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唐宋文之辨

何诗海，王 涵

自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选录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苏古文后，唐、宋文开始被视为一个整体传统。不过，明人事实上不乏对唐、宋文差异和地位的探讨。如钟惺就极力强调唐、宋文之别：“文章之有唐宋，犹时之有夏秋，花之有莲菊也。茂叔爱莲，渊明爱菊，予于唐宋之文，其渊明、茂叔乎？故有选。”(1)钟惺《唐文归》卷首“唐宋文归选例”，《中国古籍珍本丛刊·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卷》第72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233页。这种辨析，深刻影响了明清之际古文的演进历程。由宗唐黜宋到宗宋思潮的兴起，以及对宋文弊病的批评等，都是在唐宋文之辨的背景下展开的。(2)文学史视野下，唐、宋文创作成就的差异已得到一定关注。如洪本健的《从韩柳欧苏文看唐宋文的差异》(《文史哲》1990年第3期)论述了“唐文奇崛，宋文平易”“唐文硬直，宋文柔婉”等差异；马茂军的《唐宋文之争发微》(《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3期)、《论唐宋文之争》(《文艺研究》2013年第3期)从韩欧异同、韩苏异同和韩朱异同等角度考察唐、宋文之别。不过，从古代文学批评话语发生的历史细节来考察唐、宋文之辨，学界关注较少，尚有讨论空间。本文拟围绕唐、宋文之辨批评话语发生的历史细节略作探讨。

一、唐宋之辨与明末推尊唐文的风气

宋、元至明初已有唐、宋文差异的辨析。罗大经比较以韩、柳为代表的唐文与以欧、苏为代表的宋文之差异，认为韩、柳“尤用奇字重字”，欧、苏则“唯用平常轻虚字”。(3)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五，王瑞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3页。“奇”“重”当指韩、柳多用生僻字、代字和典故。如韩愈古文，“苗薅发栉”“目擩耳染”“刿目訹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间见层出”“曹诛五畀”“变索”等奇句、硬语和拗句，屡见不鲜；(4)方以智：《通雅》卷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19-220页。柳文则夹杂六朝气，“子厚在中朝时，尚有六朝规矩”。(5)《柳河东集》卷首“序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页。相比之下，欧阳修、苏轼的遣词造语则趋于平易浅白。方孝孺也认为“唐之文，奇者莫如韩愈”，宋代欧、苏、曾、王诸家则“未尝以奇怪为高”，(6)《方孝孺集》卷十，徐光大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79页。相较唐文之“奇”，方氏更青睐宋文的自然平淡。明中叶以后，风气丕变，文坛长期厌薄宋文。李东阳认为欧阳修文风较为平淡，后人不得经籍根柢，容易陷于软烂平熟，故对效法宋文持审慎态度。(7)李东阳：《文前稿》卷八，《李东阳集》第二卷，周寅宾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第110页。秦汉派当然不能被简单视为“唐文派”，但其厌薄宋文的倾向显而易见，李梦阳“不读唐以后书”的说法，就隐含着对宋文的排斥。(8)参看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12页。此外，杨慎是批判宋文的急先锋，他认为宋文浸染宋儒习气，过于繁冗，且屡屡讥刺宋儒“不识字”。(9)阎若璩：《潜邱劄记》，《皇朝经世文编》卷三，《魏源全集》第13册，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121页。隆万时期，李攀龙“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10)《明史》卷二八七，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4册，第7378页。之说，引发世人对“文必秦汉”的反思，王世贞调整秦汉派的文学主张，倡导兼采韩、柳，他历评唐宋八大家之文，以为：韩愈古文奇崛宏丽，为秦汉以后文章之牛耳；柳宗元金石碑版之文，可与韩争长；宋代欧阳修、苏轼稍属可观，但无法与韩、柳相提并论；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辙则不值得效法。(11)王世贞：《读书后》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5册，第42-45页。显然延续了鄙薄宋文的理念。

这种鄙薄宋文的观念，使启祯时期文章家多有宗唐黜宋倾向。陈仁锡《古文奇赏》《二续古文奇赏》《三续古文奇赏广文苑英华》《四续古文奇赏》诸编就基于“唐文多直少曲，而唐以后亦无文”的认识。(12)陈仁锡：《续古文奇赏》卷首“自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53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626页。《古文奇赏》以时代编次，前14卷录唐前之文，第15至20卷录唐文，宋文仅录2卷。其中选骆宾王8篇，张说8篇，苏颋3篇，李白9篇，韩愈30篇，柳宗元37篇，李德裕27篇，欧阳修14篇，王安石14篇，苏轼32篇。《二续古文奇赏》以四部录文，集部删节《文苑英华》而成，录苏颋133篇，白居易110篇，元稹68篇，王勃62篇，李商隐53篇，杜牧42篇，韩愈27篇，柳宗元46篇，张说24篇。《三续》《四续》则是对《二续》的补充。其中《三续》选录李商隐13篇，欧阳修26篇、王安石14篇、苏轼27篇，对宋文稍有重视，但曾巩、苏洵、苏辙诸家选文均不足10篇。《四续》则选录晁补之97篇，冠绝诸家。《古文奇赏》诸编选王勃、张说、苏颋、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元稹、李德裕、李商隐、欧阳修、苏轼、晁补之文章较多，“宗唐”倾向颇为显著。方岳贡《历代古文国纬集》也主张“韩、柳之文，是称开辟，足冠众工”，“有宋之文，自诸大家而外，独有经济奏议而已”，(13)方岳贡：《历代古文国纬集》卷首“凡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66册，第11页。不甚推重宋文。该编录唐文28卷，宋文33卷。宋文总量超过唐文，但这主要是由于宋代作家的数量远远超过唐代，并不意味着选家认为宋文成就超过唐文。事实上，从《国纬集》的人均收录量看，唐代远超宋代，比较唐、宋文收录最多的两家即可见一斑：唐韩愈72篇，柳宗元83篇，宋欧阳修48篇，苏轼44篇，差距极为显著。方岳贡力主韩、柳的正统地位，稍黜欧阳修、苏轼；而曾巩(13篇)、王安石(18篇)、苏辙(25篇)诸家选文量，相比未进入八大家行列的陆贽(23篇)、李德裕(20篇)、杜牧(13篇)等，也未见优势。故综而论之，方岳贡更重唐文。

启祯时期宗唐黜宋的文章选本，通常表现出对骈文的首肯。陈仁锡认为文章不应以骈散论高下，是否具备载道经世之义，才是主要品评标准。张说、苏颋的骈文历来被视为经世典范，故陈仁锡将张、苏视为“大作手”，与韩愈地位相埒，《古文奇赏》诸编选录三家文章最多；相比之下，欧阳修、苏轼只被视为“荣世”古文家，与李白、白居易、杜牧、李商隐等骈文家地位相近。(14)参看陈仁锡：《古文奇赏》卷首“目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52册，第629-632页。方岳贡认为除欧、苏外，宋文可观者寥寥无几；相比之下，唐文则不仅有韩、柳古文，还有非常丰富的骈文成就：“至如权、常之平浅，不如元、白之亮达；蜕、樵之险仄，不如华、观之通雅。而文绕、会昌，牧之、樊川，或英伟逼人，或短长擅说，皆可独当一面，岂惟度越数子乎？”(15)方岳贡：《历代古文国纬集》卷首“凡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66册，第11页。方氏认为，元白骈文辞采清新，语言平易自然，也是骈文自然化和通俗化的产物；杜牧、李商隐诸家的骈文要么“英伟逼人”，要么“短长擅说”，其成就不能被忽视。总之，唐代“四杰体”“燕许体”、陆贽奏议、“三十六体”等骈体文风，都是对六朝文风的自然延续。这些文章创作，与韩、柳古文革新共同构成了唐文的丰富性和多元性。

此外，启祯时期的秦汉派强调韩、柳古文与六朝文的一脉相承。陈子龙以时代升降论文，“唐后于汉，故唐文不及汉；宋后于唐，故宋文不及唐”。(16)艾南英：《天佣子集》卷一《答陈人中论文书》引述，《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7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206页。效法古人的顺序应由古及今：秦汉以下为魏晋辞赋，次六朝骈文，次唐文；宋文最近，故不足取。其中，张溥、陈子龙构建复古体系，重视以《汉书》和韩、柳为桥梁。张溥《钱行安稿题语》评价友人读书作文，期待其接迹韩愈、柳宗元，上窥汉代辞赋和《汉书》的奥秘：“行安读书取精微，略形貌，繇昌黎、河东揖让于叔皮之堂，知不远矣。”(17)张溥：《七录斋文集近稿》卷三，《七录斋诗文合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38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18页。所谓“叔皮之堂”，不止要效法班彪辞赋，还包括学习《汉书》。陈子龙亦盛称韩、柳古文上继秦汉，尤其得《汉书》的精髓：

然如班史之东方、霍光、赵、张、韩、王诸传，称最善者，其工叙述，致微刺，往往谓得太史公遗意，此固跂而及者也。至唐而昌黎、河东出焉，二子之文杂出于《诗》《书》《左氏》《周礼》《荀》《孟》《庄》《列》之流，要其大端，皆原于班氏。若叙张、许、段太尉，皆班之腴也，为最胜，即其他可知已。近世北地、娄江，皆好称司马迁。然其为文也，李伟而未隽，王雅不尚奇，是乃涉孟坚之堂奥者也，子长则未也。(18)陈子龙：《安雅堂稿》卷二，王英志辑校：《陈子龙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1062页。

陈子龙认为《史记》不可直接效法，《汉书》则可学而能。《汉书》往往被视为“骈文入史传”的开端，代表了先秦西汉散体古文转向六朝骈文的过渡文风。刘知几就盛称《汉书》“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19)浦起龙：《史通通释》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82页。保留了上古时代韵语文体的遗韵。《汉书》论赞虽未大量使用工整的对偶句，但多用短音促节的四字句，为此后骈文的产生奠定了坚实基础。(20)据张新科统计，《汉书·高帝纪》46句，其中19句为四字句；《文帝纪》47句，四字句占16句；《景帝纪》17句，四字句占9句。可见《汉书》论赞相较《史记》而言，骈体化特征更为显著。参见张新科：《从唐前史传论赞看骈文的演变轨迹》，《文学评论》2007年第6期。陈子龙认为，韩、柳上继秦汉，尤其深得班固精髓，韩愈《张中丞传后叙》、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诸篇均深得《汉书》笔法。前后七子以《史记》为目标，但取法乎上而仅得乎中，具体创作更多延续《汉书》的整丽典瞻，所谓“涉孟坚之堂奥”，“子长则未也”。陈子龙虽对前后七子有所贬抑，但也开示了一条上溯《史记》的道路：从韩、柳上窥《汉书》，可进而效法《史记》的精髓。

韩愈的论体文和柳宗元的记体文，是娄东、云间诸子的主要学习对象。张溥序云间诸子《几社壬申合稿》云：“体不一名，折衷者广。大都赋本相如，骚原屈子，乐府古歌繇汉魏，五七律断繇三唐。赞序班范，诔铭张蔡。论学韩愈，记仿宗元。”(21)张溥：《七录斋文集近稿》卷一，《七录斋诗文合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387册，第270页。秦汉辞赋、汉魏古体诗和唐代律绝，代表了秦汉派最典型的文学审美趣味，而“论学韩愈，记仿宗元”，则揭示了娄东、云间诸子对韩、柳的兼采。韩愈倡言古文，但其论体文仍不乏对偶骈句，《送许郢州序》即为典型：“先达之士得人而托之，则道德彰而名问流；后进之士得人而托之，则事业显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虽恒相求而不相遇。”(22)刘真伦、岳珍编校：《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九，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995页。韩愈古文不乏此类朗朗上口的偶句，是自然化和随性化的对偶方式。柳宗元永州时期的游记也不乏类似汉魏辞赋者，如《始得西山宴游记》就多用三字句和四字句，信笔铺陈其山居时期的生活情状，大量使用《庄》《骚》典故意象，亦多为自然的骈偶句。今人章士钊谓柳宗元游记“作楚辞，卓诡谲怪，韩退之所不及”，(23)章士钊：《柳文指要》，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8页。指出柳氏以辞赋为游记，颇得其实。以此衡量明末秦汉派的宗尚，则不难理解张、陈对柳宗元的青睐。总之，明末秦汉派主张以“骈文上溯秦汉”，所谓“文当规摹两汉，诗必宗趣开元。吾辈所怀，以兹为正。至于齐梁之瞻篇，中晚之新构，偶有间出，无妨斐然”。(24)《几社壬申合稿》卷首陈子龙“凡例”，《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4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489页。对他们而言，文以秦汉为宗，骈文是秦汉古文的自然延伸；韩愈、柳宗元倡言古文革新，上窥《史》《汉》，深得《汉书》叙事整丽典瞻的特色，且并未全盘抛弃六朝文风，故值得效法。

总体来看，明末推重“唐文”的古文家，或提倡张说、苏颋、陆贽骈文的经世之义，或青睐元、白骈文的自然平淡；秦汉派后裔则特意强调韩、柳古文对六朝文风的延续。这种推崇唐文的思路，在清人中时有赓续。如冯班指出：“韩吏部之文，古文也；欧文忠公只是今文，不如唐人四六尚有古意在。”(25)冯班：《钝吟杂录》卷四，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59页。即以韩愈上接六朝余绪，是骈文演化内部翻新的产物，而欧阳修则下开宋元古文，属于“今文”。清代骈文派以韩愈“集八代之成”的理念，也能溯源到此类说法。

二、唐宋之辨与明末清初宗宋思潮的兴起

明代中叶，前后七子一度倡言秦汉以后无文，将唐宋文成就一笔勾销，唐顺之、归有光、茅坤则标举唐宋文与之相抗。不过，唐、归诸家具体创作其实更接近宋文，且尤其青睐欧、曾。(26)章培恒曾指出：“唐、王之所宗主者，实为宋文，尤其是曾巩的文章；所以曾经有人指出，他们应该称为崇宋派。其所以被称为‘唐宋派’，乃是因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影响太大，从而给人造成了一种茅坤及其同道都崇奉唐宋文章的印象。”此说甚确。参见张梦新：《茅坤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序”，第1页。启祯时期，张溥、陈子龙调整秦汉派古文思想，提倡骈文的同时兼采“唐文”，重视韩、柳古文成就，将否定对象主要集矢于宋文，从而将效法宋代古文的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茅坤排除在明文“正宗”之外。这种理论意识，引起了艾南英、钱谦益等唐宋派后继者的警觉。崇祯三年(1630)艾南英曾致书夏允彝：“人中(陈子龙)乃欲尊奉一部《昭明文选》，一部《凤洲》《沧溟集》，弟所视为臭腐不屑者，而持此与弟争短长。又欲尽抹宋人，即欧、曾大家不能免，可谓病狂丧心矣。”又致书陈子龙：“及在舟中见足下谈古文，辄诋毁欧、曾诸大家。”(27)参看艾南英：《天佣子集》卷二、一，《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72册，第211-212、204页。可见宋文的典范地位是陈、艾争论的重要论题。陈子龙以时代升降论文，宋文最近，不足取，延续了前后七子的理论思维；艾南英、钱谦益诸家对张、陈的回击，则促使宗宋思潮的理论主张趋于明确化。

首先，艾南英强调韩、柳古文革新之后骈文创作一度复兴的历史事实，突出唐文夹杂“六朝浮芜之习”的不完美性，将宋文定为古文史的高峰。其《吴逢因近艺叙》云：

先汉之文，枝叶扶疏，寓法于无法之中。东汉之人，见其苍莽朴拙，而以为未尽也，其势必至于整齐排俪。浸淫数百年，以至李唐，而终不能尽洗六朝浮芜之习，此救之而非所救者也。欧阳、苏氏数大家力追古道，其仰师秦汉，虽百世无以加。

艾南英以为，韩、柳“救之而非所救”，未能扭转六朝文风；宋代欧、苏诸家才真正上溯秦汉，是后人效法的终极目标。他又在《再答夏彝仲论文书》云：“文至宋而体备，至宋而法严，至宋而本末源流，遂能与圣贤合。”朱彝尊也认为：“盖文章之坏，至唐始反其正，至宋而始醇。”皆以唐文是古文之道恢复的初期，宋代古文才是高潮。其次，艾南英强调宋代古文大家辈出，宋文与唐诗相类，是“一代之文”。针对陈子龙“宋后于唐，故宋文不及唐”之说，艾南英认为：“宋之诗诚不如唐，若宋之文，则唐人未及也。唐独一韩、柳，宋自欧、曾、苏、王外，如贡父、原父、师道、少游、补之、同甫、文潜、少蕴数君子，皆卓卓名家。”在他看来，宋文极盛，涌现出众多大家，欧、苏、曾、王之外，穆修、柳开、尹师鲁、司马光诸家均能代表某种文学传统。相比之下，唐代除韩、柳而外，其余均不足道。这种认识引发了不必效法唐人的观念，朱彝尊《与李武曾论文书》就劝谏李良年“不必博搜元和以前之文”，因为唐人古文不足观，后人效法宋文及元明时代金华学派、唐宋派诸家即可。(28)以上引艾南英言，参看《天佣子集》卷十一、二、一，《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72册，第339、212、206页；引朱彝尊言，皆参看《曝书亭集》卷三十一，《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16册，上海：上海古籍岀版社，2010年，第267页。

娄东、云间诸家宗秦汉而兼采韩、柳，客观上确立了唐文的席位。宗宋诸家则专奉欧阳修，无形中忽视甚至消解了唐文的地位。清初唐彪《读书作文谱》云：“自归震川、钱牧斋二先生读欧文，且极口称赞，自此诸名公皆争效法，而欧文遂为古学津梁矣。”(29)唐彪：《读书作文谱》卷十，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第4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3545页。此说甚确。其实，宋、元及明代中前期，欧阳修主要被视为一代大家；至唐、归加以提倡，钱、艾反复鼓吹后，逐渐被尊为截断众流的“古学津梁”。钱谦益视欧阳修为史学、古文合一的准则，《史记》以下一人而已：“以欧阳氏之史法，考之迁、固，若合符节。而其文章之横发旁肆，与太史公掉鞅下上。”(30)钱谦益著、钱曾注：《牧斋初学集》卷九十，钱仲联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71页。他强调为文根柢经史，“文法”与“史法”合一，认为无论是史学撰述还是文章成就，欧阳修均可与司马迁并称。艾南英亦言：“千古文章独一史迁，史迁而后，千有余年，能存史迁之神者独一欧公。”在其眼中，文章一道至宋代始大备，欧阳修又为宋文之首，所谓“宋之文由乎法，而不至于有迹而太严者，欧阳子也，故尝推为宋之第一人”。他还试图截断众流，“罢黜百家”：“文章大家，亦复无所不有，方为大家。古文中惟欧公足当之，欧公有《史记》文、有韩文、有柳文，又有六朝鲜藻文，而亦自具宋时同时之文，如苏、如王，如李纲奏议，皆若于欧集先见之，此所以为大家。”(31)以上引文，参看艾南英：《天佣子集》卷一、二，《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72册，第199、205、213页。照此说法，欧文既囊括《史记》，还包含了汉魏辞赋、六朝骈文，涵盖了韩、柳古文，及李纲奏议等成就，无所不备，不仅欲效法秦汉史传必然从欧文入手，学古文皆从此入手，如此一来，则明末秦汉派所提倡的六朝骈文、师法唐文等典范均非“正宗”，只是旁门小技。

清初宗宋思潮深入人心，欧阳修文不仅为三大儒所宗，亦被多数古文家奉为圭臬。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序》云：“余自少时，即好访求古人金石之文，而犹不甚解，及读欧阳公《集古录》，乃知其事多与史书相证明，可以阐幽表微，补阙正误，不但词翰之工而已。”(32)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二，《顾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页。此说沿袭钱、艾提倡的欧阳修“文、史合一”之论。王夫之认为古文应以欧阳修为准的，韩、柳、三苏、曾、王等大家均遭其严辞诟厉。(33)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外编》，《船山全书》第15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860-861页。黄宗羲自称“吾文所师，师于欧阳”，(34)黄宗羲：《故孝廉黄季贞先生墓志铭》，《南雷诗文集》，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0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319页。可见其宗旨所在。一些曾浸淫秦汉派的古文家入清后也转入效法欧阳修。比如，出身太仓的黄与坚曾追随娄东派和云间派，入清之后转而效法欧阳修、曾巩等宋人，“余沉酣于秦汉三十余年，始要归于唐宋。凡所为文，始讱庵以为庐陵，已熊愚斋诸先生以为南丰”，(35)黄与坚：《论学三说·文说》，《历代文话》第4册，第3377页。此种个人转型颇有代表性。此外，据李长祥、王士禛的观察，清初宗欧已蔚然成风。李长祥云：“今之世渐趋文，其趋文也，趋八大家。其趋八大家也，趋欧阳。”又云：“而果能为文者，有之则只尚八大家，于其中又只尚欧阳。”(36)李长祥：《欧阳文》，《天问阁文集》卷三，《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1册，第242页。王士禛也说：“故今之学者，为古文必宋，宋必欧阳，吾皆无取焉，恶其同也。”(37)王士禛：《蚕尾文集》卷一，袁世硕主编：《王士禛全集》，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1790页。清代中叶以后，尽管一些才华横溢、文风奇肆且不拘一格的古文家，曾有厌薄宋文而提倡唐文的观点，(38)比如，袁枚认为“大抵唐文峭，宋文平；唐文曲，宋文直；唐文瘦，宋文肥；唐人修词与立诚并用，而宋人或能立诚不甚修词”，故他倾向于“博心一志，专学唐之文章”。但这种观点，并未对宗宋思潮产生较大的冲击。参见《小仓山房文集》卷三十一《与孙俌之秀才书》，周本淳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860页。但往往只是宗宋大环境下的别调。桐城派就大多效法欧阳修，方苞倡言“义法”，谓“欧公最为得《史记》法”，(39)《方苞集》卷二《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刘季高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64页。“永叔摹《史记》之格调，而曲得其风神”；(40)方苞：《古文约选序例》，《历代文话》第4册，第3953页。姚鼐及其门生后辈，也多师法欧阳修的平易近人、朴实晓畅、娓娓而谈和情感温厚的文风。

总体来看，宗宋思潮是在反对秦汉派的前提下，对唐宋文师法典范的进一步明确化：宋代古文大家辈出，是一代之文学；后人学习古文应以宋文为准则；韩愈、柳宗元并非不可批判和不可逾越的高峰，不必专门效法；欧阳修上继司马迁，是文章的标杆，此为明末清初宗宋诸家的主要观点。

三、清初师法唐宋思潮下对宋文缺陷的批评

清初唐宋文成为文坛的主流典范，所谓“国初风气还淳，一时学者，始复讲唐宋以来之矩矱”，(4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22页。阳羡派、西泠派等秦汉派支流余裔，大多将文章创作的阵地转入骈文，不再以辨析唐宋文的方式来争夺文坛话语权。不过，秦汉派声气衰歇之后，师法唐宋思潮的内部又出现了一些宗唐黜宋的声音。需要指出的是，同为黜宋，明末秦汉派更多延续前后七子“宋文好新而法亡”“宋人好易而失雅”之类观点，批评宋文流于“无法”，(42)参看艾南英：《天佣子集》卷一，《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72册，第205页。然其说未能切中实际，故遭到艾、钱诸家强烈抵制。相比之下，清初针对宋文的批评大多是研习古文的心得之语，李光地、冯班、傅山诸家多从艺术特征、创作风气、治学方法等角度辨析唐、宋文之优劣，往往对宋文提出了更强有力的质疑。

首先，宋文往往有烦冗之弊。傅山认为：“宋人之文动千百言，萝莎冗长，看著便厌。”(43)傅山：《霜红龛集》卷四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5册，第523页。瞿源洙也认为，“说理之文，淡简有逸气，唐人之文所以高出宋氏”。(44)任源祥：《警斋记》引瞿源洙评语，《鸣鹤堂文集》卷六，《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3册，第123页。言下之意，宋文冗长拖沓，缺乏干练清爽的风格，远不如唐文。李光地对宋文烦冗的批判最为有力，他指责道：“文字扯长，起于宋人，长便薄。《太公丹书》行几多大礼，说出来才只四句。箕子《洪范》，三才俱备，才只一千零四十三字。老子《道德经》，不知讲出他的多少道理，才只五千言。宋人一篇策，便要万言，是何意思？”并说：“文只要简净，蹲沓拖曳皆词之累。韩文简洁如此，三苏则专事虚翻而已。至南宋，一味冗长，若非理足者，有何意味？”在他看来，宋文往往拖泥带水，反复缭绕，远不如秦汉文简洁，也比不上唐文。他指出：“欧、苏之文，何尝不好，然见解不甚透。自是本领差，说事说理皆不透。韩、柳便透，如《复雠议》，柳已凌牙厉齿，言之凿凿，韩就理论之，更明而尽。”认为欧、苏古文烦冗拖沓，与韩、柳终差一截，就简洁凌厉、事理透彻言，宋人实在难匹唐人。因而，对于苏轼名篇《潮州韩文公庙碑》，他也颇有微词：

作文要一意到底，有结构，说到后来，还与起处相照。东坡《潮州韩文公庙碑》，头脑太大，下正当发挥其排斥异端，独力自任之艰苦，却接云：“谈笑而麾之”，便不的当，是东坡风度矣。至“开衡山之云，驯鳄鱼之暴”等句，益没紧要。下面一路说开去，遂以立庙结，不复照顾起处矣。(45)以上引文，参看李光地：《榕村语录》卷二十九，陈祖武主编：《榕村全书》第6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79-381页。

苏文任意驰骋，是其风度潇洒处，但往往脱离题旨，行文过于随意，结构不够严谨，故李光地认为教导生徒后辈作文，尽量避免学习宋人：“古文以句句有实理，有实事，简净踏实为上，若多用‘也’‘矣’‘焉’等字，气一住便弱。欧文每有此病。予见子弟读欧、苏文者，辄劝沮之，以文太卑耳。”(46)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十九，《榕村全书》第7册，第477页。在其眼中，显然效法拖沓、卑弱的宋文，不利于培养简净踏实的文风。

其次，宋文好诋诃先儒。冯班深恶此种风气：“读宋人书，其称述前人者，当审思之。至如讥刺古人，往往不近理，不可苟信。或疑此说。应之曰：‘欧公不信《易·系辞》，王临川不信《春秋》，此亦可信耶？’大略读书，不应先看宋人议论。”他认为，宋人好攻击前辈古人，如胡寅的一部《读史管见》，“都是谤毁古人”。(47)以上引文，参看冯班：《钝吟杂录》卷六、四，第85、49页。李光地论文宗法唐宋，曾谓“古文自《史》《汉》后，只读韩、柳、曾、王便足”，似乎曾巩、王安石可与韩、柳并列，但其实在唐文和宋文之间，李氏颇轻宋文：“曾、王学问，如何能过韩、柳？韩、柳遇一通经守师说之人，那样推服愧赧，曾、王便轻肆讥弹。”(48)李光地：《榕村语录》卷二十九，《榕村全书》第6册，第380页。在他看来，韩、柳未沾染宋学习气，往往推服先儒，曾、王则喜欢讥弹古人。而宋人讥弹先儒，并非出于理之必然，常常为批判而批判，甚至不惜曲解古人的原意。傅山就对曾巩此类行为颇为不满：

昨偶读曾子固《战国策》《说苑》两叙，谪子政自信不笃，真笑杀人。全不看子政叙中文义，而要自占地步。宋人往往挟此等伎为得意，那可与之言文章之道？文章诚小技，可怜终日在里边盘桓，终日说梦。(49)傅山：《霜红龛集》卷四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5册，第523页。

在傅山看来，《战国策》不符合先王仁义之道，诸侯用其术者大多亡国，所谓“苟以诈伪偷活取容，自上为之，何以率下？秦之败也，不亦宜乎”！然苏秦、张仪等纵横家往往使人君转危为安，其事迹值得保存。刘向对《战国策》义理得失和史料价值已经总结完备。而曾巩却抓住刘向对《战国策》的一些恕词，刻意曲解，认为刘向主旨是“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但曾氏《战国策目录序》得出的结论，只是“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楚汉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50)《曾巩集》卷十一，陈杏珍、晁继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83-184页。这种说法，与刘向的论旨没有本质区别。因此，曾氏撰写该文纯粹为诋诃而诋诃，是诋诃先儒、好立异说的文士习气。

其三，宋人行文往往不顾史实，流于空谈。冯班指出：

子由论刘先主曰：“用孔明，非将也；据蜀，非地也。”考《蜀志》，孔明在先主时，未尝为将，至南征始自将耳。若不据蜀，便无地可以措足。此语乃不讨论之过也。宋文多如此，而读者不以为怪。故知当时论文，无讨论之功也，如韩退之绝无此等病累。(51)冯班：《钝吟杂录》卷四，第61页。

冯班认为，撰写史论必须考据史传，设身处地，要反复“讨论”“润色”，不可盲目横生议论。苏辙论刘备据蜀非地，实则未曾设身处地考察蜀汉政权的处境。相比之下，韩愈虽不乏横生议论的毛病，但尚无此类经不起敲打的病痛。何焯古文思想颇近冯班，亦谓：“汉唐人文字还禁得敲打，宋人文字若如此，便无一足存者。”(52)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十九引，《榕村全书》第7册，第477页。所谓禁得敲打，当是说于考据经史方面有审慎辨析。

其四，宋文的遣词造语趋于平淡，易流于浅薄庸俗。冯班认为：“韩子爱今文而古之，欧阳子爱古文而今之。古之弊有限，今之弊不可胜言。有心于古文者，能稍变今日之俗文，易之以古，则善矣。”这是说唐文尚且遗留了中上古语言文字的片段，故为“古文”；而宋文则不脱日常习见的语言文字，实为“今文”。冯班还指出：“韩吏部言文从事顺，浅者以为口实，便云古文不尚艰深。……今之自附于欧、苏者，浅薄通率，号为古文。讲之，其文不从，事不顺，文既不文，古亦不古，更诋韩文以为尚有古语，不如欧、苏，吾未如之何也已矣。”意谓韩愈提倡“文从字顺”，只是为了纠正樊宗师过于生涩的遣词用语，并非全盘主张“信口而出”，因而后人撰文不能全盘口语化，更不可因韩愈文中存在生僻字词，而推宋文于唐文之上。此外，他认为宋文语言平淡化，还缘于夹杂“语录”，导致大量俗语涌入文章，因而学习古文“不得有近代俗语著于胸中”，在他看来，宋儒有“四大病”，不修饰文字，“词气鄙倍而不自知”就是其中一病，就此而言，《论语》所载圣贤日常言语大多经后人润饰，故文字巧妙；而宋儒语录既不修饰，也没有义理的反复讨论，绝不可继轨《论语》。(53)以上引述，参看冯班：《钝吟杂录》卷二、四、七、一、八，第25、60、92、9、97页。

总体来看，清初批判宋文的声音大多并非来自秦汉派后继者，更多是认可唐宋派的古文家。他们对宋文的批判是全方位、理论性且系统性的，大多深中宋文缺陷，较少门户之见和意气之争。

四、明末清初唐宋文之辨的意义

综上所论，可见明末清初唐、宋文之辨内涵丰富，整体脉络也较为清晰：由明末宗唐，到清初宗宋思潮逐渐蔚为主流，古文领域的唐、宋文之辨，围绕着接受、拒斥或改造“宋文”的角度开展。而清初针对宋文的批评，整体上只是对宗宋思潮的补弊纠偏。首先，清初反宋文思潮隐含着浓厚的汉学观念。傅山、冯班、汪琬、李光地诸家反对宋人好诋诃先儒、宋文不讲考据等说法，均不止就文章立论，还隐含着对“宋学”的批判。如冯班所称“宋儒视汉人如仇，是他好善不笃处”；“宋人不以读书为学”；“作文不可不识字”，而“宋人不解小学”(54)以上引文，参看冯班：《钝吟杂录》卷一、二、四，第6、22、50、64页。等等，都是直接将矛头对准“宋学”。当然，这种观念并未对古文宗宋思潮产生绝对冲击。文章宗宋的钱谦益、顾炎武、钱澄之、朱彝尊、阎若璩诸家，在学术思想上恰恰均提倡汉学，可见“宋文”与“汉学”并不存在严格对立关系。因此，对宋文缺陷的批评，只是对宗宋思潮的补弊纠偏，并未从根本上扭转宗宋趋势。

事实上，即使是严厉批判宋文的清初古文家，也未全盘否定宋文的典范意义。比如，傅山反感宋文过于冗长，但他仍然倡言“灵心慧舌，只有东坡”，(55)傅山：《霜红龛集》卷四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5册，第523页。并非所有宋人议论皆不足取。宋代文章确实多烦冗无当者，但欧阳修《五代史记》恰恰就以文字简练闻名，尤侗批判钱谦益等人沿宋文颓波，但还是认同《五代史记》是后人修史的典范。(56)尤侗：《艮斋杂说》卷二，李肇翔、李复波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7页。而叙事简劲的宋人史传，也不止欧阳修一家，如魏禧认为宋人议论失平，文字冗长，但高度认同司马光《通鉴》文字的简要蕴藉：“《国策》载王蠋、《史记》载赵良语，司马公采入《通鉴》，简要蕴藉，格味之妙，十倍原本，于此悟剪裁书牍之法。”(57)魏禧：《魏叔子文集》卷七，胡守仁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51页。此外，汪琬对宋文的反思也颇具代表性。他指出：“唐文之简质，莫如元次山；宋文之巨丽，莫如欧阳永叔。”汪琬以效法欧阳修成名，但仍称赞元结《中兴颂》文字简要古雅，是典型的唐文；同时他也承认欧文风格较为平淡，有“薾弱不振之忧”，(58)汪琬：《钝翁前后类稿》卷十九，李圣华：《汪琬全集笺校》第1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490页。认为学习李觏、司马光等宋人文章有助于改善此弊：“窃尝谓曾、苏之文非古文，如泰伯《退居类稿》、温公《传家集》，拙多于巧，朴胜于华，乃古文也。”在汪琬看来，曾、苏以语言平易和讲求法度见长，但渐渐脱离“简质”之义，李觏、司马光诸家文笔简劲，尚延唐人文风，他坦言：“然予爱泰伯文简质，犹有唐人遗风。自曾、苏各辟门径，而文体始大变矣。”(59)汪琬：《东都事略跋》卷下，《汪琬全集笺校》第2册，第1092页。李中黄也认为“宋人之文，每失之弱”，但同时也指出南宋时期朱熹《大学序》《中庸序》、胡铨《乞斩秦桧书》均“气脉渊长”，“皆南渡以后有数文章”。(60)李中黄：《逸楼论文》，王水照、侯体健主编：《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上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597页。可见持批评论者清楚知道并非所有宋文均冗弱无当。事实上，宋文创作成就丰富，各色毕陈，琳琅满目。除欧、苏、王、曾外，范仲淹、尹师鲁、李觏、司马光、吕祖谦、朱熹等，皆卓然成家，代表一种创作风格或传统。对此，清人亦有相当的认识，如朱瀚就认为，叶适“文笔刻画清秀”，“直起直收，劲处如昆刀切玉，力士伸肘，柳州之嫡派也”，与南宋文风迥异，上承柳宗元。因此，他强调后人学习、评价宋文，不要局限在欧、曾、王、苏诸家范围。(61)朱瀚：《韩柳欧苏诸大家文发明》卷九，《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上册，第395页。总之，清初古文家所反对的只是“宋文”部分面相，矫弊救偏的思路通常仍在宋文范畴内。

复次，宋文遣词造语趋于平淡，夹杂语录气，自然是事实。但明末清初部分宗唐古文家并未找到妥善的解决办法，而是折入了唐文的“涩体”，使用生僻字词，文意佶屈聱牙，刻意艰深，其弊又甚于师法宋文。张溥八股创作曾标榜樊宗师、刘几，艾南英谓其文“棘喉钩吻，险涩鄙诞”，引发后生相继追随，“乃今效之者，遍吴越矣”。(62)艾南英：《天佣子集》卷一《四与周介生论文书》，《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72册，第202页。清初尤侗、王广心八股文亦以艰涩成名，时号“尤王体”，(63)梁章钜：《制艺丛话》卷二十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451页。延续娄东派余波。冯班因否定宋文而对涩体唐文有不少好感，汪琬早期古文亦好用古字、别字和奇字。不过，此类“涩体”创作往往很难得到首肯，如张溥早期“取法刘几、樊宗师，岁试乃踬”，参加应社后，“尽弃平昔所学，更尚经史，试乃冠军”。(64)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438册，第477页。汪琬《钝翁类稿》误用“藁”(本训为“死”“木枯”)代替“稿”，遭吴殳诋诃，故汪琬此后较少用代字。其实，涩体遭受否定，这本身就表明文学语言的平易化、自然化是文学演化的规律。欧阳修引领的宋文革新，既否定骈文，更批判涩体，从而将宋代古文引入了平易自然的道路，所谓“欧阳公之文，创革杨、刘之浮华，首变唐人之艰涩，千古绝作也”。(65)冯班：《钝吟杂录》卷八，第106页。蒋伊曾借杜甫骈赋告诫诸生，即使学习唐文也必须文词简明，不可流入怪异生涩：“借如老杜之文，最为古质矣，然‘九天之云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孙枝之鸾凤相鲜，宫井之蛟龙乱上’，谓非比兴而何？直道当时，不傍古人，微之亦未为知言也。学唐人之文，当求唐人之学。诡而入于僻，非也；质而近于俗，亦非也。”(66)蒋伊：《莘田文集》卷六，《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22册，第444页。杜甫骈赋极少有生僻难解的字词，不烦读者“费解”，大多“不傍古人”且师心自用。后人学习唐文，应注重效法其学，而不应流入字词的“诡”“僻”。总体来看，文学言语平易化实为大势所趋，唐文的“涩体”本是一种存在显著缺陷的文风，宋文平易自然，正是对症之药，自有其进步意义。

此外，将唐宋文视为一个整体，始终是清代主流古文观念，一般认为论诗可严辨唐、宋，论文则大可不必。如姜宸英指出：“论诗于唐以后，与文不同。古文自韩、柳始变而未尽，其徒从之者亦寡。历五代之乱，几没不传。宋初柳、穆阐明之于前，尹、欧诸人继之于后，然后其学大行，盖唐与宋，相赓续而成者也。”(67)姜宸英：《湛园未定稿》卷四，《姜先生全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07册，第88页。宋征舆也说：“然而俪诸君子于韩、柳，则兄弟也；诏诸君子于贾、董，则箕裘也。何可以代降也？然则不读唐以后诗可也，不读唐以后文未可也。”(68)宋征舆：《林屋文稿》卷四，《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8册，第104页。宋征舆论诗宗唐，反对宋调，但在古文方面，却不愿在唐、宋文上严加区别。朱奇龄厌倦涩体唐文，否定泥古，以为“文章无今古，要在得其真。意到笔随，何分唐宋”，(69)朱奇龄：《拙斋集》卷首查嗣珣序，《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第215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246页。在他看来，如何阐发学问识见才是为文的关键。王士禛将诗学的“唐宋一体”观念植入古文，他指出：“唐之文气劲而节短，其失也嵬琐而诡僻；宋之文气舒而节长，其失也啴缓而俗下。元明作者，大抵祖宋祧唐，万吻雷同，卒归率易。”尽管王士禛对时人倾向欧阳修有所不满，但并不主张严辨唐、宋文，他认为唐、宋文存在不同面貌，学者应当斟酌于其间，而不应入主出奴，所谓“本之乎六经，斟酌乎唐宋，劲而不诡，舒而不俗”，(70)王士禛：《蚕尾文集》卷一，《王士禛全集》第3册，第1790页。既要避免唐文的生涩诡异，也要避免宋文平庸浅薄的流弊。查慎行也持类似意见，他对朱彝尊接迹钱、艾，专以宋文为宗，甚至提出不必效法唐文的做法提出了异议：“窃谓唐之文奇，宋之文雅；唐文之句短，宋文之句长；唐以诡卓顿挫为工，宋以文从字顺为至。”他提醒朱彝尊，宗宋文可，但不可否定唐文，因为唐文虽“诡卓顿挫”，容易流入涩体，但毕竟“不蹈袭前人一语”；效法宋文者，也不能“以空疏不学之材，强为无本之枝蔓”。(71)朱彝尊：《曝书亭集》卷首查慎行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16册，第4页。在查慎行看来，学习唐宋文根柢经术即可，没必要严辨二者差异，这与王士禛“唐宋文不二”之论异曲同工。

清代古文强调唐宋一体，但在具体创作中更多效法宋文，此二者并不抵牾。在大量质疑宋文的声音中，一些宗宋古文家提倡“以宋溯唐”，主张要学习韩愈古文，必须从模仿欧、曾等宋代古文家入手。其实，韩愈在宋代逐渐被视为“百代文宗”，本就缘于欧阳修、曾巩、苏轼等古文家的推动，而宋文本身亦是对韩、柳的延续。欧文是“学韩”的成果，“欧阳公得旧本韩文，乃始知为古文”；(72)艾南英：《天佣子集》卷二《答夏彝仲论文书》，《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72册，第210页。苏轼学韩而自出新意，“苏子瞻诗文俱法韩，然俱出韩范围之外”；(73)李中黄：《逸楼论文》，《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上册，第597页。王安石也是如此，所谓“介甫多从韩出”。(74)朱瀚：《韩柳欧苏诸大家文发明》卷九，《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上册，第405页。清人以宋溯唐，学韩而得宋，如姜宸英“得力故在韩、苏”，(75)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二八，《续修四库全书》第1699册，第191页。尽管他注重效法韩愈，而文章面貌更近宋文，长于史实的勾稽而稍嫌冗蔓，这一点在其《明史刑法志总论》《一统志江防总论》《一统志海防总论》《一统志日本贡市入寇始末》等文章中得有所体现。钱澄之对此深表赞赏：

谓韩子文起八代之衰，而惟陈言之务去。彼所谓陈言者，词也；而所欲明者，理也。理至宋元而益明，而说始益畅。孔子曰：“辞达而已矣。”学韩子而不极诸宋元，未可谓善学韩者也。予于是益信吾向者之一见其文，而即叹为学韩而得宋之说为不谬矣。夫姜子必由韩子，而浸淫于宋元，亦犹其书法本诸钟、王，熟而后可以为米、赵也。(76)《姜先生全集》卷首钱澄之“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07册，第8页。

钱澄之认为，姜宸英古文近似宋人，“此殆学韩子之学，而几入宋人之室者也”。这是说，古文创作应当在研习宋元基础上，才能达到韩、柳的成就。同时，钱澄之还赞赏毛际可古文“其理实，其气平，其法雅饬，其词和豫，盖学韩而得欧者也”。(77)钱澄之：《田间文集》卷一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0册，第133页。学宋元以达唐，或学唐而得宋，均可见唐、宋文为一体。董以宁也有极其相近的说法：“文至《史记》、八家，法之最备者矣，然相师也而不相为袭。唐之文未尝不出于汉，昌黎固法龙门者也，而其文则昌黎矣，同时之柳，可知矣。宋之文未尝不出于唐，卢陵固法昌黎者也，而其文则卢陵矣，同时之苏，同时之曾、王，可知矣。”(78)董以宁：《与秦对岩书》，《正谊堂文集》不分卷，《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12册，第338页。韩、柳古文效法秦汉，而宋代诸大家也效法韩、柳，前后踵接，可见古文师法谱系是不能割裂的；相师而不相沿袭，古文精髓相继出新。如此，则在理论意识上宗法唐宋，在具体师法上学习宋人，并不冲突；一些作家的才性，偶尔接近唐人的生涩奇拗，也只是文坛的个体现象，并不能对清代古文的师法典范构成根本冲击。在“由宋溯唐”的师法策略下，唐、宋文的差异就不必过于强调。

总之，从文学批评的视野来看，明末清初古文家的整体认为唐文尚且保留六朝气，夹杂丽藻，宋文彻底刊落华采，以平淡为尚；唐文风格趋于简劲，而宋文则趋于平缓；效法唐文容易流于生涩奇拗，效法宋文则容易流于烦冗枯淡。明代启祯时期普遍青睐唐文，而清初宗宋思潮逐渐居于主导地位，这是明末清初文章思潮的重要转型。清代古文家之所以偏重宋文，与宋文更有助于科举揣摩，宋代理学家古文成就得到进一步重视，及清代重视文统、学统一体化等因素有关，本文限于篇幅，不能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当然，宋代古文并不完美，不是古文之学的终点，清初对宋文繁杂冗弱、议论失平、缺乏考据等批判均深中其弊。不过，在清代学术文化环境下，宋文是被普遍接受的最大公约数；且清人对宋文的矫革办法，往往并未脱离宋文藩篱，只是对宗宋思潮的补弊纠偏。强调唐宋文的整体性，创作实践上以效法宋文为主，主张“以宋溯唐”“宗宋祧唐”继而上溯秦汉，始终是清代最具代表性的古文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