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世纪恩怨”的始末及思辨

冯健亲（南京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20世纪的中国社会风云莫测，也决定了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复杂与多变。当然，这也必然会体现在身临其境的美术家的人生经历与命运上。辛亥革命前后，我国出现了两位少年美术奇才，一位是1895年出生于江苏宜兴的徐悲鸿；另一位是1896年出生于江苏常州的刘海粟。他们七八岁时的画作就鹤立鸡群、不同凡响。由于出身不同，徐悲鸿从小家境贫寒，培养了他勤奋刻苦的坚毅性格；刘海粟则生长在一个已经衰落的书香门第家庭，他在兄弟姐妹中最小、排行老九，天性顽皮，喜欢特立独行。他们都有因抗婚的原因而到上海求发展的经历。1909年，刘海粟到周湘创办的布景画传习所学了几个月后回到常州，自己办起了图画学堂，到16岁时却遇到了包办婚姻的困扰，奋然重返上海，于1912年与同学乌始光、张聿光创办了上海图画美术院；徐悲鸿因为卧病在床的父亲的坚持，于1911年与家乡的旧式女子成亲，翌年生有一子取名“劫生”，以寄托对包办婚姻的不满。此时，徐悲鸿以一幅新作《时迁偷鸡》在上海《时事新报》上获得了二等奖，无形中获得了到上海求生的欲望与信心，又恰好在《申报》看到上海图画美术院的招生广告，于1913年顺利地进了“美术院”第二期选科班学习，但徐悲鸿认为是被“广告”所骗，数月后就愤然离去另谋出路。没料到这段“巧遇”竟成为徐悲鸿、刘海粟之间长达一个“世纪”的“恩怨”的导火索。

在美术史论界里，研究者常常把1932年徐悲鸿、刘海粟《申报》笔战作为双方“结怨”的开始。随着相关研究及文献资料不断地深入发掘，我们对“世纪恩怨”始末的真相有了新的认识。首先，在1921年3月20日《新申报》的悲鸿“启示”中，就有斥上海美专为“野鸡学堂”，骂刘海粟“形同流氓”的指责，这与1932年《申报》笔战中徐的“启事”可谓如出一辙；而一本出版于2009年的名为《世纪恩怨——徐悲鸿与刘海粟》的著作，公开了徐悲鸿1953年写给周扬的“告状信”，则揭开了“结怨”的新内容，其中攻击刘海粟为“文化汉奸”的内容最具杀伤力！但多年来专注于刘海粟研究与文献收藏的梁晓波，则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实物史料，其中有徐夫人廖静文为阻止“1979年刘海粟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以及1985年拍摄电视剧《沧海一粟》而散发的相关文件材料”，其中的“核心内容”正好是徐悲鸿“告状信”的延续。由此，构成了“世纪恩怨”“始末”的完整拼图，这为揭开所谓的“世纪恩怨”的神秘面纱，提供了足够的佐证资料。

关于“ 始末”

关于“世纪恩怨”“始末”的提法，对于长期以来把徐悲鸿与刘海粟的“纠结”局限在“徐是不是刘的学生而引发”的说法，是一个“质”的突破。是一个由“道德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的突破。纵观“始末”的前前后后，突出的事件有5次，前两次是徐悲鸿斥上海美专为“野鸡学堂”，骂刘海粟“形同流氓”，充其量只是道德层面或学术范围的层级；后三次攻击的“文化汉奸”，则是一个“政治生命”“政治定性”的问题，如果“定性”得以确立，等于刘海粟政治生命终结，是要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因此，我们必须以充分的论据，把事情的真相加以澄清。为了真实而客观地反映事件的真相，下面将用原始资料按年代先后顺序的方式作排列，以得出尽量公正而确实的结论与认识。

1.1919年3月17日，徐悲鸿偕夫人蒋碧微到法国公费留学。上海美专学报《美术》得此消息后，在7月的第二期“插图栏”中作了报道，既刊登了肖像并附有纪事短文：

上海图画美术学校毕业生、北京大学画学研究会导师，现由教育部特派赴法国留学美术。

另在“美术界消息”栏目中，有《美术家之赴法留学》一文：“北京大学教授、前图画美术学校毕业生徐悲鸿君，学术优长、名誉卓著，今教育部为预储美术人才起见，特派徐君前赴法国国立美术专门学校留学，闻于前日已乘印㑑丸由伦敦赴法，吾国之派赴西洋留学美术者，以徐君第一人云。”

《美术》杂志刊登上述消息时，徐悲鸿夫妇正在法国巴黎而并未看到，直至两年后才得知此事，非但不感荣光反而发了脾气，专门撰文寄到上海，《新申报》于是日（应为19或20日）及21日、23日、24日连载徐悲鸿来件《美术界注意》谓：

闻友人自沪来者言，沪上有所谓图画学校者，出美术杂志，登有鄙人小像，且载许多事迹，冀以贱名，招摇贸利。多年前，鄙人初至海上，满心欲习西洋画，来自乡间，莫辨真伪，望门即趋，故曾入一爱而近路所谓图画美术院，为甬人乌始光者所办，绝无设备，教员有杨某，及一名刘海粟者，形同流氓，更无技能之可言（皆为一周某之逃生云），鄙旋去之，其院亦闭，盖所谓野鸡学堂者也。鸿八岁学画，至今未辍，当日虽亦糊口东西南北，自信造诣较彼辈必深，纵有微名，非所喜惊，不图竟有一不相干之学校，以鸿远在海外，无价值印刷物之不入目，又奈何他不得，敢为此举。爰草习艺，世界今日之美术界并其美术家，中国之美术界及美术家，并其所谓之洋画界及所谓之洋画家，来欧习艺指南，现在欧习艺者并其已归者等题布诸当世，凡有心学术者，幸对此等败类，力加抨击，庶几文化前途，有光明可发，夫岂独鄙人之幸。悲鸿敬启

又谓：

若刘海粟等皆青年，不知学术之大，是目盲；谓不学而能，是放屁。安心开野鸡学堂，䩄然作师，不知羞耻，非流氓骗术而何？反向之耗其光阴、掷其金钱、妄冀所得，真可痛心。

该启事又刊于3月21日《时报》广告栏，虽内容多有删减，但仍引发《美术》杂志社及美专学生的愤慨，分别在《新申报》、《时报》发表启事：

美术杂志社启事

民国八年，教育部派遣徐悲鸿赴法学习美术，当时有人将其肖影送来本社，本社以其事尚有可记载之价值，故于《美术》杂志第一卷第二期插画中特为刊入，并略记数言，此纯出于善意。乃本月十九、二十日《新申报》来件栏及《时报》广告栏忽载有悲鸿启事一则，竟以此事诬蔑本社，以为藉名招摇。徐某何人？充量言之，不过一官费留学生，在国内时，其艺其文见于绘学杂志，何尝有足道之处？时人能举徐某之名者，又有几许？区区人物，亦值得言招摇？在识者闻之，真不禁齿冷。至于启事原文，用意卑劣，不识人间有羞耻事，更不足深辩，惟恐读者或有误会，故特约略声明，尚祈：

公鉴

上海美术杂志社谨启

3月24日又以158名学生的名誉再发启事：

敬告国人

启者：本校美术杂志社于民国八年刊行《美术》杂志第二期，插图栏内曾载有徐悲鸿肖像及其赴法纪事，不过视为美术界消息之报告，并无其它用意。不料事隔二年，忽于本月十九、二十日《时报》、《新申报》中发现徐悲鸿启事一则，竟藉此牵涉本校全体及现任校长个人，措辞立论荒谬怪诞，原无辩论之价值。惟在我国美术发展犹属幼稚，难免不滋生误会，同人等为美术前途计，为本校名誉计，不得不根据事实纠正该项启事之谬误。查徐悲鸿系在民国二年暑假后入本校西洋画科毕业，并以家贫受免费生之待遇，后至北京，获得教育部官费派遣留学法国，同人等意其对于美术前途或能有所贡献。乃徐某忘情于师长，忘情于母校，今竟不顾自己之人格，以诬妄之言，毁坏个人之名誉、毁坏学校之名誉，一则曰刘海粟形同流氓，再则曰其所设之学校为野鸡学校。所谓流氓者果何指？所谓野鸡者果何解？刘先生办学以来，惨淡经营，数载于兹，贡献于社会者颇大，造就美术界之人才颇众，同学之留学他国者几岁有其人，尽责社会者亦逼于各地，频年以学校成绩供社会之观览，留心教育者亦莫不深加叹美，此固国人所深知者也，以如是有心社会事业者而谓为流氓，以如是学校而谓野鸡，天下宁有此荒谬之见解、颠倒之事理哉？且徐某一研究美术之留学生也，美术家之修养，讵非期其高尚洁白，美术家之态度，讵非期其磊落光明，乃徐某不此之务，竟以忘本为能，倾轧为事，以此等人而厕身留学界，实足以增留学界之羞，以此等人而归国人事于美术，实足以长美术前途之黑暗，教育部以国民之汗血，供此等人之耗费，同人等又深为教育部造就人才之初心惜。同人等矢志美术，自觉于中国美术界有甚大之责任，敢认徐悲鸿启事之言论，显系摧残美术，淆乱社会视听，实为美术界之害物，沾污美术界之纯洁莫甚于此，特以告我国人，国人幸留意焉。

上海美术学校学生陈复、朱志坚、邝廷模、万家祺、丁远、沈在镕、倪贻德、沈延哲等一百五十八人谨启

民国十年三月二十四日

后虽再无文字交锋，刘海粟也没有正式出面，但事情本身刘不可能不知道。如果把徐悲鸿的启事与1932年《申报》启事作对照，可谓完全一脉相承。据此，将其作为徐、刘“世纪恩怨”的起始，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而徐悲鸿对刘海粟的不满之情则耿耿于怀，实则早在1925年刘海粟倡议筹备第一届全国美展时就埋下伏笔；到1930年，得知刘海粟的油画入选法国秋季沙龙后，徐悲鸿在《良友》杂志上发表《法国之美术展览会种种》一文，就常玉的画作比刘海粟更早入选法国秋季沙龙，却不事宣扬，刘海粟则以此“自宣之于众”，造出轰动的社会效应的现象进行抨击，不点名批评了刘海粟的“好大喜功”：“而吾国特派考察世界美术之环球第一、盖世无双某大画家，近以其大作入选，自诩为国家无上光荣，开新纪元，惊天动地，却未悉在此会屡次出品，并售去其作者，尚有蜀人常玉，彼初未尝以为奇也。又不待请过夜饭，丐人为誉，有横行文字傅赞凭据以后，亟自宣之于众。”由此可见，两年后的“《申报》笔战”应该是在所难免的。

2.1932年10月15日，《刘海粟欧游作品展览会》在上海湖社开幕。展出他欧游所作油画109幅，卢浮宫临画8幅，回国后新作油画26幅，欧游前所作油画46幅，历年所作中国画36幅，共222幅。画展开得盛况空前，一切似乎都很圆满，可是因为曾今可在画展评论中提到的“国内名画家徐悲鸿、林风眠……都是他（刘海粟）的学生”这句话惹怒了徐悲鸿，于1932年11月3日在《申报》刊登《徐悲鸿启事》：

民国初年，有甬人乌某，在沪爱尔近路（后迁横浜路），设一图画美术院者，与其同学杨某等，俱周湘之徒也。该院既无解剖、透视、美术史等要科，并半身石膏模型一具都无；惟赖北京路旧书中插图为范，盖一纯粹之野鸡学校也。时吾年未二十，来自田间，诚悫之愚，惑于广告，茫然不知其详；既而，鄙画亦成该院函授稿本。数月他去，乃学于震旦，始习素描。后游日本及留学欧洲。今有曾某者，为一文载某杂志，指吾为刘某之徒，不识刘某亦此野鸡学校中人否，鄙人于此野鸡学校固不认一切人为师也。鄙人在欧八年，虽无荣誉，却未尝试持一与美术学校校长照片视为无上荣宠。此类照片吾有甚多，只作纪念，不作他用。博物院画家，人皆有之，吾亦有之；既不奉赠，亦不央求。伟大牛皮，通人齿冷，以此为艺，其艺可知。昔玄奘入印，询求正教。今流氓西渡，惟学吹牛，学术前途，有何希望；师道应尊，但不存在于野鸡学校。因其目的在营业欺诈，为学术界蟊贼败类，无耻之尤也。曾某意在侮辱，故不容缄默。惟海上鬼域，难以究诘，恕不再登。伏祈公鉴。

刘海粟看到启事后，于11月5日在《申报》上刊登《刘海粟启事》曰：

第三卷三期《新时代》杂志曾今可先生刊有批评拙作画展一文。曾先生亦非素识，文中所言，纯出衷心，固不失文艺批评家之风度，不谓引起徐某嫉视，不惜谩骂，指图画美术院的为野鸡学校。实则图画美术院即美专前身，彼时鄙人认为年未弱冠，苦心经营。即以徐某所指石膏模型一具都无而言，须知在中国之创用“石膏模型”及“人体模特儿”者，即为图画美术院经几次苦斗，为国人所共知，此非“艺术绅士”如徐某所能抹杀。且美专二十一年来生徒遍海内外，影响所及，已成时代思潮，亦非一二人所能以爱恶生死之。鄙人身许艺学，本良知良能，独行其是，谗言毁谤，受之有素，无所顾惜。徐某尝为文斥近世艺坛宗师塞尚、马蒂斯为“流氓”，其思想如此，早为识者所鄙。今影射鄙人为“流氓”，殊不足奇。今后鄙人又多一“艺术流氓”之头衔矣。惟彼日以“艺术绅士”自期，故其艺沦为“官学派”而不能自拔。法国画院之尊严，稍具常识者皆知之，奉赠既所不受，央求亦不可得，嫉视何为？真理如经天日月，亘万古而长明。容有晦冥，亦一时之暂耳。鄙人无所畏焉。

同时，旁边还刊登了一段简短的曾今可《启事》：

昨阅《申报》徐悲鸿先生启事，以《新时代》月刊三卷三期拙稿《刘海粟欧游作品展览会序》一文为“意在侮辱”，查今可认识徐悲鸿先生的在认识刘海粟先生之前，彼此都是朋友，固无所厚薄。拙文中亦并无悔辱徐先生之处。此启。

徐悲鸿当然不会示弱，于11月9日在《申报》再登《徐悲鸿启事》曰：

海粟启事谓不佞“法国院体……”，此又用其所长厚诬他人之故智也。人体研究务极精确，西洋古今老牌大师未有不然者也。不佞主张写实主义，不自今日，不止一年。试征吾向所标榜之中外人物与所发表之数百幅稿与画，有自背其旨者否？惟知耻者，虽不剽窃他人一笔，不敢贸然自夸创造。今乃指为院体，其彰明之诬如此。范人模型之始见于中国，在北京在上海抑在广东，考证者当知其详。特此物之用，用在取作师资，其名之所由立也。今立范而无取是投机也。文艺之兴，须见其美，丑恶之增适形衰落。“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伟大哉牛皮！急不忘皮，念念在兹。但乞灵于皮，曷若乞灵于学！学而可致，何必甘心认为流氓。笔墨之争，汝仍不及（除非撒谎），绘画之事，容有可为。先洗俗骨，除骄气，亲有道，用苦功，待汝十年，我不诬汝！（乞阅报诸公恕我放肆，罪过！罪过！）

按惯例，刘海粟在之后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然而《申报》笔战却戛然而止了。是什么原因众说纷纭，有一种说法是刘在写第二个启示时，有蔡元培、梁宗岱的来信劝说而停笔休战的，至于“说法”确实与否，有待考证。

徐悲鸿却意犹未尽，周湘亦去函“声援”，徐接信后很得意，并称周湘为刘海粟“业师”。问题是：刘在周的布景画传习所学了几个月就离开返乡办学，也承认周湘是老师；徐悲鸿在图画美术院也学了几个月，还因家贫而享受了免费上学的优待，怎么就不认校长兼教师的刘海粟为师还破口开骂，是不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3.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这之前，徐悲鸿所在的国立北平艺专已有中共地下党员八人，并建立了党小组，学生侯一民任负责人，成员中有三位教师是冯法祀、李天祥、瞿希贤。党小组通过秘密的读书会和社团活动，发动师生护校及阻止国民政府的南迁阴谋；还安排冯法祀与徐悲鸿保持密切联系，传达上级要求徐不要离开北平的意见，冯还带秘密入城的田汉会见徐悲鸿，传达毛泽东和周恩来“请徐先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北平”的嘱咐。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徐悲鸿才有勇气在傅作义将军的“中南海邀宴会”上第一个站起来发言，要求傅顾全大局，顺应民意，并得到与会者的发言支持，坚定了傅的“和谈”决心，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同年9月，徐悲鸿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制定国旗、国徽、国歌的工作。11月，在徐的请求下，毛主席为“国立美术学院”题写校名；年末，周总理亲自任命徐悲鸿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不久，徐又当选为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成为全国美术界的领军人物。

话分两头说。中共地下党组织在上海美专的存在，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韩乐然是上海美专1925年的校友，在校期间的入党前后还两次去过苏联。1948年初，中共上海美专党小组重建，负责人为夏子颐，一年后已有十五名以上的中共党员，并成立了上海美专党支部，华爱丽任支部书记。当时的工作重点是“保存力量，保护学校，迎接解放”。在上海解放前夕，刘海粟主动联系美专中共地下党员朱瑚说：“前天我接到上海当局有关部门给我的通知，国民党派专机在虹桥机场，要我和梅兰芳、虹桥疗养院钱院长在一星期内坐专机去台湾。事情很急……我目前的处境你们那边怎样看待？”还说：“国民党已彻底完蛋了，我恨透了，没有一点幻想，共产党应该得天下了，我不去台湾。”朱向党支部书记与区委单线领导人报告了刘的想法和决心，他们立即向中共上海市委作了汇报。三天后，毛金丰转达了上海市委的意见：

一、刘校长是国内外闻名的艺术大师，今天主动留下迎接解放，在文艺界起着很大的影响，我们党热忱欢迎大师选择正确的道路——走向革命的道路。

二、解放形势发展很快，但国民党还会作困兽斗，以防万一，希望刘校长即日起离开住处，选一个较为安全地方躲避一下。

三、待选到安全地，把详细地点告诉我们，我们会派人去保护刘校长。

同时，刘海粟为资助留校护校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有饭吃，则变卖了几幅收藏品。5月25日解放军攻入上海市区，全校师生欢腾一片，用画笔画革命领袖像，刘校长指示总务处支付全部制作费用。上海解放第一天（5月27日），美专党组织将提前秘密绘制好的巨幅毛主席像，由美专学生会干部抬到上海最繁华的“大世界”挂在楼顶，引起全市轰动。6月初，上海市军管会文管会开始对私立上海美专的接管工作，刘海粟的态度“诚恳而认真”表示愿意将美专“无偿奉献给国家”，9月23日上级核定批准上海美专校务委员会委员共11人，刘海粟为主任委员兼校长。1952年5月，中央教育部下发《全国高等学校调整计划（草案）》，结束了原来对私立学校“不接收但要管理”的政策，此时的刘海粟思想上有所波动，后在夏衍陪同下与陈毅市长进行交谈后，才“毫无怨言地把苦心经营四十年的学校献给了国家”。1952年11月4日唐弢代表华东文化部向全体师生宣布刘海粟任华东艺专校长，同时说明刘校长不参加学校具体事务而专心从事艺术创作与研究。

以上即徐悲鸿向周扬发出四封告状信的现实背景。信的内容如下：

第一封，1953年6月1日

周扬先生：

月初，中国山水画家俞剑华先生北来，得悉华东合并山东师范学院艺术系（应为山东大学艺术系音乐、美术两科）、上海美专等校为华东美（应为艺）专，派刘海粟为校长，地址在无锡，我对于刘海粟校长有些意见，敢为先生言之：

刘海粟在1942年新加坡陷落时，乘日本军用飞机回上海，他的美专一直在沦陷时期未曾停课，他本人并接受伪职。1945年重庆《新华日报》报道上海文化汉奸，即举刘海粟。胜利以后伪全国美协理事长张道蕃即替他洗刷，说刘海粟不是汉奸，新华日报造谣，并又揽拢他做伪美协理事。解放以后三四年来，政府与社会对他一直未加理睬，但最近忽然又任他为领导干部，我站在美术工作者立场，严正的提出抗议，理由如下：

1.刘海粟是否汉奸，或竟系新华日报造谣，今日当不致再颠倒黑白。起用汉奸作领导干部，国民党反动派曾为之，人民政府似尚无先例。中华民族原是一个很重视民族气节的民族，人民的痛恨秦桧而尊崇岳飞便是一例。又如明末名书画家张瑞图，只因替奸党魏忠贤写碑，三百年来他的作品无人理睬（并非作品不好）。若说美术家的气节可以折扣，我便首先抗议，或曰刘海粟充当汉奸并无血债，情节不太严重，他已反省，便可用作领导干部，我也认为不当。反省是他认识错误最起码的表现，但不等于说反省便可除掉汉奸罪名，洗刷汉奸罪行，甚至反省并可提拔为领导干部，这在道理上是说不通的（何况我们并未见他有任何公开的反省文字）。举周作人为例，周作人亦未尝没有反省过，但人民政府并未用他作领导干部。若说学问，周作人比刘海粟要高明得多。

2.刘海粟在美术上一贯欺骗、抄袭，作风极为恶劣。他的画多请达官名人题字，其目的是既拍了马屁，又抬高了自己的身价，如林森、吴稚晖、蔡元培、陈公博等都替他题过。他就靠这种钻营方法，获取名利，这是一个端正的美术家所不屑为的。他又抄袭别人的作品，冒称自己的创作，以朦蔽人民。兹附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刘海粟国画》两本，第一本中“双马”幅，乃抄自法国十九世纪女动物画家Rosa Bonheur，原封不动，并且将白马三只脚画在一条横线上，连远近距离的起码知识都不懂，可见他的本领如何。“双狮”一幅亦抄自一油画印刷品，附上照片，可以对看，便能一目了然。试问肆意抄袭他人文章，不加注明，或翻译外国著作，不说明原著者姓名，而写上自己的名字，非盗窃而何？我国茅盾、丁玲当然无之，其次亦无之，有志气之青年作者，我敢断言亦必无之！只有不成才的人，方有如此下流举动！若让国际友人知道我们领导干部中有这样的人物，成何话说！

3.他办私立上海美专三十多年，以学校作他个人图名取利的工具，并以之贩卖西欧没落国际画商操纵之形式主义，贻害了无数青年。他在中华书局刊布一系列他所谓“世界画家”画集（多半是形式主义的），包括他自己在内。他又在大公报为文推崇形式主义首脑塞尚为近代美术之父（认贼作父），影响所及，使许多青年误入迷途，因而造成我国美术界混乱状态。我平生深恶痛绝形式主义，曾与之作过无数斗争。若说他办上海美专有功，那就等于说他贩卖形式主义是对的，应当表扬的，我想谁也不能同意这种歪曲的说法。

4.他的私生活极端腐化，酷嗜牌赌，名为办学，实则作美术掮客。据上海来人称：解放后，刘海粟伙同他的妻兄，有计划地盗窃国家资财。他的妻兄是上海的“钨丝大王”，利用替政府赴香港代购钨丝之便，大量盗窃钨丝，数目惊人。“五反”时曾在刘海粟家中搜出大批钨丝，刘妻惧罪逃往香港。（此系得自传闻，实际情况当可查究。）

解放后中国一切更新，刘海粟这一套卑污作风，早已为时代所冲洗。不料今日他竟又出任领导干部，以华东美（应为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代替汉奸之名！以欺骗攅营的旧社会典型人物来领导新中国美术教育！我认为有损人民政府威信！亦不禁慓然为我国美术发展前途惧！

我以为今日正力图改进中国绘画，不能容许如此恶劣作风存在！更不能任用如刘海粟这样品质极端恶劣的人做领导干部！为了挽回人民政府的威信，端正美术界的创作作风，提高美术界的认识，我建议应立即将刘海粟撤职！并将刘海粟作典型人物提出来让大家批判！

我患病近两年，今日勉力参与教员进修小组及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绘画进修同人讨论，今日又作此长函，殊感沉重，拉杂以陈，尚希詧鉴。

此致敬礼

徐悲鸿 六月一日

第二封，1953年6月5日

周扬先生：

白石翁为答谢做寿，特赠先生画一幅，嘱为转致，兹遣人送上，请查收。

前几日，我为抗议汉奸刘海粟出任华东美专校长，曾与先生面谈，并至长函备忘（又附览刘国画两册）。今觉意犹有未尽，再述如下：

刘海粟充当汉奸，其罪行轻重如何，吾人姑不置论，其丧失民族气节，则是事实。此乃吾人最蔑视者，所谓“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之污点。再则，刘海粟抄袭他人作品以蒙蔽人民，铁证如山，为清除文艺界之恶劣作风，此乃典型事件，我当坚持抗议到底！愿知先生意见。又刘画两册乃借自院中，请即见还，以示同人。

此致

敬礼

徐悲鸿 六月五日

第三封，1953年6月18日

周杨先生：

昨晚先生与我谈及拟令刘海粟作检讨，我认为应先在文艺报将刘海粟抄袭他人之全部作品发表，组织美术界进行深入的批判。然后令他检讨，他的检讨必须忠诚老实，并须经美术界通过，公开发表，这样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才能收到教育刘海粟同时亦教育了群众之效。刘海粟自称中国文艺复兴艺术大师，在旧社会中，人民已身受其蒙敲，其招摇撞骗与《死魂灵》中之乞乞可夫不相上下，如果今天不拿他作典型批判，则不能暴露他的原形。

刘海粟于1943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时乘日本专用飞机抵达上海，当日便对《新申报》记者发表其感想谓：蒙友邦当局招待，至为感谢，足见友邦对艺人之重视。腼顏无耻，令人痛恨！以后他在上海便不断作媚敌活动。我举周作人为例，并不是说他与周作人情况完全相同，而是说明他们丧失民族气节是一致的。关于他充当文化汉奸一节，新华日报的报道便是铁证。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领袖张道藩曾替刘海粟辦护（指新华日报造谣），想今日不致类似情况。若谈新华日报的材料还不足为凭，那就不知道要什么材料才算可靠？如果谈刘海粟不算汉奸，那就是新华日报造谣，试问今日有谁同意这样歪曲事实的说法。刘海粟之谓汉奸，已是铁的事实！我必须再一次向先生提出，起用汉奸为领导干部，有损人民政府的威信。我认为今天只有一个原则即：对人民是否有利，任刘海粟为华东美专校长对人民是否有好处？他能否在思想上抑或在艺术上起领导作用？事实上很明显摆在面前，两者都不能，在思想上他是最腐朽的资产阶级名利主义的典型人物，在艺术上他一贯抄袭他人作品，他与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或现实主义完全背道而驰，如果说我的这些看法只是他的过去，试问今天刘海粟有那（哪）些新的成就？他有什么新的贡献能将功折罪以洗刷他历史上的污点？总之我认为任刘海粟为华东美专校长是于人民毫无好处的！反过来说：有无害处呢？害处很大：第一有损人民政府威信。第二除汉奸罪名之外，还有昭昭在人耳目之抄袭。（连抄袭时的技巧都很坏）以先生之意，这样的人是否能领导新中国美术教育？第三将贻害于下一代，培养后代是我们今天最重要任务之一，以一个在思想上及艺术上俱不能起领导作用，而且有坏影响的人如刘海粟者来做校长，这学校如何能办好？人民政府的用人应该宁缺毋溢的原则，何况今天美术界并非找不出领导人才。解放以后我们应该清算刘海粟这样美术界的骗徒和罪人，而今日相反的用作领导干部。人民政府正号召我们向着新现实主义和毛主席的文艺方针迈进，刘海粟的作风是否有百分之一与此相同？他的一切正是我们要洗净的一切！如果我们的政府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将何以正视听？服人心？革命的精神就是要彻底！与恶势力不妥协！我既追随了人民政府与共产党，站在我今天的岗位，我应坚持斗争，想先生亦能同意。昨晚与先生同观京剧，归来长夜不眠，因思京剧有了不起的高度造诣，前輩中我曾亲见谭鑫培、陈德霖、王洪寿、杨小楼诸人，直到现在，特别是解放以来，能维持优良传统于不坠，且有百花齐放的前景。发展新中国艺术事业在先生眼中并未有所偏重，但在我看来，以起用刘海粟来比，则感慨殊多。拉杂附陈，惶恐惶恐。

此致

敬礼

徐悲鸿 六月十八日

随信附：

1.1943 年刘海粟由南洋乘日本军用飞机于五月廿五日下午四时抵沪，当日便对新申报记者发表感想谓：“蒙友邦当局招待，至为感谢，足见友邦对艺术人之重视”。（抄自一九四三-五-二六，新申报）

2.刘海粟返沪后以东亚第一画师姿态大请敌伪要人。

3.刘海粟开展览会时，日本大特务头子汉奸头子都来捧场，当时展览会招牌有“日本某某部后援”字样。刘……展会,日本某某部后援。

4.刘经常参加媚敌活动，举1943年12月16日上海新申报消息为例：为了促进中日新闻人的团结及两国文化的交流，新闻联合会在昨天举行第二次中日记者联欢大会……到有贵宾陆军报导口口部长，广田情报部长，盐田海军大尉……更可贵的是中国著名艺术家刘海粟氏带了他的爱人夏小姐俱来，可称一件文化界的韵事。入座后被隔离着的情侣有刘海粟氏和夏小姐……径打拱作揖，朱永康先生谦让座位……夏小姐如愿以偿地坐在刘氏左侧形影不离，一时传为美谈。酒过三巡，陈彬穌以主人地位发表简短演词，除正话外，后介绍刘海粟情侣、名媛夏小姐与大家相见，大家笑着干了杯。

5.据沦陷时居上海人士谈：刘为中日画会委员,大东亚共荣社积极分子，并曾贩卖古董与敌伪头子。

6.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华日报报道上海文化汉奸，即举刘海粟。刘海粟于文艺整风时在上海美协所作的检讨竟说：我自以为平生爱祖国，有高度的民族意识……行风正派……对得起祖国，对得起人民，对充当文化汉奸一字不提。请将其言行对照。

第四封，1953年7月8日

周扬部长：

今日先生谈拟开座谈会，令刘海粟检讨，我回来思量，以为不必要，原因是：这可能成为像刘海粟在上海时自吹自捧的“检讨会”，不解决问题。我以为应叫他坦白下列各点：

（1）上海沦陷时间与日本人有哪些勾结？参加过那些媚敌活动？担任过何种职务？

（2）共盗窃过那些作品？（如果写明仿某人作品不算盗窃）一一列举出来。

（3）谁贩卖形式主义？谁毒害了青年？是我还是他？谁是谁非？应严格检讨。

以上各点，须在一星期内交出材料与文化部，如果他能忠诚老实交代，我同意宽大处理。如果他还隐瞒或辩护，足证问题严重，文化部应严加追究查办，我想先生当能同意。我当继续收集有关材料，在他坦白期间暂不发表。

此致

敬礼

徐悲鸿顿首 七月八日

四封信发出之后，似乎没有起到作用，刘海粟华东艺专校长之职没有改变，第二届全国文代会代表名单中刘仍然列为上海代表团头名。

4.1957年，刘海粟主要因对华东艺专西迁与西北艺专合并有不同意见，而被错划为右派；“文革”期间又因有反对“四人帮”言论，而于1971年12月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直至1979年，分别由上海市公安局、江苏省委批准为错案而予以纠正，是年4月20日在南京艺术学院全院大会上公开宣布彻底平反。同年6月24日，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刘海粟绘画展览》，却遭到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及门徒们的阻挠与攻击。画展“序言”原本请冯其庸撰写，不料引出一番风波，冯在他的口述自传——《风雨平生》中有如下记述：

我跟刘海粟先生的交往是这样的，“四人帮”垮台以后没有多久，当时的文化部部长是黄镇，黄镇要给刘海粟先生在北京办一个画展。

那时候我在艺术研究院。我都没有想到的，突如其来，刘海粟先生跑到恭王府我的办公室找我。这个老人尽管快要一百岁了，他一点没有大画家的架子，想到要看你就来了。……

他就跟我讲，他要在北京办画展，画展有个序言。我的朋友江辛眉跟他也非常熟，江辛眉向他推荐我来写画展的前言。他高兴得不得了，他说冯先生的文章写得这么好，我的画展的序言一定要请冯先生写。所以他到北京来以后直接到恭王府找我。他提出来要我写序，我当然愿意写，也能写。……

但是刘海粟的对立面还有不少的，尤其是他长期以来跟徐悲鸿关系不好。徐悲鸿虽然已经不在了，他的夫人和他的学生，都还是对刘海粟耿耿于怀。我要给他写序的消息传出 去以后，收到了好几封信和电话，警告我不要给刘海粟写序。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个人说，你如果给刘海粟写一篇序，我们就写 10 篇文章来批判刘海粟。我也不知道美术界 是这么一个状况，我当然非常不赞成，大家是搞艺术的，艺术就靠观众自己来欣赏，用这种手段怎么行呢 ?……

所以我也不敢告诉他，我说正在写。他看我有点犹豫，他说你怎么回事啊?你写文章那么爽快的。后来他不知从哪里听到有人这样威胁我，而且写这封信的不是一般的画家，都是知名度很高、跟我也比较熟的。海老就又来找我，他说你是不是怕那个?他说我是一辈子被别人批判，一辈子斗争过来的，越是这样，我越有信心、越有勇气，你不要害怕。我说，我不是害怕，我要写没有问题，你开一个画展，是喜事，不要弄得人家来捣乱，我主要是这样的想法。……

后来，黄镇安排了原中央美术学院的院长出面来写。当时反对海老的人，不少都是中央美术学院出来的，中央美术学院的院长写了文章，那些人也不好再说话了，你们自己老院长写的序言，你怎么好再说什么。再加上黄镇做了很多工作，协调下来，所以这个展览顺顺利利地开起来了。

而画展开幕前，廖静文则以《一封揭发刘海粟的信》通过关系刊登在《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上，文化部则以“来信”的方式作了“回复”，内容如下：

关于刘海粟问题的来信和调查

文化部给人民日报的来信

(79)文厅字第525号

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六月十二日情况汇编(第一二八八期)刊登了已故画家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同志《一封揭发刘海粟的信》，该信所反映的情况与事实不符。文化部党组不久前曾收到廖静文同样内容的信，党组进行了研究，并委托文化部顾问、中央美术学院党委书记江丰同志专门向廖静文同志作了耐心的解释和说明。但她仍坚持自己的一些看法。现将真实的情况说明如下:

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定于六月二十四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刘海粟绘画展览》是一九七九年中国美术馆展览计划之一。在六月份展出的安排是按原计划进行的。

举办《刘海粟绘画展览》，是因为刘海粟早在20年代就创办美术学校、美术刊物。在中国美术事业的建设上(如在中国美术教学上首先提倡画人体模特儿等)，培养人才以及他个人在美术创作上，继承民族遗产，“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上有一定成就。他曾反对过军阀孙传芳，这在军阀时代是不容易的。

毛主席在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关于“模特儿”问题的批示中，对刘海粟、徐悲鸿都是有定评的。

廖静文信中说刘海粟是“反共反人民的汉奸”。据我们了解，解放后刘海粟参加了各项政治运动，担任华东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委员会副主任，一九五二年中央任命他为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并先后被选为江苏省政协、上海市政协委员、江苏省美协筹委会副主任等职，上海解放后，上海市政府和党组织从未给他作过这种结论。

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期，由于他与同校的某些人员意见分歧被打成右派分子，是不应该的。一九六一年摘掉右派帽子。为了落实党的政策，江苏省委已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批准，并于四月二十日在南京艺术学院全院大会上宣布予以改正。

“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路线迫害，于一九七一年十二月被定为反革命分子，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又摘掉反革命分子帽子。这是一个错案，上海市公安局已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决定并宣布平反恢复名誉。

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刘海粟是有抵制的。打倒“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落实了政策，他虽已年迈八十四岁，心情舒畅，决心为新时期总任务，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他现任南京艺术学院教授、上海美协常务理事、上海市五届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为了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维护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给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的刘海粟和其他老画家一样举办个人绘画展览，是完全正常的。

刘海粟是由中国画创作组于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七日约他来北京的。在中国画创作组进行创作，和其他老画家一样的待遇。他住在友谊宾馆八十一天，作特大幅国画硃红五松图一张、展览用黄山山水一张、其它小幅画七张，均未付给他稿费。创作组按规定只为其夫妇二人支付来京机票费(64元×2)128元，伙食费(1.20元×81×2)194.4元，随刘来京的小女儿的路费、伙食费，以及刘在餐厅吃加菜、招待客人等费用，都是刘自己负担的，并没有任何特殊的待遇。

八月二十日旅大市委约他去棒锤岛参加老画家为旅大市作画，一切费用由旅大市接待负担，文化部没有任何照顾。

九月二十七日刘海粟从旅大回北京后，北京饭店为了陈设布置即邀请他去住北京饭店作画，一切费用是由北京饭店接待支付的，和文化部毫无关系。刘在北京饭店完成任务后于一九七九年三月六日返回上海。

所谓：“从去年以来，在艺术上一贯抄袭剽窃，在历史上反共反人民的汉奸刘海粟竟被当作贵宾，请到北京饭店居住将近一年之久。他挟了第三个小老婆夏伊乔(我们知道的是他现在只有这一个老婆——注)，占用饭店两套房间，仅住宿费一项便挥霍了文化部公款六千元……”等等，完全不是事实。徐悲鸿和刘海粟两家之争由来已久，矛盾至深，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周总理为此曾亲自关照美术界几位负责同志约请两家一起吃饭做工作，由于徐悲鸿和廖静文不到而未做成。廖静文为了个人的目的，进行这种歪曲事实的批评，应当予以澄清。要求《人民日报》将我部上述说明在情况汇编上予以刊登。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印)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九日

5.1985年，全国多个省市相继为刘海粟庆贺90华诞。4月17日，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亲自邀请刘海粟夫妇到家中做客，除了重申当年周恩来总理对刘海粟的肯定态度外，更代表党和政府，对刘海粟在“文革”期间遭受的打击作出正式道歉，并对刘海粟爱国报国的赤子情怀予以高度赞扬。廖静文获悉后又四出抗议，告状信甚至送到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手中。信的内容基本上和《人民日报》的“调查材料”相同，这份“材料”提及的都是“文革”时期“造反派”批斗刘海粟的大字报内容，当中种种不实罪名，早在1979年刘海粟获公开平反时被彻底推翻。有一份被廖静文改头换面的《人民日报》“调查材料”为梁晓波收藏，展示如下图：

有资料说：“据原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陈沂回忆，总书记当时对相关情况了解不多，特批转时任中宣部长邓力群跟进处理。最终由新华社记者宣奉华深入调查，撰写了详尽的情况报告，对刘海粟的历史问题以及一贯以来爱国报国的伟大贡献予以详细说明，由陈沂作为内参送达总书记手中，胡耀邦阅后批示：‘像刘海粟这样的爱国老艺术家，我们要向他学习！’”与此同时，由安徽电视台和南京电视台联合摄制的电视连续剧《沧海一粟》的摄制工作也受到干扰，党内分管统战工作的习仲勋于6月14日为《沧海一粟》剧组题词“沧海一粟，壮丽一生”，以示支持，使该剧顺利摄制，并在全国热播；邓小平在一次与张爱萍将军的谈话中也由衷感叹：“刘海粟大师是我们的国宝啊！”

关于“思辨”

所谓“思辨”，意指思考分析、明辨是非、去枝呈本。笔者认为要“直逼历史之真实”，除了文献资料要尽量齐全可靠之外，还需有公正的明察力，才能真正坚持“政治、品德和艺术三位一体”的评价标准。

徐悲鸿与刘海粟的“结怨”，延续至今已有百年，本文列举的五个“事件”的跨度亦超过半个多世纪，前三次的“主角”是徐悲鸿本人；后两次则是徐夫人廖静文。五次中，刘海粟直接参与的只有一次（1932年的《申报》笔战）。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廖静文第二封揭发函之后），刘海粟署名发表了一篇文章《尊重历史，寄希望于未来——对悲鸿的怀念中所想到的》，比较系统地谈到了他与徐悲鸿的种种关系，恰好是本文另一面的关照或对应。以下将结合“两个方面”的情况，就“政治、品德、艺术”三个方面谈几点感想与认识，以求教于行家。

第一，定不定“汉奸”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现在谁都可以就此说上几句，甚至将其作为炒作的载体，并不正常。我以为如果非正式的说说，没有产生社会影响的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上了媒体，上了书刊报纸，并且造成了社会影响，就有个政治责任的问题。

那么谁拥有定“汉奸”的裁定权呢？应该是执政当局。徐悲鸿认为刘海粟是“汉奸”的所谓“铁证”，是1945年8月23日重庆《新华日报》刊出的“文化汉奸名录”，第六名是刘海粟，更认为《新华日报》是周恩来主持的，当然是“铁证”无疑。梁晓波曾在《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9年第5期发表《狂热的艺术家、伟大的爱国者——刘海粟抗战时期史料拾遗》一文，建议有兴趣的读者一阅，我想至少对所谓的“汉奸”问题而言，肯定会有新认识。文中有一点值得关注：“实际上，《新华日报》是抗战时期执政的国民党为兑现国共二次合作协议而允许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出版的唯一一份报纸，属国民党中宣部管辖，并由中宣部派员驻报审稿。当年这则读者来信因把关不严而刊登后，……时任中宣部长张道藩立即公开辟谣，表示‘《新华日报》造谣！刘大师是爱国的画家！’是年11月，蒋经国亲赴上海看望刘海粟，表示敬仰与慰问之情。”这些表态的时效性都非常及时，应该被认为是当时的执政当局对刘海粟不是“汉奸”的正式判定。张道藩为刘海粟辟谣之事，徐悲鸿在致周扬信函中亦不否认，但又偷换概念辩称：“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领䄂张道藩曾替刘海粟辩护（指新华日报造谣），想今日不致类似情况。”在解放初期的社会背景下，“国民党反动派文化领袖张道藩”为刘海粟辟谣，对刘海粟可是“罪加一等”的指控。

当然，张道藩、蒋经国公开为刘海粟辟谣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事，那么新中国成立后又怎样呢？近期，读到陈建军撰写的《接管旧美术机构——1949年至1956年中国内地公私美术机构的变迁》一书，书中有解放初接管、改造上海美专等私立学校过程的记述。上海军管会从“不接管私立学校维持其存在”的权宜之计开始，到“不接管但要管理”的第一阶段，再到“从整顿至接管私立中高等美术教育机构，并进行院系调整”等过程，启动对私立高校重新登记立案工作，要求：对办得较好的，鼓励其坚持按新民主主义教育方向及政府的教育法令办好学校；办学思想上不反动而独立办学有困难的，由政府统筹与公、私立学校合并的办法继续办学；规模较小或办学目的不端正的，采取停办或由政府改造的办法解决；部分与国民党党、团、军、特系统关系密切的学校则派员整顿或解散停办。由此可见，整个过程是严格而严密的，尤其在政策方面是极其讲政治的。上海美专归属第一类，刘海粟的表现被评价为“态度很诚恳、很认真”。因此在1949年9月上海美专成立校务委员会（学校最高管理机构）时，刘海粟被上级批准为主任委员兼校长，这正是当年的军管会对刘的政治认定。同理，1952年11月刘海粟被任命为华东艺专校长，应该是人民政府对他再一次的政治认定。正因为如此，徐悲鸿向周扬连发四封告状信，结果均未被“理会”，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组织决定”的“严肃性”的体现？

而1979年与1985年廖静文的两次揭发信，其“重磅炸弹”仍然是所谓的“汉奸”问题。前一次，文化部经调查后认定：“上海解放后，上海市政府和党组织从未给他作过这种结论。”后一次正如前述，因总书记胡耀邦对相关情况不甚了解，特批给中宣部长邓力群跟进处理，后经专人调查核实并写出详尽的情况报告，胡总书记阅后明确批示：“像刘海粟这样的爱国老艺术家，我们要向他学习！”再之后，还有习仲勋、邓颖超等多位中央领导的关注与表态。按理说到了这个地步，刘海粟的所谓“汉奸”问题应该被彻底否决了！

第二，关于“世纪恩怨”的来龙去脉，梁晓波提供了几个很有价值的资料：一是1921年上海美专《美术》编辑部与徐悲鸿双方“笔战”的全文；二是1943年刘海粟被日军用军机押送回上海的同期，还有前外交部长陈友仁、前教育部长叶恭绰、京剧名伶梅兰芳相继被日军用专机或专列遣返上海的报刊资料汇集；三是当日军安排来华劳军的“日本舞后”崔成喜拜会梅兰芳时，梅亦被迫出场应酬的报刊报道资料，以及抗战胜利后，梅兰芳为表示对刘海粟这位患难之交的敬佩之情，专门携子梅葆玖到刘家，命儿子认刘海粟为“寄父”的资料；四是1979年文化部（79）文厅字第525号文《关于刘海粟问题的来信和调查》以及1985年廖静文上书总书记的信件及附件的资料。

这些资料恰好补全了世纪恩怨“始末”的完整“拼图”，同时也还原了一些未被关注的历史真相。例如：梅兰芳也有被日军胁迫的应酬行为，绝大多数人所知的只是他“蓄须明志”的正面宣传，但刘海粟的被迫应酬则被说成是“与日本人勾结”，这其中是不是有双重标准的问题？而类似的双重标准徐悲鸿本身也有，除前述他讲刘海粟是周湘的学生，自己不认刘是老师之外，在一部他的传记电视剧中，有一段关于蒋兆和《流民图》的情节：徐悲鸿从内地回北平后，知道了蒋兆和用日伪当局经费创作《流民图》事，就拒绝见面，后蒋兆和经人做工作把《流民图》的照片给徐看，他不禁惊叹“画得实在太好了”！就此原谅了他，还相见如故；但对刘海粟却因“没人说得清楚”的所谓“铁证”，立场坚定地认定刘是“汉奸”无疑，坚持要刘海粟做公开检讨，如果“他能忠诚老实交代，我同意宽大处理”，这样的说法与态度，是政治与政策水平不高，还是由于“结怨”过深而忘却了自己的身份？

由此可见，要“还近现代美术史一段明朗清晰的图谱”亦非易事，立场不同、身份不同均会有不同的说法与结论。廖静文在《北平解放前夕的徐悲鸿》一文中说：“国民党的威胁利诱，对悲鸿都没有产生作用”，他早就“盼望解放”“本来就不打算去南京”“坚决不离开北平”等等；而在相关的档案中的记述是：“解放前国民党曾派专机来接他（徐悲鸿）南飞，当时他有些犹豫，后经进步教授进行解释，又因其对艺专有些留恋，及自己藏画很多，不便搬走，最后决定留下。”应该说档案记录是真实的，其中所说的“犹豫”“留恋”完全是人之常情，也并不影响徐悲鸿的革命形象。相反，标榜过了头反而会成“高、大、全”的“文革”遗风了。

那么刘海粟是怎样回忆这些往事呢？在《尊重历史，寄希望于未来——对悲鸿的怀念中所想到的》一文中有如下记述：“1979年我在北京举办个人画展，文化部、中国美协、中央美院等许多单位的领导和同行都来祝贺，其中有不少是悲鸿近五十年来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对我很尊敬，自然也很关心，给我的画展提供了许多方便。这是我一直很感动的。至于个别的情况和偶然发生的误解，我不愿计较，人对事物的认识，总是渐进的，因此，曾出现的一些小是小非，我不愿去瞎猜别人的意图。”“1985年初，在中央领导同志，尤其是邓大姐的关怀下，深圳、南京、上海分别为我举行了九十诞辰的祝寿活动，当地党政领导出席，为我总结了七十多年开拓新美术的劳绩，到了秋天，北京又为悲鸿举行了九十诞辰的纪念活动。说明党和人民对我们两人的关怀。我们这一代，饱经忧患、历尽沧桑，我和悲鸿在当时当地的性情、心情和友情，说来话长。当时的干扰和破坏，也错综复杂，今天六十岁以下的‘年轻’朋友是不能完全了解的。正象我和悲鸿之间的友谊和关系，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当然，这是在尚未看到“徐与廖三次告状或揭发信”的情况下写的，如果看过真实的原始资料，会有什么感想，就无法推测了。近期，刘海粟小女儿刘蟾在家里翻阅文献资料时，偶然发现刘海粟1992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前手书的发言稿，其中有关怎样经受特殊考验的感言,着实令人肃然起敬！摘录部分段落如下：

“我是在一种特殊环境中经受特殊考验的，我在反右和十年浩劫期间，是受到严重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的，在人间所有的不幸和不平中，还能有什么比这更大的不幸和不平呢。要说创伤，又有什么比这更深重的创伤呢。我决不用眼泪来敷抹创伤，而是以自己特殊坚强的品质和特殊的方式来完成这个特殊的考验。以艺术的创作来战胜巨大精神创伤。……我从来也没有陷入颓丧消极的危机，而是满怀信心地尽我的可能来继续创作。这就是我在反右和十年浩劫期间呕心沥血，千辛万苦地完成许多国画油画书法作品，此次香港书画作品展览的作品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这是生命画成的画，生命写成的字……”

由此可见，刘海粟对于与徐悲鸿的关系是坦然的。按他的胸襟与气度，就算知道了徐悲鸿给周扬的告状信，也会坦然处置，因为这才符合他“宠辱不惊”的豁达性格使然！

第三，关于徐悲鸿与刘海粟的艺术风格，业界几乎都认为徐悲鸿是写实主义的代表，刘海粟则是表现主义的推崇者。然而，笔者发现不少评论家对徐的“写实”“写实主义”与“现实主义”等用词的含义与界定，会时不时地混淆不清。通常认为“写实”对于绘画而言应该是一种画法层面的名词，它的同义词是“具象”，对应词是“抽象”。一旦在这些词后面加上“主义”，就转变成为一种艺术主张或流派，而艺术风格则是画法技巧与创作主张的综合体现。

在西方美术史中，没有“写实主义”一说，realism的解释只有“现实主义”一种。以绘画流派而论，古典主义的画法是写实的，代表人物是安格尔，其艺术主张是坚守古典传统，其创作手法多为“借古喻今”；库尔贝领衔的现实主义也是写实的，但是其艺术创作主张与古典主义大相径庭，他直面社会现实，把劳苦大众的生活与形象直接作为油画创作的内容与主题，这在西方当年的画坛与评论界中被认为是大逆不道之举，而在后来的美术史中则被作为时代进步的革命行为。以德拉克洛瓦为代表的浪漫派，在画法技巧上已经关注到室外的光影色彩，加上牛顿在光色原理方面的科学发现，导致了印象派的诞生，在对待造型艺术中的“形”与“色”上，印象派重色轻形，莫奈甚至主张“形”可以忽略不计，这为抽象派艺术的产生作了铺垫。当然这都是些常识性话题，但对于分析徐、刘艺术风格的区别，应该是有对应价值的。

徐悲鸿用的“写实主义”这个词是他的独创。2020年，尚一墨在《美术研究》第五期发表《徐悲鸿使用的“写实主义”概念》一文，对徐“写实”用词的观念作了有价值的研析：“自1926年徐悲鸿第一次在文论中使用‘写实主义’到1943年期间所使用的写实主义；1944年，抗日战争使徐悲鸿注意到了写实艺术具有社会功能性一面，到了1948年他已经认识到写实主义是有别于现实主义的；直到1949年重访苏联后，徐悲鸿才对表现现实社会、体现了现实人文关怀的现实主义作品产生兴趣，并从1950年开始正式在文论中使用和推崇具有表现现实内容的现实主义美学理论，艺术创作上也由此转向对现实主义题材的描绘。”我以为这个研究为我们分析徐的艺术主张提供了明■的史实依据。

徐悲鸿于1919年作为我国公派留学美术的第一人，到法国后考入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师从弗拉孟、达仰·布弗莱等名师，更坚定了他写实主张的信念，并打下了坚实的造型基础。同时也形成了他所认为的“在表现形式上要‘惟妙惟肖’，要科学般的‘精确’，在内容上‘盖艺术乃民族生活之现豪，思想之表征’，要‘参造化之奇，探人生之究竟’”的艺术主张，但在油画创作的实践过程中，则需要有一个“洋为中用”的探索过程，他的大型油画代表作《田横五百士》《霸王别姬》《徯我后》等，则有明显的西方古典主义创作方法的痕迹。直到1939年，在新加坡创作的油画《放下你的鞭子》，可以列为他有“现实主义”倾向的代表作。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客观与主观等多种原因，造成他在油画创作上的“心有余而力不足”，最终未能画出真正的现实主义的传世之作。

但徐悲鸿的事业后继有人，其忠实门徒吴作人长期担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等美术界要职，同时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徐的“写实主义”与“现实主义”主张，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几乎成为专业美术教育及创作的“一统天下”。直至以“八五新潮”为代表的现代派美术思潮泛滥后，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在本世纪初由潘公凯接任，他以“大美术”观念作指导，中央美术学院的办学方向才有了转变，除了设计艺术教育得到极大的加强外，徐悲鸿的“写实主义”教学传统开始衰微。

1980年，有外国记者问刘海粟：“你的老师是谁？”回答则是“周湘老师”。周湘于1910年8月起，在上海先后创办了中西图画函授学堂、上海油画院；1911年7月创立布景画传习所，招收有乌始光、陈抱一、汪亚尘、张聿光、刘季芳（即年仅16岁的刘海粟）等30余人。陈抱一在1942年曾就当年的教学情况有过记述：“当时周氏的教法，目的在于结构布景画的形式，但看他的水彩画，似乎仍不外呈中国画方式所导来的那种趣味，那时我也并不感到周氏的洋画法与教授法能引起我的兴趣和热情。”按刘海粟的性格与个性，其学习感受肯定更强烈，学了几个月就离校回家自己办起了图画学堂。后因逃婚再次到上海，于1912年11月23日与乌始光一起创办了上海图画美术院。但周湘认为是被抢夺了生源，并于1913年8月10日在《申报》刊登“告白”云：

图画美术院诸君鉴：贵院长乌君及贵教员等，皆曾受业本校，经鄙人之亲授或两三个月或半年，故诸君之程度，鄙人无不悉，为学生尚不及格，遑论教人？今诸君因恨鄙人管理之严厉，设立贵院与本校为旗鼓，其如误人子弟乎？呜乎！教育前途之厄也。

就此双方展开了一场“笔战”，还发展到对簿公堂，最后被判周湘败讼。尽管如此，刘海粟仍自认周湘是老师，也算是中华美德“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经典体现。

上海图画美术院办学，一开始就重视函授教学，编写教材则是核心工作，刘海粟为此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梁晓波在《沧海真源》中提供了许多实实在在的文献资料：刘海粟的素描作品最早出现在1914年出版的《上海振青社书画集》、1915年由章太炎主编的《大共和画报》、1916年出版的《画学大观》、1917年的《明星画报》等书刊上，到1918年则完成了成套函授讲义《写生新说》共8册，上述的数百幅范图作品都是其亲力亲为。令人惊讶的是这么多作品是怎么画出来的？原来，他先参加了日本东京美术函授学校自学，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透视学、色彩学、木炭画技法等科目，然后边学边教，同时在教学中还提倡实物写生，1918年4月还亲自率学生15人赴杭州西湖写生，首倡“旅行写生”并列为课程制度。如此这般，造就了自己的绘画基本功，同时还挑起了学校的教学重担。公正地说，以现存的当年刘海粟与徐悲鸿出国以前的作品作对比，两人的写实造型能力与水平是旗鼓相当的。

此外，刘海粟于1919年9月至10月与陈国良、贺锐、俞寄凡、汪亚尘结伴赴日本考察，归来后撰写并出版了《日本新美术的新印象》，全书对日本各大美术展览会及美术院校均作了系统的考察和记述，可贵的是书中对日本油画界一味模仿印象派的不作为提出了独到而超前的见解。1927年，刘海粟为躲避“学潮”再次赴日，两个月里在艺术事业上却有意外的丰厚斩获，既开画展又作讲演，轰动了日本画坛。两次访日对刘海粟表现主义的艺术主张与自信心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然而其画法则主张“融合中西”并且是写实的。

1929年2月，在蔡元培的大力支持下，刘海粟携妻张韵士、子刘虎赴欧游学考察，此时的欧洲画坛已盛行抽象艺术，但刘海粟钟爱的塞尚、凡·高等画家的作品都能亲眼所见，从而激发了他的创作冲动可想而知。除《前门》与《森林》《夜月》等油画分别展出于法国秋季沙龙、蒂勒里沙龙外，还在巴黎克莱蒙画院举办个展，其中油画《卢森堡之雪》被法国政府收藏。巴黎大学教授路易·赖鲁阿在画展《序言》中说：“刘海粟确是一位大师，因为他有他的信徒，这不但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先锋，即于欧洲艺坛，亦是一支生力军。”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刘海粟就被东、西方艺坛誉为“艺坛列宁”“东方艺坛狮子”“中国文艺复兴大师”。他向国内介绍塞尚、凡·高等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派及作品；在欧洲则宣讲中国绘画的“六法论”。徐悲鸿以此而给刘海粟扣上“贩卖形式主义”“毒害青年”等大帽子，实在匪夷所思。

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刘海粟的艺术风格与主张，与时代并不合拍，1957年与1971年在政治上两次受到沉重打击，他却以“宠辱不惊”的心态坦然处之，反而以加倍的努力深耕艺术创作，更以“十上黄山”的精神勇攀艺术创作高峰，成就出很多传世佳作，而其中的泼彩黄山巨作更是国宝级精品。

必须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与刘海粟的公众形象及舆论宣传是极不对称的。徐的正面形象宣传都出现在公开的书报刊物，甚至进了小学语文课本，他的“高、大、全”形象可谓家喻户晓，老幼皆知；刘则正好相反，他被打击、污名后的“平反”或“正名”，往往是“内部文件”或一定范围的公开宣布，而被污名攻击的“热炒话题”甚至达到铺天盖地的程度。1996年，陈传席在《江苏画刊》《岭南文化时报》发出两枚“陈氏炸弹”，污称刘海粟是“文化汉奸”，两个月里全国就有170余家报刊转载！负面影响之大可想而知。有位著名评论家说：“由于‘阶级斗争为纲’和‘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影响，历史上此类疑案确实不少。”“现在是到了还历史以真实复杂的原貌的时候了。”正因为如此，我以为有关刘海粟的研究要大大地补课，有关的正面宣传也要大大的加强！只有这样，才能把“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现代艺术教育奠基人”——刘海粟的形象真实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