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如何让家长成为“追随者”
——道德领导视阈下的家校合作

彭维英 刘志华，2

(1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广州 510006；2广东省社科研究基地粤港澳大湾区教育与社会融合研究中心，广州 510006)

近年来，家校矛盾日益突显，家师冲突事件层出不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接班人。要落实“立德树人”，不仅学校要“言传”，更要求家长“身教”。学校和家庭是学生学习与成长的两个主阵地，家校合作是促进学生智力培育、道德修炼和人格健全的一种协作策略。为担负青少年全面培养教育工作，解决好“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学校与家庭须合作育人。《教育部2021年工作要点》强调，家校社协同育人，要发挥学校指导作用，明确家长主体责任。《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的八大教育理念之一认为学校教育要更加注重以德为先。学校应是“为了道德”而领导，即领导推进道德。在教育现代化时代背景下，学校作为家校合作发起方与参与者，如何突破传统领导观念、做好道德领导工作，显得尤为关键。

一、现实桎梏：家校合作现实困境

我国家校合作的传统模式主要是基于学校一方的权威领导，即学校一手包揽学生的教育与管理工作，在处理棘手的教育问题时才主动“请家长”。在这种传统的合作模式下，家长与学校缺乏沟通，导致双方互相不信任，责任界限不清晰，出现问题互相推诿等，家校现实矛盾长期存在。

(一)学校的传统领导观念导致家校地位不对等

萨乔万尼在《道德领导——抵及学校改仕善的核心》一书中提出，领导权威有五种类型：科层权威、心理权威、技术—理性权威、专业权威与道德权威[1]。学校的传统领导观念基于科层、心理与技术—理性权威，家校合作形式与内容单一，基本为学校单向发送信息、宣传等[2]，形成了一种隐性的学校—家庭的科层结构。由此，家校合作变成学校安排任务，家长接受安排的科层领导模式。从微观角度看，班主任是沟通学校和家长之间的桥梁，会基于心理权威中的激励原则，通过学生的成绩与在校表现间接地激励家长，促进家长参加班级管理事宜。但这种身份差距会直接导致家师摩擦不断，如某班主任的诉苦：“家长是不太理解班主任工作的，回消息晚了呢，他会觉得这个班主任没有及时给我回应，不负责等。”一言以蔽之，无论是学校层面采用的科层权威型领导，亦或是班主任与科任教师采用的心理权威和技术权威型领导尽管有一定价值，但居于学校领导实践的首位会造成家校关系处于一种不平衡、不和谐的状态，导致家校沟通失衡，成为家长参与学校管理工作的一大阻滞因素。

(二)家长参与动机与能力遭质疑

学校与家长之间存在“利益目标”冲突，即学校要负责所有学生的发展，而家长则关注自家孩子的成绩。在这种“人是自私的”人性假设下，家长与学校之间就产生了信任危机。随着家长的学历水平与整体素质的提升，其参与孩子的教育意识逐渐觉醒。已有研究表明，家长积极参与家校合作对学生的学业成绩有正向作用[3]。然而现实情况是：家长参与主体意识逐渐加强，与传统的家校合作关系产生冲突，其动机和能力屡遭质疑。从法律层面而言，家长对孩子成长有监督权、知情权与参与权。但由于中国家长普遍缺乏民主意识，学校对家长参与行为也未有明确规范，甚至一些群体性冲突事件往往被学校理解为“挑毛病”和“找麻烦”[4]。譬如，农村学校的留守儿童家长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校方对家长的参与持消极态度。另外，家长的综合素质参差不齐，许多家长不了解学校的运作机制，参与学校管理的能力被划上问号。因此，校方秉持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拒绝了家长的参与。

(三)促进家长参与家校合作的激励要素不足

为了让家长清楚学校每天的工作及孩子的在校状态，有些学校是欢迎家长参与学校管理活动的，如邀请家长陪餐、监督晚自习等。但家长的参与效果并不理想，主要原因有四点：其一，未激发家长的家庭教育责任意识。家长们普遍认为把孩子送进学校就已将教育责任转移，时间允许下参与学校的班级活动已是不情愿的付出，不能再被强迫参与其他“浪费时间和精力的活动”。其二，未形成行政—学校—班级一体化的管理系统。学校开展的家校活动散乱，不能与班级管理活动有效联动与衔接，甚至相互冲突，引发家长的质疑和吐槽。其三，针对不同家长没有分类措施。对于工作忙碌的家长，不能参与工作时间的家校活动，只能通过网络的方式。而对于离异等特殊家庭，父母对孩子的监督和教育责任会存在互相推诿的情况等。其四，家校合作形式单一。提及学校和班级活动，则与班会、家长会等会议挂钩，强烈地压制了家长参与的积极性。

二、道德引入：家校关系新风向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校合作的舞台需要家校共同表演，强调提升家庭的教育主体地位。在教育需求逐渐多样化、家长参与家校合作意愿愈发强烈与学校传统科层权威领导等多种现实要素的冲击下，家校矛盾日益突显，传统的家校合作模式与当前教育发展速度不匹配。事实证明，在现代化教学模式中传统的家校沟通模式已不能解决现实家校矛盾。学校作为一个学习共同体，要以公正、善行的原则对待共同体成员，邀请教育相关主体参与学校治理，发挥教育公共性价值。

(一)时代呼唤：家校合作新生态倒逼学校领导方式转变

家校合作是教育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5]。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对教育的投资力度加大，教育生态环境发生改变。在这种趋势下，学生及其家长的教育观念出现了转变，对教育的需求呈现多样化，学校的教育负担加重。新生代父母，尤其是80后、90后的父母普遍受过教育，也受到大量网络信息的影响，他们开始具有主动性和民主意识，力图参与到学校教学和管理中去。最近网上关于“‘双减’后教师真的会辅助好学生作业吗？”“家长可以代替教师管理学生吗？”等争议性话题引发众多讨论，家校矛盾日益突显。这些争议表面展现的是家长和老师对孩子教育责任的互相推诿，实则背后是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割裂，是家长与教师的教育观念，即价值观和信仰的不一致。从传统的教育观念看，学生的教育需求还比较单一，教育机构也未盛行，学校一手包揽学生教学和育人工作，对家长采取“命令”和“安排”型领导。如今，社会快速发展，为了培养新时代所需的全面型人才，家庭教育必须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和衔接。而从“学校安排”到“家校合作”，学校的领导方式要改进升级才能适应新的教育生态环境。

(二)技术支撑：信息技术为家校合作提供新平台

受教育观念和技术的影响，传统的家校合作形式比较单一，基本上是请家长面谈、电话沟通及线下班会等。但由于时间冲突与主观意愿等原因，家长参与的积极性并不高。《全国家庭教育状况调查报告(2018)》显示，高达九成班主任表示与家长在家校合作中存在沟通困难[6]。随着技术的发展，网络平台已经为家校合作实现了时间和空间的突破。例如QQ、腾讯会议、微信和云课堂的发展，实现了教师与家长隔空的面对面交流，教师也可随时随地将学生动态和学习资料发送给家长。班主任可以通过视频会议在班会上连线未能到场的家长，通过电子问卷调查等方式及时了解家长意见和需求。朱永新在《未来学校：重新定义教育》一书中也提到，信息技术的发展允许家校合作突破传统的线下沟通形式，为因工作时间冲突而不能到校的家长提供了机会[7]。同时，由于线上课程或学习资料的丰富，教师可将提前录制好的教学视频发送给家长，为家长在家指导孩子完成课后作业提供一定的保障。总而言之，信息技术的发展在丰富教学形式的同时，为家长和教师之间的沟通提供了更好的平台，同时也允许家校合作的形式和时间更为灵活。

(三)道德领导：学校管理之根本

《论语》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强调了道德对领导的重要性。道德领导是指强调人道主义，在公正和善行的原则上，构建共同愿景与信仰，并以此形成道德权威来激励共同体成员为共同目标奋斗。学校领导应以内在的德性作为领导权威，即正义、仁爱、理智、以身作则等优良品质[8]。学校是一个学习型组织，是学习共同体，是立德树人之地，强调集体智慧大于个人智慧，个人发展不可与学校发展割裂开。在这样一个团体中，每位出色的学习者为共同目标和信仰全力以赴，其创造力是惊人的[9]。将道德教育置于公共性下审视，学校就是道德教育共同体，要发挥其公共价值，就要在平等公正的前提下引导多元主体参与学校治理[10]。家长群体是学校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参与教育治理的主体之一。如前所述，传统的领导权威有一定局限性，学校领导的理想状态应是以专业权威和道德权威代替科层权威和心理权威。面对家校矛盾的日益突显，学校要先修炼自身德性，提升专业权威和道德权威，倡导“以德治校”。在道德领导视阈下，学校应秉持公正、善行等原则，关心与爱护每一位学生及家长，通过以身作则来构建家校共同信仰，使家校教育观念相一致。

三、突破困境：道德领导视阈下的家校合作

学校是德育重地，一直强调要以德育人、以德治校。学校作为一个学习共同体，要基于公正与善行的原则对共同体成员实行道德领导。为突破传统家校合作困境，现结合道德领导理论探讨家校合作的应对之策。

(一)激发家长参与家校合作的内在动机

在传统的学校领导理念中，往往忽视了民主和公平的程序。家长和学校均为孩子学习和成长道路上的培育者和指导者，他们的角色和地位应是平等的。家长合力教育，尤其是学习习惯和态度的培养，对孩子而言才是受到完整的教育；家长从不同的角度为学校提出管理建议，对于学校的长远发展有益；家长参与课堂和监督对教师改进教学方法，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教师个人专业的发展有积极作用。同时，托马斯·萨乔万尼将人的动机归纳为外在动机、内在动机与责任感和信念。外在动机和内在动机指人能够获得和正在获得的东西，责任感和信念则是通过道德领导使人产生的强烈共同意识，而当自私与价值观和信念冲突时，往往后者居上[11]。因此，学校在处理家校关系时，应将家长作为一个道德的社会人，激发他们的内心责任感，建立共同规范，并使之成为忠实的追随者。基于此，学校对于家长的激励不仅仅是学生的成绩和在校表现，而要对其道德感、责任意识和同伴效应作为激励的重点。

(二)构建共同盟约，提升家长家校合作中的个人价值

道德领导理论的核心要义即激发共同价值观和信仰，建立共同规范，以此来领导成员行为。换言之，在学校这个共同体中，共同盟约可以成为领导的替身，其影响力不容小觑[12]。家长是一个较复杂的社会群体，一旦一种观念通过各种手段进入了群体的灵魂，它就拥有了一种不可抵抗的力量[13]。历史性的家校群体冲突案例也恰说明，家长群体的价值观和信仰如果没有被很好地引导，则会引发严重后果。因此，家校的共同盟约是要让家长明白家校合作并非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简单相加，而是学生身心健康与人格培养教育价值的衔接，是在理论教育基础上进行实践指导的效果升华。在激发家长的责任感和共享价值观基础上，学校应建立共同盟约，并使之形成系统规范的政策文件。家长参与家校合作丰富了校园活动，为学校管理建言献策，有助于推动教学的革新。于家长而言，其在参与家校合作的过程中提升了个人价值。广东省某中学打造了“周末父母学院”和“家长课堂”，不定期邀请各位家长为孩子做主题讲座，让家长在合作中提升个人价值与成就感，如某家长感慨：“自己能在教室里站上讲台上当一回‘老师’好激动啊”。

(三)打造开放校园文化，为家长提供舞台

道德领导的两个重要原则为公正和善行。公正原则即学校共同体中的每一位学生、家长与教师都被平等、公正地对待。罗尔斯也在《正义论》中提出了平等自由原则，希望每个人在实现自我目标时得到程序公平。从现实角度而言，一位道德领导者不一定拥有正式权力，可能是一位普通家长在特定场合下的呼吁而引发家长群体的正义感，那此刻他就是道德领导者[14]。因此，学校应营造包容开放的校园环境，不以家长身份为首要原则，保证家长在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培育家长民主意识，积极邀请每一位愿意参与学校管理的家长协助开展家校合作。根据共同决策理论，学校依据相关性与专门技能筛选出参与学校管理决策的家长代表，再确定参与的情境、频率与决策结构，最后再是针对不同的家长群体学校确定自己的领导角色是整合者、教育者、征询者或指挥者。香港的家校合作是值得借鉴的。如每所学校的官网均设了家校合作栏目，用于展示家校合作的特色和开展的活动。学校还设立“家长日”，成立家师站点并邀请家长出席买卖业务委员会等。

(四)增强教师与家长合作的专业能力

道德领导的另一替身为专业理想。事实证明，学校依靠科层权威、心理权威和技术权威的领导效果并不显著。教师是具备专业性的特殊公职人员，应利用自身精益知识与个人专长使家长信任，即基于专业领导权威去处理家校关系。然而，目前大多数教师都没有接受过如何与家长合作或处理家校关系的专业训练。因此，要对教师处理家校合作的专业能力进行培训，使学生和家长成为教师专业能力的信奉者和追随者。对于家长这一复杂群体的管理，学校应成立校级—年级—班级纵向有机衔接的家庭委员会，并在成立初期对各级各类家委会进行活动策划、沟通技能等培训。专业的家委会在学校管理中起重要作用，如广州某中学联合家委会举办了一系列德育活动，创办了“家友站”等学校品牌活动。在家委会的组织下家长积极参与，刺激了学校办学质量的提升，进而促进学生学业成绩及各方面的进展，家校合作取得卓越成效。由此，应将松散的家校合作凝聚成学校教师团队与家长委员会之间的合作，在学校教学和管理活动中充分培养和利用二者的专业性。

(五)引入技术，为家长提供“人性化”服务

学校是一个包括学生、教师、家长与管理者的学习共同体[15]。有“德行”的学校，是通过加强学校的德性修炼，在实际行动中要发自内心地关心、服务学生和家长，以此来引领家长的行为，使家长成为共同信仰的追随者。服务式领导的宗旨是当共同信仰驱动共同体成员做有意义的事时，领导者热衷于为满足成员的需求，并为之服务。由此，学校在将一定权力授予教师和家长时，要听取他们的需求，及时为其排忧解难。例如，面对家校合作的时间冲突，学校可以帮助双方搭建良好的网络沟通平台，鼓励不便到校的父母参与视频班会等。在家校合作日常管理方面，湖南省Y学校很好地借助班级优化大师和未来校园等软件，每天将每位同学的课堂表现得分及教师点评上传至软件，家长即使每天不到校也清楚孩子每堂课的表现和不足等，被家长评价为“人性化”管理模式。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未来学校的管理和家校合作将会发生突破性变化。学校要紧跟时代潮流，把握教育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家校合作提供更好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