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德在近代美朝关系发展中的推动作用

马德义

(海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海南 海口 571158)

福德(Lucius H. Foote)(1)关于福德生平概述可参见John W. Leonard， Men of America：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ies， Vol.1， New York： L. R. Hamersly & Company， 1908， p.879。其名有“福迪”“福特”和“福德”等多种译法，本文采用《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中“福德”之译法。在1883年2月被任命为美国首任驻朝“特命全权公使”，并于同年5月抵朝履职。他在赴朝前曾任美国驻智利瓦尔帕莱索和驻哥伦比亚阿斯平沃领事，并因此积累了一些外交经验，这些都使其比较适合在朝职位。美国国务卿弗里德里克·弗里林海森(Frederick T. Frelinghuysen)也认为，福德此前的领事工作经验无疑对其履新是有帮助的。(2)Frelinghuysen to Foote， March 9， 1883， No.1， George M. McCune， John A. Harrison，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 Documents Pertaining to the Far Eastern Diplomac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83—1886， Vol.1 (下略为KAR-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1， p.24.福德于1885年2月离职，尽管其任期不长，但在推动近代美朝关系发展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福德的到来不仅标志着近代美朝外交关系的正式开启，而且也极大丰富了早期美朝关系的内容。学界尚罕见与本文主题相同的研究成果，(3)Frelinghuysen to Lucius H. Foote， Mar. 17， No.3， 1883， KAR-1， 1951， p.24.笔者试予论之。

一、以多种形式拓展美国在朝商贸利益

美国于19世纪60—70年代连续叩关朝鲜，其动因之一是为在朝鲜拓展商业利益。美朝建交初期，美国在朝仅有涓滴微利，但维护和扩大这种利益毕竟是美国签署对朝条约的一个目标。国务卿弗里林海森在概括福德在朝四项主要使命中有两项涉及“商业”与“贸易”的内容。(4)Frelinghuysen to Lucius H. Foote， Mar. 17， No.3， 1883， KAR-1， 1951， p.24.美国总统阿瑟在给高宗的国书中也强调了双方要“发展友谊和商贸关系”，而且说必将是“互利的”和“持续增长的”。(5)President Arthur’s Address to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ah-Chosun (原文件未标示日期)， FRU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下略为GPO)， 1884， p.249.这说明美国对开辟朝鲜市场还是在意的，至少在美朝建交初期如此。福德认为美国应扩大其在朝商业利益，高宗也将此举视为“阻止”(check)其他大国增强在朝影响的有效手段。高宗后来将多项商业特许权都给了美国商人，而且对美国传教士在朝兴办学校和医院等活动提供了“王家赞助”(royal subsidies)。(6)Samuel Flagg Bemis， ed.， The American Secretaries of the State and Their Diplomacy， Vol.8，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28， pp.37-38； Yur-bok Lee，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Korea， 1866—1887， New York： Humanity Press， 1970， p.62.美国总统阿瑟在1883年9月指出，“应培育两国商业关系的发展，朝鲜民众能从美国获益，当他们熟悉了我们的农机具、农业生产过程和机械技术时，公平的利益回报自然会出现在美国人面前”。(7)“Oriental Salaams and Dress： The Corean Embassy Received by President Arthur，” New York Times， Sept. 19， 1883， p.8.他意在指出，发展美朝商贸关系并非美国单边获利行为而实为与朝鲜互利之举。要想推动美国做出利于朝鲜的举动，它必须在此地“有较大的经济利益”。(8)Yur-Bok Lee， Wayne Patterson， One Hundred Years of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 1882—1982， Alabam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86， p.39.美国试图扩大在东亚的利益，而高宗此时希望美国能在大国对朝争夺中发挥制衡作用，于是双方关系发展之初便出现了“合作”契合点。福德打算通过扩大美国在朝商贸利益的形式来扩大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影响，他担任驻朝公使期间是早期美朝关系的最佳期，朝美双方均表现出发展贸易关系的愿望，福德恰恰对这个“契合点”的形成与扩大发挥了推力作用。

朝鲜官方在美朝缔约之初对发展对美关系持积极态度，非常欢迎美国外交代表的到来。福德抵朝次日便受到高宗接见，高宗在整个欢迎仪式上都是站立的，还有些官员接连几日对其进行招待宴请，福德一时间成为朝鲜最友好的人物。(9)Sir H. Parkes to Earl Granville， June 22， 1883， No.138， Park Il-Keun， Anglo-American Diplomatic Materials Relating to Korea， 1866—1886(下略为AADM)， Seoul： Shin Mun Dang Publishing Company， 1982， p.311.在政府运转、增加岁入及矿产开发特许权等方面，高宗经常向福德征询意见，甚至直接遣使进行联系。(10)Foote to Secretary of State， July 19， 1883， No.17， KAR-1， p.31.高宗支持美国人在朝投资和贸易活动，希望通过扩大美国在朝经济利益的方式来加强朝美关系，福德也将拓展在朝商业利益视为扩大美国影响的一种主要方式。

福德承认朝鲜商业发展处于“迟滞”(sluggishness)状态，但还是相信其能够得到发展，而且认为朝鲜对外国商品的需求也会增加。(11)Mr. Foote to Mr. Frelinghuysen， No.74， April 29， 1884， FRUS， GPO， 1885， p.126.美国商人对朝鲜的兴趣有所增强，福德借势积极促动双边商贸关系发展。美国商人约翰·米德顿(John Middleton)和英国商人亨利·格瑞堡(Henry Gribble)有意在朝鲜海岸和内河开通轮船航班业务，福德与朝鲜政府进行沟通，在1884年7月向朝鲜督办交涉通商事务大臣金炳始递交了关于设立汽船公司的合同，(12)《汽船會社設立合約稿本送呈件，1884年7月11日》，第89号，高麗大學校亞細亞問題研究所：《舊韓國外交文書(美案)》(第十卷，美案-1)(下略为《文書(美案)》)，漢城：高麗大學校出版部，1967年，第59頁。不久便得到朝鲜官方的答复：经过“再三面商，(合同)俱属妥善”，并将拟立约稿用印等事项委托福德在美国商人和朝鲜政府之间接洽办理。(13)《美汽船會社設立約稿送呈印押周旋依賴，1884年7月25日》，第93号，《文書(美案)》，第64頁。此合同还规定，所成立公司“认作美国商会、竖美国国旗”。(14)《汽船會社設立立約稿本，1884年7月11日》，第89号(附件)，《文書(美案)》，第59頁。同样在福德帮助下，美国托马斯·爱迪生公司在1884年9月获得在朝鲜王宫架设电灯的特许权。与此同时高宗告知福德，朝鲜将优先考虑美国公司承揽其修建铁路和铺设电报线等工程。1883—1884年间的美朝关系比较融洽，对朝贸易范围也随之扩大。美国商人出售给朝鲜数千把步枪及大量弹药，美国公司在朝鲜开通了汽船业务，美国商人詹姆斯·莫尔斯(James R. Morse)获得了郁陵岛木材砍伐特许权，(15)后来英国公司介入，日本人也前往盗伐，并由此而引发法律诉讼问题，所以莫尔斯未再使用这项特许权。俄国在1896年帮助安连为莫尔斯获得了汉城—济物浦间修建铁路的特许权，而后要求将莫尔斯在郁陵岛的林木采伐特许权转让给俄国。此时正值“俄馆播迁”之际，高宗在俄国使馆避难，在这种情况下该特许权“很自然地”过渡到了俄国商业公司名下。参见Allen to Secretary of States， No.604， April 24， 1903， Scott S. Burnett，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 Documents Pertaining to the Far Eastern Diplomacy of the United States，1896—1905， Vol.3 (KAR-3).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03.其代表的“美洲贸易公司”还在福德帮助下在朝鲜开始了多种贸易活动，不但经营毛毯、家具、矿山装备、军事装备等销售业务，而且计划参与铁路股份。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福德在帮助美国商人拓展在朝商业利益方面发挥了有效的桥梁和推动作用，这是他扩大美国在朝利益的有效做法。

为发展美国在仁川、釜山和元山的贸易，福德依据美朝条约的规定在设置外国人居住区和增设领事问题上做出了努力，福德认为这可为美国商人提供更多便利条件。他在1884年6月初照会金炳始，催要仁川外国人居留地示意图，而且“越快越好”。(16)《仁川外人居留地地圖提示要請，1884年6月3日》，第74号，《文書(美案)》，第51頁。他之后又指出，“在开放口岸确定区域界线设立桩基等一切安排，朝鲜政府应与美方会商。”(17)《各國租借設置對和同商定件，1884年6月11日》，第79号，《文書(美案)》，第52頁。1884年春夏之交，正在谋划美国领事馆地块问题的福德与英国驻华公使巴夏礼的意见逐渐趋同。在相关国家推动下，朝鲜在1884年10月初与美英日中德签署了《仁川外国人居住区总协定(土地条例)》。随着外国人数量及商贸活动的增加，在仁川等地设立领事的必要性凸现出来。福德在美国商人帮助下在仁川选定了一块地拟作未来美国领事办公之所，但美国国务院却告知并无此预算。国务卿弗里林海森建议福德在常驻仁川的美国商人中选人兼任此职，福德认为此举不妥。设置领事一事未得到美国国务院的支持，因此美商在仁川的贸易活动是在没有美国领事保护的情况下进行的，凡遇重要领事事件均需前往美国驻汉城公使馆办理。但尽管如此，也有美国商人在该地积极开展贸易活动，美国人汤森德(Walter. D. Townsend) 在福德帮助下成为仁川外国人居住区最活跃的商人之一，(18)关于汤森德在朝鲜的商业活动情况可参见：Harold F. Cook， Pioneer American Businessman in Korea： The Life and Times of Walter Davis Townsend， Seoul： Seoul Computer Press， 1981.其身份是“美洲贸易公司”横滨总部驻朝代表，他借机在仁川等地拓展贸易并成为发展势头较好的美国商人。如果说通过与西方国家缔结条约的举动在理论上打破了朝鲜的闭关状态，那么外国商人商品的涌入，尤其是外国人居住区的出现则从实践上结束了这种状态。

驻外使领馆主要任务之一是保护本国商民侨民利益不受损害，福德在这方面也有积极表现。朝鲜蓉湖(Yong Ho)地方官员在1884年11月扣押了两艘米船，船载货物约二分之一属于美国商人，由朝鲜商业代理人崔汉汝(Choe HanYo)和崔士亨(Choe Sa Haeung)购买于金堤(Kim Joi)地区并负责运往济物浦，但途中被朝方扣押。福德获悉后立即进行沟通处理，他向朝鲜督办交涉通商事务大臣金宏集发出照会指出，“根据条约规定，美国商民有权将朝鲜一切土货由内地运出朝鲜各通商口岸，免除所有税厘、货物税或过境税等，这在英朝条约中有明确规定(朝鲜此前已同意给予美国同等待遇)”，他在提出上述依据后要求朝方“命令事发地地方官予以放行以使之驶往济物浦”。(19)《抑留載米船放行要請，1884年11月27日》，第121号，《文書(美案)》，第83頁。福德在发出照会不久即收到金宏集的回复：“已经饬知该地方官，准其放行，听便勿阻。”(20)《同上准放照覆，1884年11月27日》，第122号，《文書(美案)》，第84頁。在第121号文件中的“蓉湖”在本件中又被称为“容蒲”。福德在此事件中及时采取行动，避免了美国商人的利益损失。

二、因利乘便支持朝鲜闵泳翊使团顺利访美

1883年朝鲜赴美特使团的派出在“很大程度上”(21)Mary V. Lawrence， A Diplomat’s Helpmate： How Rose F. Foote Serve Her Country in the Far East， San Francisco： H.S. Crocker Co.， 1918， p.10.是福德“强烈建议”(22)Everett Frazar， Korea and Her Relations to China，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range： Chronicle Book & Job Printing Office， 1884， p.49.的结果。朝鲜向美国派遣报聘使团问题自福德抵朝后就一直在讨论中，他在1883年7月初向高宗传递了美国欢迎朝鲜使团访美的信息。高宗认为，“与美国既修交好”就应有“回礼之举”和“以礼交聘”的表示，(23)《朝鲜国王为遣使赴美交涉通商事宜致礼部咨文》(原件未标时间)，第124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164页。他很快决定派闵泳翊和洪英植为首的使团执行出访任务，福德获悉后立即提请美国政府对此予以“特别关注”(special consideration)。(24)Mr. Foote to Mr. Frelinghuysen， July 13， 1883， No.112， FRUS， GPO， 1884， p.244.朝鲜使团出使美国除行使“报聘”使命外，还在教育、海关、邮政、工业、政治和军事等方面进行了考察，并提出拟聘美国顾问等问题。

福德非常重视朝鲜使团出访活动，他将此事与朝鲜正在积极酝酿的聘用美国顾问的问题联系起来——他认为这是扩大美国影响的有效方式。福德就此指出：“如同其他东方国家一样，朝鲜也毫无疑问需要大量外国顾问，我们(美国)在其中能发挥多大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朝鲜使团对我们的印象及其回国后的汇报情况。”(25)Mr. Foote to Mr. Frelinghuysen， July 13， 1883， No.112， FRUS， GPO， p.244.按照福德的想法，此次出访对朝鲜也是个良机，因为朝鲜特使通过考察“不但可以体验美国国家机器运转情况，而且能亲见美国工业的发展水平并发现美国的财富和繁荣之源，还可亲历美国人民之友善，这必然对朝鲜产生显著而有益的影响”。(26)Mr. Foote to Mr. Frelinghuysen， Dec.17， 1883， No.73， FRUS， GPO， 1885， p.125.福德为能使朝鲜使团成功访美做了不少工作，从使团出行到抵美考察过程中不时可见其影踪。

朝鲜使团的首站是旧金山，福德发动其人脉关系协助妥置接待事宜。他给旧金山上层人士写公开信指出，朝鲜使团“打算参观和学习西方文明，受命考察朝鲜所需所有方面。他们是该国头面人物：一为王侄、一为相子，旧金山若能予以适当关注便商机可获。旧金山乃贸易汇聚之所，朝鲜在农矿方面与加州类同——它有1 500万人口、什么都需要。他们是首批出国(到西方国家)的人(特使)，深孚众望。”(27)福德的这封信是1883年7月14日从使馆发出的，被《纽约时报》转载，具体参见“The Corean Embassy： Purpose of the Visit of the First Delegation from the Hermit Land—From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New York Times， Sept.17， 1883， p.4.在通过媒体进行吹风的同时，福德还分别给国务卿弗里林海森、美国驻日公使约翰·宾汉姆(John A. Bingham)及其在美国国内担任要职的好友写信，努力为闵泳翊使团顺利出访创造便利条件。

通过福德的安排，美国亚太舰队海军少将皮尔斯·克罗斯比(Pierce Crosby)派军舰将朝鲜使团成员从济物浦送至长崎。克罗斯比向福德和闵泳翊提出可以继续将其送往横滨搭乘远洋邮轮，但此二人出于对朝日关系的考虑而婉拒。在使团抵日前，福德特意写信给宾汉姆要求其对朝鲜使团进行照应。福德在给国务院的汇报中指出接待朝鲜使团的重要意义所在，弗里林海森回复说，“总统对朝鲜国王的友好举动非常高兴，他本人及美国人民将热诚地欢迎朝鲜国王特使，尽最大努力满足使团愿望，并提供多种机会保证其完成出使使命”。(28)Frelinghuysen to Foote， Aug. 30， 1883， No.114， AADM， p.961.福德提议要做好欢迎朝鲜使团的准备，建议向其展示从美西到美东的要塞工事、军火库、铸币厂、海关、邮局和公立学校等方面情况。福德认为通过这些考察可以促使朝鲜使团向美国提出聘请美方顾问的要求，以便日后借此扩大美国对朝鲜的影响。另外，福德有多年在加州供职的经历，在他成为驻朝公使后有很多加州人尤其是旧金山人相信，对朝鲜特使团“用红毡铺地加以欢迎是会有好处的”。(29)Gary D. Walter， etc.， “The Korean Speci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1883，”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Vol.1， No.1， 1969， pp.89-142.福德在给加州好友写信时指出，“为使加州能在具有增长潜力的对朝贸易中占有相当比重的份额，有必要设法使朝鲜使团对该地区留下良好印象”。(30)Harold J. Nobel， “The Korean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883： The First Embassy Sent by Korea to an Occidental Nation，” Transactions of Kore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No.18， 1929， pp.5-6.朝鲜使团于1883年9月初抵达旧金山后便受到美国陆军少将约翰·斯科菲尔德(John M. Schofield)的接待，旧金山贸易局和旧金山商会也对其进行了欢迎。

闵泳翊一行在华盛顿见到了代理国务卿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海军部图书馆的福久(George C. Foulk)和海军情报所的西奥多·梅森(Theodore B. Mason)陪同朝鲜代表团到各地访问。朝鲜使团出行过程中不时受到福德的好友和政界熟人在纽约等地的欢迎，埃瓦利特·弗拉泽尔(Everrett W. Frazar)(31)埃瓦利特·弗拉泽尔(Everett Welles Frazar， 1834—1901年)是美国外交官和商人、福德的好友，曾任美国亚洲协会主席。他开办的“弗拉泽尔公司”(Frazar & Company)经营对中日朝贸易。1884年1月14日年被任命为朝鲜驻纽约名誉领事，并取名为“厚礼节”。关于“任命敕书”和“任命照会”可参见《駐紐約朝鮮人總領事美人厚禮節任命照會，1884年1月14日》，第47号，《文書(美案)》，第16頁。关于“厚礼节”之译名参见第34页中英文文件对译。收到福德“热情的来信”后在纽约做好了迎接特使团的准备，他认为朝鲜使团的到来是一个巨大商机，可借以向其展示美国的商业优势，美国有类型多样的加工厂可以生产制造棉花和羊毛制品、农机具、五金、钟表及石油产品等，他认为这些都是朝鲜人必然要从美国获取的商品。朝鲜使团还非常顺利地参观了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因为福德向该厂负责人海军准将阿普舍尔(Commodore Upshur)做了推荐，(32)Everett Frazar， Korea and Her Relations to China，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50.后者带领米德(R. W. Meade)和波特(E. E. Porter)等军官一同接待了朝鲜使团。(33)“The Corean Embassy，” New York Times， Sept. 25， 1883， p.5. 关于朝鲜特使团在美国东北部的考察路线也可以在此文中，关于参观的具体公司、医院及邮局等信息可参见次日该报第5版和11月16日的第2版。在纽约停留期间，闵泳翊使团在纽约市长和阿普舍尔等人陪同下对多地进行了参观。1883年9月底朝鲜使团再赴华盛顿考察政府部门。在其即将返朝时，阿瑟总统举行了欢送会。

闵泳翊使团顺利访美并对美国进行了全方位的参观考察。在美期间所受接待当然是美国政府起了主导作用，但在很多细节上与福德密切相关。高宗独立做出向美国派出外交特使团的决定是其“自主”思想的体现，福德支持这种主张，因此其建议对高宗很具说服力。然而，朝鲜国内弊政繁冗乃经年累月而成，欲通过短期学习参观之举而在国内实施改革并非易举，正如闵泳翊在返朝后对福德所言，“出生在黑暗之中的我(因出访)进入了光明世界，而今复归黑暗之中。我无法看清前方之路，但望指日可俟”。(34)Foote to Frelinghuysen， June 17， 1884， No.75， AADM， p.966.闵泳翊为当时朝中重臣，谙熟朝鲜国内情况，深知不能冀望一招两式便可扭转朝鲜衰微的局面。朝鲜遣美使团活动进一步密切了美朝关系，客观上也提高了朝鲜的国际地位。高宗对于闵泳翊使团的成功出访非常满意，特使团成员多得以擢升。朝鲜使团成功访美，其中不无福德之作用，高宗也通过使团进一步加深了对美国的主观印象。

三、针对甲申政变的斡旋活动缓解了朝鲜的外交压力

朝鲜在19世纪晚期开启了近代化进程，其初衷是力图增强抵御强邻的能力，但后来却退化为一种带有国际政治色彩的内部斗争——甲申政变，朝鲜自主开启的近代化进程中断。朝鲜非但未达到初设目标，反而陷入国门洞开、外来侵扰加剧的被动局面。甲申政变涉及中日朝多边国际关系问题，美国公使福德居间调解，在缓解各当事方紧张关系方面发挥了作用，这也是其扩大美国在朝影响的一种努力。

甲申政变次日，朝鲜督办交涉通商事务大臣金宏集给福德发来照会，希望他能“约同各国公使准明、酌理核办”。(35)《甲申政變顛末通知列國公使公諭覆示要請，1884年12月6日》，第123号，《文書(美案)》，第84頁。在被高宗召见时，福德对于上述要求表示“欣然同意”。(36)《美公使陛見列使同參回答，1884年12月7日》，第124号，《文書(美案)》，第85頁。福德积极介入当事方之间的协商，他曾寻机劝阻金玉均在中日达成和解和清军撤军前采取过激做法，然而其希望并未实现，政变次日便爆发了中日军事冲突。福德会同英德外交代表共同觐见高宗，并与政变主要人物及日本公使举行会谈。在政变发生时福德允许中日德英等国人员到美国使馆避难，他担心给外界造成美国公使馆“庇护”日本人的印象进而可能招致麻烦，于是尽快派人将日本避难者送往济物浦(经转回国)。(37)其中包括22名日本人，还有15名中国和朝鲜仆人以及20名朝鲜士兵。参见Foote to Frelinghuysen， Dec.17， 1884， No.110， KAR-1， p.99.福德的这个做法赢得了日本的赞许，为此后他与日本进行有效交流创造了条件。

由于汉城政局不稳，外国代表先后移至仁川，福德也来到这里。正当福德等人在仁川为缓和日朝紧张局面而做出努力时，朝鲜政府的态度发生变化并因此加剧了日本的不满。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在给朝鲜政府的照会中指责道，“乱民渐迫我公使馆，放枪放火投击石块，岌岌乎危殆，而贵(朝鲜)政府坐视不制敌”，所以他“暂移仁川欲禀商于本国政府以取进止”。(38)《甲申事变中日使致朝鲜照会，明治十七年十二月初七日》，第137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179页。福德于1884年12月在仁川与竹添进一郎举行了会谈，但由于朝日敌对态度升级不得不中断谈判返回汉城。高宗为避免事态扩大同意向日本派出谈判代表，他召见福德并请他与朝鲜代表同往日本，还要求他转达高宗本人维持对日友好关系的愿望。高宗告知福德，美朝“友谊尤笃，况卿德量宏伟，夙所倚重，兹因大日本国关系事宜，不可无从中善为调处，烦卿前往大日本国悉心襄办，克臻妥协”。(39)《美使福特渡日調停依賴勅書，1884年12月17日》，第131号，《文書(美案)》，第91頁。福德于同日回复高宗“定意前往日本”，“竭力履行美国斡旋义务以解决日朝之间存在的所有纷议”。(40)《同上承諾通知，1884年12月17日》，第131号，《文書(美案)》，第91頁。福德接受了高宗的请求，其斡旋人角色由此得到明确。

福德在1884年12月中旬前往仁川，准备与朝鲜代表团一同赴日谈判。由于其他国家驻朝使馆官员及外交代表这时都聚集在仁川，福德提前抵达以便寻机提前进入斡旋角色。据美国驻日公使宾汉姆给国务院的报告显示，李鸿章也要求他出面调解以“平息”(smooth over)事态，他同时密告福德保持美舰“特灵顿号”(Trenton)驻扎济物浦的重要性。(41)Mr. Bingham to Mr. Frelinghuysen， Dec. 22， 1884， No.396， FRUS， GPO， 1886， p.553.正当福德和朝鲜代表计划赴日谈判之际，日本政府决定以外务卿井上馨为特使赴朝谈判。与此同时，福德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中日朝三方的基本态度，他预估谈判会使局势得到缓和。朝鲜政府在中日朝关系问题上不断向福德进行咨询，金宏集于1884年12月末就朝鲜局势问题与福德进行了面谈，后者建议采取谨慎与和解的态度。福德预测指出，如果日本政府愿意听取意见且要求不太过格，达成一项友好协定是可能的。(42)Foote to Frelinghuysen， Dec. 29， 1884， No.135， KAR-1， p.114.井上馨于1884年12月底抵达仁川，他晓得福德在朝鲜政界的影响力，所以在去汉城前提出先与其举行会谈，福德表示同意。在日朝《汉城条约》缔结前夕，井上馨又与福德进行交谈并听取其意见。福德指出，“任何获取朝鲜领土的企图都是不明智的，日本应以宽松宽容之态度对待朝鲜，这同时亦可保持日本自身的荣耀”，井上馨在这一点上表示“完全同意”。(43)Foote to Frelinghuysen， Jan. 2， 1885， No.138， KAR-1， p.115.福德还了解到，日本力求将日朝关系与中日关系区分开来，日方此次汉城谈判中的主要诉求是要朝鲜进行道歉和赔款。此二人在会谈中所提及的诸如“道歉”“赔款”及“不割让领土”等关键问题大都体现在后来的谈判之中。福德与井上馨会谈后得出结论认为，日本将采取一种“明智、谨慎而又不失自由灵活的政策”。(44)Foote to Frelinghuysen， Jan. 2， 1885， No.138， KAR-1， p.115.福德不久又获悉，清政府也将为朝日双方最终达成和解竭力而为。(45)Foote to Frelinghuysen， Jan. 4， 1885， No.139， KAR-1， p.116.至此，各方情况已经预示朝日谈判会是比较顺利的。《汉城条约》于1885年初签署，福德于同日在给弗里林海森的报告中说，日朝达成协议标志着“此前出现的全部分歧已被友善地修正了(amicably adjusted)”。(46)Mr. Foote to Mr. Frelinghuysen， Jan. 9， 1885， No.232， FRUS，1886， p.343.福德在井上馨和金宏集之间的斡旋活动使日朝双方在正式谈判前就已大抵了解了对方底牌，因此有助于当事方尽快达成一致。

总体看，福德非常关注甲申政变及随后朝鲜局势的变化，他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详述了政变情况。(47)Mr. Foote to Mr. Frelinghuysen， Dec.5， 1884， No.230； Dec. 17， 1884， No.231， FRUS， pp.331-332.他主动参与调解活动，在满足朝方要求缓解其外交压力的同时，还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扩大美国在朝鲜相关事务中的话语权以加大美国在涉朝事务中的分量。从实际情况分析，作为美国驻朝公使的福德的确是缓和甲申政变后日朝紧张关系的第三方力量，高宗不断向福德征询意见以及对福德的赞赏都表明“美国”因素在朝鲜的存在，而且其活动也在客观上扩大了美国在朝政治影响。

四、在英国和德国对朝缔约谈判问题上调停两用

英国在19世纪70年代下半期的对朝政策是“谨慎的”，其东亚外交代表更多地充当了事件的“观察者”(observers)而非“发起者”(initiators)的角色。(48)Martina Deuchler， Confucian Gentlemen and Barbarian Envoy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7， p.122.进入80年代，大国在朝活动越发频繁，英国对朝关注程度也随之提升。美朝缔约后，英国海军“中国舰队”司令、海军中将乔治·威利斯(George O.Willes)于1882年6月上旬与朝鲜签署了条约，英国从而成为第一个与朝鲜缔约的欧洲国家。德国此时在对朝政策上大体与英国一致，于同月底也与朝鲜签约。然而，英国政府并未立即批准威利斯条约，条约换文时间也一推再推，德国在该问题上亦步亦趋。在英德与朝鲜就最终缔约问题做进一步协商过程中，福德在其间发挥了调停作用。

威利斯在签署英朝条约后备受指责，尤其是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对其颇有微词，(49)只是威利斯本人对所签署的对朝条约比较满意，但由于它在英国对朝贸易方面作用极小，各方反对态度明显。参见James Hoare， Embassies in the East： The Story of the British Embassies in Japan， China， and Korea from 1859 to Present， Richmond： Curzon Press， 1999， pp.171-172.1882年12月《中朝水陆通商章程》的出台更加强化了他对威利斯条约的反对态度。巴夏礼称，章程中的若干规定为英国政府最终批准英朝条约平添了“额外困难”(additional difficulty)，同那些与朝鲜存在条约关系的西方国家相比，清政府将获得更优惠的贸易特权。(50)Sir H. Parkes to Earl Granville， No.19， Dec. 29， 1882， Robert Jarman， Korea， Political & Economic Reports 1882—1970， Vol.1， London： Archive Editions， 2005， p.104.英国驻华代理公使格维纳(Thomas G. Grosvenor)也支持巴夏礼的修约要求，他担心威利斯条约会在外交和商业方面开不良之先例，从缔约之初就在关税等问题上给英国对朝贸易造成不利影响。获悉威利斯条约内容后，“香港商会”表示“非常不满”，建议英德政府“暂停”(suspend)批文程序，“伦敦商会”也提出同样要求。(51)分别参见Mr. K. Murray to Earl Granville， Feb. 17， 1883， No.25. AADM， p.140；Lord Ampthill to Earl Granville， No.22， Feb. 2， 1883， Robert Jarman， Korea， Political & Economic Reports 1882—1970， Vol.1， pp.108-109.1883年3月，巴夏礼派英国驻长崎领事、远东事务专家威廉姆·阿斯顿(William G. Aston)赴汉城，为拟议中的外国人居住区及领事馆选址问题进行考察，同时努力获取“有价值的朝鲜国家政务信息”。(52)Mr. Lister to the Secretary to the Admiralty， Feb. 20， 1883， No.34， AADM， p.156.英国与德国之间的联系也在进行中，英国外相建议德国政府不要将此前的德朝条约提交其议会审议，不久英德两国便取得一致，将各自对朝条约换文时间延长六个月。(53)Earl Granville to Lord Ampthill， Apr. 17， 1883， No.64； Earl Granville to Sir H. Parkes， Apr. 22， 1883， No.68， AADM， pp.191-193.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于1883年4月底告知朝鲜督办交涉通商事务大臣闵泳穆，英国政府对威利斯条约“尚有数语待于商酌”，“故当立约之初尤宜慎重”，于是英朝条约换文时间被延至同年底。(54)《朝英條約交換期日延期要請，1883年4月28日》，第10号，高麗大學校亞細亞問題研究所：《舊韓國外交文書》(第13卷，英案-1)(下略为《文書(英案)》)， 漢城：高麗大學校出版部，1968年，第5頁。按英方说法，推迟条约换文时间是因为英国政府“打算在双方缔约之初就有个令人满意的基础以免日后两国关系横生枝节”。(55)Sir H. Parkes to Min Yong Mok， Apr. 28， 1883， No.102 (Enclosure 1)， AADM， p.236.与此同时，德国也给闵泳穆发去照会，建议推迟批准德朝条约并授权阿斯顿代表德国签署延期协议，德国还致函巴夏礼说在该问题上与英国保持一致。(56)M. Donhof to Min Yong Mok， Apr. 28， 1883， No.102 (Enclosure 3)； M. Donhof to Sir H. Parkes， Apr. 28， 1883， No.102 (Enclosure 4)， AADM， p.237.巴夏礼主导的新款对朝条约于1883年9月获得英官方认可，他在同月转任驻华公使并署理英朝缔约谈判事务。

英方也比较在意美国的态度，赞同美方所坚持的“朝鲜为独立自主之邦”的主张。(57)Earl Granville to Mr. West， No.36， Feb. 26， 1883， Robert Jarman， Korea， Political & Economic Reports 1882—1970， Vol.1， p.125.福德最初对英德对朝条约持欢迎态度，他抵朝不久就对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表示他希望“英德两国很快会找到实现条约换文的途径”。(58)Sir H. Parkes to Earl Granville， May 14， 1883， No.105， AADM， p.242.在英国提出修约要求后，福德表示了不满。在获悉英国同朝鲜缔约谈判中涉及鸦片贸易问题时，(59)在1883年4月21日英国代表阿斯顿与朝鲜官方讨论了“鸦片条款”(Article VII)等项内容，参见Sir H. Parkes to Earl Granville， Apr. 21， 1883， No.89， AADM， p.215. 对于英朝条约中“鸦片”问题的官方讨论还可参见同一资料集中第333—334页和第343页(Sir L. Mallet to Mr. Currie， India Office， Sept. 25， 1883， No.165， AADM， p.333； The 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Opium Trade to Earl Granville， Oct. 31， 1883， No.186， AADM， p.343)。福德指斥说这是“邪恶的”、是“与时代精神相悖的”。(60)Foote to Frelinghuysen， Aug. 21， 1883， No.23， KAR-1， p.71.已任英国驻华公使的巴夏礼在1883年10月底与福德进行了会谈，他以朝鲜向美国派遣特使团和福德与高宗关系过密为例，指摘朝鲜政府“动作过于迅速”，福德则说无论速度如何但要看朝鲜的“发展方向”；福德向巴夏礼保证，美国政府在任何时候都支持英德两国与朝鲜建立“平等的”条约关系，但他又非常怀疑英国是打算在英朝条约中体现鸦片贸易的内容，巴夏礼予以否认并表示愿意在英朝缔约谈判过程中经常向福德进行咨询。(61)Foote to Frelinghuysen， Oct. 30， 1883， No.37， KAR-1， p.72.在英德代表对朝谈判期间，朝鲜外部官员不断向福德探寻消息并征求建议，这也表明朝鲜在外交上对他的信赖。

在英德对朝条约换文前，清政府也采取了一些妥协做法，对《中朝水陆通商章程》条款进行“变通酌改”以便“与英德各约不至轩轾”，(62)《变通朝鲜贸易章程折，光绪十年二月十六日》，G10-02-002，《李鸿章全集》(奏议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87頁。这为顺利实现条约换文创造了便利条件。巴夏礼在1884年4月下旬抵达仁川时重申条约拟修内容(第二条款)，(63)《阿總領事賈副領事派駐通告同認可狀請求，1884年4月28日》，《文書(英案)》，第17页。而同年初朝鲜就已表态说，“其(英)欲改者皆属通商之事，故不能不勉与酌议”，所以朝方做出妥协表示同意，“面同英德大臣重订条约通商章程税则及善后续条各件”。(64)《朝鲜国王为与英德议定通商条约事致礼部咨文》(光绪九年十二月十七日)，第123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164页。英朝谈判至此实际已接近完成，而高宗却认为仍有不满意之处。福德建议说，“如再行修约则必致迟滞而变生意外，若拟订正条款非属至关重要，则宜先行换文后图校改”，(65)Foote to Frelinghuysen， April 26， 1884， No.66， KAR-1， p.73.高宗采纳了其建议。朝鲜同英德两国缔约并得到政府最终批准后，闵泳穆将英朝条约抄录本送给福德以备查阅，英朝条约与德朝条约“文字符同、毫无更易”(66)《朝英通商修約鈔録送呈，1884年3月15日》，第58号，《文書(美案)》，第39頁。。

福德毕竟是美国的外交官，他在调解朝鲜与英德缔约问题时注意“调停两用”，寻机扩大美国利益。在英德对朝缔约谈判尚在进行之时，福德就要求朝鲜在给予其他国家贸易特惠的同时也要给予美国同等待遇，而且指出这并非“不当苛求”。(67)Foote to Frelinghuysen， June 30， 1883， No.11， KAR-1， p.30.在英德对朝谈判尘埃落定之际，福德同样向高宗提出扩大美国权益的要求，他主张美国应获得英朝、德朝条约中规定的但在美朝条约中没有的权利，以便美国可以“分享英朝条约中的权利及恩典”。(68)《英國對格外恩典均霑要請，1884年5月24日》，第69号，《文書(美案)》，第47頁。朝方很快做出肯定答复：“各国为通商来本国，均照一样办法甚属方便，现在贵国(美)政府愿照英国条约办理实为公允。”高宗还请福德报请美国政府“查照施行”。(69)《同上准许照覆，1884年5月28日》，第70号，《文書(美案)》，第48頁。在英德对朝谈判中，福德的活动客观上具有维护朝鲜利益的若干特点，同时更有趁机扩大美国在朝利益的色彩。

结 语

福德是首位西方国家派驻朝鲜的公使级外交代表，他在朝鲜内政外交方面表现较为活跃。美国在美朝条约中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家，福德对此一以贯之，在诸多事务上都以此为原则。福德在朝活动对早期美朝关系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在相当程度上扩大了美国在朝影响。高宗对福德比较认可，他在给美国总统的国书中评价道：“贵国使臣福德，和厚公正，驻京办事，咸底允洽，克体贵国简毗之隆，交谊日笃，尤用嘉悦无已。”(70)《美國國書對國王答書，1883年7月16日》，第29号(附件2)，《文書(美案)》，第21頁。此虽为官方辞令，但此后诸多事件都印证了高宗的确对福德充满信任——福德在朝活动的一个客观结果就是增强了高宗对美国一厢情愿的信任，后来的福久、施逸(John Sill)和安连(Horace Allen)等外交代表也以不同方式支持朝鲜“自主”的立场，这在加深高宗信任感的同时也使之对美朝关系产生误判。美朝缔约后，高宗一直将该条约视为保证朝鲜安全的“最后希望”(the sheet anchor)。(71)F. A. McKenzie， Korea’s Fight for Freedom，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1920， p.22.有学者指出，高宗认为美国是一个“没有对外进攻性的民族”，(72)Fred Harvey Harrington， God， Mammon and the Japanese： Dr. Horace N. Allen and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1884—1905，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44， p.133.但实际上它却是个“虚假的朋友”。(73)Tyler Dennett， “Good Office in Asia，”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 1922， p.4.也就是说，福德等人在某种程度上高估了朝鲜在美国东亚政策中的分量，尽管他们在各自职责方面尽了很大努力，但却在很多方面与当时美国总体对朝政策不相一致。随着东亚政治局势的发展，美国政府逐渐明确了对朝政策基调——谨慎地支持朝鲜“自主”并在危机发生时保持不介入的态度。在福德离朝的同年，美国国务卿贝阿德明确了美国对朝政策——与朝鲜乱局“保持距离”(hold aloof)。(74)Bayard to Foulk， Aug. 19， 1885， KAR-1， p.64.福德没有完全违背美国政府这种政策，但在涉及朝鲜内政外交事务时他通过建议、调解等方式深深参与其中，且很多情况下是主动为之。福德担任驻朝公使的这个时期是美朝建交后双边关系最为融洽的阶段，有学者将其称为美朝关系的“蜜月期”，(75)Jongsuk Chay， Diplomacy of Asymmetry： Korean- American Relations to 191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p.63.他在其间充当了美国外交官、美朝经济关系“中间人”、朝鲜政府“顾问”以及大国关系斡旋人等多重角色并发挥了作用。无论在美国外交领域还是在东亚国际政治范畴中，福德都算不上是个名声显赫的外交官，然而就是这个“小人物”在当时日趋复杂的东亚国际“大舞台”上扮演了多重角色——其活动构成了早期美朝关系的重要内容，同时也反映了同期东亚国际关系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