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演进历程、核心意蕴与经验启示

孙 开，李效东

(北京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44)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每一种社会形态的更迭都会伴着不可避免的“阵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在党的百年奋斗征程上基于中国具体国情并与时代特征相结合努力实践而形成的道路新模式，不是社会主义道路的机械重复与叠加，而是融合时代性和世界性的道路文明优长，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新方案与新选择。

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演进历程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提出是基于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局势的而进行的理论总结，也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科学体认，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寻求实现现代化路径贡献了中国方案。发展脉络历经了五个阶段。

(一)探寻与尝试——近代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求索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主权、领土遭受损害和践踏，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开始在黑暗中探索救国救民的现代化方案。1851年，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农民揭竿而起，开始了探索未来出路的尝试。以颁布《天朝田亩制度》为纲，给人们绘制了一幅“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图景，但因“天朝上国”的迷梦不切实际，加之农民自身思想的禁锢而归于失败。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以李鸿章、曾国藩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开始兴建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中国现代化渐露端倪。而打着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学习西方的真实意图不过是为维护腐朽的封建专制服务。这场仅停留于器物层面的、隔靴搔痒式的封建统治者的“自救运动”虽未使中国走上富强的现代化道路，但客观上却推动了中国对于近代道路的尝试。19世纪末，一场以维新派为首的戊戌变法运动袭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粉墨登场，从单纯以“器物”层面的改革而转向“制度”方面的变革，但因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社会根基不牢，更没有发动民众之作用，只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而被顽固守旧势力镇压而最终化为泡影。维新变法运动作为探索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的第二次尝试，虽然短暂，但确实取得了思想上的解放。1911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发动辛亥革命，以“推翻帝制，实现共和”为目标，却因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而落败。作为近代以来拯救国民出路的第三次尝试，虽实现了推翻封建帝制的目标，但整体上没有撼动中国根深蒂固的社会根基，也没有给中国现代化提供所需的思想准备和政治前提。这也充分说明：资本主义方案在中国行不通。随后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的新文化运动破除封建迷信，抵制专制愚昧，力求“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2]，但实际上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在当时落后的中国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也不能为中国指明真正出路。

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处于艰难探索迷途中的中国人民送来了希望的曙光，从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中国得到快速传播和认同，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引导革命运动向着反帝反封建方向发展，促进了青年思想的极大解放。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动员更多的爱国民主人士参与宣传革命新思想，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信奉马列主义，爱国运动持续向纵深发展。1920年，在一系列马列主义宣传中心的积极组建下，组织开展共产党的地方组织活动。1921年3月，李大钊呼吁创建工人阶级政党，后来经过同其他共产党领导小组负责人协商，决定通过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来成立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23日，以李汉俊、李达、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等人为代表，党的一大得以顺利召开，通过了首个决议和纲领，并推选陈独秀为书记，至此中国共产党在西方“异质”思想的传播感染、早期共产主义小组的积极创建和一批致力于宣传革命思想的仁人志士的共同努力下应运而生，使中国从此走上了通往民族复兴的光明之路。由此观之，近代以来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反复试验，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代价，这与当时的客观形势与历史情境不无关系。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逼迫，“这种‘压迫’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的贫弱”[3]，由此决定了中国重复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在客观上已无可能。[4]这也表明寻求中国现代化新道路成为大势所趋。

(二)曲折与转折——开启新民主主义革命新道路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让深陷苦难的中华民族一改颓势，中国人民从此有了坚强的组织引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研究和深思当时所处境遇和中国未来革命出路向何处去的问题后，发表《井冈山的斗争》等一系列著作，指出“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农村，而是相反的道路”[5]。1938年，中共中央在理智分析敌我势力与战略情形后，决定继续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奠定了坚实保障和实践路向。有了正确革命道路的引领，中国人民对革命胜利的渴望以及战胜敌人的信念极大增加。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虽遭遇多次曲折坎坷，但也经受住了革命的严峻考验。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理论是接下来的八年抗战以及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路线指引，展现出以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雄才大略的军事智慧，闪烁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真理的光辉和力量。1945年，毛泽东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6]在这一革命理论的引导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团结起来，组织起无坚不摧的统一战线与敌人殊死搏斗，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了新中国，改变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境遇，实现了人民翻身做主人的愿望。新中国的成立宣告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正式开启。

(三)蓄力与调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艰难探索

在跨入中国历史新纪元后，面对政权不稳、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在“一穷二白”的基底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迫切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握当时社会形势，灵活应对，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上完成“三大改造”。针对在过渡时期提出的总路线，结合第一个五年计划目标，以此为路线遵循，在大力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有序合理的改造与调适，以符合社会主义性质，顺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既定任务。这一过渡时期路线的制定与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相吻合，彰显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科学遵循，反映了解放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的内在统一。到1956年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基础初具规模，确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实施，开启了民主政治建设的新篇章。国体与政体的确立表明我国政权性质已属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1954年6月，毛泽东指出，“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7]。认真总结过去我们已经取得的可喜成效，认真吸取失败的经验教训，并以苏联模式为参照和借鉴，开始摸索具有中国特点的发展道路，强调，“必须实行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8]毛泽东所讲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区别于苏联所走的工业化道路，而是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按农轻重次序均衡发展的中国式工业发展道路。在建设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的同时，将“国防现代化”也加进来，这使得我国建设现代化的思想更具全面性、协调性。“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基本确立，逐步深化了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系统性认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总体方略，我国取得了科技、军事等领域的多项“零”的突破，增强并提升了我国工业、农业在世界上的实力和地位，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奠定了基本物质基础。

(四)稳固与奋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

在历经了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之后，中国人民开始打开国门，走向世界。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实际为切入点，理性分析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批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失误决策，果断提出转移全党工作中心，即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上来，打破了过去固步自封、停滞不前的僵化状态，开始循序渐进地从计划经济稳妥有序地向市场经济转变，开放格局向全方位、多领域延展，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踏步走向实现“富起来”的伟大征程。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坚持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以农村家庭承包制作为改革开放的序幕，以解决人民的温饱为首要问题，进而以实现小康生活为未来目标。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强调，“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9]“中国式”不是其他国家所具有的模式，而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必须要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模式，以这一模式为依据探求适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方案。随后党的十二大召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鲜命题为我们今后改革开放走什么路指引了正确航向，为实现“两步走”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依凭，即第一个十年稳固物质基础，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达到小康社会；第二个十年“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随着改革步伐的日渐深入，邓小平审时度势，根据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改革发展生产力上，而经济建设不仅关乎GDP增长，最主要的人民的温饱问题，而这是基本标准和底线。农村问题是关系我国国家长治久安、能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问题。中国绝大多数人口都在农村，解决他们的温饱以及增加收入是改革的重点。可见，改革开放的重点与难点都在农村，中国的改革开放同中国民主革命所走的“先取农村、后占城市”道路如出一辙，此时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认知和理解更为深入。在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下，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从“两步走”稳妥发展到“三步走”渐进深入，一举改变了过去人民温饱得不到满足的境遇，人民生活开始奔向小康，进而向全体人民实现小康目标的进发，人民生活更加优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始步入“快车道”，顺利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跨越，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提供了充分的物质保障。

(五)赓续与开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形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紧跟时代步伐、与时俱进，走自己的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基本依循，牢牢把握发展这一永恒主题，在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向“三位一体”、“四位一体”系统发展迈进，再向新时期“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创新转变，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开辟与形成正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坚守与共同奋进的产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灵活应变，科学把握当前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任务，在分析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制定符合新发展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总体目标。当前，我国已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实现了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正在朝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系统全面的现代化，而不仅仅单纯强调“经济指标”的增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治理”作为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任务提上议程。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强调了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的阶段性目标(以15年为一阶段)，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其中，“美丽”一词突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将其置于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强国”二字意味着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进程的跃迁，我国正努力实现多领域的全面的现代化。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新时代“两步走”战略引航下，中国人民大踏步实现了全面小康，生活水平迈上更高台阶，历史性地消除绝对贫困，正朝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向前。面对国际国内的“两个大局”中国式现代化全力加速，全面深化改革，同时创新发展战略全面实施，取得“天眼”“探月工程”等一大批重大科技创新领域攻坚项目的崭新突破。此外，新时代涌现出的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以及伟大建党精神进一步丰富和延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赋予大踏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以鲜亮底色和厚实成色，也为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供给持续精神动力。

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核心意蕴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仅是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实践探索，是对新的更高文明形态的创造与开启，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凝练表达。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0]这五个特征环环相扣、由内而外地层层深入，道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不是对苏联模式、西方式现代化的复制再版，而是在新时代呈现出新特点的创造性的理论形态。

(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从西方引入中国时被视为“异质”思想，经历了从最初茫然、不解到逐步获得中国人民接纳与认同的过程，并融入中国具体实际，扎根于有着悠久醇厚文明的文化沃土，实现了马克思在中国的时代化、大众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充溢着不朽的人文精神、价值理念，如儒家提倡的“大同”、道家的“治大国若烹小鲜”、墨家的“兼爱”与义利观等等，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人类的远大理想——共产主义具有融通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作为新时代提出的原创性命题，熔铸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追求和文化基因，代表着民族特性的精神标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对那些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因素进行合理“扬弃”，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中国具体实际存在一个相对所指的范畴：现实情况与历史积淀，即在认清与分析我国当前基本国情和时代特征的同时，还要将历史积淀与文化传统因素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予以考虑。而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更加突出的是古与今、中与西的先进思想理论、文化价值观念融合的问题”，[11]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得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滋养，又在于将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思想精粹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恰当结合并进行吸收转化，以符合当前发展着的实际情况。

(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打破西方资本主义所崇尚的“个人中心化”固有模式束缚而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

西方式现代化高扬“民主”旗帜，在资本主义所谓“普世价值”的掩映下，其现代化表现出唯利益至上的色彩，马克思说资本文明是最高、也是最后的文明，但充斥着野蛮。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这种赤裸裸的人身依附关系下愈发不可调和，进而生发出贫富差距、种族歧视、经济危机、社会失序等现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以资本为主导逻辑的固化模式，而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本经济制度，实行按劳分配，将人民的利益摆到优先位置，体现效率与公平原则，展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在人民的热情支持与衷心拥护下持之以恒的扎实奋斗而形成。人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习近平一直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未来改革发展的目标，只有心系人民、一心为民、依靠人民，为人民谋福祉，才能筑起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力量和坚实根基。这同西方式的现代化是为少数人的、为少数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现代化形成鲜明比对，既能有效避免西方式现代化因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激化而导致市场的紊乱失调，又能将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有效结合，引导人民通过诚实守信与合法经营共同奔向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突破单向度发展方式制约而以推进“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

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往往呈现出单一式特点，在“个人中心主义”、“消费主义”优越论的拥趸下，资本主义现代化明显被打上“商品拜物教”烙印。资本家与工人之间表现为赤裸裸的人身依附关系，工人没有所谓的人身自由，在资本家的严密监督下进行劳动并获得维持生活的基本物质资料，资本家通过各种非正常手段牟取高额剩余价值，致使劳动产生异化。马克思猛烈批判了资本主义文明的罪恶。反观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则完全打破了资本主义社会个人中心的现代性困境，转而以全面均衡的发展模式取代。中国式现代化破除了过去单纯强调经济发展、唯GDP论的传统理念，突破了为换取一时经济效益“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方式，是对只重发展数量和速度而轻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模式的革新，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基本依托的现代化。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再到“五大文明”齐头并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深化了对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的科学认识，凸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解构了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框架，为有效解决其他发展中国家困惑与难题提供有益启迪和解决思路。

(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谋求独立自主以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现代化

谋求和平发展，实现合作共赢是各国一贯追求的普遍愿望。党领导人民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寻求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借鉴成果、总结经验，“摸着石头过河”下试错前行，在反复的实践磨砺中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于中国和世界的整体发展意义非凡。独立自主作为处理国际事务及国家间交往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之一，体现我国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一贯秉持的根本立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西方所主张的“大国必霸”、“强国必霸”的路子截然不同，而是和平发展的光明之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人类共同追求的理念基础上，尊重世界各国文化多样性与差异性，求同存异。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规避了西方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破坏性风险，也分化消解了西方现代化所张扬的“单极世界”、“零和博弈”的主导性力量，决不允许他国以各种名义干涉我国内政，而以独立自主的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形象与其他国家友好相处、合作共赢，为中国自身发展壮大指出了鲜明发展路向，也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谋求现代化的实现贡献了典型范式。

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经验启示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承载着渊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又被包孕在世界文明的“万花丛”中，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现实性与历史性的统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回顾历史、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时间长卷中历经反复多次的理论求证和实践摸索而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同时也是把握国内新发展阶段和国际复杂局势、借鉴他国道路经验但又区隔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打破了“社会主义失败论”、“历史终结论”、“西方文明优越论”的魔咒与迷思，从“‘世界走向中国’的时代正在转换为‘中国走向世界’的时代”，[12]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和人民提供了中国方案。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主心骨”，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毅力永葆党的生机活力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领导中国人民为寻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斗争，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与奋斗，我们成立了新中国，成为一个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伟大国家。不论是在硝烟弥漫的革命年代，还是大刀阔斧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时期，党时刻发挥“战斗堡垒”“钢铁长城”的重大作用。正如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之一就是——“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13]这不仅是我们革命胜利重要法宝，还充分凸显党在革命时期的关键性作用。经过十年动乱的浩劫和一系列拨乱反正，中国共产党迎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十三大确立党作为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团结和带领人民朝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中国共产作为百年大党，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奋斗精神进行自我革新，保持党内肌体血液的鲜活。因此，中国共产党对内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对外则是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负责任大国的领导者，以刀刃向内的鲜明品格进行自我革命，团结其他党派进行互相监督，时刻保持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为人民造福，保持党永远蓬勃向上的生机活力。

(二)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一“定盘石”，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为行动依归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还是检验时代进步与否的“阅卷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致力于增进人民福祉的实现，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探索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都一直将人民主体理念视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并付诸实践。在不同历史时期，党的几代领导人都对人民倾注着满腔热情与赤诚之心，毛泽东将农民比作“土地”，随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以及习近平针对不同时期人民的历史作用和地位进行了重要解读与阐发，这一系列关于人民主体理念的科学论断和阐释，既表达出党和国家领导人心系人民、关爱人民的高尚情怀，更彰显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人民的磅礴伟力，以及作为“定盘石”发挥作用的无可替代。因此，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时刻将人民的冷暖安危牢记于心，急人民之所急，倾听人民心声，及时反馈民意民情，保证改革发展成果的公平性与普适性，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三)坚持伟大精神引航这一“风向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注入新鲜动力

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实践探索进程中，党历经百般磨难而依然展示出英姿飒爽的活力，“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14]中国共产党百年就是一部英雄人物作为“领路人”指引饱经磨难的中国人民走向光明和幸福的奋斗史。正是凝聚了每一位共产党员、每一位革命先烈、仁人志士、英雄人物“视死忽如归，捐躯赴国难”英勇无畏、大义凛然的高尚人格和精神风貌，才形成了激励和鼓舞中国人民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伟大精神谱系。无论是革命时期涌现出的长征精神、红岩精神等的指引，抑或是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等的激励，其背后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人坚强的意志品质和坚定的理想信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精神支撑和动力支持。伟大精神包蕴着创造、奋斗、团结与梦想，赓续着中华民族的红色基因，流淌在中国人民的血液中，是一股深潜无形的力量，指引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奋斗征程上引吭高歌。因此，必须继续将革命、改革、建设进程中涌现的伟大精神发扬光大，诠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内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精神地基。

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基于中国国情作出的符合历史和人民的正确选择，蕴含着中国人民对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自信，凝聚着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国民族复兴所积累的理论和实践智慧，是社会发展规律与历史主体选择的统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仅“走得对”，而且“走得好”，也必定会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发展自身、造福世界。