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高校意识形态研究述评*
—基于CNKI(2000—2020)的知识图谱分析

2022-12-12 03:14李欢
中国科技纵横 2022年21期
关键词:思政思想建设

李欢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广东佛山 528041)

1.研究方法

1.1 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软件工具为美国德雷赛尔大学陈超美教授开发的一款可视化软件CiteSpace,通过可视化图谱的绘制,形成对学科演化潜在动力机制的分析和学科发展前沿的探索,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某一研究领域寻找开创性和标志性文献、主流主题、演变趋势、研究领域间的关联。通过节点、连线等要素组成的图谱,直观形象地来展现某一领域文献间的被引、共现、合作情况,利用统计学的方法对数据进行聚类分析,描述和解释文献的变化规律。

1.2 数据来源及处理

1.2.1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为梳理高校意识形态的相关研究,以检索式:篇名(词)=高校AND意识形态,入库时间=2000~2020年,文献类型=期刊论文,来源类型=CSSCI。检索到273文献记录,下载数据导入到CiteSpace5.7.R2中,进行时区分割和阈值选择。最后运行该软件并生成知识图谱。

1.2.2 规范关键词

为了实现数据的准确性,在数据处理中对关键词进行了规范化处理。出现次数为“4”及以上的关键词为“意识形态、思想政治教育、新媒体、意识形态安全、新时代”。合并相同或相近的关键词:主流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教育、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归并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将话语权、领导权归并到“三权建设”中去;马克思主义归并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删除“高校”“意识形态”等词义过于宽泛的关键词。

2.文献统计分析

2.1 文献产出时间分布

文献数量的变化情况是衡量该领域研究进展的重要指标。如图1所示,CNKI收录的2000~2020年有关高校+意识形态的文献出版数量是持续上升的,总数是273篇。2007年以前,除了2001年2篇文章外,研究成果为0,从2008年开始发文量都呈上升趋势,其中2017发文数量为49篇,2018发文数量为54篇。2019年和2020年都为33篇。

图1 年度期刊出版数量

2.2 研究文献来源与引文统计

如图2所示,从文献出版来源期刊来看,刊登有关高校+意识形态研究论文量前5位的是《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30篇)、《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4篇)、《思想教育研究》(23篇)、《黑龙江高教研究》(18篇)、《中国高等教育》(13篇)、《广西社会科学》(10篇)与《江苏高教》(8篇),反映了《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思想理论教育导刊》《思想教育研究》3个期刊刊登的是当前高校意识形态领域方面最新的学术理论研究成果,也映射了《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期刊作为教育系统唯一党建期刊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图2 前10位来源期刊统计

文献被引用频次较多说明其观点得到的认同度较高,其研究价值也相对较大。被引次数最多的是魏晓文《网络背景下的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2014),文章对网络化背景下意识形态教育和意识形态安全建设进行了详细的观点陈述,对当前一段时间的此类热点研究提供了较为完整参考。其次是郑永廷《坚持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与话语权》(2015),文章论述了高校重要部门、课堂、互联网络等多方面的管理和制度建设措施,涵盖了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着力点。学者陈大勇《切实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几点思考》(2015)对意识形态工作5个着力点进行详细阐述,即抓实高校党委思想政治建设、抓好教师队伍建设、加强课堂管理、善用网络工具、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的校园文化。李怀杰《大数据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探究》(2016)是一篇特色文章,主张树立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数据为本、个性化教育、互联网思维和跨界融合4个理念,构建大数据时代学生个性化自适应学习新模式。孙百亮《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隐蔽性与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2009)则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在内容、名称、方式和过程上的隐蔽性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3.高校意识形态研究的阶段性特征

高校历来是意识形态生产和传播工作的中心与前沿阵地。识别高校+高校领域的演化趋势,有助于发现研究领域的阶段性特征;通过高校=意识形态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列表、关键词时区图谱和突现词的变化,得到以侧重时间维度来表示知识的演进视图;高校+意识形态研究的阶段性特征既是对其研究的拓展深化的结果,又与国家各阶段的相关政策方针高度相关。依据对相关文献进行综合判断,将我国20年来意识形态+高校研究进程划分为3个阶段。

图3 高校意识形态研究高频关键词列表

图4 高校意识形态研究关键词时区图谱

3.1 第一阶段:党的十八大以前(2000—2013年)

“意识形态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等核心关键词突显程度较高,凸显了这个时期的高校意识形态研究主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

2001—2006年,高校意识形态建设探讨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高校党委部门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凸显了这一时期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倚重高校党委和班子上。2007—2010年,研究主题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的高校思政课程改革和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等。首先,发挥思政理论课传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主渠道,需要不断强化意识形态工作理论建设、制度建设、阵地建设、队伍建设。对此,应以苏联思政课程建设为思考,提高思政工作教师队伍的专业性,积极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和思想政治课程学术研究平台,搭建高校思政教育科学化和艺术化。其次,“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1]。”这一阶段以那苏如拉·阿不都热西提和阿山江·买买提两位学者对新疆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工作的思考为蓝本,勾勒出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风险点,即西方渗透以普世价值为名,通过学术交流,大众消费、调研活动、文艺演出、同乡会等的方式方法,通过刊物、光碟、音响等载体进行渗透。

表1 高校意识形态研究高频关键词列表(2010—2020年)

3.2 第二阶段:党的十八大至十九大期间(2010—2017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工作、新媒体、领导权、话语权、高校意识形态安全、主体责任……这一阶段的关键词凸显了新媒体视域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三权”建设,即领导权、话语权和管理权。

新媒体时代特别是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有助于提升高校意识形态管理的工作效率,赋予了高校师生作为媒体主体的主动权,调动了大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积极性。如何利用新媒体优势进行马克思主义高势位建设,如何借助新媒体掌握网络阵地的“三权”,是高校主流意识形态高势位建设的课题之一。

“要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2]。”袁小云第一次完整提出了新媒体语境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三权”的含义,即领导权是主流媒体的质量和传播方式,话语权是正确回应和研究各种社会思潮,管理权是将微文化进行有效的介入、参与和管理。在领导权建设上,高校需要增强宣传工作的针对性,通过官方微博、微信等平台主动学习、主动参与、主动建设;话语权建设上,开展大学生思想状况调研[3],根据“学生画像”实现个性化教育和引导,大学课堂引入媒体素养教育,加强网络舆情的监管与引导;管理权建设上,构建新媒体环境下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保障措施,包括加强组织保障、思想保障、制度保障,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建设保障,宣传载体保障等。

3.3 第三阶段:党的十九大后至今(2018—2020年)

“新时代”“党的领导”“队伍建设”,凸显了这一阶段的研究重点是新时代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建设的绝对领导。要求要做好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的队伍建设、阵地建设和机制建设,明确党委主要负责人是意识形态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乔长水首次提出了以“新时代”为时间参考线的高校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周义将“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内涵进行了阐述,刘源对“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任务进行了阐述。坚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提升以网络为平台载体的政治教育和活动能力培养,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与考评机制,从宣传能力、教育能力和引领能力上提升核心能力。思想阵地建设“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4]。强化对校园新闻媒体阵地建设,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局域网、移动终端、出版物等的建设和管理;着重加强对微信群、微博意见领袖和各种新媒体公众平台的监管,建立追责制度和“防火墙”。机制建设方面,高校党委班子意识形态责任分工体系构建存在认识不到位、清单不清晰、分工不明确等问题,需要构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问责追责机制,建立立体化清单,考核和督察结合,落实党委科研工作监督责任制,推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从决策层向执行层转化。

4.研究热点分析

4.1 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

媒体视域下高校话语体系构建的困境和方法是研究热点之一。2000年后,交互性强、传播迅速等“微传播”特点对党和政府的话语传播模式和政策议程设置产生了革命性的挑战。

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构建的困境体现在以下方面:(1)关于“说什么”及其“有效性”问题。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内容包含政党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三方面,要结合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建设专业化、国际化、独立性的高校智库,破除重覆盖轻渗透、重整体轻差异的模式。(2)关于“谁在说”与“向谁说”的问题。要充分建立党委,职能部门、学院、党支部协同体系,注重加强话语发声主体的人才体系建设,实现话语主体,发声者和受众之间的有效沟通和主动作为。(3)关于“怎么说”和“以什么方式说”的问题。通过官方微博、微信等媒体,依托教材、课堂、讲座等平台,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前提来构建话语内容,形成道路认同、理论认同、制度认同、领导力量认同。

4.2 高校思想政治课程建设

思政课课程建设以意识形态属性问题为根本探讨。思政课要“传导主流意识形态,直面各种错误观点和思潮”[5]。上好思政理论课,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萧成勇提出应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属性问题”,警惕“拒绝革命、远离崇高、淡化政治”等非意识形态化倾向,搭建学术研究平台,形成意识形态性与学术性的促进统一。

2019年,《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普通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标准(2019年本)》两个文件,坚持和强化“马院姓马、在马言马”的鲜明导向,把思政课教学作为马院建设的基本职责,以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高校思政理论课教育教学、创新发展的主战场和前沿阵地。依托课堂讲坛,从思想引领、舆论导向、法治素养、质量评价等维度,进行思政课在高校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功能构建。

4.3 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安全程度的重要尺度。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存在宣传空洞、传播乏力、效果不佳、尺度不当等问题,应从政治思想安全、文化建设安全和网络预警构建等方面着手。

在政治思想安全方面,那苏如拉·阿不都热西提提出新疆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需要在思想政治和稳定方面建立社会综合治理管理机制,构建反分裂、反渗透斗争的高校思想政治领域体系建设;在宗教信仰安全方面,高校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开展宗教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从教育防范、制度防范和合力防范等方面构建防范模式和机制,建立防范校园宗教渗透工作机制。在文化建设安全方面,构建文化、实践、网络三位一体意识形态工作空间;在网络预警安全方面,高校要在借助互联互通的移动互联技术基础上,使学校、家庭、社会之间能更好地通力合作,形成教育合力,构建和完善网络信息安全平台建设,做好重大突发事件舆情监测、预警、报告和处置工作。

5.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梳理2000~2020年CNKI来源期刊收录的高校+意识形态研究论文,利用CiteSpace5.7.R2可视化工具进行解读,研究发现如下。

5.1 文献前升后降

2000—2007年,高校+意识形态的篇名文献产出量为两篇,自2007年开始持续增长,2018达到峰值高达54篇,之后开始缓慢下降,反映了高校+意识形态研究的热度有降温。高校+意识形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学、传播学、社会学领域。

5.2 理论脉络与学术转向

高校意识形态研究紧跟中央会议精神,充分彰显出政治性和时代性。理论脉络上集中体现为中央意识建设的讲话和文件精神,从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2001)、高校思政16号文《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2004)、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2007),到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2013)、在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的讲话精神(2014),再到提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2014)。从“加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2015)、“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2017),到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2019)、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协调机制,再到《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2019)和《普通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标准(2019年本)》强调坚持和强化“马院姓马、在马言马”的鲜明导向、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意见(2020)、新时代高等教育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规定及《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

同样,学术转向也紧跟不同节点要点:2008年研究社会主义价值观在高校意识形态教育中的运用;2010年开始研究媒体语境下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2014年掀起了对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的热潮;2017年后,结合党的十九大研究关于意识形态特别是网络背景下意识形态教育工作的探讨;2018后,意识形态工作“三权建设”研究归于一体化;2019年开始系统结合“新时代”特点,讨论“马工程”建设和课程思政问题。

5.3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研究趋势

(1)新时代高校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工作方法论问题。考量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工作的评判指标是要看大学生既作为个体意义上的受众又作为集体意识上的受众,是否从整体上系统性地接受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在持续强化意识形态工作理论建设、制度建设、阵地建设、队伍建设的同时,更加需要在理论教育方法上创新,坚决摒弃市场化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实用主义。(2)“马院姓马、在马言马”“课程思政”建设。“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6]把在课程思政教学作为课堂建设的基本职责,探讨怎样培养具有“善于运用全媒体融合的相关技术”的教师队伍,使得全媒体融合技术的教学模式创新与接地气的教学方式相融合。(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理论课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的有机融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以文化为载体,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需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新时期形成的先进文化融入教育教学中”“组织开展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纪念活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考察等形式的主题教育”[7]。

5.4 量化和精准性研究不足

CNKI来源期刊收录的273篇文献从多角度、多维度研究了高校的意识工作,总体上呈现出了主脉络和研究热点,对新媒体、自媒体、互联网、大数据等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影响都有涉猎。但总体上研究的不足表现在以下方面:(1)关于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成效鉴定的数据资料、信息挖掘和提升价值等方面,基本停留在理论构建上,无研究进展。(2)政策性、时代性较强,对高校意识形态研究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性的讨论和创新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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