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 魂(连载之十一)

2022-12-19 12:06彭仲夏湖南怀化
文艺生活(艺术中国) 2022年9期
关键词:袁隆平杂交湖南

◆ 彭仲夏(湖南 怀化)

第五章 自然探秘永不休

万丈红尘三杯酒,人到中年一壶茶。获得特等发明奖后,袁隆平却没有稍事喘息。他看到设在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领导的水稻矮化育种的成功,对全球水稻研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时,菲律宾、印度、印尼都有国家水稻研究所或中心,直接与国际水稻研究所对接。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水稻生产国,拥有不同的水稻生态区和十多个主产省份,也都建有水稻研究所或中心。虽各有特色,但力量分散,研发缺乏竞争力,连一个统一对外的国家级水稻研究所都没有。农业部退居二线的副部长刘锡庚,心里放不下杂交水稻,组织成立全国杂交水稻专家顾问组,聘请陈洪新任组长,袁隆平任副组长。袁隆平实际上一直都在为全国杂交水稻的研究和推广应用谋篇布局,以往杂交水稻协作攻关都是由湖南农科院水稻研究所负责组织的,现在看来农科院水稻研究所难当此任,需要建立一个专门机构来加强全国的协调,以确保杂交水稻研究的世界领先地位。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成功,促使袁隆平产生了建立杂交水稻研究所的想法。

袁隆平立即将自己的想法向陈洪新汇报。受聘为专家顾问组组长的陈洪新,正苦于顾问组出师无名,因而二人一拍即合。至于这个指导全国的平台设在哪里为好?袁隆平深知安江农校偏于一隅,要把杂交水稻事业做大几乎是不可能的;北京,不适合水稻研究;海南,搞育种有利,但比较偏远,水稻种植没有代表性;长沙,它是鱼米之乡的省会,也是杂交水稻发源地。放到长沙,可以挂靠湖南农科院,那里本来就是搞科研的地方,那里很多人一直是他的合作者。袁隆平深知,湖南农科院还可以为杂交水稻研究机构提供巨大的行政资源,长沙就成了袁隆平的最佳选地。随即他就找省科委商量。省科委一直是鼎力支持杂交水稻科研项目的,恰巧省科委计划处处长是从广东省科委调过来的蓝宁,她十多年前,在广东科委时曾雪中送炭大力支持过袁隆平。现在杂交水稻获得了第一个特等发明奖,前景一片光明,锦上添花的事还用说吗?她力主由省农科院牵头,组建杂交水稻专门研究机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省农科院院长傅胜根向省委、省政府申请,考虑到研究中心今后晋升国家级地位,“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就没有那个“省”字了。

成立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省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王治国、省长刘正和省计委、科委、财政厅、农业厅都全力支持。这个中心隶属于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管辖,行政级别为副厅级。

一九八三年四月,蓝宁带队赴北京,向国家计委递呈申请拨款的报告。那正是百废待兴的年代,一个被“十年浩劫”折腾得元气大伤的中国还处于恢复期,国家财政捉襟见肘。给一个地方科研机构拨款非同小可,蓝宁做好了据理力争的准备。岂料把每一分钱都掰成两分钱用的国家计委领导严谷良,连眼睛都没眨一下,为此项目一次性拨款五百万元。袁隆平得知后,连连惊叹:“五百万,这实在是一个天文数字啊!”但袁隆平却不知道三系配套后,严谷良曾会同农业部,为在海南加快南繁采取增拨化肥、农药等措施,促进杂交水稻的推广。

国家计委专项资金拨下来后,随即成立筹建班子,展开选址、设计、调配人员、购置设备等工作。傅胜根主持最棘手的基建用地和民房拆迁,又带队去广东、武汉科研单位考察试验大楼设计和科研设施用地。不到一年,在长沙东郊马坡岭的荒野上,办公楼、实验楼、宿舍楼相继拔地而起,四周树木青翠,道路井然有序,并拥有试验基地一百七十余亩,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初具规模,这是国内外第一家杂交水稻科研机构。谁来担任研究中心的掌门人呢?陈洪新认为这个研究中心应该以袁隆平为中心,袁隆平在海南攻关和指导制种中表现出了卓越的协调、领导才能。袁隆平当副职分管业务,如果主持全面工作的一把手同他的学术观点不同,他能搞好研究吗?再说,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是面对国内外科技界的重要窗口,外国友人看重的是技术权威,只有他才能代表国家形象。

隔行如隔山,所以这个主任则非袁隆平莫属。他当时正在海南三亚南繁基地制种,接到消息时,心里既惊喜又诧异。他作为党外人士,长期以来只负责技术工作,未挑过这么重的担子。他心里很清楚,这种安排表明了党组织对他的高度信任,寄予了殷切厚望。为了让他心无旁骛做好杂交水稻研究开发工作,省农科院院长傅胜根亲自兼任中心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为袁隆平的研究大本营顺利迁入农科院保驾护航。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五日,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召开成立大会,大会由省长刘正主持,袁隆平不容推辞走马赴任。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在他的惨淡经营下,聚集了一支优秀的科研队伍,设立了育种、农艺、基础理论、技术开发和国际合作等职能部门。

一座连同附属设施共占地一万两千平方米主楼五层的科研大楼,设学术报告厅、成果展览厅、化验室、特殊实验室、资料室、图书室等,并配有冷冻离心机、液相色谱仪、自动定氮仪、超薄切片机、扫描电镜等先进仪器设备,这些仪器设备,当时是最先进的啊!那时国家还不富裕,花了大量外汇,可见国家对粮食的重视。

湖南研究中心的喉舌《杂交水稻》杂志,一九八五年通过油印的形式,出了一年六期试刊,第二年就正式发行,成为世界上第一份杂交水稻专门杂志。这个刊物在促进科研成果向生产率转化、推动杂交水稻不断向前发展,以及确保中国杂交水稻的国际领先地位,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外已发行到美国、印度、越南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通过主编《杂交水稻》,袁隆平在这个领域里就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杂交水稻的研究和应用虽然成绩斐然,但从育种上分析还只是处于初级阶段;从产量上看还蕴藏着巨大的增产潜力,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应技术普及与培训之需,袁隆平编写了《杂交水稻简明教程》,同时翻译成英文,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这本中英文对照的简明教程,为国内外学习杂交水稻技术的人士提供了方便。随着国际培训的日益拓展,他著述的《杂交水稻生产技术》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出版,发行到了四十多个国家,成为全世界杂交水稻研究和生产的指导读本。后来,联合国粮农组织又将这本书译成西班牙文出版,发行到更多国家。

在湖南农科院的主导下,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与水稻研究所的领导互相兼任对方的“第一副职”。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所长陈一吾,兼任中心副主任,袁隆平也兼任湖南省水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中心各个室的领军人物分别是:育种室袁隆平(兼)、栽培室周学明、制种资源室朱运昌(兼)、基础理论室邓宏德、情报和技术输出室李馨。李馨是专门从云南农科院调过来的,其余三人,都是从原来湖南水稻研究所室主任位置分过来的。

谁也没料到,袁隆平特别点名要把水稻研究所初出茅庐的毛昌祥调过来。毛昌祥与李必湖是湖南农大的同专业、同届不同班的同学,毕业后分配到了湖南农科院水稻研究所。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四年期间,毛昌祥通过农业部的考试由国家选派到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袁隆平公派在那里做访问学者。他们在一个餐厅里吃饭,大家很快就认识了。一天,袁隆平拿着一台相机,围着国际水稻所转悠,对着建筑物拍照,毛昌祥好奇地问袁隆平,为何要拍这些国际水稻所的建筑物、设施。袁隆平告诉他,湖南农科院要成立一个专门从事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省计委想参考国际水稻所的标准搞设计和建设。

毛昌祥毛遂自荐,请袁隆平把这个事交给他来做。于是袁隆平将相机和两卷胶卷给了他,告诉他包括办公、科研、生活、后勤、环境都拍一点。毛昌祥按照袁隆平的要求,先整体后局部、先外观后内部、先宏观后微观这样的思路,把整个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有关建筑拍成了照片,再拿着分类好了的照片,到菲律宾大学校门外的文印店,做成了两本一样的硬壳封面相册。还在每张照片下方,用仿宋体注明用途,编上目录和页码。袁隆平看了非常满意,省计委的人打开目录页,一目了然,大为赞赏。

一九八四年五月份,毛昌祥学成回到湖南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继续搞他的水稻品种资源研究。不料,袁隆平要他到新成立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工作,过了个把月,他就到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来上班了。

陈一吾按照农科院领导的决定兼任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副主任,陈一吾一九四九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农艺专修科。他比袁隆平大五岁,是湖南农科院的资深研究员,常规水稻学术权威。讲资历、论能力,陈一吾算是一流,尤其能说会道,引经据典,英文也很流利。在杂交水稻方面,他一九七二年就开始研究杂交水稻,略有建树,袁隆平不喜欢纠缠人际关系,搞科研更不喜欢受制于人。不到两个月,中心开了个核心会议。袁隆平提出自己和陈一吾都不要兼任对方的副职了。一是他没有时间过问水稻研究所的事务,二是在技术路线上,两人有时分歧很大,怕影响整个攻关方向和策略。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立时,袁隆平没有将安江农校的原班人马并到中心,而是只带来了部分助手,如尹华奇、张桥、孙梅元等,也是陆陆续续过来的。他留了一部分力量在安江农校,到关键时候,能力挽狂澜。用袁隆平常说的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

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心人员安排又进行了一次“三湾改编”。九月二十号晚上,在袁隆平的住房内,召开中心会议,参加人袁隆平、邓天锡、周坤炉、毛昌祥、邓宏德、朱运昌(缺席)、张慧廉,讨论毛昌祥起草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机构改革方案》。袁隆平非常信任毛昌祥,破格任命他为分管科研和外事的副主任。他工作担子和压力都加重了,成了袁隆平的得力助手。他必须深刻理解袁隆平的科研战略思路,不折不扣地实施袁隆平的意图和措施。

袁隆平这个中心主任,有人以为他既是非中共人士,又一心扑在科研上,不过只是徒有虚名而已。其实不然,在专业技术和专业人才的管理任用上,他几乎是说一不二。他在着手组建和充实科技骨干队伍时,就一边淘汰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一边遴选勇于创新的栋梁之材。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立之初,他就请陈洪新陪同到计划、人事部门去要了编制指标,碰到合适的人才就可以立即定下来,因为人才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如果临时跑指标,就可能坐失良机。

袁隆平看上了毛昌祥,自己手里又有编制指标,只需向陈洪新汇报一声。陈洪新说:“你说行就行!现在研究中心的硬件和软件基本上都达到要求了,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

“当然是主攻杂交水稻二系配套工艺。现在建立了马坡岭和安江农校两个基地,研究的侧重点各有不同。我就两边跑,互相参照,并协调各省的杂交水稻研究人员展开协作攻关。另一件事就是把《杂交水稻》杂志办好。”

陈洪新说:“你这么安排我赞同,只是担子太重。你现在是著名的科学家,爱人和孩子还住在偏远的安江农校,你长期过着单身汉生活,这怎么行!我看你应该尽快把家搬过来。”袁隆平说:“热窝易舍,故土难离呀!我五十年代初分配到安江农校,三十多年啦,那里又是杂交水稻的发源地,我对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有感情。现在安江农校是研究杂交水稻的基地之一,隔一段时间要去看看,所以我暂时不想搬也不能搬。”

然而,袁隆平除了繁忙的工作,每天还要自己烧水、买菜、煮饭、洗衣。他吃东西很简单,大多是吃方便面,加点青菜,拌点瘦肉就了事。这样身体能熬得住吗?陈洪新吩咐毛昌祥给袁隆平找个临时工照料生活。陈洪新把这件事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交给毛昌祥。

袁隆平说:“我有个怪毛病,吃不得不洁净的东西,特别是苍蝇叮过的,一吃就要拉肚子,闹肠胃病。没办法只好自己做,反正也习惯了。”

毛昌祥郑重其事向袁隆平提出“抗议”:“杂交中心没食堂,这是组织决定的。”

袁隆平说恭敬不如从命。请来的人叫刘钟霞,是研究中心的一个职工家属,这个人爱洁净又勤快。袁主任有肠胃病,她就连酱油都烧开再用,吃饭前碗筷要用开水清洗一遍。袁隆平换下的衣服,她及时洗涤,房间打扫得窗明几净。这样一来,袁隆平就可以集中精力和时间用在事业上了。

照料袁隆平的生活,本是刘钟霞的职责。袁隆平却总感到过意不去,每当她做一件事情,总要说“谢谢你!辛苦了!”逢年过节,还要给她送个红包。这让刘钟霞很受感动,称他是个“活菩萨”。袁隆平确实是个“活菩萨”,为朋友办事,竭尽全力。他出国机会多,每次出国,总有朋友央求他带彩电、冰箱什么的,但每回只能带一件,他已为亲戚朋友带回十八件了,可是还有人要他带,没办法“只好排号子”。又如戴牛松,一九八三年起给他当司机,他把三十来岁的戴牛松看成自己的小老弟,从不直呼其名。他有肠胃病,出差总带着食物和饮料,从来不在中途吃饭。而每次外出,小戴的饭食他全包了,不让小戴出一分钱一两粮票。马坡岭有个驼子理发师傅,无儿无女,生活很清贫,袁隆平很怜悯他,只要在研究中心就请他理发。驼子问袁老师,你是大名人,出国出洋的,何解还到我这个小理发店理发呢?袁隆平实话实说,虽然你的手艺不是一流,因为你是个本分人,照顾你点生意嘛!研究中心有个职工的女儿在外单位做临时工,因为一件小事受了刺激,脑子不太好,那个单位不要她了。袁隆平说“我要。”他这个决定引起一些人的异议。袁隆平解释道:“这个女孩子本来受了刺激,如果我们不要,刺激就更大了,对她本人和家里都不利啊!”这么一说,谁也没话说了。后来,这个姑娘的精神恢复了正常,工作干得很出色。

袁隆平在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待的次数多,觉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要以国际水稻所为标杆,发展成一个高水平的研究机构。善解人意的毛昌祥见机向袁隆平提出了自己的一个想法:举办一次杂交水稻国际会议,尽快将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通过国际水稻研究所向全世界传播。真是英雄所见略同,袁隆平立即向有关部门汇报请示,但得到的答复是在有充分会议经费的前提下,举办一次百人以内中等规模的国际会议,筹备工作至少要两年。

一九八五年四月中旬,袁隆平从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讲学带回来一个忧喜参半的消息:国际水稻研究所打算明年召开杂交水稻国际学术会议。袁隆平问大家可否我们两家合办,大家都很赞同。举办国际会议,国际水稻研究所经验丰富,又有经费;在中国(湖南)召开,可以参观现场,能让更多的中国代表参加,这是求之不得互惠双赢的大好事。

农业部何康部长应袁隆平之邀专程前往国际水稻研究所,与分管中国事务的乌马里博士商榷,双方形成共识,世界第一次杂交水稻学术国际会议在中国湖南长沙举办。

筹备工作不是很顺利,关键是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没有举办大型国际会议的经验,加之国内与国际的沟通方式还很落后。袁隆平只好亲自当“信使”,往返于马尼拉和长沙之间,带去这次国际会议的论文英文稿和会议日程表,与联合国粮油农组织驻中国官员费马尼博士最后敲定。

国际会议最后定于一九八六年十月六日在中国湖南长沙召开,十月六日是“世界粮食日”,国际水稻研究所由所长斯·瓦米纳森带队,提前一天飞到广州,再坐火车到长沙,湖南农科院院长傅胜根、袁隆平和毛昌祥前往火车站迎接。

一九八六年十月六日,古城长沙披上节日的盛装,首届杂交水稻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这里召开。来自美国、日本、印度、巴西、菲律宾、以色列、韩国、澳大利亚等二十一个国家和地区两百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国内杂交水稻界的知名人士,几乎都来了。大会由斯·瓦米纳森博士、袁隆平主任和科协主席黄春荣主持。

斯·瓦米纳森在开幕式上说,发展中国家的耕地越来越少,人口却越来越多,唯一的办法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中国在杂交水稻方面的成功,为解决这个问题做出了榜样。他还真诚地对袁隆平说:“袁先生,中国‘野败’的发现是杂交水稻研究的重要转折,制种研究成功为大面积生产扫清了道路。我们这次是来学习的,我再一次感谢您多次不辞辛劳来国际水稻研究所指导工作。”

斯·瓦米纳森博士等十五位中外知名专家在会议上做了学术报告,大会收到各国学者的论文一百五十篇。袁隆平以东道主的身份对世界各国水稻专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然后做了《杂交水稻研究与发展现状》的报告,第一次公开提出杂交水稻育种分三个阶段的战略设想。即通过“三系法”过渡到“两系法”,再向“一系法”发展,大会将这一设想作为会议的主题写进会议文件。

费马尼博士在讲话中说:“我代表国际水稻研究所及其来参加这次会议的各国专家、学者,真诚感谢湖南省与长沙市政府和人民对这次大会的支持。中国有句古话,‘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对水稻研究工作者来说,应是‘上有天堂,下有长沙’。因为,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就在长沙,这里是各国杂交水稻科研工作者的‘麦加’圣地。

为了纪念这次富有历史意义的国际盛会,国际水稻研究所向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赠送了纪念匾,并在科研大楼的右侧修建了一座和平女神像。女神伸展的右臂托举着一只展翅欲飞的和平鸽,左手怀抱着一个天真活泼的小男孩,女神飘逸的长裙四周镶嵌着丰硕的稻穗,女神像与座基一般高,均为乳白色。斯·瓦米纳森博士站在台阶上,接过话筒说:“我相信,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不仅仅是湖南和中国的研究中心,同时还是全世界的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国际水稻研究所十分珍惜与贵中心的合作,并期望将来加强这种合作。”

袁隆平致答谢辞:“我十分理解和支持斯·瓦米纳森博士关于加强合作的提议,提高全球的粮食产量,战胜饥饿,是国际水稻研究所和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共同的使命。我也十分感谢斯·瓦米纳森博士赠送纪念匾,这是友谊的见证。”

纪念碑的铜板上,正面镌刻的是中文,背面是英文。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

国际水稻研究所荣幸地祝贺第一次国际杂交水稻学术会议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召开。在富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召开这一学术会分外合适。这里,通过袁隆平教授和其他中国科学家卓越的研究以及有关人员的献身劳动,使杂交水稻应用于生产成为现实。我们祈望,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功地发展成为杂交水稻研究和培训的国际著名中心。

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 姆·斯·瓦米纳森

一九八六年十月八日 贺

在杂交水稻走向世界的进程中,一九八六年在中国召开的“首届杂交水稻国际会议”起到了很重要的推进作用,吹响了杂交水稻全球化的集结号。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杂交水稻专门研究机构。

随着杂交水稻对世界影响的扩大,来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访问的各国专家、学者、各界人士络绎不绝,越来越多的政要也专程来这里寻求解决本国粮食问题的良策,诸如莫桑比克总理、利比里亚总统、老挝总理、塞拉利昂总统等都曾亲自造访这里。他们不仅赞赏中国杂交水稻对世界做出的贡献,而且希望中国提供帮助促进其粮食生产。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高科技浪潮席卷全球,引起了中国上层的高度关注。高科技开发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中国因财力有限,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不奋起直追,对于国家的发展将非常不利,政府和科技界为此十分焦虑。一九八六年三月,著名科学家王淦昌、王大珩、陈芳允、杨嘉墀联名向中央递交了一份《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科技发展的建议》。建议指出,由美国“星球大战”计划、西欧“尤里卡”计划及其他国家的相应高科技计划,带来了世界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形势逼人。鉴于我国的经济实力,一时无法在整个科技领域与发达国家展开全面竞争,但要以有限的投入,取得最大的效益,并培养出后继人才。这份建议送上去的第三天,邓小平做出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人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做决断,不可拖延。”国务院立即责成有关部门迅速拟定了《 国家高科技研究发展计划纲要 》,简称“863计划”,其总体目标是集中少部分精干力量,在所选的高科技领域,瞄准世界前沿,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带动相关领域的科学技术进步,造就一批新一代高水平技术人才,为未来形成高科技产业创造条件。政府准备逐年拿出一百亿美元用于此项计划。虽然这个数目只是日本每年高科技经费的百分之四,但对于中国来说,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投入,体现了决策者的决心。

袁隆平回顾三系杂交水稻研究应用的实践,加之广亲和基因与光(温)敏核不育基因的相继发现,为他形成新的战略设想奠定了基础。他敏锐的直觉和理性的思考后,指出三系只是育种的初级阶段,育种方法必须由繁到简,从三系向两系再向一系推进。

这年四月,袁隆平参加在意大利米兰召开的无融合生殖学术会议后,提出利用无融合生殖材料固定杂种优势。所谓无融合生殖就是无性种子生殖。如果杂交水稻实现了无融合生殖,杂交水稻就不要再“制种”,这就是一系法。但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高科技生物工程,国际上在这方面的研究进展缓慢。

袁隆平对助手们说:“无论无融合生殖理论,还是光(温)敏核不育基因理论,都为我们打开了杂交水稻研究的新思路。当然,我们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先突破二系法,再向一系法推进。”

这一年,国家启动“863”计划。第一步还是先将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确定为“863”计划生物工程中的第101—1号专题。袁隆平被指定为该专题组组长和责任科学家,牵头组成了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协作组,开展全国性协作攻关。所谓两系法杂交水稻,其优越性就是一系两用,省掉保持系,杂交水稻育种成为“一夫一妻制”了。

自古以来,中国没有解决好吃饭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人们还曾过了几年“苦日子”。那次可怕的饥馑之后,粮食产量曾有所提高,但不少农村仍处于“瓜菜代”的半饥半饱状况。紧接着便是“文化大革命”,“宁肯长社会主义的草,不准长资本主义的苗”,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人口急遽增加耕地又逐年减少。为了抵抗饥饿,靠水的围湖造田,靠山的毁林开荒。秀丽的滇池被填掉三万亩,浩瀚的洞庭湖被填掉百分之四十,千湖之省的湖北只剩下一半湖泊。中原大地上森林处于继续退却的势态。黄河成了一锅泥浆,含沙量居世界之首,每年下海的泥沙达十六亿吨之多。长江流域由于毁林开荒,水土保持遭到严重破坏,如果继续下去,引以为骄傲的长江早晚有一天也会像黄河一样变成黄汤。

人类的短见和愚蠢行为,必然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旱涝频繁,气温上升,空气污染,风沙弥漫……这种恶性循环,导致人类生存空间受到严重威胁。有什么法子既不围湖毁林又能增加粮食产量?这就是袁隆平日夜思考的难题。

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联合国粮农组织分发了一份调查资料:一九七○年到一九八○年,全世界挨饿的人数增长了一千五百万;一九八○年全世界有四亿七千五百万饥民,而且每年要增长八百万;到一九八五年,已有五亿两千万人在挨饿。读罢这份资料,袁隆平就像六十年代初遇上那场大饥馑,再次感到震惊和不安。

现在推广应用的是三系法品种间杂交稻,比常规稻一般增产百分之十五至二十,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但三系法生产杂交种子程序繁杂,成本高,价格贵,制约了杂交水稻生产的发展。由于品种间遗传差异小,其优势不可能再有很大提高,看来目前这种杂交水稻是难以消除世界的饥饿,必须继续探求新路子。这个路子,就是开发两系法籼粳亚种间杂交水稻,这种杂交水稻可能再增产百分之二十。

他是一个富于幻想、永不满足的人,他和他的同事们正一步步向杂交水稻的巅峰登攀。

为了鼓励科学家积极探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两年颁发一次科学奖。中国农科院和湖南农科院将杂交水稻这一成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科学奖,但根据国际上的评奖规则,报奖人不能是一个单位,必须具体到个人。袁隆平是这一领域被公认的开拓者,又是特等发明奖的第一获奖人,于是,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申报候选人。全世界各个科技领域共提出了二十二位候选人,竞争相当激烈,最后还是评上了袁隆平。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三日,袁隆平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年度科学奖,奖金一万五千美元。他从法国巴黎回来不久,就将所得奖金全部捐献出来,作为杂交水稻奖励基金。

袁隆平东跑西颠好几个月没回安江了。他向助手们交代了工作,打点行装,准备出发。这时,他带的研究生李新奇来请他当主婚人。

“好啊!”袁隆平喜滋滋答应道:“这是大喜事,邱趾忠、许可都在闹恋爱,如果你们三位来个集体婚礼,既热闹,又排场,还省钱,多好!”

袁隆平找他们做思想工作,邱趾忠、许可都点头同意。人生大事,总要买些铺的盖的用的吃的呀。袁隆平再动员“中心”的同志帮忙,促成其事。在厨房里为袁隆平煮面条的刘钟霞笑道:“袁老师,怪不得大家都说你是活菩萨!”

“这叫成人之美嘛!我这个当主任的不能老是科研科研、杂交杂交,也该关心关心群众的生活嘛。大伙心齐气顺,干起事来才有劲。对不对?”

刘钟霞端来一碗热喷喷的肉丝面条:“快吃吧,你也应该关心关心自己。”

袁隆平正吃着面,突然“嘟嘟嘟——”电话铃响了。他拿起听筒,李必湖说十多天前,邓老师骑车去大畲坪邮局给你寄杨梅,路上被车撞倒,住进了医院。邓老师坚决不准告诉你,怕你牵挂。现在已经出院在家休息。

袁隆平怪李必湖没及时告诉他,“砰”地把话筒摔在桌子上。李必湖还在电话里讲些什么。刘钟霞不知怎么宽慰袁老师,赶忙去找冯玉秋和毛昌祥。冯玉秋和毛昌祥风风火火跑了来。冯玉秋说:“袁老师,你就立即回安江吧,我去喊小戴备车!”

他说:“没事,邓哲已出院,再说,我已答应参加新奇、趾忠和许可他们的集体婚礼,当主婚人。我不能言而无信呀!”

毛昌祥劝解说;“你放心回去吧,这里有我和冯副主任嘛!”

“不,”他坚持己见:“这次集体婚礼是我促成的。我不能让喜庆的婚礼笼罩着一层阴影啊!这件事只有你们知道,谁也不准张扬出去,要绝对保密。你们看,我这胡子拉碴的,该去理个发,才像个主婚人的样子。”

翌日天刚放亮,袁隆平悄悄钻进了停在宿舍门口的小轿车。这是一个多雾的清晨。小车向“中心”的大门驶去。蓦地,晨雾中只见三对新婚夫妇等候在大门口。他们走拢来把一包包糖果塞进小车里,不约而同说:“请老师把喜糖带回给师母分享,问师母好!”

一辆上海牌轿车在蜿蜒曲折的雪峰山上穿越。戴牛松聚精会神把握着方向盘。毛昌祥第一次过雪峰山,不禁惊讶道:“好险哟,云天雾海,就像坐飞机了!”

袁隆平满不在乎说:“这叫无限风光在险峰!”

“袁老师,”毛昌祥说:“你回一趟家真不容易,你应该快点把家搬迁到长沙去哩!”

“不急,以后再说吧!”

回到安江农校后,袁隆平看到邓哲没事就放心了。他回家不是来休息的,两个助手李必湖、郭名奇在这里,他要和他们搞试验,整理资料,写论文。因为平时很少和儿子们在一起,他还要利用这个机会给儿子们辅导辅导功课。

第二天清早起来,毛昌祥陪伴袁隆平在校园散步。池塘水波涟涟,龙柏墨绿苍劲,然而,却见很多磨盘粗的樟木树蔸上长满了绿苔。毛昌祥皱着眉头问道:“袁老师!从这些树蔸的年轮上看,至少是百年以上吧?”

袁隆平叹道:“何止百年,你看这年轮,已经密得看不清了。”

毛昌祥问:“这些树蔸,是不是当年大炼钢铁烧炭留下来的‘勋章’?”

他摇了摇头叹息道:“不是不是,据说樟木家具可以防止虫蛀鼠咬衣物,地革委主任秦永桥便大开杀戒,将直径一米多的大樟树,锯成板材,用军车一车车运往长沙和广州,孝敬他的上司。后来省革委得到举报予以制止,但长得高大通直的云樟已所剩无几。”

毛昌祥骂道:“这些败家子,还不如军阀冯玉祥,他很爱惜古树,驻守徐州时,出了个告示:

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

散步回来吃了早饭,老朋友李纪春、李代举和龙振忠约好搓麻将来了。茶几上放着三五牌香烟。袁隆平嘴上叼一支,吸一口说:“要抽烟,自己动手,没人伺候。”

第一轮龙振忠放了一炮,立马勾下腰,双手撑地,从桌子底下钻了过去,站起来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好,再战!”

不料第二轮袁隆平输了,袁隆平一手推倒“长城”一边起身要钻桌子。李纪春拖住袁隆平说:“老袁现在是世界著名的大科学家,让他钻桌子,有伤大雅。酒杯一端,放宽放宽,还是免了吧!”

袁隆平说大家立的规矩,人人都要执行。当年曹丞相率兵南下,号令三军,有践踏麦苗者,斩无赦!其后他的坐骑失蹄踩毁了麦苗,曹操厉行军令,拔剑就要自裁,被将士劝阻,割发代刎。他一边说着,弯下腰,很轻松地就从桌下钻了过去。

李代举说:“曹操是故作姿态,沽名钓誉。”

龙振忠说:“袁老师,桌子你钻了。但你刚才与曹操相比,我觉得大为不妥。你是大科学家,曹操是大奸臣嘞。”

袁隆平说:“他是大政治家。他同你一样,已经平反了。”

龙振忠问:“谁给他平的反?有文件吗?”

袁隆平说:“有呀,毛主席写文章为曹操翻案,赞扬曹操,还填了一首《浪淘沙·北戴河》的词——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龙振忠说:“诗文怎么能算成平反的依据哩?”

李纪春插言道:“你是怎么打成‘右派’的,不就是写了首打油诗吗?”

当年县委书记的老婆在学校当图书馆员,仗着丈夫的权势把谁也不放在眼里,动不动骂人家反动分子。这个女人长了一脸麻子,龙振忠就在还书时写了这样一首打油诗夹在书里面:

妹妹一篇好文章,密密麻麻不成行。

有朝一日蜜蜂过,错认他乡是故乡。

不久反右时,有人揭发他丑化县委书记的老婆就是丑化县委书记;丑化县委书记就是丑化党;丑化党就是右派。

毛昌祥不信,龙振忠说中国的文人就是爱多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件事我刻骨铭心、没齿难忘。

他们正说说笑笑,这时电话铃声响了,袁隆平从房里接完电话出来,脸色铁青。毛昌祥问出什么事了。

袁隆平叹了口气,摇头道:“这还像个搞科研的吗?”

大家见发生了情况,就推倒“长城”告辞了。袁隆平要毛昌祥让戴牛松备车。戴牛松很少看到袁隆平这么气愤的神情,试探着小声问道:“老师,到底出了什么事?”

袁隆平说罗孝和昨晚在“中心”二楼实验室加班,拧开水龙头浸种时,水管突然停了水。罗孝和等着来水,没有关水龙头。到了深夜十二点,大楼值班人员连续催了两次,要关门落锁了。罗孝和匆匆离开了实验室,不久水来了,水龙头是开着的,哗哗流出来很快漫过了浸种池,流到了地上,然后又从二楼流到一楼放有超速离心机的地方,将许多珍贵的种子材料浸湿了,最严重的是,这台花了六万美元进口的超速离心机的集成电路板进了水,转不动了。

那时从安江到长沙本来是两天的行程,小车竟然在当天暮霭中冲进了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嘎地停在科研大楼门前。袁隆平跳下车,板着面孔对围上来的科研人员们说:“都到会议室去开会!”

会议室灯光明亮,会场鸦雀无声,气氛肃然。罗孝和低着头坐在角落里。袁隆平气愤地说:“我们‘中心’出了一件大事故,大家都已知道,我不多说了。我们搞科研的人能这么马虎吗?造成的损失多大呵!我很痛心!这是绝对不能原谅的!罗孝和必须在大会上做出深刻检查,充分认识事故的严重性;必须面对事故造成的损失和后果承担责任!这对他本人和对大家都是一次深刻的教训。罗孝和来了没有?!”

“来了。”罗孝和回答的声音细得像蚊子叫。

“上台做检查!”袁隆平狠狠瞪了他一眼。

罗孝和悔恨交加走上讲台,他讲话本来有点结巴,这一急一气,就更结了:“……事故是我,我麻痹大意造,成的,损,损失惨,惨重,影,响响超,超高产科研,我,我……”

袁隆平听着直皱眉头。罗孝和“我我我”了半天,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了,他忽然向台下一鞠躬,转身就走了。这天晚上,袁隆平反复自问:要罗孝和在大会上做检查,是不是过分了?不,不过分。不但在大会上做检查,还要进行经济处罚,这是不能讲半点情面的。又想到罗孝和是晚上主动加班加点、一时疏忽而造成的事故,只要检查深刻,态度好,可以从轻处理。从七十年代初起,十几年了啊,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情。袁隆平觉得有必要找他谈谈心,做点思想工作,于是起身就去敲罗孝和的房门。

罗孝和惶恐不安地趿拉着拖鞋,把门打开:“袁主任,你,你找我有,有事?”

袁隆平走进屋里,只见墙上镜框里嵌着他俩在天涯海角的合影。此刻罗孝和神情沮丧,斜倒在沙发上,痴痴地看着茶几上的海石花发呆。袁隆平想缓和一点气氛,强装笑脸说:“我最不喜欢别人喊我袁主任,喊老袁,或袁小老板都行。”

“袁小老板”这一称呼,也是事出有因。有一次,袁隆平率罗孝和、朱运昌赴日本访问,罗、朱二位不懂日语,而袁隆平不但英语说得流利,日语也在行。当罗孝和与日本友人对话时,袁隆平给他们当翻译。事后,罗孝和开玩笑说:“这,这下搞颠倒了,袁老师变成了小老板,而我成了大,大老板。”现在袁隆平自称“小老板”,罗孝和扑哧一声笑了。

袁隆平又顺手拖过棋盘、棋子,要同罗孝和杀一盘,罗孝和没好气地把棋子推到一边说:“要,要骂,要罚你痛快点讲,莫,莫要绕弯,弯子。”

袁隆平点燃一支烟抽着:“搞杂交水稻,你是有功之臣。别的不讲,当年我们在海南搞制种,你父亲病逝,发来电报,为了抢季节制种,你硬是没回去披麻戴孝扶棺送父亲上山,这使我非常感动。为了把杂交水稻搞成功,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同舟共济,是在泥里、水里一起爬过来的……哎,你别把背对着我,来抽支烟嘛!”

罗孝和不得不转过身来,但没接烟。袁隆平耐着性子说:“如今,国家拨巨款为我们修建了科研中心,原来的‘游击队’变成了‘正规军’。可我们在思想上、管理上还是老一套作风,那怎么行呢?我们的‘中心’是现代化的‘中心’,举世瞩目呀!如果发生了事故,我这个当主任的不严肃处理,你想想,这个摊子以后怎么管啊?这次事故不能全怪你,我也应当承担责任。因为我平时管理不严。孝和啊,我们应当吸取教训,干出新的成绩来将功补过啊!”

这话说得入情入理,罗孝和深为震动。袁隆平又递了一根烟过去,罗孝和这回接了,“叭!”袁隆平又为他点燃烟。

罗孝和愧疚得泪珠在眼眶里滚动,一把抓住袁隆平的手,颤声道:“知,知我者,是你,你袁老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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