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督查案例看稳大盘

柴新论

近期，国务院第九次大督查陆续曝光多个典型案例，包括备受社会关注的“陕西榆林夫妇卖5斤芹菜被罚6.6万”事件。这些督查案例虽属个案，却反映了全国各地在稳增长、稳市场主体等方面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吃拿卡要、小过重罚、乱收费、形式主义，等等。这些问题倘若不及时解决，将恶化当地营商环境，严重影响市场主体信心和预期，对稳住经济大盘极其不利。如何在推动地方政府加快落实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同时，深化“放管服”改革，防止“不作为”“乱作为”，同时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是稳大盘亟待解决的难题。

随着中央政府此前推出的政策措施陆续显效，但是，恢复基础尚不牢固，特别是房地产投资和销售持续低迷，拖累国民经济运行。在全球经济滞胀风险上升、国内多地疫情出现反复等因素干扰下，中国要稳住经济大盘，仍需付出艰苦努力。

稳大盘举措如欲取得理想效果，要靠具体落实，地方政府在其中角色吃重。为此，在国务院大督查将地方稳经济工作纳入督查和服务范围之余，国务院近期还派出稳住经济大盘督导和服务工作组，现场解决了一批难点堵点问题。同时，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听取稳住经济大盘督导和服务工作汇报，提出“国务院再派一批督导和服务工作组，赴若干省份推动政策落实”“各地也要建立督导和服务工作机制”。由此可见稳大盘形势之紧迫，也表明决策层对于地方政府在稳大盘中的作用高度重视。

两年多来，各级政府在抗击疫情和“六稳”“六保”上的努力有目共睹，不过，稳大盘仍然存在不少难点堵点。从国务院督查组发现的问题来看，主要是“乱作为”“不作为”，这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针对市场主体，如江苏兴化一家企业4个月内遭遇5次“吃拿卡要”、陕西榆林等地行政处罚“过罚不当”、云南德宏部分口岸通道“黑箱”收费加重外贸企业负担；另一类则是间接影响市场主体，如内蒙古通辽市耗费巨额公帑修建的数百口农田机电井遭损毁废弃多年。要解决这些问题，上级政府加强督查问责是必要的，不过，根本上仍需要靠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靠深化“放管服”改革，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在稳大盘过程中，决策层反复强调“放管服”改革的重要性。8月29日，国务院召开第十次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电视电话会议，明确要求，有权不能任性，维护市场主体和群众合法权益。前述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指出，改革是政策工具箱中极重要工具，要坚持以改革激活力，进一步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主要包括，深入整治涉企违规收费，严格划定权力边界，严肃查处乱罚款、收过头税费等行为；推行工业生产同类型产品一次许可；健全营商环境问题线索搜集、处理机制。这些安排针对各地稳经济的诸多难点堵点，可谓有的放矢。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各地财政捉襟见肘之际，乱罚款、乱收费等老问题卷土重来。财政部数据显示，2022年1月-7月全国税收收入10.3万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也仅增长0.7%；非税收入2.2万亿元，同比增长近20%，非税收入占比达到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的较高水平。其中，不少省份非税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超过三成甚至四成，特别是罚没收入大大增加，势头惊人。这种竭泽而渔的行径，与保护市场主体、为之减负纾困的要求显然背道而驰，也终将损害这些地方的财税基础。今年，市场主体遇到的困难比2020年疫情袭来时有过之无不及。与罚没收入激增相对照，不难想见企业，特别是服务业的中小微企业的日子有多么苦。

当然，地方政府有其難处：一边是经济增长乏力、财政收入缓增甚至减少，一边要面对支出刚性，还要为中央资金提供配套资金。要解决这些两难多难问题，当务之急是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坚持科学防控、精准防控，顺应新冠病毒变异后的现实情况，杜绝在疫情防控上“一刀切”、层层加码，这也是稳预期的题中应有之义。前段时间河北承德高新区出台“隐瞒行程者三代内旁系亲属不得考公”等荒唐政策，虽迅速撤销，但影响极其恶劣。对此类行为，若不加以严肃问责，各类变种必将不断出现，这不仅有损防疫政策的正当性和严肃性，还直接侵蚀了多年“放管服”改革的成果。

说一千道一万，各地稳大盘还是需要落实到保护市场主体上来。当前，要减少各项政策之间的张力，避免企业无所适从，避免人为加大交易成本。对地方政府来说，能否稳定市场主体的预期，提振市场主体的信心，充分发挥企业和企业家的能动性，是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成效的试金石。要达到这一超越短期刺激的更高要求，除了深化全方位改革、扩大制度型开放别无他途。这才是稳住经济大盘的根本之策。

（摘自《财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