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恩格斯对城乡关系问题的贡献
——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学术关系的视角

2022-12-07 21:16张志昌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 2022年2期
关键词:恩格斯城乡马克思

张志昌,王 秀

(1.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55;2.商洛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商洛 726000)

理论界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关系上长期存在着“一致论”和“对立论”两种说法[1],这至少涉及1845年这个重要的时间点,即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型问题”。两个独立的思维主体在哲学视野上存在的差异和一致,是马克思主义理解、阐释史上必须面对的问题。“恩格斯不是马克思”[2](P72-73),在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的理论问题上,我们有必要对恩格斯的思考历程厘清和检视。

1884年10月,恩格斯在给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信中说:“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还做得不错。”[3](P219)第二小提琴手和第一小提琴手在城乡关系问题上的差异互补以及分工协作何在?在散见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以下简称《状况》)、《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论住宅问题》《反杜林论》以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等一系列经典著作中,可见恩格斯的贡献。

一、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开始,基于社会学实证分析,恩格斯对城乡关系进行了理性考量

通过“另一条道路”,恩格斯逐渐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在《状况》中,恩格斯通过对英国社会的观察分析、对获得资料的整理归纳、对与宪章派和工人群体的深入交往中,详尽地指出人们的思想、意志、情感同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的关联性,是由社会物质条件、阶级状况等决定的,“在我看来这一思想(指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思想——引者注)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我们两人早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当时我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什么程度,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就是最好的说明。”[4](P9)事实上,恩格斯贯穿于《状况》全书的历史唯物主义线索和马克思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包含的超越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即“实践的唯物主义”不谋而合。对于恩格斯从“另一条道路”得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结论,马克思本人是认同的。恩格斯在自己后续的著作和对马克思遗作整理的过程中,尤其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首次为我们完整地提供了他对这种结果和道路的理解,例如用经济学范畴分析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运行轨迹等。“你知道,首先,我对一切事物的理解是迟缓的,其次,我总是踏着你的脚印走”[5](P410)。马克思对恩格斯的这句话体现了两位思想巨匠之间的相互仰慕,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状况》在马克思心中同样位列“天才大纲”的重要位置。

马克思对城乡关系是基于历史的理性分析。马克思通过比较分析雅典和罗马的不同发展历史,认为社会分工基础上的经济利益对立造成西欧社会“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着城乡之间的对立”[6](P28),可随着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崩溃,居住在乡村城堡庄园居统治地位的乡村领主们面临着挑战。大量农奴逃亡到“连空气都是自由”的城市中,城市的经济力量增强,资本主义革命性萌芽产生,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呼之欲出,乡村统治城市转变为城市支配乡村,“圈地运动”就是农民丧失土地被迫满足城市工商业需要的产物。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马克思认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7](P131),生产力的发展为阶级和私有制的消灭创造了物质条件,这种系统的理论性分析总结是不同于恩格斯的。

恩格斯则从“另一条道路”即社会实证出发考量城乡关系。在1844年初完成的《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恩格斯摒弃了抽象的观念,考察了英国和西欧18世纪以来的社会变迁,走向区别于青年黑格尔派理论观点的道路,为着手写作《状况》做资料准备。在《状况》中,恩格斯提出从工业革命开始的市民社会变革促使现代城市产生与发展。技术革命发生后,大机器普遍采用,城乡完全隔离的状态被打破,小作坊式纺纱织布的生产和自然经济现状被改变了。恩格斯发现:小块土地被大地产侵吞,随着城乡分野的出现改变了封建主义原有的面貌,过着平静安宁生活的城市居民被彻底搅进工业革命的漩涡中。这场革命不断带动生产效能提升、工业规模种类激增、人口聚集、城市不断产生与发展。恩格斯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本来偏僻的郎卡郡80年间人口增加了9倍,现在已经变成了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城市,利物浦、曼彻斯特等新兴城市随之涌现。这一时代的无产阶级日益远离乡村,进城谋生,他们用辛勤的双手创造了巨额的财富,可在现实中仍不断陷入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困之中。由此,恩格斯深切感受到了当时英国的社会乱象和工人阶级对现实的绝望。列宁评价道:“不论在1845年以前或以后,还没有一本书把工人阶级的穷苦状况描述得这么鲜明,这么真实。”[8](P7)

恩格斯用事实论证了城乡之间鲜明的对立、融合和渗透的趋势。经济结构对立表现在曼彻斯特等大中城市的建筑业、制造业等大量聚集,伦敦等主要港口垄断了海上贸易;众多乡村沦为大土地所有者和大佃农的乐园,小自耕农变成农业无产者,乡村的寂静恬谧和宗法关系被完全破坏。新城盲目扩张缺少规划配套,旧城中能寻到的角落都被资产阶级盖成房子出租牟利。与城市一样,乡村也只是随着工业布局被动分割,羊吃人运动使得人口单向流入城市。基于实证调查,恩格斯对城乡渗透和融合亦进行了理性考量。工业革命使城乡间的联系紧密起来,农村从长期封闭的状态中渐渐解脱,城市文化向乡村渗透。恩格斯生动描述了英国产业工人的闭关自守和精神生活的缺乏以及农村居民的隔绝分散甚至“愚昧”未开化的前现代状态,他把城市和乡村看成各自相对独立却又在逻辑上有机对应的统一体。正是在扬弃城乡生活方式优缺点的意义上,恩格斯认为在新型城乡关系下,只有文化在城乡间繁荣的有机联动才能使文明成果成为全体人民都能享受的财富。

原则是研究的最终结果,而事实往往是出发点。《状况》中的青年恩格斯显然在事实调查方面胜于理论判断,1844年8月28日,马恩再次在巴黎历史性地见面,奠定了二人共同的战斗基础。“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9](P247)带着在曼彻斯特对工人阶级状况调查的一手材料,恩格斯和马克思合作完成了《神圣家族》,批判了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不久后自己也独立完成了《状况》。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这一唯物史观基石的共识不断深化,让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加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体系,得出共产主义的结论。

二、至《共产党宣言》这部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性文件出现,恩格斯始终关注城乡关系问题

1847年1月,恩格斯受委托起草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稿本。恩格斯从现实需要出发,在文本中针对同盟内部威廉·魏特林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埃蒂耶纳·卡贝的伊加利亚平均共产主义思想作了简要阐明。恩格斯曾对1840年后的卡贝思想有积极评价,但卡贝的唯心史观决定其共产主义和平宣传改造资本主义的主张只是一种幻想。曾被恩格斯誉为“德国共产主义创始者”[10](P586)的魏特林亦从唯心史观出发,奢于臆想,将未来社会描绘成共有共享的社会,“把共产主义归结为原始基督教”[9](P250),事实上这也成为1847年工人运动的障碍。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抛弃了魏特林主义。改组后的正义者同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急需一部新的纲领性文件。1847年10月,恩格斯再次完成的《共产主义原理》则是更清晰的修正调整版,前后两个文件哲学基础一脉相承,同源同根。[11]恩格斯对这两篇文稿均不满意,同年12月至1848年1月,马克思执笔,马恩共同定稿,形成了现在我们熟知的《共产党宣言》的三稿结晶之作。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关于城乡关系的集中研究体现在其中第4、11、15、20个问题上。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的认识不断深化,一是两大阶级的迅猛发展要求未来社会制度废除私有制和阶级差别。工业革命造成城乡分野后,大工业取代工场手工业,小市场联合成世界市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同样的速度在全球迅猛发展,在未来新的社会制度下,社会划分为对立的阶级便成为多余,“这种划分不仅是多余的,甚至是和新的社会制度互不相容的。”[12](P688)二是教育等福利措施会让人们摆脱分工的片面性,加速城乡融合。农民和工场手工业者在当初被卷入大工业时被迫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现在新的经营生产方式出现,教育会让人们摆脱分工造成的片面性,“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12](P689),自由变换工种,实现全面发展。从未来社会劳动力构成要素看,人根据需要和爱好在工农业的轮流分布不仅是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也是组建共产主义联合体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工业化使人和劳动分割成为机器的附庸,冷漠的或自私的或庸俗的或道德低劣的人都是不自由和片面的,他们的畸形发展是不符合未来社会需求的。在恩格斯看来,旧的分工被消除后,阶级和阶级对立彻底消灭,私有制被废除的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产品极大丰富,城乡才能实现充分融合,马克思描绘的渔猎畜牧和批判的自由蓝图在全社会才能充分展现。三是恩格斯坚持未来社会应该是城乡生活优点的集中和缺点的避免。对于《状况》中所描述的资产阶级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城市病,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没有遗忘。人口拥挤、住宅紧张等均是城市不及乡村的地方,未来社会应该“结合城市和乡村生活方式的优点而避免二者的偏颇和缺点。”[13](P368)

《共产党宣言》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的基础上上升为一个严谨的理论文本。马克思着力修改的即是从资本主义和世界历史的分析,系统叙述无产者和资产者的产生和区分,这并非是马恩思想之间的对立,而是一种提高、完善和补充。没有马克思的定稿,《共产党宣言》可能是另外一种文本;没有恩格斯的前期稿本,也很难有《共产党宣言》的诞生。“有的分歧和怀疑终于都消除了,一致通过了新原则,马克思和我被委托起草宣言。宣言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9](P252)

《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实现城乡融合,是共产主义的重要目标之一。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具备基本的物质前提,而不能单纯依靠思想和意志的力量。此后,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了两个必备的客观物质条件,一是废除私有制,在城乡之间合理配置资源且均衡发展,“断定说人们只有在消除城乡对立后才能从他们以往历史所铸造的枷锁中完全解放出来,这完全不是空想!”[14](P313)二是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均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分离的条件”[15](P684),当工业和农业生产间建立密切联系后,农业工业化、乡村城市化才会如约而至。

三、到《反杜林论》和《起源》的发表,恩格斯探讨了对立的消除及融合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1867年开始,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于城乡关系研究逐渐转入成熟期,二人有了不同的分工合作。恩格斯主要用论战的形式反对批判论敌,探讨消除城乡对立促进融合发展的问题,并不断宣传马克思主义观点。“由于马克思和我之间有分工,我的任务就是要在定期报刊上,因而特别是要在同敌对见解的斗争中,发表我们的见解,以便让马克思有时间去写作他那部伟大的基本著作。”[9](P375)

在《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把住房短缺看成城乡对立的焦点之一。代表小资产阶级的蒲鲁东主义者米尔伯格提出用房租购买房屋解决短缺的改良方案,以此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于是,恩格斯以笔为武器批判了米尔伯格等的荒谬言论,并指出只有消灭城乡对立、促进城乡融合,工农业才会得到友好发展,社会中的住宅问题才会得到解决,人口拥挤、住房短缺、空气污染等一系列城市问题才能得到有效缓解。

1867年,柏林大学的青年讲师欧根·杜林对《资本论》第一卷开始进行歪曲性评价,在1871年出版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等著作中全面挑战马克思主义。面对杜林主义对德国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思想造成的严重消极影响,在马克思的支持下,恩格斯独立完成了《反杜林论》这部光辉著作。马克思反复同恩格斯交换对杜林的批判意见,并亲自承担了第二编第十节即经济史部分的写作任务。从创作历史看,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一次完整呈现的“百科全书”式的《反杜林论》“是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长期进行理论研究的产物,是在马克思的直接参与下完成的。它的诞生史有力地表明,任何制造两人观点间的对立的企图都是徒劳的”[16](P149)。

1876年,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的基础上,愈加清晰地集中论述了消除城乡对立、实现融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一是消灭旧式分工和脑体对立,从而消灭私有制,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根本前提。杜林在“共同社会”中构建了城乡对抗、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抗,从事一种生产劳动的人将永远从事同一种生产劳动。恩格斯指出杜林的这种旧式分工造成生产资料支配生产者,人在精神和肉体上双重牺牲,资本家出于个人私利必须保持旧式分工不变,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则必须消除旧式分工及其恶果。二是消除对立的技术途径是科学技术的广泛使用,进而工业化与城市化匹配。“电的利用将为我们开辟一条道路,……如果在最初它只是对城市有利,那么到最后它终将成为消除城乡对立的最强有力的杠杆。”[17](P446)科技使用不足使城乡矛盾尖锐,但消除对立实现融合又离不开科技在广袤城乡的普遍推广。三是文化势能或断层的存在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即文化差异在城乡之间或城城之间或同城不同区域之间的融合治理是必要的。在农村人口陷于愚昧的同时,城市居民却被过细的分工奴役了,因为城乡分离“破坏了农村居民的精神发展的基础和城市居民的肉体发展的基础。”[15](P679)四是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铁路运输网的建立,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扩张有了可能。“资本主义的工业已经使自己相对地摆脱了本身所需原料的产地的地方局限性”[18](P321),工业逐渐摆脱地域限制,乡村城市化现象涌现,城乡之间的界限模糊了。工业在乡村的重新布局较大幅度降低成本,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配置的自由度提升,工农业紧密结合有了可能,城乡融合具备了实现途径。

在《起源》中,恩格斯提出城乡对立是社会的进步,也是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但这种对立是时代内部在社会分工固化之后存在冲突的矛盾统一体。要明确的是,恩格斯是在深入了解达尔文进化论和摩尔根《古代社会》的基础上,超越自然哲学体系,从而用辩证法打通了自然观和历史观,再从实践论的视角批判旧世界的。拥有大量实证材料之后的辩证思维,才是理解和打开城乡关系的钥匙。恩格斯明确了人类社会三次大分工催生私有制和阶级,原始社会中城市不会出现,城乡分离和差别必然在奴隶社会产生,而城乡对立是在封建制度建立后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进一步尖锐的差别和对立既让农民摆脱了农村的愚昧,又让农村屈服于城市。

四、正确认识马恩学术关系

从马恩一系列著作中,窥见二人思想的互补阐发。1844年,恩格斯从英国回国途径巴黎,与马克思会见,志同道合奠定了二人一生的合作。1845年,由马恩一同创作的《神圣家族》问世,正是有了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概念辩证法成为现实事物的反映,马克思才能够把唯物主义贯彻到理论体系的一切领域。恩格斯在阐释这一思想时认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在广大群众、整个民族和整个阶级的意识、意志乃至激情中的反映构成预设和追求,从而形成历史发展的合力。在城乡关系问题上,恩格斯认同马克思将唯物史观作为历史辩证法的思想和方法论原则。

1845-1846年间,马恩合作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明确提出“城乡对立”的概念。恩格斯参与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论构建和整理,修正第一章的标题,完成了《反克利盖的通告》等和加注眉批增删等工作。“对立就不可能构成合作,更何况恩格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贡献是马克思之外无人替代的。”[19]依据文本,恩格斯更清晰地研究了分工和城乡对立问题,认为社会分工是城乡出现和分离对立的历史前提。人类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以畜牧业和农业分离,使得以农业为基础的聚居及乡村雏形出现;而脱胎于农业的工商业的出现,使得以人口财产非农等为特征的聚居及城市雏形出现。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是城乡之间差别增大、对立尖锐的直接原因。城市规模越大,人口和财富越集中,统治和治理的政治需求就越突出,行政机关、警察和赋税等就越完备,居住在城市的统治阶级利用地位和优势进一步加大对乡村的盘剥。恩格斯指出:“第一次大分工,即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立即使农村人口陷于数千年的愚昧状况,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专门手艺的奴役。”[18](P316)

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去恩格斯化”或“去马克思化”倾向的实质,都是想要“去马克思主义化”“去社会主义化”,这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也是反动的。[20]任何人为对立马克思、恩格斯战斗友谊和学说的企图,甚至认为恩格斯“制造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完整性的割裂。

马恩学术关系问题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首要问题,我们要保持理论清醒,对在西方学术界受阶级和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歪曲认识予以正本清源,在忠于文本和事实的基础上有一个客观认识。在城乡关系问题上的追溯只是厘清恩格斯贡献的一个个例。

恩格斯对城乡关系问题的贡献在于一系列新观点、新措施和科学研究方法。恩格斯提出的有关城乡融合问题的论断,马克思进行了精炼概括,恩格斯则反复考量提出新的举措。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提出,在废除私有制后,按照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消除一切阶级差别与城乡对立,工农业的严格划分也将被排除,进而彻底改变“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13](P371)。恩格斯预见农业发展对于城乡融合的巨大作用,马克思则在强化了农业在让步于资本主义工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前提后,提出工业和科技对消除城乡差别的反哺功能。恩格斯在《马尔克》中提出了农民在农村就地办工业的设想,面对大量农业的剩余劳动力,要使这些人“不致没有工作,或不会被迫涌入城市,必须使他们就在农村中从事工业劳动”[21](P584)。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大工业让工农合作生产联合呼之欲出,而以前的以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只能是虚幻的联合体,甚至是新的桎梏。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是一致的,分工和任务的不同、研究方法和侧重点的不同、思想高度和深度的不同、马克思的主导地位和恩格斯的谦逊姿态引起的理解差异等,并不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完整性。事实上,马克思在运用社会历史系统阐释理论问题方面更见长,哲学思维博大精深,逻辑力量缜密严谨;而恩格斯更擅长从现实情况出发的实证分析,文风犀利明快,语言简洁透彻,《状况》等多部著作中尽显恩格斯的踏实学风和理论品格。

恩格斯在城乡关系上坚持唯物论、实践论,以系统和辩证分析的方法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各种社会问题的科学方法论依据。恩格斯对于城乡关系问题的论述,是在符合事物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基础上不断扬弃与前进的,富有科学性。《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坚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角度,探寻城乡分离的根源,通过分析得出城市与乡村由于利益问题导致矛盾不断升级恶化,走向对立。在《起源》中,恩格斯认为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生产、生活资料逐步增加,田野农业开始发展,人口迅速增长并在一定区域内稠密聚居,这时城乡还处于盲目同一的混沌状态中。《状况》《论住宅问题》是在深入考察城乡和工人生活现状的基础上完成的,只有从一手资料和斗争实践中得出结论,才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22](P410)从城乡同一到城乡对立再到城乡融合,从表面上看城乡融合与城乡同一似乎是一种“复写”,但事实上经过这几个阶段,城乡融合已完成对城乡同一的“扬弃”,以便在更高的发展节点上不断螺旋式上升。

来源于社会现实的实践检验而非象牙塔或文字游戏,才真正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体现。恩格斯自觉坚持唯物论、实践论、系统和辩证分析的方法,体现在对城乡关系的关注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宏大理论体系中,为一切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理论基石和学习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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