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主城新区城乡融合子系统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李南苏维词

(1.重庆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重庆 401331；2.贵州省山地研究所，贵州 贵阳 550001)

城市和村落是人类生活的主要聚落形式。城乡关系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城市和乡村之间通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所产生的普遍联系与互动共生关系[1]。城乡关系的内涵十分丰富，涉及城乡经济关系、社会关系、文化关系、阶级关系、生态环境关系等诸多方面。亚当·斯密的“乡村—城市”自然顺序理论被看作是分析城乡关系的起点[2]。随后，西方学界以经济学为基础在多个学科领域中就“城乡关系”的问题进行了探索[3]。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首次提出了“城乡融合”这一概念[4]，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城市和乡村因具有不同的生产力水平而导致了城乡对立，只有通过城乡融合才能提高生产力水平、消除私有制弊端以消灭城乡对立，从而使城乡逐步走向融合[5]。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城乡关系主要经历了4个阶段：城乡分离阶段，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破冰阶段，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发展阶段。国内关于城乡关系的论述也呈现出由“城乡统筹发展”到“城乡一体化”再到“城乡融合发展”的动态演变[6]，学者们就城乡一体化、新型城镇化[9]、城乡融合[10]等内容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2019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中指出，要“牢牢把握城乡融合发展正确方向，构建促进城乡相互融合和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新时期中国城乡关系的重要组成，近年来，以“城乡融合”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综合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关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研究多从全国、省、市等较大尺度展开，涉及县域等小尺度的研究较少；研究区多选择长三角、珠三角、华北等地区，关于西南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研究较少；研究方法上，学者们普遍先从城乡空间、经济、社会、生态等多方面选择指标，以此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再使用综合指数法，测算城乡融合发展综合水平指数，并以此代表城乡融合整体发展水平，虽然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某地区城乡融合的整体水平，但无法揭示该地区城乡空间、经济、社会、生态等各子系统在城乡融合的过程中是否达到了协调发展。因此本文在测算城乡融合发展综合水平指数的基础上，还将探测城乡融合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状态。

1 研究区域概况

2020年5月9日，重庆市召开重庆主城都市区工作座谈会，宣布重庆主城区将由现有的9区扩容为21区。本文选择新增的12主城新区，即合川区、铜梁区、璧山区、永川区、江津区、綦江区、南川区、涪陵区、长寿区、大足区、潼南区、荣昌区等12个区为研究对象(因另外主城9区城镇化率大多在90%以上，城乡融合基本完成，不再考虑作为研究对象)。主城12新区总面积2.32万km2，占重庆总面积的28.16%，常住人口1114万，占重庆总常住人口的35.67%；地处E105°17′～107°43′，N28°27′～30°26′，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位于川东平行岭谷向川中方山丘陵过渡地区，见图1。

2 数据来源与处理

2.1 数据来源与指标体系的构建

城乡融合涉及城乡空间、经济、社会、生态、要素等各方面的融合。根据现有研究，在数据可获得的基础上选取研究区2010—2019年面板数据，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图1 重庆主城12新区空间范围

表1 重庆主城12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2.2 研究方法

2.2.1 均方差决策法

先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各子系统中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数据量纲的影响，再采用均方差决策法确定各项指标权重,表达式：

2.2.2 耦合协调度模型

采用王淑佳等[11]学者对传统耦合度模型进行修正后的新模型，用以探讨城乡融合各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状况。

式中，T为城乡融合综合水平评价指数；αi表示4个子系统的权重，本文认为4个子系统同样重要，因此α1=α2=α3=α4=1/4；D为耦合协调度，D∈[0,1]，D越大，表示城乡融合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低。

2.2.3 地理探测器模型

运用地理探测器[12]因子探测部分探究研究区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Y与影响因子X之间的关系，模型：

3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算与分析

据均方差决策法计算，得到2010—2019年重庆主城新区城乡融合水平综合得分，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重庆主城12新区城乡融合综合水平指数及各子系统融合指数

由表2可知，2010—2019年，研究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总体上呈向好趋势，城乡融合综合水平指数从0.3542增长为0.6642，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24%。结合相关研究[13]，立足研究区城乡融合发展的实际情况，将城乡融合发展分为5个阶段：城乡分离阶段(0-0.2]、城乡低水平融合(0.2-0.4]、城乡中水平融合(0.4-0.6]、城乡中高水平融合(0.6-0.8]、城乡高水平融合(0.8-1]，并以此得到主城新区各区城乡融合发展的时空分布图，见图2。

图2 2010年和2019年重庆主城12新区城乡融合发展综合水平

2010年，重庆主城新区12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整体较低，其中荣昌县、永川区和江津区达到城乡中水平融合阶段，其余9个区县均处于城乡融低水平阶段。2019年，12区的城乡融合综合水平都有明显提升，但未出现高水平融合区，整体属于中高水平融合发展状态，但南川区、潼南区和合川区等区县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低。其中南川区位于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过渡地带，地貌以山地为主，地形起伏较大，生态脆弱，人口密度较低，交通通达度较低。同时，南川区与潼南区产业结构仍以第一二产业为主，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较低且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合川区常住人口较多，社会保障体系压力过大导致其城乡社会融合发展不足。长寿区、涪陵区、綦江区、江津区、永川区、璧山区、铜梁区、大足区、荣昌区等9区皆处于城乡融合中高水平阶段。其中，重庆市政府于2011年对大足区和綦江区进行行政区划调整，行政区划的调整、经开区的设立，使大足区与綦江区获得了更多的政策支持、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调整了城乡人口结构，两区的城乡融合综合水平指数也有了大幅提升，2019年两区综合水平指数分别为0.6490、0.6450。璧山区紧邻主城九区，受主城辐射带动作用明显，10a间城乡融合综合水平指数年均增速为8.31%。长寿区、涪陵区、荣昌区、江津区、永川区、铜梁区等6区旅游资源丰富或农业经济基础良好，因旅游业或绿色农业的发展而促进其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有了一定提升。

4 城乡融合子系统耦合协调度时空格局演化

4.1 耦合协调度呈波动增长态势

经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得出2010—2019年重庆主城新区各年城乡融合各子系统间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均值，见图3。根据已有研究[14,15]将耦合类型划分为4个阶段：低水平耦合阶段(0，0.3]、拮抗阶段(0.3,0.5]、磨合阶段(0.5,0.8]、高水平耦合(0.8,1]；将协调类型划分为5个阶段：严重失调阶段(0,0.2]、轻度失调阶段(0.2,0.4]、基本协调阶段(0.4,0.6]、中度协调阶段(0.6,0.8]、高度协调阶段(0.8,1]。

图3 2010—2019年重庆主城12新区城乡融合子系统耦合度

由图3可知，10a间研究区城乡融合4个子系统间的耦合度及协调度均呈波动上升趋势。2010年，研究区城乡融合子系统耦合类型主要为磨合阶段，协调类型主要为基本协调；到2019年，城乡融合子系统的主要耦合类型转变为高水平耦合，主要的协调类型转变为中度协调。说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区县城乡融合内部各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有所加强。

4.2 城乡融合子系统耦合度时空演变特征

结合重庆主城新区城乡融合子系统间耦合度的变化特征来看，其发展历程可分为2个阶段。2010—2017年，这一时期研究区城乡融合子系统耦合度呈缓慢上升趋势。2010年，研究区各区县的耦合度类型整体处于磨合阶段，表明这一时期的研究区整体上已经脱离了城乡无序分离阶段，城乡各子系统间已经出现相互作用，但处于拮抗阶段的3个区县的各子系统差异性较大，合川区因其4个子系统发展现状较均衡而成为唯一的高水平耦合地区。2017—2019年，这一时期内研究区各区县城乡融合子系统的耦合度类型整体处于高水平磨合。2018年，研究区各区县城乡融合子系统的耦合度较2017年有所下降，此阶段中城乡社会融合发展速度降低是造成其耦合度下降的主要原因；2019年其耦合度再次出现缓慢上升趋势，与2017年相比，2019年研究区内处于高水平耦合状态的区县数量由9个降为8个，其中，荣昌区在这一阶段里城乡社会融合水平下降了2.55%，导致其耦合度类型从高水平耦合降为磨合阶段，涪陵区在这一时期因城乡空间、社会融合水平的增长速度远低于城乡经济融合水平的增长速度，使其城乡融合各子系统间差异性扩大，其耦合度从2017年的0.8526降为0.7919，耦合类型回到磨合阶段，綦江区因城乡经济、生态融合水平均有了较大增长，其耦合度类型从磨合阶段上升为高水平耦合，南川区与合川区的耦合类型仍处于磨合阶段。

2010年，研究区各区县城乡融合子系统的耦合度在空间上无明显的地域划分；2019年，研究区城乡融合子系统耦合度在空间上总体呈现出“西高东低”的趋势，见图4。

4.3 城乡融合子系统协调度时空演变特征

2010—2019年，重庆主城新区各区县城乡融合子系统的协调度增长速度较快，年均增速为3.96%，表明10a间各区县城乡融合4个子系统间趋于协调。2010年，12新区中协调类型处于轻度失调类型的区县有潼南县、南川区、綦江县、大足县，结合各区县相应耦合度指数来看，除綦江县以外，其余3个区县耦合类型均处于拮抗阶段；其中，虽然綦江县的耦合类型已处于磨合阶段，但其耦合度指数较低仅为0.5026，表明以上4个区县城乡融合各子系统仍存在较大发展差距。同一时期，12新区中其余8个区县的协调类型皆处于基本协调状态。2019年，研究区城乡融合子系统的协调类型整体处于中度协调状态。其中，南川区处于基本协调类型；永川区处于高度协调类型；其余10区均处于中度协调类型。南川区因城乡社会、生态融合水平增速远不及城乡空间、经济融合水平的增长速度，导致其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度稍低。大足县、綦江县和潼南县等3县通过撤县建区、政府政策资金支持、大力发展旅游产业、生态农业等手段，促进了城乡发展，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其城乡发展耦合协调指数分别增加了0.3440、0.3485、0.4216，此3县的协调类型也均从2010年的轻度失调转变为2019年的高度协调。永川区由于城乡经济社会基础较好，且10a间其城乡融合系统内各子系统间增幅差距较小，因此成为2019年唯一一个城乡融合子系统间高度协调的区县。

图4 2010年和2019年重庆主城12新区城乡融合子系统耦合度

2010年，研究区城乡融合子系统的协调度呈现“东北、西南高”“西北、东南低”的特征，见图5。位于东南方向的南川区、綦江县和位于西北方向潼南县、大足县协调度较低，其余8个区县的协调度较高。2019年，研究区内各区县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指数差异较小，无明显空间分异特征。

图5 2010年和2019年重庆主城12新区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

5 城乡融合子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

5.1 影响因素指标体系构建

结合已有研究和县域数据的可获得性，从自然因素、空间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等4个方面选取10个指标，构建重庆主城新区城乡融合子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影响因素评价指标体系，见表3，并利用地理探测器进行探测，结果如表4。

5.2 影响因素分析

由表4可知，不同年份中10个因子对研究区内城乡融合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的影响程度有所差异。

研究区整体地势东高西低，海拔高度作为重要的自然要素，其q值从2010年的0.3872上升为2019年的0.7951，是影响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的重要因素。海拔较高、地势起伏较大的自然特征，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区域交通通达性、限制区域产业和城镇化的发展，如南川区、綦江区等区县因其辖区内海拔较高、坡度较大，导致其城乡空间融合水平略低于同时期的其他区县，并进一步影响其城乡融合子系统的整体耦合协调度。此外，地势起伏较大也会导致区域生态环境脆弱，加剧水土流失等情况，不利于城乡协调发展。

表3 重庆主城新区城乡融合子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评价指标体系

表4 重庆主城新区城乡融合子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探测结果

距主城区距离反映了主城9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其影响力q值呈上升趋势。离主城区较近的区县，如璧山区、江津区等在主城区空间溢出效应影响下，受主城9区辐射带动作用明显，其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高，耦合协调度较好。虽然建成区面积占比对城乡融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力水平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但其2019年的q值仍较高，表示其仍然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如长寿区、永川区、涪陵区等区县，由于自身发展历史较长、社会经济基础较好，建成区的不断扩展，有利于其区域内的资金、技术等要素流向农村地区，缩小城乡差距，从而促进其城乡融合子系统的耦合协调。

经济因素的4个因子中，除非农产业产值占比以外，其他3因子的q值在10a间都呈波动上升趋势。非农产业产值占比的q值虽有所下降，但其多年平均值为0.5632，表明该因子在10a间对各个区县城乡融合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有一定影响。地区的发展总是首先体现在经济方面，如潼南区、大足区等社会经济基础较薄弱的区县，10a间随着经济发展，地区经济实力整体上有了较大提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经济融合子系统增速较快，带动了区县城乡融合各子系统间耦合协调度的提升，促进了地区城乡融合的耦合协调。

城乡养老保险覆盖率、教育支出、医疗支出等可从不同方面衡量一个地区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备程度。教育支出、医疗支出两因子的q值均呈波动下降趋势；城乡养老保险覆盖率的q值在10a间呈波动上升趋势，其多年平均值为0.5385。表明城乡养老保险覆盖率成为影响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提高城乡养老保险覆盖率将有利于促进地区城乡融合系统的耦合协调。

从时间演变而言，10个因子中，海拔高度、距主城区距离、人均GDP、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农村人均纯收入、城乡养老保险覆盖率等6个因子的q值在探测的过程中呈波动上升趋势，其余4个因子的q值则呈波动下降趋势。从整体而言，自然因素、空间因素和经济因素对重庆主城12新区城乡融合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的影响较大；社会因素对其影响力相对较小，且影响力在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2010—2019年，重庆主城12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总体上呈向好趋势，城乡融合综合水平指数从0.3542上升为0.6642，年均增长率为7.23%。2010年，12新区中有9个区县处于低水平融合阶段，仅有3个区县达到中水平融合阶段；到2019年，12新区中处于中水平融合阶段的区县有3个，其余9个区县均达到中高水平融合阶段。

10a间，研究区城乡融合子系统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均呈波动上升，城乡融合子系统协调度从0.5370上升为0.7620。2010年，主城12新区城乡融合系统耦合类型主要为磨合阶段，协调类型主要为基本协调；2019年，城乡融合系统耦合类型主要为高水平耦合，协调类型主要为中度协调。空间上，主城12新区各区县城乡融合子系统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较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其西部。

10a间，社会因素对研究区城乡融合子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影响作用呈下降趋势，自然因素、空间因素对其产生的影响作用呈上升趋势；人均GDP、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等经济因素始终是影响主城12新区城乡融合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的重要影响因素。

6.2 讨论

城市和乡村是架构在地理空间之上的有机整体，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等非均衡性问题必将影响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重庆主城12新区作为重庆未来的重点发展地区，研究其城乡融合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将为重庆其他区县的城乡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但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城乡融合涉及城乡发展的各个方面，研究虽从城乡空间融合、经济融合、社会融合、生态融合等4个方面对城乡融合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但相关指标体系不够完善，如何选取更具有代表性的指标等尚需讨论；城乡关系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本文的研究期较短，有待在后续的研究中加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