了”“这种气味像栗子树开的花一样香”（湯浅克衛，1995:182）。金·太郎对于“内地”的气味认知则是来源于“缺席”的母亲，每当他拿出母亲给他的“内地肥厚守刀”（湯浅克衛，1995:178）削木头时，都能闻到“母亲的香味”（湯浅克衛，1995:178）。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集市的臭味”——“各种枯草夹在一起的臭味”“葱的臭味”“污垢油烟还有每个人身上的汗味在一起发酵之后的臭味”（湯浅克衛，1995:184）、甚至连砂糖和水都有“臭味”，这种对比强烈气味折射出了宗主国的意识形态暴力图景，流淌在内地人血液之中的优越感将代表朝鲜人的集市和自带“香味”的“内地”隔至两侧。由此可见，“气味”所附带的能指意义远远不止现实中的洁净或肮脏，更多指涉在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在一体化的政策中包含着差别化国民的意识形态想象。在日本的“优等”“劣等”二元对立殖民话语之下，统治者不断篡改着朝鲜的历史，捏造“日鲜同祖”“日鲜同源”等谎言，又矛盾地把朝鲜人与“残缺”“肮脏”“丑陋”“孱弱”等形容词粘连在一起，使朝鲜成为最具对比性的 他者。

作品创作时期正值进化论与优生学大行其道，从事进化论研究的专家与教授人数呈现爆炸式增长，而其根源就在于“服务于军事目的、官僚统治目的，面向民众进行大范围的优生学知识普及，以及科学万能主义席卷整个帝国主义时期的日本”（右田裕規，2009:140）。因此，作品中所充斥的刻板印象与污名化的二元对立话语背后的时代内涵和暴力因素均有迹可循。从单一民族论到混合民族论，从日本民族纯血论至日鲜同祖论，其论调随着功利性的帝国主义需求的变化而不断地发生着相应的变迁。小熊英二（2020:393）对此评价道：“每当日本在国际关系中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发生变化的时候，作为民族自画像的日本民族论就会随之发生变化。”在同时期，日本学界不断地在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学说上反复抛出朝鲜人原本就是“日本人”的论调，对前阶段的日本民族起源说多次加以否定，这看似自相矛盾的、自诩建立近代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哲学理论基础之上的种种“定论”彻底暴露了其阶段性的表征。在《枣》这部作品中，作者通过“臭味/香味”来区分“朝鲜人/内地人”的众人行为的书写，巧妙且讽刺地证实了阶段性殖民主义血统说的逻辑悖论：同为黄种人的他们无法凭借欧美殖民主义的肤色区别实施种族歧视，仅能凭借虚无的“气味”来区分“内地”与朝鲜。由此看来，众人遵循的是一种与理性主义逻辑相对的非理性冲动，其意识并未受到殖民统治者精心策划的理性分析的控制，而是选择在非理性的冲动下盲从于殖民主义所创造的“符号暴力”，进而使自己沉陷于与帝国主义的共谋关系中，混血儿也不例外：面对集市上朝鲜人的“臭味”，金·太郎更愿意回忆母亲身体中具有原始性特征的“内地”的“香味”，原本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分裂的“自我”在与“他者”（朝鲜人）关系中得到了确立，基于此，气味与血统的联动符码隐形指涉了“国民”身份的问题，凸显了殖民主义血统说的局限与悖谬。

从强调“大和民族”血统高贵性言论的迭出到“日鲜一体”话语的生成，均基于绝对主义天皇制的等级制度而被选择性呈现，且随着殖民政策的暴力征伐变得愈发具有可操控性。当涉及身份问题时，其矛盾逻辑便被一并拉出水面。小说在无休止的身份争辩与纠葛中陷入了僵局，作者似乎无力提供一个确定的归属让金·太郎彻底摆脱身份困境，因此，故事结尾戛然而止：混血儿金·太郎追求的主体性是“血统”的同一性——对自身混血的双重身份形成完全否定，在拒绝差异性的基础之上力求达到同质化——一方面是其进行自我认同尝试的张力性所在，另一方面又暴露出其无法脱胎于既有殖民话语的身份阈限性。

在后殖民主义视角中，《枣》涉及了规范历史宏大话语的边缘叙事，包含了放大历史事实的场景，也创造了一种新视点让淹没在殖民主义灰色地带的渺小人物变得可视化、具象化，从集体到个人、从表象到心理，这一切都牵引着帝国主义暴力性的真相披露，清楚地传达着叙事呈现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关系。

四、结语

在同时代的文坛中，以日鲜混血儿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并不在少数，如：金史良（1939）的《在光亮之中》（『光の中に』）、张赫宙（2022）的《忧郁人生》（『憂愁人生』）等，均围绕着个体独特的“混血”体验揭示了殖民话语逻辑的虚伪性以及暴力性所在。在空洞化的“日鲜一体”殖民话语之下，日鲜混血儿的主体性混乱指涉着殖民化权力与被沉默化、被边缘化的反抗力量之间持久的斗争。

以日鲜混血儿为书写对象的文学文本，基于宗主国的“皇民化”意识形态规训与同一的暴力实践，对“日鲜通婚”政策进行了再现，这种再现并没有止于形式层面的日本“国民性”的强调与重复，而是通过考察和揭示“日鲜一体”政策对于“主流国民”与“被国民化”群体的不同意义，探析作为“溢出者”的混血儿的身份认同焦虑及其定位自我的一系列尝试，进而介入对于“大东亚版图”中隐含的种族问题的讨论。与此同时，不同于日本帝国“内地”急切歌颂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被严格检阅的文学创作，以汤浅克卫、金史良等为代表的书写朝鲜殖民地的作家们习惯于描绘殖民地的种种“景观”，为重新认识以“优越种族说”为殖民根基的帝国意识形态带来了启示。在《枣》以及同系列的文学创作中，汤浅克卫挖掘出了以“金·太郎”为代表的被帝国宏大叙事所遮蔽的“溢出者”群体，并且向读者血淋淋地展现了作为留置于被殖民地表层、却始终无法被触摸到的被殖民者创伤。

在摒除了“肤色差别”的帝国种族主义中，看似“同样”的两个群体既可以是“可视化”的两个不同种族，又可以被当作“不可视化”的相同种族，其评判标准便是在同时代政治语境中的“权力者”，统治者的“所见”即“塑形”。而具有混杂特质的日鲜混血儿正是对于追求“种族单一构成论”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与解构，这些“溢出者”所做出的自我认同的尝试与努力，从某种意义上成了揭示“大东亚一体化”欺骗性实质的存在。以金·太郎为代表的混血儿，以及身边那些背负个体、国家、家庭创伤的匿名者，作为生活在殖民地朝鲜灰色地带的边缘群体，成了殖民地历史与民族记忆的重要载体。他们身上所堆叠的历史真相，正是揭开日本殖民主义侵略性实质的强有力证据。作品中对于边缘群体的描绘，无限放大了以排外、同一性为原则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漏洞，从某种角度上来看，这无疑是一个预警——为盲目地鼓吹民粹思想、企图重启右倾的日本政府提出了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